| 江上有奇峰 |
2009-03-21 07:54 |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
1． 1989年7月20日（星期二）《新明日报》，叶寿权： 《蝗军杀我九亲人》
新闻正文： 虽然事隔40多年，港尾村全村600多人被杀，只有30人逃出生天之情景，宛如昨日，历历在目。
“蝗军疯狂屠杀，造成尸遗遍野，鬼哭神号，他们禽兽不如，是魔鬼的化身！”
坚持讨回公道
港尾村大屠杀见证者孙建成斥责蝗军暴行
孙建成是一名的士（出租车）司机，每天穿行首都梳邦国际机场路线，他对本报说，在1942年3月16日，这个他永世不忘的日子里，蝗军夺走他9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生天，当时他才7岁，祖母则65岁了。
在其他罹难者家属的配合下，孙建成将继续寻求日本政府对受害者家人作出应有的赔偿，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东西，日本政府若这样做，将表示他们承认犯下错误，并负起责任……
在港尾村被蝗军屠杀的孙建成亲人计有： 父亲孙紫针（32岁）、妹妹雪霞（3岁）、二伯母郑蜜（35岁）、堂姐孙维(12岁)、堂哥孙建国(8岁)、姑丈王在(38岁)、姑母孙腰（29岁）、表兄王意（8岁）、表妹王梅（6岁）。
日军入村屠杀
1942年，孙建成只有7岁，在一颗小小的心灵上，即烙下了悲惨而不可磨灭的创伤。
孙氏追忆往事时，连每一个小节都记得十分清楚，宛如这幕悲剧在昨天发生一样。
“1942年3月16日早上大约7点多，我跑去镇上路口看热闹，当时日本脚车队以2人排成2行的行军队伍，缓缓而过，后面紧跟一辆黑色的汽车，里面坐着一名军官……”
蝗军以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手无寸铁
的村民，此情此景令人发指。
孙建成说： “港尾村村长杨金鸿之前已接到消息说日军将来这里和居民对话，并派发安居证。”传话者是严田中尉和侨本少尉。这两名军官还下令村民要夹道欢迎日军抵达，以示敬意。
杨金鸿于是以村长身份吩咐村民热情欢迎日军，就好像全体村民那样，有谁敢违拗日军的意思呢？
由于村长早已吩咐在先；一些日本兵跑到村民屋前指手划脚讲出一番人们听不懂的日本话时，村民就知道要出去小镇，等候日军到来。
只有十多间店面的港尾村小镇大街，斯时间变得热闹起来，当时已聚集了大约几百名村民，他们都被令坐在草场上。
躲在五角基看热闹的孙建成，当时望见地面上堆砌着一堆堆的枪杆，上面插着阴森森的刺刀，小小心灵彷佛觉得这里快要发生大事似的。
大约80名日本军人在大块朵颐，狼吞虎咽似的饱尝美食后，就有所行动了……
想到这里，孙建成说： “我们全部受骗了，蝗军有这么好心派发安居证？”
当时，大约是早上10点多吧，日军拿起枪杆，把村民团团围住，这时，大家都知道大祸临头了，老妇、幼童，甚至是大人都哭了起来，无助的哭声传遍整个山野……
婆孙躲进床底
孙建成说，蝗军这次不想浪费子弹，首先把人群分散，然后以枪杆上的刺刀逐个杀！
“我不知道其他人被押去哪里，我的11个亲人，父亲、妹妹、姑母、姑丈等等都被分开押走。”孙建成说： “祖母和我则押在一块，朝着芭上的2间屋走去。”
遭日本蝗军残杀的森州港尾村
六百余人的尸骨，被掘起之影。
孙建成和祖母进入其中一间屋子，里面已有八九个人蹲在地上。当时有一名日本军人，在他们婆孙俩面前，用碗背磨刀，示意杀人……
这个军人出去了一阵子，又回到屋内拿枕头，不知有何用处。由于出去两趟，孙建成婆孙俩才有机会躲进床底，逃过厄运。
婆孙俩躲进床底不久，就开始听到村民嘶喊及尖叫声，他们纷纷被刺杀了。
回忆往事，想来命大，孙建成追忆说，看守他们的这个军人，也许是故意放他婆孙俩一条生路，竟然连床底都不去搜查。虽然如此，几百条村民的性命，却在同一时间丧失。
佯言对付共党
孙建成斥责蝗军在港尾村刺杀600多名无辜的村民后，自称只是对付共产党。
他说，蝗军当天区区数十人在面对这么多共党时竟然没有人受伤，没有人被杀？这简直是鬼话，自欺欺人，有谁会相信？
40多年来，就好像港尾村蒙难者家属那样，孙建成希望日本对蝗军大屠杀事件有所交代，并交代清楚。
他也希望日本不要堂而皇之地指责别人滥杀无辜，因为日本曾犯下更严重的大屠杀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1）
2． 1994年11月26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被蝗军刺九刀死里逃生，杨振华受邀述血腥暴行》
杨振华说：日本蝗军用刺刀从我的背部猛插后，留下多个伤痕。
日本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马来半岛时，干下一连串滥杀无辜良民的罪行，有关人神共愤的大屠杀血腥暴行，造成一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尸体到处暴晒，冤魂遍野，真的是鬼哭神号，悲惨万分。
当年日本蝗军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展开大屠杀行动，共有670余人惨死在日军的刀尖下，连村长杨金鸿也不能幸免，一家26人被杀光，只有儿子杨振华一人被蝗军刺中九刀后大命不死，劫后余生。
杨振华，现年60岁，目前居住在森美兰州芙蓉小甘密忠诚园住宅区，在瓜拉庇朥联合巴士有限公司任职。
杨氏受到日本“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团结委员会”的邀请，于12月5日飞往日本，在该国六个城市举行的“亚洲公开讨论会”中，为蝗军大屠杀暴行史实作出证言，以下是杨氏讲述的当年亲身经历的悲痛事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半岛时，杨振华与家人是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居住。
当时的港尾村约有100多间房屋，男女老幼人口共有600余名。大多数村民以务农为生，种植香蕉、黄梨、木薯，同时也养猪、养鸡、养鸭等。还有部分村民是在附近的大园丘当割胶工人。
一家26人被杀
杨氏父亲杨金鸿，当时是港尾村村长，他们一家大小26人，包括祖父，祖母，父亲，两位母亲，两位叔父，三位叔母，还有姑姑，多位堂兄弟姐妹，以及他本身的兄弟姐妹共9人，全部都牺牲在蝗军的刺刀下。
1942年3月15日下午3点多，一队日本蝗军骑脚车进入港尾的“香蕉芭”，先将该处的七八户人家杀死，并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屋。
当天下午5点多，该批杀人放火的日本蝗军从香蕉芭出来，到港尾村街场，驻扎在当地的华文学校里。他父亲身为村长，便带了一位姓陈的年轻人去会见日本蝗军军官，以示尊敬。该年轻人会讲日本语，他的母亲是日本人（战争发生后，这批日本妇女即被英政府扣留）。
后来，他的父亲叫人杀猪、杀鸡、煮饭，请日本蝗军吃晚餐。接着蝗军军官命令村长通知村民们，于次日上午9点钟，必须到街场店铺前面的空地集合，等待领取“良民证”或“安居证”。
16日早上，另一队日本蝗军也蹬着脚踏车进入港尾村，与较早前驻扎在华文学校的蝗军会合。当天村民都遵照蝗军的命令，陆续到达会合地点，而日本蝗军也早已在空地四周列队，他们的步枪都装上了刺刀，街口还架着机关枪。
过后，日本蝗军将集合在空地上的全村男女老幼村民，分成数十人一组，押到店屋前面或后面的果园、荒地、烂芭（低洼地）等处，然后再分为七八个人，或十多二十人的逐次加以刺杀。
杨振华当时已经安排在即将被虐杀的人群中，他看见村民一批一批被蝗军押走，同时也听到他们，尤其是妇女们的哭声、呼喊声，以及惨叫声……
过了不久，终于轮到杨振华一家人了，他与父亲、祖父、叔父和其他几个村民被押到屠场去，日本蝗军强迫他们跪下，上身向前俯，两手着地，蝗军于是从背后用枪口刀向他们猛刺。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2)
昏死后醒来
杨氏当时被刺了九刀，尖刀由背部刺下，一直穿透到胸前，由于他当时把右手掌按在胸前，所以无名指被刺断了两节，他被刺后便昏死在尸体堆中。
日本蝗军的尖刀从背部直刺透过胸前，把他右手的无名指刺断两节。
次日天亮了，杨振华醒了过来，看见父亲卧躺在地上，便伸手去推他，叫他起身逃走。但是父亲没有反应，他已经死了，背上有两个染血的刀孔。当杨氏进一步向周围观看时，看到祖父也死了，叔父也死了……他们也与其他村民一样惨死在日本蝗军的刺刀之下。这是一场野蛮、毫无人性的大屠杀！杨振华终于痛哭起来……
在那遍地尸体的村庄一角，另一位刀下余生的小孩，听到杨氏的哭叫声，也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他们于是向街场走去。杨氏当时想要回家，走了不远，忽然听到劈劈啪啪的声音，他们感到非常害怕，心想蝗军一定还没有离开港尾村，马上又转头回到尸体堆旁躺下来。后来他们果然看见蝗军在港尾村街场放火焚烧房屋。
遇救命恩人
杨振华那时在尸体旁躺下的地方，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当他感到口渴了，肚子饿了，便到小溪边喝水。他在其父亲尸体边又躺了一夜，现场的血腥味吸引了一种黄褐色的大蚂蚁爬到他身上的伤口吮吸……情况惨不忍睹。
到了第二天，当太阳偏西的时候，杨振华便与那位姓叶的小孩，再次向街场走去，他们看见该村的店铺和住家全部被日本蝗军烧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叶苟悲伤地追述48年前家人在港尾村遭日本蝗军惨杀经过。
他们在那儿遇见一位好心的广西人，当对方知道了他们的不幸遭遇后，便带他们回到附近的“石岩门”，住在公司屋（工人宿舍）里。该广西人用草药为他们两人以及其他被蝗军刺伤、死里逃生的村民们治疗伤口。那位救命恩人收留了他们两个多月，终于把他们的伤口治好了。
（参见本节案例2）
3． 1990年2月24日，锦华： 《一家六人惨死日军刀下——叶苟目睹父亲被杀心灵伤痛毕生难忘》
讲起日本蝗军于1942年3月16日在庇朥港尾村暴戾不人道残杀无辜，前日现身的另一名余生者叶苟，在接受报界访谈时，大有旧仇新恨之慨。
他在日本反战组织领袖之一的林博史之跟前默默无语，他只希望反战分子能将当年的史实公诸日本社会，为无辜牺牲者申诉。
叶苟，现年已经57岁，当年他只不过是个9岁的孩童，可能在大屠杀中对他下毒手的刽子手不忍下重手，因此他的背后一共中了六刀，所以命不该绝，给他生还，但是他的至亲共有六人却惨死在蝗军的枪尖下，此种悲天动地的一幕幕使他小小心灵创伤。憎恨，毕生不会忘掉。
当年他与父亲叶庚，生母郑娘，父亲的大婆黄四，姐姐正娣，弟弟显房与其他的村民居住在港尾村（巴力丁宜），以养猪种植为生，父亲且兼看管庇朥大伯公山——中华义山，在义山的宿舍，他的父亲还有一位第三太太陈祝英。
叶苟也证实，3月16日那天早上，一大队日本荷枪脚车队开到港尾村，父亲一早用脚车载香蕉到庇朥市场去售卖归来。
母亲听说已有大批日本兵开到村内，大家都感到害怕，母亲建议离家躲避，但父亲反对，他说： “刚才回来时已见到日本兵，手已打了印，不必恐惧。”
父亲且说： “我们绝对不能逃跑，否则日本兵生气会杀掉全村人。”
就因为父亲的一番话，我们举家都未逃避。
不久，一队日本蝗军来到家里点算人数，说是要发安居证（良民证），吩咐一家人不可离开，说完后离去。
过了不久，另一个蝗军来到，吱吱咕咕再点算人数，并示意全部跟他去，在此种情况下，谁也不敢违抗命令，只好跟着他走。
叶苟说： 到了市镇，那边早已集中了许多村民，大家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只有听蝗军指示排好队。
“我看到日本兵都将枪‘三角交叉’置于路上，他们嘻嘻哈哈在饮食。”
日军吃饱后，不久，一名类似军官者，在武装日兵护送下，抵达旷场，与在场的日兵交谈一阵驱车离去。
紧接着，在场的蝗军队长开始下令，将集合的不知多少百人，分成一队队，每一队十多20人，各由两名持枪刀的蝗军带领向不同方向而去，所被带去的人都一去不回头，另带一批离去，除了听见惨叫、嚎啕声之外，就不见有一个村民回来。这时大家才知那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欲逃不得，求救也无门，只有听天由命。
大约是中午时候，除了父亲紧牵着我的手之外，母亲姐弟都被分散到其他队伍去。
村民被押至河边屠杀
叶苟解下上衣，让笔者见证其背部遭日本兵刺戳留下的刀痕。
我和父亲及其他村民约20人被押到一条小河边，蝗军用枪指指点点，令我们仆在地上，父亲牵着我不肯仆在同一队内，但最终也屈服仆在另一边，这引起蝗军生气，枪尖恶毒地一刀刺在父亲之背部，并且脚踏住父亲身体，将枪刀拔起，父亲惨叫，蝗军狞笑，我则在旁大呼大哭，结果背部也被刺了多刀，我也昏死过去……以后其他的同伴当然也都被杀。
直到傍晚我苏醒过来，庆幸自己并没有死，只见父亲仆地动也不动，我哭着去拉父亲，但一动也不动，我痛哭。
这时我也看到同来村民的尸体，也看见一名满身受伤未死的小孩，他就是余生的杨振华（村长的儿子）。
我们两人负伤本能地离开现场，不知痛，也不知怕，只怕见到日本鬼。
一路上，只见浓烟密布，尸体满山野，远远发现有日本兵，吓得我们又仆在地上，很久以后，见日本兵离去，再起身向村里行。
在路上遇到一位受伤，肚皮露出恐怖肠肉的负伤妇女，她叫杨玉妹，她说要回家，但已是有家归不得，结果，我们只好落难，挨着痛苦走到一片胶园，伏在胶房似昏似迷住了两昼夜，只以脏水充饥。
叶苟说： 第三天，我们为求生存，再次踱出胶林，走向被摧毁的村庄，幸运地遇见一位好心的高州人，他带我们到他的家，那地方应该是石叻门的木厂，日本兵没有杀到这地方。
在那边我们见到很多位身中刀伤，死里逃生的村民，都是由高州佬采草药为他们治刀伤。
叶苟指出： 我在高州佬的家里居住及接受医治十多日，深深感激高州佬的侠义精神。
叶苟另一个居住在中华义山宿舍的母亲陈祝英，已获知港尾村全村罹难的消息，但没有人敢涉足港尾村，心知其夫及一家人可能全部被杀，感到非常悲伤。
十多天后竟然有人传来消息，知道叶苟受伤未死，并由高州佬收留医治，即刻遣人到石叻门将叶苟接到义山宿舍，延医为他医治。
叶苟说： 待我的刀伤复原后，陈祝英派出义山工作人员，由我带他们到父亲遇难的河边，由于事隔十多日，遍野尸体腐烂，臭气熏天。但我认得父亲的腐尸，但无法收拾，工友砍一枝木棍在尸体边立木为据。
再过一段不知多少日子，其母才促义山工友将他父亲的骨骸收拾，移到中华义山埋葬。
因此他肯定父亲的骨骸并未与其他的罹难者埋葬于一穴，不过另两位母亲及姐弟的尸骨完全无从认领。
叶苟感慨万千地表示，时间虽然能冲淡一切，但蝗军惨无人道的港尾大屠杀，以及一家人无辜地惨死在魔掌的历史，是毕生难忘的。
数十年来，为了生活，他离开伤心地到外地去谋生，至今才有机会回到庇朥见到日本反战的林博史，并能够将本身的不幸遭遇吐露，以作为蝗军血腥无人道无辜杀戮百姓的史实印证。
（参见本节案例3）
4． 《星洲日报》增版6，郑顺智： 《蝗军血洗港尾村又一明证——全家七口死剩一人蔡德胜中刀不该绝》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3)
1942年3月16日，蝗军在庇朥港尾村（巴士丁宜）展开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600多名手无寸铁的华裔乡民全部被斩头，想不到尚有不少命不该绝者逃出生天。
惨剧至今已将近半世纪，随着不久前蒙难遗属展开挖骨建纪念碑，加上日本反战分子前来搜查史实而掀开这宗惨案始末。
昨日，当日本和平反战组织一要员林博史教授到来访问一些当年死里逃生者时，因此又有两名当年负伤“死里逃生”者现身追述遇难之过程。发安居证为藉口
蔡德胜，现年60岁，当年他只不过是10多岁而已，一家七人只有他一人死里逃生，其他六人，包括： 父亲蔡湘郎，母亲，姐姐蔡菊英、谭妍，弟弟德修、德明，都惨死在蝗军枪尖下，尸骨无从寻觅，遗恨终生。
蔡德胜讲述蝗军
杀害他一家
蔡德胜在记者访问时称： 他的父亲蔡湘郎，当时与家人共住在港尾村，务农为生，父亲为其亲戚管理树胶园，生活美满安乐。
1942年3月16日，他知道数十名荷枪实弹的日军脚车部队到达港尾村，以发安居证为藉口，召集所有的村民到街上旷地集合，所有村民谁也不敢反抗，也不知道这是死亡的前奏。
当全村的人，男女老少都集齐后，在日军号令下，这些待宰的村民被分成一组组，每组十多名，各在两名或三名日本武装蝗军押送下，被带到不同的方向而去。
他说： “当时我根本没有跟父母姐弟一起，我也不知道他们被押到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但只领悟到，一组组的人一去不回头，只能听到惨叫救命声从远近传来。
“我自己被混在另一组里，被押到河边的一个斜坡，手持枪刀的蝗军露出狰狞的脸孔，示令大家排成一排，蹲跪在地上。”
“惨唉！我被排在最后的第二人，眼见惨无人道的蝗军，一刀刀刺在每个人的身上，一个个惨叫而倒毙。”
一刀穿腰而过
在此种情况下，心里想死定了，果然日军一刀刺到他的右腰间，仆地倒下，但冥冥中似乎注定不该死就不该死，那一刀虽然穿过腰间，但并不中要害，昏迷中隐约听到日军吱吱咕咕，并在小河中洗东西。大约半小时之后，他完全苏醒，不见蝗军，只见同被押来的人的尸体散布在周围，惨不忍睹，不知道什么是怕，也不觉得痛，只是心里很悲痛。
他说： 求生是人的本能，尤其是在最恐怖最痛恨的时刻萌生之念更强，忍着痛苦，负着重伤，爬行至森林边缘，就在那里迷糊地度过漫长恐怖的一夜。
第二天，只望见村里烟雾密布，那是蝗军杀了人放火烧掉房屋，四周寂静，到处尸体，令人不寒而栗。
离开森林，向村里走，不知何去何从，也看不到父母姐弟亲人，下意识地明了，他们全部是难以逃过劫数。
负伤走到一间未烧完的房屋，屋外有一口井，巧遇另一名同村负伤逃生的“发油仔”，他很悲愤，觉得生不如死，叫我一同跳井自杀，以免出去又被日本蝗军杀掉。
他说，他不愿这样死，也劝“发油仔”不要跳井，一同出去求生。
负伤蹒跚逃走
他们一同负伤，忍痛，挨着饥饿向着“石叻门”走去，那时日本蝗军可能全部已离去。
港尾村被蝗军滥杀数十年后挖出的骷髅，移葬在纪念碑。
就在石叻门附近，他们幸运地遇到一名高州人，他是一位好心的人，带他们到他的家，石叻门的森林，以后蔡德胜知道这是一间当时的锯木厂，那边早已有很多受刀伤的同村人，惨叫呼痛，此情此景，悲忿填膺，无语问苍天。
这位侠心的高州人很热心，每天到森林里去找药草，为伤者洗伤口，敷草药，然后协助伤者离开到庇朥各地去。
蔡德胜说： 我在高州人那边给他疗伤约十天，伤势大为好转，才独自离开，孤身到庇朥，投靠当时胶商裕和号张耀泗，因为以前我父亲看管的胶园，胶片都是卖给他。
他表示非常感激当年救他为他医治的高州佬。
在庇朥裕和住了两天，带着悲愤的心情到芙蓉亲戚家，那是他父亲管理胶园的园主，获得留下长住。
他痛恨蝗军的无人道血腥惨杀行为，使他家破人亡，只有他逃出生天。
（参见本节案例4）
5． 1993年2月21日《中国报》，陈逸平： 《阿伯控诉——逼我带路找共党蝗军踏烂手脚趾》
日本军占领马来亚时期，王伍尾是一位年约20岁，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当时他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目前的巴力丁宜），以农耕为生，当时过着的是一段相当清苦的生活。
想不到生活在平淡的日子里，一件令人不敢相信的不幸事件却在他的身上发生了，日本蝗军不知从哪里得到错误的情报，诬赖他是共产党的成员，将他扣留后以各种残忍的手段逼供。由于王伍尾与共产组织根本无关，因此对蝗军提出的问题也一无所知，所以完全没有答案，谁知蝗军因此而恼羞成怒，以军靴踩踏他的一双手掌的十双手指和右脚的五双脚趾，以达到逼供的目标，结果造成王伍尾的有关手指与脚趾后来因为得不到良好的医治而腐烂了……
酷刑逼供
王伍尾今年已经是一位72岁高龄老年人了，祖籍是广东海丰。不过他在很早前已经皈依了回教，另取名为“雅谷敏沙末”，目前是居住在瓜拉庇朥县德拉积甘榜亚逸依淡万巴，靠着一双仅有少许拇指，而没有手指的光秃秃的掌盘，为该乡村地区内的居民修理脚车过活。
王氏指出，日治时期，他是居住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内部的石叻门山顶区。1942年，日本蝗军在港尾村展开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悲剧前三天上午八时左右，他在踏着脚车朝着瓜拉庇朥市区而行时，在途中被三名日本蝗军截停下来，原来对方硬指他是共产党成员，并迫他马上带领日军进入森林攻打共产党的营寨。虽然王伍尾当时曾表明他并不是共产党分子，不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可是对方怎样也不相信，一定要他带路进入森林对付共产党，结果当时一行人进到森林地带走了一圈而没有任何收获。
第二天，王伍尾回到瓜拉庇朥，那些为蝗军服务的爪牙仍不放过他，将他带到瓜拉庇朥警局扣留起来。当时扣留所内早已有数十名人士在那儿，各人都被蝗军或爪牙以种种残酷的刑法来逼供，惨叫之声此起彼落，教人听了都感到心寒。
王伍尾被送进扣留所后，有关爪牙迫他必须供出共产党的下落，否则将会蒙受更多苦头。由于王伍尾对共产党的活动一无所知，只好哑不出声，对方在盘问中得不到任何答案，因而怒气冲天，除了拳击脚踢之外，同时进一步以军靴跟底，将他的一双手的十只手指，以及右脚的五只脚趾踩踏得稀烂，鲜血不停地流。当时的他，受到这种没有人性的蝗军的折磨，的确痛楚万分，恨不得马上死去，以避免继续遭受血肉之躯的痛苦。
草药治伤
王伍尾的右脚没有了脚趾，虽然过了51年，其伤口还不时流出血水。
后来他得到负责瓜拉庇朥区军事的日本军官岩田亲自下令释放，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当时王伍尾一双手十根手指和右脚五只脚趾的伤势非常严重，于是便到医院求医，但是医生对他的手指和脚趾几乎变成肉酱的情况，表示无能为力，只给了他一些药品暂时敷住伤口而已。
当时王伍尾的母亲和两位妹妹都居住在马口，事后他虽然重回巴力丁宜的住处，但是在那里他举目无亲，有谁来照顾他这位受了重伤的人？结果天无绝人之路，当地一位外号叫“曹操”的农民对王伍尾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于是收留了他，并想办法采草药替他治伤。
自我训练
当时求生意志坚强的王伍尾并没有向恶劣的环境低头，虽然一双手和右脚已经残废了，可是他并没有倒下去，反而更勇敢地站立起来，为了日后的生活，他决定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到底，自力更生。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4)
王伍尾于是进行自我训练，以一双侥存少许拇指的秃手来做日常工作，同时在一位好心的小园主的关照之下，初时允许他以缓慢的速度来练习割胶，后来割胶工作比较熟练了，生活才安定下来。
王伍尾因为日本蝗军当年以残暴的手段对付，而造成他今日残废一生，过去的一段惨痛的经历是他毕生难忘的。他除了痛恨日本蝗军胡乱诬赖好人，不问青红皂白而采取残忍的手段迫害之外，同时也希望日本政府能对当年蝗军的暴行负起责任，必须给予受害者应有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6）
6． 1996年7月12日《南洋乡情》： 《54年前身中18刀大难不死——邓亚梅下月初赴日本索蒙难赔偿美金20万》
〔吉隆坡11日讯〕54年前，身中18刀大难不死的邓亚梅，下个月以日治时代蒙难者的身份，出席日本的第六届太平洋战后国际赔偿研讨会，同时向日本政府索偿20万元美金。
她昨早在十五碑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她永远不会忘记1942年3月16日这个惨痛的日子。当年她年仅14岁，当天她的父亲邓宝（当年60余岁）、母亲熊玉香（当年62岁）及哥哥邓甘兴（当年24岁）与森州庇朥港尾村数百名村民，一起死在蝗军大屠杀的利刀下。她心有余悸地说，当日年幼无知的她在母亲的保护下，在乱刀下身中18刀，不过命大，待蝗军离去后的第二天，侥幸生还的村民，在尸臭味熏天的尸堆中，发现她气若游丝，马上把她带到山上敷药治疗，经过漫长的两个月的疗养始复原过来，使她大难不死的捡回生命。
被蝗军猛捅18刀大难不死的邓亚梅（左），下个月与孙建成出席日本的太平洋战后国际赔偿研讨会。图示他俩展示起获大批骷髅的照片。
她昨早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陪同下举行记者会。
孙君透露，他与邓女士是代表大马单位，受邀出席这项在东京的千叶县举行的研讨会，历时两天，即8月9日至10日。主办当局是日本民间律师团，出席者享有免费膳宿。
他指出，除了他俩，另8名庇朥的会员也自费的参与这项盛会。
他打算向大会提呈四项提案，以便在大会的协助下向日本政府追讨每名蒙难者家属20万元美金的赔偿。
这些提案包括： （1） 215名会员投诉家属在日治时代无辜被蝗军屠杀。（2） 46名被派到泰缅建筑死亡铁路的生还者要求赔偿。（3） 7名会员追讨俸纳金，日治时期，全马人民缴付给蝗军的俸纳金高达5000万零吉，包括新加坡人的1000万零吉。（4） 227名会员向日本政府要求更换日治时代的896万日元，当年日本政府在大马发行多种面额的“香蕉钞”。
他最后指出，目前筹委会在全国有582名会员。
（参见本节案例7）
7． 1988年5月28日《新生活报》，严常： 《扛锄头翻尸救女孩走后门跳井活命》
8岁的女孩上半身，被父亲的尸体压住，她的左腿及其他部位，给日本兵用枪尾刺刀刺了九刀，后来被伯父发现，把她背起，鲜血滴在走过的路上……
讲话细声细气，看来有点怯弱的陈谭娇，今年54岁，在马口（Bahau）住家，第一次接受新闻记者的访问。
在日本兵疯狂屠杀港尾村675人的暴行中，侥幸生还者之一的孙建成，小时候也见过陈谭娇。
46年前，陈谭娇只有8岁。
文文静静，瘦瘦小小的陈谭娇，时常给大伯陈和牵着小手出港尾村街上，到咖啡店里喝茶。
在外人看来，大伯非常疼爱陈谭娇。孙建成孩提时，还以为时常牵着陈谭娇，到店里喝茶的那个50多岁老人，就是她的父亲。
陈谭娇能够活到今天，救命恩人就是大伯陈和。
陈和从井里爬出来，在死尸堆中找到身中九刀，成了血人似的陈谭娇，背去村尾的“石栏门”找中医，用青草药治疗伤口。
有如再生父母的大伯，已于三年前在中国逝世，享年90多岁。
8岁的小女孩，日本兵如存心非置她于死地不可，一刀就可以送她归西天。
8岁的陈谭娇身中九刀居然不死，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从这个谜一样的残酷际遇中，似乎可以探讨出人性中善良或罪恶的一面。
左腿露外面
陈谭娇是陈王和尤娣的大女儿，她上面还有一个10岁的哥哥，下面还有一个5岁的妹妹。
陈王和尤娣都是胶工，46年前，一家五口就住在港尾村的一个菜园屋里。
离家不远处另外有一间菜园屋，里面住着当年已经60多岁，靠做杂工为生的外公和外婆两个人。
体力劳动者，为了耐肚有力气工作，早餐不是喝茶而是吃饭，所以叫早饭。
陈谭娇当年身中九刀不死，是日本兵有意放她一条生路？还是有意折磨她？
陈谭娇还记得是在吃中饭，12点多的时候，忽然有两个日本兵来叫门。
这一天是1942年3月16日。
当40多岁的陈王抱着陈谭娇，30多岁的尤娣抱着妹妹出到门外来，又看到另外一个日本兵站在屋外。
哥哥紧跟在父母亲的后面，一家五口，就这样被三个日本兵押到一个烂港（意指有烂泥的芭蕉地），只见已有百多人挤作一堆蹲在那儿。
陈王和尤娣给赶了过去，也照样蹲下。
不久，为数不明的日本兵，即围着用枪尾刺刀刺杀这些村民。每个人都怕到不会起身逃走，只会搂着亲人作一团，呼天抢地号啕大哭大叫。
事实却是： 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为什么他们不会果敢地置死地而后生，向四面八方突围分散逃命呢？
陈谭娇回答说： “以前的人都是傻的。”
忠厚憨直的“傻”，当生死已系于一线之间，却只会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愚蠢反应至此，可悲复可怜。
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陈王被刺毙，陈谭娇的上半身，就这样给倒下的父亲尸体压住了。
只有她的左腿露在外面，九刀之中，陈谭娇只清楚记得左小腿给刺了一刀。
她没有哭，也没有喊叫，她只是害怕地紧紧地闭着眼睛不敢看。
或许她是给吓坏了，后来身上给补上八刀也不知道；可能她当场过后已昏死了过去，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也一无所知。
当天晚上，大伯陈和扛着一把锄头来翻尸体找弟弟。
忽然，他听到熟悉的小女孩啼哭声。这时候，陈谭娇苏醒过来了，小小女孩感到身上痛楚难当，便自然而然地哭了起来。
陈和抱起她时，还提醒她说： “不要出声。”
因为陈和担心附近还有日本兵。
陈和当晚就把侄女陈谭娇背着往“石栏门”跑，一路上血流不止，去到哪里，哪里就滴满鲜红的血。枯井没有水
陈谭娇在“石栏门”住了很久，她的伤势终由懂得中医的板厂工友，用青草药把它治好。
陈和的现身，背后藏着一个乱世中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他当天并没有跟随其他村民，一起被日本兵押去烂港送死。
当他发现日本兵来叫门时，却机警往后门逃跑，神不知、鬼不觉地跳进不深、又没有水的枯井里躲起来。
天色入黑了，他才好不容易慢慢爬出井口，然后去找一把锄头……
陈谭娇说大伯“最命大”。
陈和、陈王是亲兄弟。三兄弟之中，只有陈和大难不死，另外一个弟弟也在日本兵枪尾刺刀下遇害了。
陈谭娇说： “大伯当时还救过另外两个人。”
她曾亲眼看到一个肥胖的女人，小肠从日本兵划破的伤口流出来，她又硬生生地把它塞了回去。
陈和另外救的一个是不曾中刀伤的50多岁妇女，他把她们两个一起带回“石栏门”疗伤与避难。
陈谭娇中九刀，刀伤遍及身体各部位。左小腿下一刀，伤势最严重，刺穿而过；肚子一刀，左边一刀，以及背上六刀，共九刀。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5)
笔者问到这里时，满腹疑问： 为什么日本兵不干脆把你一刀刺死呢？
陈谭娇摊开双手说道： “不知道。”
善良的一面
坐在一旁静静旁听的黄秀珍（陈谭娇的侄女），这时忽然插嘴说： “可能日本兵不忍心。”
这是很好的推断，因为秀珍想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
也就是说： 当这个日本兵在一刀把陈王刺毙后，随即又把陈谭娇露出尸体外的左小腿刺上一刀，接着他把陈王的尸体踢翻。这时候，他目睹了一张清秀的小女孩的脸，紧闭着双眼，紧闭着嘴唇在瑟瑟发抖等死。
但陈谭娇当时虽然还没有断气，军令如山，况且旁边还有很多日本兵，他当然不敢公然网开一面，放开她救她一命。
他是军人，当然要动手： 一直把她刺到死为止。
可能，陈谭娇的恐惧面孔表情，或者瘦小的身躯，却激发起他内心隐藏着的良知；可能，在日本或台湾家乡，他也有一个像陈谭娇一样大，或者长得一模一样的亲妹妹。
他于心不忍了，他急中生智把陈谭娇翻转过来，然后在她背上，力道把捏得很准确地连续刺了几刀，但只伤及皮肉，并没有穿肠破肚。
开始的几刀，可能陈谭娇吃痛，乱翻转身体，而令日本兵误伤到肚子和左肋各一刀。
这个日本兵，可能为了救陈谭娇这个可爱的小女孩一命，就这样故意把她刺到昏死过去一动不动为止。
这怎能说是救人呢？流血过多也会虚脱而死的呀！
中九刀不死
战争中，受伤的人能否活下去，可就要看各人的际遇与造化了。日本兵的善行，只能算是良知上的尽人事，但求个人一时的心安而已。
被他杀的人是否能活下去，那是超出他能力以外的事了。
在杀昏了头的屠场上，还是弥足珍贵的，因为他还保持着良知上的片刻些许清醒。
以上的推断，只是把日本兵往善良的一方面设想。假如往坏的一方面推本溯源，又是另一番丑恶面目。
这一个日本兵是个心理变态的刽子手，他不愿一刀把陈谭娇刺死，因为这太便宜她了。
他玩弄着从军训中苦练来的刺杀技术，只把陈谭娇刺伤，他要她大量脱水慢慢而死。
在杀人过程中还要折磨人，这个日本兵的心理上，有着变态的需求。
日本兵疯狂屠杀港尾村村民675人，陈谭娇在这场劫数中身中九刀，是铁一般的事实；身中九刀而不死，令人想起战争的可怕与恐怖。
死，是悲剧；不死，也会留下不可磨灭的身心创伤。
旧屋给日本兵烧毁了，大伯过后又在港尾村，另外搭一间新屋住，负起养育侄女的责任。
陈谭娇每想起死去的父母亲和兄弟，就会伤心地哭泣起来，陈和因此时常慈祥地安慰她。大伯待陈谭娇，就像父亲疼女儿一样。
陈和抚养陈谭娇到13岁大，由于港尾村一家人没有女儿，又是好人家，陈和便把侄女过继给这家人做养女，那已是和平后的事……
（参见本节案例8）
8． 1988年8月20日《星洲日报》，郑顺智： 《庇朥港尾冯梅妹和李英谈日治时期苦难日子》
当年日军在庇朥巴力丁宜（港尾村）干下令人发指暴行，罄竹难书，且再听听下列两位当年余生者谈谈经历：
冯梅妹的遭遇
那是46年前的事了，记得那一年是1942年3月15日。
冯梅妹
冯梅妹并非是港尾村原居民，原本是住在金马士，当年日军成功侵占马来亚，金马士是铁道交通之总枢纽，每日见到许许多多日军在流动。
冯梅妹的父亲冯维启，认为金马士非安全区，日军流动性大，分分钟都会发生不幸事件，一家商议后，决定离开金马士，因为他有兄弟在庇朥，他觉得庇朥港尾村是“绝头路”（没有其他的路），应该是最安全的地区了。
于是一家人也包括母亲萧凤，两位弟弟，一姐一妹联袂收拾行旅，沿着火车路步行，由金马士到马口，由马口到庇朥港尾村，就住在港尾村新芭（香蕉芭）的一间木屋。
冯梅妹现年59岁，居住在吉隆坡，当年只不过13岁。
她说： 当年兵荒马乱，只知逃难别无其他事可做，来到港尾是寄居朋友的家。
一晃已三个多月，以为这是安全区了，岂料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原来，当天（1942年3月15日）突然来了一队日军。
日军传出讯息说要来登记户口，所有的人必须留在家中，否则作坏人论。
“当时弟弟们在外面玩，也叫回来，以等待登记。”
“姐姐宝英，因为住不惯山芭地方，多日前化妆成老人，跟着牛车到庇朥去了。”
“不久，约有十名日军到来，押着我们离家，我们完全没有反抗余地，任由日军带到森林边去。”
她悲戚地说： “到了山边，日本兵吩咐我们一线长一排坐下，不得转头，而日本兵却站在我们背后各持尖刀枪往每个人背后刺戮，惨叫声，救命声此起彼落，血肉飞溅，一个个应声而倒，几乎没有一人幸免……”
冯女士讲到此，勾起悲痛心情，忍着满眶热泪说： “我的父母，我，我的姐妹都遭同样之命运……也许命不该绝，妈妈与我虽背后中刀，也应声仆倒，但伤势不重，很清醒，本着求生本能，妈妈在我身边，叫我装死勿动……所幸日军并未发现，幸免加刀。
日军离去后，我们仍然不敢起身，至到夜阑人静，母女负伤摸索回到老家。
虽然房屋没有被烧毁，母亲取了一些铁打丸伤药，带我到不远之地洞敷药住宿，第二天才移到森林地带躲藏。
痛定思痛之后，也感到饥渴交织，于是母亲不得不出外去寻找食物及清水，可怜妈妈竟然一去不返。
“一日，两日……四五日母亲仍然不回来，一定是迷路了，这时的我，不知如何是好，又饿，又怕，一切都完了，心想日本杀不死，这一回非死不可了，悲痛不已，就不顾一切，爬啊爬，爬到森林的山颠，已是有气无力了。
突然从山脚传来母亲的呼唤声，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抖擞精神发出弱小的回声，最终，母亲在一男人陪同下来救我，相抱而哭，那情况有如再见隔世人。
果然如所料，母亲出去找水和食物是迷了路，幸亏遇到贵人相助。
我们母女终于死里逃生，母亲也告诉我，在她去找水时发现不少未死者向山里爬，不少都死于途中，满山遍野尸骸，惨不忍睹。
父亲，弟弟二人及妹妹四人是无再生之希望了。
过了许久，我们再到当时杀人地方，希望能认出亲人之骨骸，果然老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骨骸发现一枚父亲所戴的金戒指，将父亲骨骸收拾移葬，弟妹骨骸则不能认出作罢。”
她感慨人生悲惨事，终身难以忘怀，那是日本黩武主义的暴行，人神共愤。
……
（参见本节案例9）9． 1988年8月18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那段日军滥杀良民的日子——三位妇女劫后余生追述惨痛往事》
在港尾村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孙建成奔走联络之下，又有三位日治时期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日本蝗军进行悲惨大屠杀事件中死里逃生者，前来瓜拉庇朥与众多有关人士相聚，同时也于8月15日下午，和来自日本的一批民间和平访问团成员在上述纪念碑，一齐参加一项追悼祭拜仪式。
她们今次趁着参加追悼集会之便，分别向新闻界追述当年惨痛的往事。
白亚银： 尸堆觅生机
白亚银，现年55岁，目前是住在柔佛州麻坡，在日治时期她一家六口住在港尾村以耕种为生。
惨案发生时，她的父亲白桂虽然乘机会逃走而没被屠杀，不过母亲张亚莲，姐姐亚妹，妹妹亚香和弟弟炳水，都在日本蝗军的刀尖下牺牲了，她则在尸堆装死才逃出生天。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6)
在日军动手杀人时，她是被先倒下的成人尸体压着而没有中刀，不过满身都染着他人的血渍，当时可能是被吓晕了，所以不会哭叫。后来醒过来，知道事情不妙，也不敢动和出声，结果与被草席盖着的一堆尸体共处了两日一夜之后，才被一位好心的叔叔带去他工作的板厂收留一个时期。
白女士指出，当天上午港尾村居民都被召来集中在草场，听说是要查户口和发安居证，后来人群都被分批由日本兵押去附近的房屋内，然后才分十人一组，押到屋外的甘蔗头边，成人围成一个圆圈，儿童便站在圆圈内，然后数名日军便从成人的背后，以枪口的尖刀猛刺，直至断气为止。有些小孩子则被日军以坚硬的番石榴树枝活活打死。
那时她父亲是带着弟弟被押到另一间屋子，乘日军没注意时逃进森林里躲避。由于她弟弟只有几岁，父亲怕他会啼哭而影响逃走，只好忍痛放下他，自己逃走。当时其弟弟受重伤，过了多日才逝世。
板厂那位善士除了收留白女士外，还救活了不少伤者，她记得的有陈谭娇与叔叔，杨振华等人。善士每日口咬草药为各人敷伤口，又找来衣服和粮食供应，可惜的是她不知该善士的姓名。
案发后数日，她父亲在他人的指示下到该板厂找到她，父女重逢，生活清苦，后来瓜拉庇朥的谭瑞源收留她，而她父亲也因年老去世，她就一直住在谭家，被当作是女儿般看待，直到出嫁为止。她表示对谭家的恩惠将永生难忘。
（以下为冯梅妹和李英的蒙难情况，略）
（参见本节案例10）
10． 1988年4月18日《通报》： 《死尸堆中寻父母大屠杀鬼哭神号——李辉追述日治时期惨事》
（庇朥通讯记者特讯）46年前，日本蝗军在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一名死里逃生者，后来移居新加坡，而且已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李辉（63岁），欣闻日本民间和平访问团来到巴力丁宜访问，同时邀请蒙难者家属到日本去参加追悼会，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庇朥，出席一项有关会议，同时接受记者访谈。
46年了，往事如烟，但那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令人发指，惊心动魄的场面，仍历历在目。
那时的李辉已是17岁的少年了，很懂事，在被押上屠场时，却机警地避开蝗军刽子手监视，逃过鬼门关，可是他的父亲李风，慈母叶娥，以及兄长李福却惨死在日本的枪刀下，使他成为无依孤儿。
他叹气地说，本来我有快乐温暖的家，但是一日之间，家破人亡，回忆起来，依然痛心疾首。
家破人亡，痛心疾首
李辉之父母住在巴力丁宜，割胶为业，儿童时代他是在庇朥华民小学求学，日本南侵前他修完小学，并参加在芙蓉举行之小学毕业会考，其兄李福却是在瓜拉庇朥陈景林修车厂学修车，日治时，他们都住在港尾。
李辉现在成为新加坡公民，谈起往事无限感慨。
那天是1942年3月15日，大清早大批日本兵来到巴力丁宜，村长杨君奉日军官之命召集全村村民，不论男女老幼都集中在街场，有说是要发粮食，也有说发安居证。
事实上当时任何人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反抗的机会，一切任由摆布，难以避免此场血腥、人神共愤的屠杀。
李辉说： “当时我与父母兄长都在一起，只见日本兵将所有村民分组，被押到不同方向去，他们却被带押到柚芭及香蕉芭。本来我们这一批共有40人左右。
不久，日兵又将我们分为两组，就因此将我们父母兄弟分开。我被配与死里逃生的孙建成，及他的祖母，蔡新婶（都是逃生者）及其他人士被带入卜天香的家，卜家的人都被带到不知去向。而我父母则被配到邻近另一住家，兄长李福却不知去向。
这时屠杀在四周不同的地方发生，这里哀哭、那里痛苦的惨叫声不断传来，令人毛骨悚然，无限悲戚，接着我那邻近的屋内也同样传出阵阵惨叫声，显然那屋内约20人已无生还机会，包括我的父母亲。
我们这一批人已知大事不好，孙建成及其祖母和蔡新婶都躲在房中床底下……”
李辉说： “我也下意识地企图设法避难，原来蝗军将邻屋者杀光后，又来到我们这厢押数人过去，同样惨叫不已！
趁着日军出去后，我们发现门后有一辆手推车，几个麻袋，即刻潜入该小车后，顶上用麻袋盖着，不敢动弹……只有让时间决定我的命运。”
他说，“这厢的人全被押去杀了，屋内除了床底下的人及我，已没有他人，不久又听见日军进屋来，也许命不该绝，日军只拉掉床上的草席和被单便出去了……原来他们拿了草席被单去盖死尸，我感到害怕，也感到悲伤，因为我知道村内的人都被杀了，父母和兄长也难逃厄运。”
日军杀人，纵火烧屋
“大概到下午时分，日本蝗军杀了人，并纵火烧屋，一切恢复平静，我与孙建成出来，四面笼罩恐怖的气氛，不知应该怎样，也看见许多尸体，七横八竖暴毙荒野，想着为逃命，设法走为上着，直等到7时许夜幕低垂，孙建成与祖母向胶园摸索而去，我与蔡新嫂则向山后跑，很幸运，没有再见到日本兵。”
“我们在黑暗中靠着平日记忆和习惯，沿着一条小溪，跋涉数里外，来到俗称‘日本园’附近蔡新婶的家，惊惧交集地度过了一宵。”
次晨，知悉日本兵已撤退，一位邻居名叫钱登的赶到蔡新婶的家，告诉说，李辉兄长身中三刀未死亡消息。在钱氏帮助下，去将哥哥李福带回来，可是很不幸，不久之后，李福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使他又由喜转悲。
如今只有孤伶伶一人，尝尽家破人亡的痛苦，这是日本蝗军滔天大罪，但在铁蹄之下，徒呼奈何！
就在蔡新婶家住下来，终日过着提心吊胆、吃不知味、睡不成眠之生活，不知日本人会不会再来。那时，谁也不敢再到这令人悲绝的大屠场。
不过据说： 当时逃出生天的寥寥无几，许多重伤者在痛苦呻吟，只有在尸体堆中挣扎，那一堆堆的尸体就没有人去埋，也没有人敢埋，只有让他们暴毙荒野，任由野兽拖噬，那种情景，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李辉续称： “钱登是个好心人，也很照顾我们，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41天，我忍无可忍，坚持必须再到大屠场去凭吊，也希望找到父母的骨骸，将他们设法入土为安。”
死尸腐化，臭味冲天
在钱登帮助下，李辉与钱登到当日他父母被杀害之屋内，在堆堆尸骸中，40多天了，尸体都腐化了，阵阵臭气熏天，就在尸堆中，他认出了父母亲骨骸，悲痛欲绝、哭不成声。
他之所以能认出父母，全靠当日他们的衣着，只有衣服裹住令人心寒恐怖之骨骼，还有一些腐烂肌肉粘在骨间，在钱登帮助下，将父母的骨骸收入瓷缸内，将它安葬在庇朥中华义山之原，以了却一件心事。
不要在这个伤心地住下去，和平后，他终于离开了港尾，稍后到新加坡去工作，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目前他已是新加坡公民，也子孙满堂。
他表示，转眼已46年，什么都化了。但当年蝗军惨无人道之行为，却永远烙在心中，这次有机会赶来与一些同命人重逢在一起，又悲又喜。
往事已矣，日本反战学者能大义为怀，愿他们实地考察清楚，将事实向日本下一代作出交代，希望日本黩武主义者应该懺悔，无人道之勾当永远受世人所谴责。
李辉也希望蒙难家属不论谁受邀到日本去佐证当年的惨事，必须负起此项神圣任务，能将有关之一切，确实向日本社会公布，使许许多多冤屈得以伸张。
（参见本节案例12）
曾耀华对日本兵恨到咬牙切齿，当年发生在她家中的三尸四命惨剧，她永远不会忘记。
11． 1988年4月16日《新生活报》，严常： 《店东出钱孤女葬亲——十六死人装垃圾坑》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7)
一对姐弟被父母安排到镇上去避难，虽然是逃过了死劫，但姐弟俩的父母却被日本兵所杀，尸首丢进垃圾坑。
在垃圾坑里，一共有16具腐烂的尸体……
今年58岁的曾耀华对笔者说，假如她知道日本投降和平后，日本兵是要缴械的话，她会拿锄头去锄他们两下。
也许有人读了，会认为她很凶，不可理喻；可是笔者听了，却觉得她太过慈悲，出于妇人之仁，有所保留。
一家三尸四命无辜死在日本枪尾刺刀下。回忆惨痛往事，气正在心头上，为什么不说拿机关枪去扫，以消消心头之恨。
45年前，曾耀华只有13岁。她和父母亲，以及两个弟弟住在森属柔河（Johol）马禄园的一排公司屋里。
马禄园是一家英国人园址，里面另外住有曾耀华做包工头的叔公两公婆： 曾德孝和妻子谢氏，以及其他11个工人： 周明琛、李关成、王汉超、黄意昌、萧文、林飞、林润、吴充、吴业、谢才和亚宏。
母亲有身孕
1942年二三月间，柔河街上开始出现日本兵，一队约20人。
名字叫吴大的孤苦老人，当年也曾目睹日本兵杀人的情况。
在日治时期，柔河街上是一片宁静无事，曾耀华和弟弟就在街上的一间咖啡店避过灾难
曾耀华的父亲曾繁英也是胶工，母亲童氏则在家里照顾孩子。由于听到局势很乱，夫妻俩便商量着叫大女儿曾耀华，白天带着一个5岁的弟弟，到柔河街上去暂时避一避。
只留下一个2岁的弟弟曾祥发，由父母亲带在身边。曾耀华的母亲，当时已怀孕在身，下个月就要临盆。
柔河街上的南和咖啡店，曾繁英有股份，由一位同乡人曾祥章打理。曾耀华叫他做哥哥，姐弟俩白天就住在店里头。
每天清晨6点出来，到了下午5点才进去。
头尾一共出了三天。当第三天下午4点多，曾耀华带着弟弟又要回到马禄园父母亲身边的时候，在路口遇到一个单身汉工人，神色慌张地跑了出来。
大家是认识的，他劝曾耀华千万不可以进去，并告诉她里面日本兵杀了人。
13岁的曾耀华，自知自己和5岁的弟弟是逃过了死劫。但她也知道，父亲、大腹便便的母亲，以及2岁的弟弟，却是从此永别了。
13岁和5岁，都是天真烂漫不知天高地厚的儿童，一下子失去了膝前承欢的宠爱与幸福，即将面对的却是另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
虽说往后三年里，一直和哥哥曾祥章住在一起，吃用不必愁，但是内心的失落与孤寂，才是永远无法补偿的痛苦。
杀人像杀鸡
曾耀华回忆说： 无父无母，寄人篱下不知有多辛酸。
日本兵在马禄园杀了人一个礼拜后，警方才准许曾耀华和曾祥章进去看。
日本兵在柔河区内，先后杀死超过一百多人，图是卢有明等前往观看其中的一堆蒙难者之墓。
只见16具尸体，横七竖八地丢进垃圾坑里。尸体已呈现高度腐烂，再也无法辨认谁是谁。过后，曾祥章只好出钱叫人挖大洞，就地草草埋葬。
由于当时没有立碑，再加胶园也不知翻种了多少次，现在是没法找到埋葬地的了。
曾耀华对此深感自责，只恨当年年纪小，不懂做记号。不然每年清明节前往拜祭，也可以略尽一片孝心。
日本兵胡乱杀害曾耀华一家三尸四命，她心中的积恨不是那么容易平复的。杀一个人，就像杀一只鸡一样，一家人平白无辜被杀死，天理何在？她认为日本政府该赔偿孤儿的损失才对。
日治时期，曾耀华吃尽苦头，小小年纪就在落芭拿锄头种芭过日子。
和平后，她16岁，即嫁到瓜拉庇朥来，一直住到现在。弟弟8岁回中国，如今已50岁，命也很苦，娶妻并无生养子女。
曾耀华老觉得，若有父母亲在，当不会弄成这个地步。是谁害了他们？
（参见本节案例26）
12． 《丹绒怡保公坟》
在郑春桂引导下，笔者与“调查有关史料”的孙建成、李玉璇、张达明及卢有明等亲自登上丹绒怡保亲查有关公坟。
孙建成、张达明、郑春桂、
李玉璇合摄于坟前
日军大屠杀公坟石碑冤魂名表
该公坟是于1961年建立，证明是森美兰州庇朥神安池华侨同人所立。
从石碑上所刻制之名字看来，此公坟内只有20多个名字，可能尚有其他不知名之所谓无名氏未包括在内。
这些冤魂包括郑春桂家人： 郑锦云、陈肴娘、郑春金、姚金桃、郑鍊娘，以及： 郑应、陈金添、黄顺、黄妹、杨氏、陈照、陈治、婴孩等。
另一部分没有后裔的张广、谢耀、张劳、张坤、谭广、陈松、黎文、梁松、黄富、吕标、胡广、客家义、余廷及妻女。
郑春桂告诉记者称： 除了他本人每年在清明节到此公坟祭拜祭填字之外，已不见其他人来祭拜。
由此推测，其他的冤魂的后裔可能多已离开人间，年轻一辈不甚了了，抑或远走他方？无法进一步查究。
（参见本节案例34）
13． 1992年12月18日《南洋商报》，丘盛添： 《郑胜通声声大控诉——当年被日本军折磨得死去活来》
现年68岁的郑胜通
郑胜通，今年68岁，目前是马来西亚海陆会馆的一名老座办。50年前，正是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当年他是住在森州知知港黎旺小地方。
50年前的往事，他迄今仍不能原谅那一群意图置他于死地的日本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郑胜通的往事，他在少年时代期间，被日本兵拷打至死去活来，可说是一个由地狱里活着回来的人。
他当时完全没有知觉，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他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有了游丝的一呼吸，他望着西下的太阳……
他感觉到自己并没有死去，复活了，不过，他已是一个奇异的、没有感觉的怪人……
年迈的郑胜通，于14岁时跟随父母亲由中国南来，初抵当时的马来亚时，是先到森州的知知港黎旺种植香蕉，那时候香蕉芭场遍地皆是，他们一家是住在香蕉芭里。
日本南侵攻入马来亚时，是于1942年，知知港也不例外，黎旺农村的香蕉芭，经常是日本兵出没的地方。
记得1942年农历四月初九日，是其朋友严必能结婚的日子，严氏请酒宴会，他并没有参加宴会，结果留在家里时，一群日本兵来到家里，日本人说他们接济抗日军，所以将他与父亲郑锡逮捕。
郑胜通是在回忆往事，记得他第一次被日本兵逮捕的依稀印象。
二次被捕
他说，他共被日本兵逮捕二次，第一次很快就放掉，那时他们居住的整条港（地区）共有六人被捕，日本兵把他们叫上车去，载去不远的瓜拉格拉旺兵房。
郑胜通说，他被关进兵房内20天，由于他当年还是一个10多岁的孩子，日本兵较少对他用刑，而那些20多岁、30多岁的被捕者，人人都被拷打，有些受不了而企图逃走时被枪毙的也有。他有一个同伴叫马利招，当时已有病在身，他便是乘机会而要逃走，结果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而当场倒毙现场。
一天吃一餐
郑胜通示范日本兵如此将他双手反背绑住
郑氏说，在被扣留期间，吃得不足，每人每天只有一餐饭吃，一餐饭只给一团饭，配上一点鱼头、蕃薯等，所以令他浑身都软弱无力，行也不能行。
他说，被扣留了20天后，他与父亲及另一名叫钟昌的人士都被释放了，钟昌被拷打得严重受伤，释放后屡医无效，不久后即去世。
郑胜通说，他记得第二次被日本兵逮捕时，是事隔几个月，当晚约午夜12时，村子里，他与另一人谢财被捕，当时约有200名日本兵到家里来将他带走，日本兵说他与谢财二人认识山顶上的抗日军，并与抗日军有联络，于是逮捕他们一同上山去找抗日军。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8)
他们被带上山顶去，在半山时，日本兵就遇到四名抗日军，结果双方交火，抗日军受伤被捕。
当时是凌晨时分，日本兵把他们带返知知港的警察局去。
郑氏示范如此跪着，小腿上放一圆木棍，一人站一边踏上去滚动，使他痛不欲生。图中二人站立示范者为庄辉山（右）及傅金水扮演日本人。
否认一切
日本兵怀疑他是抗日军的联络人或情报员，并且说他拥有手枪，他极力否认一切，并且与一名日本长官广田［顶嘴］口角，他记得反问说： “大人，我是个小孩子，如果是你，你会相信给我手枪吗？”
日本兵问不出手枪来，便将我不断地拳打脚踢，两个日本兵用大藤棍轮流将我打，打得我痛不欲生，晕倒过去醒来后，又将我灌肥皂水喝，由上午折磨到下午约5时后，便将我关在牢里过夜。
第二天清早6时，我又被带去盘问，命令我跪在地上，在我双小腿上置放了一根圆木棍，横放着，两个日本人各在一端站上去压住转动，其痛苦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吊起拇指
他被问不出任何结果后，就用电线将其手拇指绑住吊起来，双脚离地，吊起来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后，便将其双手反背绑住吊起在半空中，像个太空人似的。
郑氏说，这项折磨最痛苦，实非语言可以形容，只记得，大量汗水自我体内排泄了出来；一会儿，便昏厥了过去，完全不省人事。
待苏醒过来后，望见太阳已西下，该是黄昏时候，再看看四周，日本兵不见了，而自己麻痹的身体上，骇然发现自己的双手已不见了……
再细看一下，原来自己的双手却在双臂之下生长出来，由于没有了感觉，不知怎么的一回事，双手却会生长在这个腋下的地方。
今年68岁的郑胜通，口述其毕生难忘的被日本兵拷打的一幕。
永不磨灭
郑氏说，我的身体每一寸地方，由脚趾到头上，都被日本兵折磨得痛不欲生，迄今，不但我的肉体还常常带来隐隐作痛，更带来我精神上的失常，在我心灵的深处，仍是伤痕累累，永不磨灭的印象……
他说，他宝贵的少年时代，17岁的金色年华，日本兵，残酷的日本兵，把他置之于死地后，想不到他却会大难不死，重新地呼吸了起来，这的确是个神奇，冥冥中似乎有神助似的，他居然会重新活了起来。
他带着残伤的躯体回到了家里，见到了母亲，恍如隔世一般，他经过了调养，医治；事隔迄今50年的时光中，他都是经常靠药物维持着，才能正常地生活下去，如常人一般。
死过的人
他说，他神经失常症迄今仍未消失，有时夜深人静时，一声巨大声响，尤其是开关车门的响声，他都会受惊而到处要躲藏起来，深怕被人再捕而去。所以，家人、亲戚、朋友都了解他这个神经病，时时都对他嘘寒问暖，不敢大声对他说话。
郑胜通说： 我这一身，也可说是我这一生，是由死亡边缘地方捡回来的，虽然体内常感到痛，精神上也时而失常，但是生命总算是我的，我能够呼吸，算是一个重新获回生命的人，我非常珍惜它，也不怕它怎样，因为我到底是一个死过的人啦！
对生命似乎已不怕死的郑胜通，他自己也在研究中医及针灸，主要都是在治疗他自己，用他自己做试验品，偶尔也有外人找他针灸一番，试试看！
郑先生一谈起日本人，就感到无限伤心事，不知从何说起？恨不得自己马上变成一个“超人”，可以一下子把天下日本鬼子杀尽以解心头恨。
（参见本节案例41）
14． 卢有明： 《一家七口遭蝗军杀害李光绵要为至亲申冤》
目前在芙蓉居住的李光绵（64岁），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披露，于日本军队占领马来亚时期，他的父母亲、哥哥、三位弟弟及一位妹妹都是先后被日本蝗军抓去杀害，他本人则因为当时没有在家，而侥幸逃出鬼门关。
李光绵是阅读了报章的新闻后，特地前来瓜拉庇朥，联络负责向日本政府索取血债赔偿的孙建成，并参与集体索偿的行动，同时向新闻界讲述他家人在当年的不幸遭遇。
李氏指出，在日治时期他只有13岁，他们一家人是在森美兰州宁宜附近的罗木支那（属马六甲州）地区，其父亲李克松是在罗木支那镇上开设合春杂货店，住宅则在该镇的郊区。
他说，其父亲是一位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的商人，当时为了担保一位被警方逮捕的朋友，而导致于1942年3月3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十八日，发生全家七人先后被日军抓去屠杀的惨剧。
担保他人惹祸
李光绵的父母等一家七口全被蝗军杀害
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该镇上的一位菜贩莫寿，有一天从马六甲办了一批货物回到罗木支那时，由于某种原因而被警方扣留了，其父亲得知这件事后，自告奋勇前往警局担保莫氏出来。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当一批日本兵列队进入罗木支那时，很可能是当地的警方人员对该担保事件存有某种异议而心里不服，于是向日军告了他父亲一状。结果造成整队蝗军开到该镇郊区，单独包围他们的住家。当时在家里的母亲黄蕉、10岁的三弟光庆、8岁的四弟光辉、6岁的妹妹秀梅以及年仅两个月大的小弟弟全部都被蝗军抓去。
在那个时候，其父亲、哥哥光发和他本人都不在家，过后他的哥哥光发获知家人被日本兵拘捕的消息马上赶去看个究竟，谁知这一来竟是自投罗网，也一起被蝗军逮捕。
是日下午，他的父亲与朋友亚美及一位咖啡店东主叫“蒙各”者驾车一起从马六甲回来时，也同时被日本蝗军拘捕。
事后他一家七口，以及亚美与“蒙各”总共九人，被押到离开罗木支那大约五英里以外的宁宜彭加兰榴莲地区李俊呈园丘内，动手进行集体屠杀。
在这场浩劫中，只有名叫“蒙各”的海南人被蝗军刺中两刀后大命不死，而逃出生天，但是过了两年之后，“蒙各”也与世长辞了。
这项血腥惨案发生后，他一家七位亲人的尸体在亲友的协助下就地挖了七个洞穴草草加以埋葬，直到1948年，才把有关亲人的遗骸移葬在宁宜华人义山之原。
森林里躲七月
至于在惨剧发生之时，李光绵本身为何会侥幸逃过被捕及被杀的厄运，成为一家之中的惟一的生还者，李氏解释说,在当年小时候，他每天放学回来都喜欢到园丘里的工人宿舍，与印度人的孩子游玩，惨案发生当天也是一样。
在惨案发生的那一天，当他从园丘回到店中时，其姐夫告诉他，他的全家人都被日本兵抓去了，于是急忙把店门关好，与其姐夫一同走去园丘内印度朋友的宿舍躲避，以防万一。
过了不久，他们两人又逃到马六甲野新地区的森林里躲藏了七个月的时间，当时由其姐夫每天设法出去寻找食物，以解决温饱问题。在那段日子里，由于饮食量不足，加上森林里蚊虫多，简直是度日如年，最后终于因为体力不支而病倒了，所以只好从森林出来，回到宁宜船头居住谋生。
他的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因为上述事件而告破碎，在家破人亡的困境中，只有靠着姐夫的其他亲戚的协助，在没有至亲的人在身边的日子，度过一段孤独的、像流浪似的寄人篱下之生活，直到他长大成年。
想起过去那一段终生难忘的辛酸悲惨的生活经历，他就对日本蝗军残忍的血腥暴行感到非常痛恨。他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对当年蝗军这项滥杀无辜的罪行负起全责，他这次为不幸被害的七名至亲申冤，并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蒙难者后裔应有的赔偿；同时也希望其他受害者家属也能挺身而出，揭发更多日本蝗军在当年干下一连串滥杀良民的血腥罪行，并且也应该支持蒙难者家属集体向日本政府追讨合理赔偿的行动。
（参见本节案例45）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9)
15． 《蝗军肆虐滥杀无辜钟记生索血债赔偿》
(29日讯)钟记生，现年59岁，目前是居住在芙蓉巴蕾再也花园门牌838号，他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投诉，指日本蝗军在当年杀害他母亲和兄姐三人，并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这笔痛失亲人的血债。
他指出，在日治时期，他年约8岁，因为父亲在早年病逝，便与母亲杨容、哥哥钟镜生和姐姐钟妹姑一家四口，在森美兰州林茂甘榜峇都居住，经营小杂货店为生。
日本占领马来半岛之后，在蝗军铁蹄统治之下，到处发生滥杀良民的事件，消息传来之后，地方上的居民都感到害怕，过后他们一家也跟随其他居民搬到离甘榜峇都不远的双溪拉央“金河山园丘”去避难。
当时可能是大家都认为该园丘是一个安全避难所，因此从附近地区逃难到那儿的居民约有20多家，共有100余人。避难者除了住在该园丘的工人宿舍之外，余者是住在临时建搭的长屋内。
他说，1942年3月份的某一天，日本兵通过地方上的领袖，通知在金河山园丘避难的“难民”不要再躲在该处，必须回到各自的住家。
由於这是蝗军的命令，居民们都不敢违抗，因此各家各户便相继搬回原地去。由于钟记生的小杂货店在他们逃难后不知被何方人士放火烧了，因此造成无家可归，于是母亲便决定先搬到朋友罗荣英位于双溪拉央的家暂住。
当天下午一时左右，钟氏与哥哥一起出来，母亲和姐姐则因为要等罗荣英的父母一起才出来，所以暂时还留在避难所内。后来他的哥哥又回到金河山园丘搬东西，当其兄到该园丘不久后，便有一队三四十人的日军骑着脚车，也进入金河山园丘。
闯金河山园丘杀死四十余人
那天出来后，钟氏便与罗荣英在其住家后面采人心果，罗氏爬上树，他则在地上等候。当罗荣英爬上树一会儿，便看见那队日本兵踏脚车经过，因为害怕便从树上下来，当时一粒人心果都没采到，两人便一齐进入屋内等候家长从避难所出来。
钟记生的母亲与兄姐是被日本蝗军杀害的
可是当天一直等到晚上，都不见其他人士从金河山园丘出来，包括钟氏的母亲和兄姐，以及罗荣英的父母亲等人，也没有任何消息，较早前从避难所出来者约有数十人，罗荣英的两位堂兄也在内。
到了第二天，他们才听到一个坏消息，蝗军进入金河山园丘后，便在那儿大开杀戒，将当时所有仍留在那儿的男女老幼40余人全部加以杀害，并把尸体丢进园丘内一口大水井里。
日本蝗军杀人之后，有人曾经进去园丘内，所以知道被杀者的尸体是被丢进大水井中，不过却不知道是谁这样做的。
钟记生的母亲和兄姐遇害后，便由过去的邻居张鸿叔收留他几年，后来才由居住在芙蓉的叔父钟福荣接他过去，同时也学习裁缝，重新过着新的生活。
钟氏表示，当年日本蝗军到处干下滥杀无辜的罪行，日本政府必须负起责任，给予受害者后裔合理的血债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51）
16． 1993年9月《中国报》： 《蝗军杀八口母迫嫁三次——许三妹为母申冤索赔》
黄妹是一位苦命的妇女，日治时期她的一家八口在日本蝗军所展开的一场大屠杀惨案中遭刺杀，当时她命不该绝，受伤后逃出生天。
许三妹说：我的母亲是苦命的女人。
过后她害怕会被召去当慰安妇而改嫁，第二任丈夫又被蝗军捉去灌肥皂水，终于活活被害死，留下一名遗腹女。
为了生活，她不得不第三次披上嫁衣，含辛茹苦养大数名子女，谁知惟一的儿子在8岁那年，在看戏时被化妆恐怖的剧中人吓死……
黄妹的女儿许三妹，现年42岁，目前居住在森州日叻务县新邦留连平民屋内门牌19号，是一名胶工，她于昨天在瓜拉庇朥在新闻界投诉其母亲的不幸遭遇，并代表她的母亲申冤，同时要求日本政府针对她母亲的亲人被蝗军先后杀害而给予合理的赔偿。
许三妹指出，她母亲黄妹与首任丈夫赵氏是在中国乡下成婚的，过后夫妇俩便随亲人来到森州知知港余朗朗村庄定居，以耕种为生。
她说，日本统治马来亚时期，她的母亲（当时38岁）与首任丈夫，一家八口，包括年龄由2岁至10岁之间的四男孩及二女儿，听从村长的吩咐，举家前往当地的学校草场集合，以等待领取日本人分派的粮食。
集体屠杀
当所有村民都到来集中后，日本蝗军便命令每一家庭成员分别列队，然后分批由七八名日军押去附近的房屋内，男人都被绑住手，妇女及儿童则免绑。一声号令之下，先向男人下手刺杀，在场的妇孺都被吓得号淘大哭，最后全部男女老幼都被集体刺杀，死里逃生者仅有极少数。
她又说，她母亲黄妹当时头部及背部等被刺中数刀，右眼也中刀而导致后来失明。黄妹受伤后便昏倒在其他尸体之中，由于没有断气，而被当时睡在尸体堆中装死的姑母救出来，她丈夫与儿女则全部因伤重身亡。当天傍晚，日本蝗军又重临该村放火烧屋。
黄妹因为受伤，其侄儿便带她到森林里，由抗日军负责以草药医治，直到伤势治好后才从森林出来。由于在日治时期，听人说女人如果没有结婚便会被征召去当慰安妇（军妓），她因为害怕便与第二任丈夫萧氏结婚。
痛苦一生
黄氏由于过去受了伤，经常有病痛，而不能正常工作，所以生活困难。许三妹的父亲许耀当时体恤黄妹的处境，便与她结婚，以负起照顾她的责任。婚后，他们一家是住在葫芦顶铁船，种植香蕉为生。
许三妹指出，她母亲第三次结婚，生下二女一男，男儿在8岁那年，在看戏时因为受不住演员化妆成剧中人的恐怖面貌，结果活生生地被吓死了。
许女士表示，她的母亲真的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已经在14年前逝世了。她母亲生前经常提起她过去的悲惨辛酸往事，同时也吩咐她们，如果日后有机会，一定要代表她伸冤，并向日本政府索取血债赔偿，还给被杀害的亲人一个公道。
（参见本节案例57）
17． 《李信要求日本赔偿——一家五口遭蝗军烧死》
李信
（马口2日讯）日本蝗军在1942年3月3日，扎军在森州林茂时，把李信女士当时一家五口，全部放火烧死，惨无人道的罪行，令李信至今仍咬牙切齿，痛恨日本蝗军所犯的巨祸，誓要日本政府，作出人道的合理赔偿。
她今早是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侵占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陪同下，前来向记者讲述遭遇。
她说，当年其父母李照，56岁，邓恒，48岁，两名弟弟李亚苟，13岁，李亚乌，9岁及妹妹李妹仔，4岁，全被日本蝗军关在一间菜园屋，用火把他们活活烧死，这个惨剧，令她毕生难忘。
她指出，当时一家是居住在林茂偏僻的菜园，父母是菜农，由于她当年16岁，已经出嫁在外地居住，才幸运逃过劫难。
在她的记忆中，周遭菜农只有七八家人，当天早上，大批日本蝗军来搜查，把邻近居住的人士，全关在屋子里面，然后放火焚烧，后来，她在姑姑丈夫郑慈心的通知下，获悉这宗惨剧。
她说，日本投降后，她曾回到菜园屋，见一片园地，已变成荒草丛林，父母及弟妹骨骸，也没有人去收尸，再过一些日子，才知道附近热心侨领，把骨骸埋葬在一个地方，因工作关系，一直没有打听日后的情形。
目前居住在庇朥的李信，68岁，声称日本政府不应视若无睹，对当年马来半岛受杀害的无辜平民，要求作合理赔偿。
另一方面,孙建成表示，目前向他寻求登记的蒙难后裔家属，达300余人，惟委员会尚接受外地的登记者，再延长两个月时间，而森州内则不接受登记。
他说，日本方面对半岛的受害者，已公开道歉，说明了日本政府更应该解决受害者及蒙难家属要求的赔偿，惟有这样，才能挽回世人对日本政府的信心。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0)
他指出，在整理有关登记者的资料后，将提呈到日本民间和平律师团研究，设法为蒙难家属，死亡铁路建筑者追讨这笔血债。
（参见本节案例61）
18． 1988年4月19日《星洲日报》，郑顺智： 《日军屠杀冷宜八号公司员工惨案——张友悲愤填膺话当年》
张友，现年58岁，现在居住在亚依昆宁。
1942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是他一生不能忘记的日子，那天，他一家六人，除了他本身身中五刀，装死逃出生天之外，其他五人包括父母及弟妹，却在手无寸铁之下，被日军全部刺杀身亡。
那时，他才12岁，与父母弟妹住在冷宜平芭南洛园八号公司，整个公司共有60余人，除了五人中刀不死之外，其他的人无一生还。
张友是见报后于前日到来庇朥，出席一项日治时期“未亡人”会议。
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诉说： 八号公司的惨况，令人发指。
虽然已是46前的事了，但对于日军残杀无辜，仍然感到痛心疾首！
当时，冷宜南洛园包工头申达洲，兼管八号及二号公司，惨案发生时，所幸他不在八号公司。事实上，日军一行三十多人，都是荷枪佩刀，踏着脚车早一天下午抵达八号公司。
来者不善
日军到来，真是所谓来者不善，他们来到公司，饬令整个公司男女老少60多人出来排队，首先检查每个人之身体，是否有纹身，他们之意是： “纹身者，非良民也”，必遭断魂之难。
结果，一名身材魁伟之年轻人被点中，由数名日军押走，以后消息杳然，下落不明。
点去十名壮健年轻人后，所剩下的是年纪较大，妇女及儿童，日军点算遗下之人后，用笔写着： 明天再来，不可少一人，否则全部斩杀……
真傻，当时竟没有一人敢离开，所以会造成集体被斩杀。
张友说： 第二天早晨7时许，该队日军果然重来，这一回除了荷枪佩刀之外，也带来一些泥铲等工具。
日军来到，又令全部的人出来排队，大家心知肚明，这一回必定有难。其中有人要求日本兵，待去找工头来谈，但日军不允许。
接着，日军又从中挑选十人，押到离公司约六兰带之山沟边胶房与小楼，将十人赶入楼屋去。这里的日本兵又将余下之30多人分为两组，8名小孩（包括张友）及8名妇女被关在一间房内，其余的20名男人被关在另一房内，每个人都被反手绑住，令你插翅难飞。
出来砰砰枪声
这时那小楼发出砰砰砰之枪声，一阵阵凄惨之叫声传来，吓得大家魂不附体，简直不敢相信日军那么残忍，杀人不见血。
“接着，日军又走到我们的公司，又押十人到该小楼，这时没有枪声，但闻痛苦凄惨叫声……
轮到我们了，这一回休想活命，我与弟弟及其他的人，被押到胶房边的斜坡上，下面是一道小流水沟，我亲眼看到，日军毫无人道，将人一个用枪尾刀向身上乱刺，一人用锄柄或吹火铁筒往那人头部猛击，不死都不可以。”
张友说：一刀中左臂，穿过后面。
胞弟惨死
“我与弟弟见到此情景，只有大哭，可是如蝎心肠的日军并不因为我们年纪小而放过，我与弟弟都被刺，一起滚下坡至沟边，弟弟还未死。再加一刀，弟弟脸扑水，活活地死去了。我想，我哭不知如何是好，听天由命吧！”
身中多刀
“这时，我已身中多刀，背后好像被刺了四下，左手被刺一刀，穿过去，我惨叫，悲哭，昏倒过去，之后，我装死，日本人以为我已断命，他们离去了。”
只有四人未死去
“我也看到，”张友说， “总共四个人中刀未死，一人在公司屋，启后门企图逃走，日军开枪，倒下去，但没有死。
房内有一人中刀，他叫亚兴，也没有死。朱带、工头的太太都中刀没有死，梁标从后门逃走未死。
但是梁标以后跟我住一个时期，刀伤始终未治好，半年后，听说在金马士死了。”
求救无门
“二号公司没有事”，张友说， “我与另一人，记忆中是梁标，负伤连夜离开八号公司，穿过树胶林，约二英里，来到二号公司，二号公司的人没有同情心，且认为我们是祸根，杀不死，如果给日本兵知道了，二号公司一定有难，更可能面对同样之命运。
他们不敢收留我，天啊！何处是我家？天茫茫，地茫茫，夜已深，离开二号公司，茫无目的，又惊，又怕，又痛，死去或者更安乐。
也许是老天的安排，走到胶园一个山洞，那山洞很隐密，死里逃生者，勇气比平常强，也顾不了许多，就在山洞平石上倒卧，大概是两天两夜，不相信自己还会活命。
张友说：背后中四刀不死。
住在亚依昆宁的叔叔听到八号公司集体被屠杀之消息，带着另外两人到八号公司，只见遍地不甘瞑目的尸体，却不见到我，找到二号公司，有人告诉叔叔说我没死，已离开二号公司，他到处找，终于找到大石洞，才发现我负伤睡在石洞内，将我救到亚依昆宁去医治。”
现身证明
张友在接受记者访谈及在“未亡人”会上激动地掀起他的上衣，让在席人士看他背上四个刀伤疤痕，同时指着左手弯一刀穿过之手臂，以证明所作之谈话非虚。
对于日本民间学者考察团到来考察一事，张友认为，如果日本需要作证，就应该更翔实，不要只限于巴力丁宜，因为其他地区受难者也不少，同样是悽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样痛苦，就好像冷宜八号公司，罹难者就有60多人，还有冷宜赖家等之不幸者。
（参见本节案例71）
19． 1993年7月28日《中国报》： 《日军杀全家——三老人控诉暴行》
（芙蓉27日讯）又有三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后裔，今日控诉日军的暴行，他们的至亲家人杀死，而蝗军残杀他们的家人的血淋淋一幕，令他们毕生难忘。
陈福娣（左起）刘九妹与邱鸿在孙建成的陪同下控诉日军的暴行
这三名蒙难者家属是（1） 陈福娣女士（68岁），她一家5口被杀；（2） 刘九妹女士（75岁），她死了6名亲人；（3） 邱鸿（63岁），他的父亲被召去泰国建死亡铁路后，便一去不返。
他们今日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在芙蓉讲述彼等家人的遭遇，尤其是陈福娣和刘九妹女士，在忆起当年知知港余朗朗大屠杀惨案，他们亲眼见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他们的家人，还有当地妇女和小孩的经过时，都激动得红了双眼。
他们透露，他们当年大难不死，躲避蝗军的搜查后，在住家附近亲睹了余朗朗大屠杀的惨案，此刻忆起，仍然毛骨悚然与一腔的悲愤。陈福娣目前住在古打粦，他的父母、两名弟弟和一名妹妹，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打死。
他追述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日军在该村搜查后，把所有无辜的村民、妇女和小孩，搜捕后集合在当地的一间学校，过后展开惨无人性的大屠杀。
她因为躲在屋后的黄梨园没有被查获，因此逃过劫数。
同住在古打粦的刘九妹当时则躲在屋后部的木薯园，也因此逃出了日军的屠杀。
他们悲愤地说，当时大屠杀就在她们的住家附近进行，他们躲在不远处，亲眼看见蝗军惨杀无辜的罪行，过后，蝗军还一把火把学校烧了。
另一名蒙难者家属邱鸿。来自凤山庄，他披露，他的父亲在1943年被日军捉去泰国建死亡铁路，过后便音讯杳然。他当年只12岁，他相信其父被召去泰国不久，便早已不在人世了。
（参见本节案例73）
20． 1993年10月23日《南洋商报》： 《赵坤为先父申冤》
（马口22日讯）居住在吉打双溪铅罗冷打曼的赵坤，为其已故父亲赵成波伸冤，指出其父当年日治时代，在庇朥港尾村居住时，被日本蝗军所杀害，并通过大马半岛日治时代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登记，要求日本政府，作出人道合理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1)
赵坤
他是今早在唐兄的弄边闻人赵海局绅及该筹委会主席孙建成陪同下，前来马口本报办事处，向记者讲述有关事件。
现年78岁的赵坤，精神奕奕，育有十名子女，在吉打州居住，是获赵海局绅联络后，专程赶到马口，以便为其父当年被日本蝗军杀害伸冤。
据他说，在他年约20余岁时，当时并没有与父亲同住在庇朥港尾村，直到日本投降后，回到庇朥找寻父亲的下落，后来在赵海局绅转告，获知其父已被杀害了。
父亲被捕一去不回
他追忆说，1942年3月间，其父已经在几天前搬出港尾村，转到甘榜去替马来人割胶，由于忘记携带一件冷衣，重回到港尾村旧屋找寻，岂料当日就是蝗军到来进行大屠杀时，结果一去不回头了。
他说，当时不知道亡父的骸骨葬在那里，一直没有追问，是因为自己劳碌奔波，至度过50岁王老五的生涯，才成家立业。
他说，一个星期前，唐兄赵海局绅电话拨来，知道森州庇朥孙建成，已成立一个蒙难家属委员会，嘱他前来为其已故父亲登记。
另一方面，孙建成表示，为了进行登记蒙难者后裔家属的资料，筹委会已延至本月份止，希望那些未前往登记的亲历者或家属，在本月内，尽快前来登记成为索偿委员会的成员。
他说，目前由他协助登记的名单，有超过200余人，包括死亡铁路征召者在内，日期结束后，筹委会不再寻求处理登记工作。
他指出，整理的资料，将会提呈给较早到访森州的日本民间共15人的律师团，由他们在法庭申请审案，争取拥有登记者的索偿工作。
他说，经过三次受日本民间和平团，安排到日本铭骨心会的集会，已经与世界各国蒙难委员会，取得密切联系，争取日本政府索偿工作，乃在积极进行中。
（参见本节案例75）
21． 《日本蝗军暴行，造成数不清家破人亡——马口颜世锦诉说当年日军在双溪镭进行大屠杀往事》
（庇朥26日讯）当年日本蝗军在森美兰州境内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血腥暴行，造成数不清的家庭家破人亡，冤魂处处。
受上述浩劫影响的其中一个家庭的成员颜世锦（61岁），目前是居住在马口，他于昨天前来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诉说40多年前，日本蝗军在马口双溪镭进行大屠杀的一段悲惨往事。
他说，他的哥哥世豪、弟弟世平、堂舅陈振就都是被蝗军所屠杀，甚至不知尸首在何处。其母亲则因为痛失儿子和堂弟，结果也自杀而去，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的父亲颜樟，在日本占领我国后的第二年，被召去泰国兴建死亡铁路，自从应召而去，音讯杳然，必是凶多吉少，只留下他和一位妹妹文香。
颜氏指出，他这条老命和妹妹的性命都是因为前来瓜拉庇朥医病，才有机会逃过浩劫。其母亲在事发当天因为带妹妹到庇朥治病，所以才免死在日军的刀下。
他追忆说，惨案发生当天是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其母亲由庇朥经马口拟回去双溪镭。当她到了马口，见到从双溪镭逃出来的人士，并听说双溪镭镇里人已被日本人杀光，包括他的哥哥、弟弟和堂舅，所有店屋也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
他母亲知悉有关不幸的消息后非常伤心悲痛，当日回来瓜拉庇朥后便偷偷服毒企图自杀，后来虽被人发现，但因中毒已深，经过两日夜的与死神挣扎后，结果却不治逝世。
他又说，当时他患上相当严重的瘤疾，在医院中留医，完全不知道哥哥、弟弟和堂舅被日军屠杀，母亲事后又服毒自杀的悲剧。如今想起日本蝗军一手造成他家破人亡，使他终生难忘。
颜世锦又指出，他们一家人本来都是居住在瓜拉庇朥，日本军南侵后，他的父亲被日军召去泰国任死亡铁路的兴建工作而一去不回来。第二年，在朋友介绍之下，他们一家人迁往双溪镭，租了一间亚答店屋，由他们兄弟三人就堂舅合作经营杂货生意和土产烟，一家生活相当不错。
他说，他们在双溪镭居住了几个月，不幸的大屠杀惨案便发生了。如果当时他和妹妹不是到瓜拉庇朥来医病，相信他们一家便没有一人生还了。
颜氏最后补充说，据逃出生天的居民指出，日本兵在当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双溪镭后，便将市镇包围，命令所有居民出来集合，并分别加以捆绑，接着不分青红皂白便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过后还放火将店屋焚烧，片甲不留。
在上述浩劫中牺牲者共有数百人，逃出生天者只有一小部分人士。
（参见本节案例77）
22． 1993年10月28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枪林弹雨中逃出生天，苏天送亲睹蝗军暴行》
苏天送当年在蝗军的枪林弹雨中逃生
（庇朥27日讯）目前居住在马口甘榜支那门牌一六八号的苏天送（77岁），昨日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安排下，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追述当年在他在马口双溪镭，亲身经历的一段日本蝗军屠杀民众时，他在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的经历。
他说，日本侵占马来半岛之后的1942年间，他是身强力壮的25岁青年，当时他是马口商人郑福潘的助手，每天早晨都须出门工作，踏着脚车前往双溪镭及附近一带地区，向有关居民收购烟叶、木薯等土产。
当年7月31日（农历七月十九日）他与雇主郑氏像往常一样，大清早便踏脚车到双溪镭小镇，大约是在上午10时，大批的日本军队突然间开到当地，接着便把该小镇包围起来。过后日军又下命令，促镇上所有居民必须出来集合，然后把各人的双手加以捆绑，全部推到一处空地上……
（参见本节案例83）
23． 1992年8月26日《南洋商报》，徐明生： 《死里逃生记——刘修良忆述日治时期的苦难》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刘修良似无限神伤。
日军自1941年12月8日从泰国的百大年攻入马来半岛后，便展开血腥的统治；直至1945年8月15日投降止，共历时三年八个月。
在上述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中，惨无人道的侵略者对无辜良民的迫害，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毒刑、拷打、枪毙、刺杀、砍杀、奸杀、烧杀等。
尽管当年日军的滔天罪行，在历史长河中飘逝了约半个世纪，但是，当时的身历其境者都会咬牙切齿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
现年80岁的刘修良就是其中一个见证者，他无限辛酸地追述了他的“死里逃生记”。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刘老坐在他芙蓉海边路芙蓉园住家的客厅中，以颇为风趣的口气当开场白说，他年轻时不大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然而，自逃过日治时期的“死关”后，不但活到“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而且还远远超出了十年，因此，现在对那句话信足了一百巴仙。
50岁的刘修良
他说，日军侵占森美兰州时的血淋淋暴行，使到州内的日叻务县、瓜拉庇朥县、林茂县、芙蓉县好些地方变成屠场，更有数以千计的华裔男女老幼变成冤魂。那时身为教师的他，也险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1943年的11月13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从新加坡来的特务队看上了我!”
刘老望着客厅里的风扇，仿佛要藉它拨出当年的吉光片羽。片刻，他又说，当天早上9时正，一名日本暗探，步入当年设在洛士街福建会馆中华小学的办公室问谁是刘修良？他答称他就是，于是遂被带上卡车。当时，他发现车上已有几个人，他是最后被捕的一名。
他说，过了不久，一车人都被送到目前的邓伯路牢房，关在第三楼。在那里，每间房关二至三人。他记得，当时他与李致祥局绅同处一室。
“形容日军残酷与狡猾，那是一点不错的！”刘老说，一进房后，日军将他们的钱包、手表、自来水笔、钥匙圈等都搜走，并一一送到各人家中。不必说，家人一睹那些东西，都以为被捕者均凶多吉少，哪能不痛哭流涕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2)
其实，他们都没有死，只是要受苦受难，他说，为了让家人安心，他要求一名马来人警察帮忙，拿来铅笔写了“平安勿念”四字，又叫后者偷偷送出去，好叫家中老幼放下那颗忐忑不安的心。
刘老人虽老但记忆力强，他说，那天被捕者共九人，除他与李伯瑜个别是中华小学副校长和马里街大华小学校长外，就是管绍南（加流街南发洋货东主），田谷初（大街大裕兴洋货东主），何楚衡（大街万山和药店东主），黄和谋（沉香路建筑商，当时中华小学董事长），李致祥（当时英殖民地州议员），王会尧（当时中华小学校长），王子家（大街合成冷藏店东主）。
他说，到了在瓜拉庇朥路的鬼屋里被日本特务队拷问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与同伴都被人诬告说，当年的双十节，他们一班人在沉香路的天师爷宫里开会，发表抗日的言论，肯定是同盟会的成员，所以被“请”了来。
“对于那‘莫须有’的罪名，我们当然矢口否认，但换回来的却是热辣辣的几巴掌和几下日本火腿！”
他说，此后日军改变方法，一个个问，不过，他却有至死不认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在放出犯人冲凉时，身为校长的王会尧才偷偷对他说，日军吃软不吃硬，最恨“死硬派”。由于其已五次否认，故那闪亮亮的长军刀，都在他的脖子后威胁，最后终于承认，以免精神上痛苦。
“王校长也对我说，日军统治期不会太长，承认了不一定是死刑，如果侥幸不死，那岂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
他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被长军刀威胁了两次后，我也乖乖承认。”
死亡线上遇救星
刘老指出，在审讯时，他很幸运遇上三位救星，那条冷过水的命才拾回来。第一位恩人是练成道场场主山崎（日本人），第二位是当年得森州教育局长（日本人）、第三位是高等法庭通译员郑官祥（华人）。三位恩公都向庭主说，10月10日那天，我们见到犯人在道场内接受训练，其肯定不会到沉香路去参加同盟会成员的会议。
这是刘修良的部分剪报集
说到这里，刘老也解释说，所谓练成道场，那是日军的一种训练所，好像现在的师训学院，教师是他们心目中的高级公务员，所以在遴选后都被派到该处接受日文课程与体育活动的训练，以便效忠大日本国。
他说，就这样，他逃过大难，被判无罪释放。不过，其他的八人，他们的遭遇可真惨。被处死刑的是李伯瑜和管绍南，被打伤无药可医而死的是田谷初和何楚衡，被判坐10至15年牢的有李致祥、王会尧、王子家、黄和谋。战后，黄和谋故去，王会尧于1948年回中国。目前仅存者计有他本身、李致祥和远在中国的王会尧。
刘老回忆说，扣留95天后释放的他，已骨瘦如柴等于半个死人，因为在牢中，每天只以野苋菜参粥水当餐，一周内只分派一次木薯，加上医药的缺乏，他能活着回家已是好命！往后，他调养了一段长时间，身体才渐渐恢复健康。
他说，战后他在邓普勒路的培华小学当校长，直到1972年才退休。这20年来，日子过得很安定，闲来剪报收集成册，也学学书法，有老伴在身旁，又有孝顺的儿孙满堂，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参见本节案例85）
24． 《丈夫前妻与子女遭蝗军杀害——庇朥老妇伸冤要求赔偿》
（庇朥7日讯）来自森州日叻务古打粦新村的一名老妇林玉兰（74岁），前来瓜拉庇朥会见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投诉其丈夫前妻及五名孩子在日治时期惨遭日本蝗军杀害的事迹。
林玉兰女士
林女士指出，日治时期她的丈夫吴桂发一家七口，包括当时的妻子李云娣与三男二女（年龄由2岁至12岁之间），是居住在古打粦奎岭四十二吉（亩）园丘，以养猪及种植香蕉为生。
当时林女士与家人则是居住在奎岭内部，离开吴桂发的住家约有半英里，由于日本蝗军没有进入内部杀人，所以他们一家都平安无事。
她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一队日本蝗军开进奎岭，屠杀了住在当地的吴氏家族44人，以及陈兆胜和阿六顺2人，一共46人牺牲在日军的刀尖下，其中包括吴桂发的前妻与5名儿女。
案发当天，吴桂发已经骑脚车出门到瓜拉格拉旺工作，因此幸免一死，是日傍晚吴氏放工回家时，看见其妻与五名儿女都遭蝗军下毒手杀害，并弃尸在屋后，只是用草席盖着，结果心里非常害怕，连脚车也不要，拔足飞快地逃跑到瓜拉格拉旺的工作地点，暂时在雇主家住宿。
过了三四天之后，吴氏家族亲人申请拾尸埋葬，吴桂发的妻子及五名儿女也与其他被杀的吴氏家族成员共44人同埋一穴。
上述屠杀事件发生后第二年，林玉兰女士才与吴桂发结婚，婚后生下了三男八女，其夫吴桂发已于30多年前病逝，享年55岁。
林女士表示，她丈夫的前妻及五名子女，在当时被杀害是无辜的，所以应该得到日本政府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92）
25． 《星洲日报》，郑顺智： 《又四人申诉蝗军暴行，加入“蒙协”齐心索赔》
关毩仔
四名来自森雪的人士，目前联袂到瓜拉庇朥会晤“半岛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申诉他们的亲人在日治时期不幸遭遇，并一同加入蒙协，加强力量，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赔偿。
（1） 关毩仔——父亲被截捕一去永不归。
关氏现年62岁，现居住在雪邦新村243号。
他说，其父亲关亚毩，在日治时期是住在雪邦十七缘芭，却是到二十三缘芭种植及养猪，每天三餐都回家吃。
当时他只有10岁，不过其母曾经将父亲不幸的事告诉他。
“某日下午2时父亲从二十三缘芭回家用午餐，至途中被日军所截，其实被截捕的村民相当多，据说是被送到雪邦五支警局充当‘认人组’，不幸被点中，从此没回来。
曾会辉
根据同组乡民说，父亲被点中是属于‘坏人’，已被载去不知名地方。很肯定地，是被蝗军杀害了。”
（2） 曾会辉——兄长往隆途中被捕，受极刑而死。
曾氏64岁，现在居住在雪邦新村120号，日治时期其家人是住在丹那美拉种植及养猪。
他说，其兄曾会留，当年（1942年）结婚才五个月，经常与朋友踏脚车到吉隆坡去办货。
“大约是1942年某日，他与另外两名同伴从吉隆坡载货回家，至士毛月地区被日本兵检举，怀疑他是抗日份子，被抓送到加影牢狱。
根据一名较幸运被释放的阉猪佬说，我哥哥被蝗军施以重刑，灌肥皂水，后来转囚在半山芭，因病重已被送到文良港医院。
当时，在雪邦有一名老日本人，是管理日产园丘经理，愿意帮忙到吉隆坡去担保兄长回来，只因交通问题，虽然日本人有私家车，却缺乏汽油。等到买到汽油，父亲曾良顶与老日本人赶到文良港医院，查询后，在记录中发现其兄长已告不治身亡。
其实，在半山芭监牢时，父亲去看兄长时，已发现兄长被打得不成人形，秃光头，不能说话，甚至拾地上的香蕉皮嚼吃。”
李仰川
（3） 李仰川——父亲回家派送红鸡蛋被捕，死于牢中。
李氏52岁，现住在丹那美拉新村。
他说： “日治时期，父亲李培基，当年才20多岁，原本在雪邦五支一间杂货店任职。
那天，因为我出生弥月（祖母告诉的），父亲请假回家，派送弥月红鸡蛋等给亲戚后，至傍晚回来，一名日本的宪兵（探员）到来，不容分辩，将父亲逮捕，即日送到半山芭监牢。
祖母悲戚，托人前往担保，希望能保出，可惜到了半山芭，不得要领，也见不到父亲，只好悻悻而回。”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3)
他说： “三四天后，再去探狱，这回见到父亲了，可怜父亲已被施极刑睡于地上，爬不起身。
数日后，另一名同被捕去的杨国柱被释放出来，他告诉我祖母，家父可能数日后被释放。
其实，这不过是推测而已，当祖母第四度探狱时，已见不到父亲了，据内部人说，父亲已经死了，祖母悲伤欲绝。”
吴亚邦
（4） 吴亚邦——五间店屋被日军拆去建桥。
吴氏现年63岁，住在双溪比力新村257号。
他说： “日治时期与家人住在雪邦吉枳，父亲吴金义，是经营贩卖猪只的商人，经常运猪只到新加坡售卖。”
父亲克勤克俭，建了一排间店屋，其中商店三间，住宅两间（均为木屋）。
英军战败后，日军开到雪邦，一家人闻风弃屋逃难到山芭区去。
附近有一道桥，在英军撤退时被炸毁，以断绝交通。
次日，日兵开入雪邦吉枳，见桥已毁，不能过河继续前进，于是动手拆掉那三店二住宅，将木料充建桥。
日兵离去后，我父亲出到店口，发现五屋已夷为平地，家具等财物荡然无存，令我们无家可归，伤心不已。”
他说，“我们的财产是蝗军所毁，我要参加蒙协，以向日本政府索偿。”
（参见本节案例111、112、113）
26． 1992年12月22日《光华日报》，林源海： 《瓜拉古楼华妇林亚娥叙述半世纪前惨痛经历》
本报吉辇记者专访——日军南侵马来西亚半岛，在三年又八个月的铁蹄占领下，多少人家破人亡，失去了至爱的亲人，可爱的家园毁灭在战火中。
对于居住在瓜拉古楼港脚的一名已是祖母级的华妇林亚娥女士，那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及亲人的惨酷一幕，却像一个恐怖的梦魇，深深的烙印在其脑海中，虽然那已是50多年前的湮远旧事了。
林亚娥女士，现年59岁，居住在吡叻瓜拉古楼惹兰班台门牌363号，其夫婿叶阔咀，在瓜拉古楼河港口为人看顾养鱼场。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林亚娥女士目前共育有三男二女，而且膝下尚有12个内孙及6名外孙，可说是儿孙绕膝，享受人生天伦之乐。
日军南侵时仅八岁
在日军南侵的时刻，那已经是1941年的往事，当时林亚娥女士才8岁大，可说是刚懂人事，她是与其父母居住在梹城海墘边的姓林桥祖屋。
林亚娥女士向记者说：“虽然已约50年了，我左手臂肘部被炸弹碎片击伤的疤痕还是不会消失”。
日机弹片炸死母亲
据林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说： 虽然那已经是50多年前的旧事，但是当时的情景，对她来说却是印象深刻，历历在目，使她毕生难忘。因为在那一天的早晨，她的母亲被日本飞机所投下的炸弹碎片炸死了。她的祖屋也被炸弹炸毁着火。她的一位老太祖母也葬身在燃烧的祖屋中，而且她本身的左手也被炸弹碎片击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疤痕……
她说： 她还记得事发当天的清晨，当时她的外祖母刚去世不到一个月，她将本身所穿的黑衣孝服洗好后，拿到屋外去晒时，突然有一枚由日本飞机上投下来的炸弹在其跟前落下，插在烂泥中，使得泥浆四溅，溅污了她的衣服及身体。
炸弹掉落幸未爆炸
她回忆说： 当时她年幼无知，不知该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是炸弹，还若无其事，幸好该炸弹掉在烂泥中并未爆炸，不然她当时必定粉身碎骨无疑。现在回想起来，她心犹有余悸。
林女士说： 当她带着满身的污泥走入祖屋后，其母亲见到她满身都是泥浆，查问清楚缘由后，又见到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向地面投下炸弹，立刻拉她及其弟妹伏在祖家厅中。
她接着说： 当时她还年幼，不知危险及恐惧。但是当她稍后与其弟妹从地上爬起来时，却发现其母亲腹部相信是被炸弹的碎片击中流血，已经气绝身亡，而其左手肘部也受伤流血。
其母亲的名字是叫王金锭，死时才30岁。
她接着说： 在出事后，她及其弟妹即从外回来，由父亲带往梹城阿逸淡其伯母的家，因为当时姓林桥一带已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情况相当的危险。
当时，在其祖屋有一名老太祖母与她同住，当父亲要将她及弟妹们带走时，该年迈的老太祖母表示其本身将不走，坚持欲守着该祖屋。
林女士接着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说道： 当她及两名弟妹被带离祖家走了不远，即见到其祖屋被炸弹击中，着火焚烧，听说其老太祖母也跟着其祖屋而殉难。
在父亲的带领下，她及其弟妹挤上一辆满是人的罗厘，当罗厘行走时，一路上可以见到许多尸体，情况相当的混乱，就好像是世界末日那样……
（参见本节案例117）
27． 1993年7月22日《南洋商报》文章： 《孙建成下月中飞日数蝗军暴行慰安妇速呈资料索偿》
（吉隆坡21日讯）日治时期蒙难受害者家属的领导人孙建成将于下个月13日飞往日本东京出席战后补偿国际研讨会，并吁请全国各地老铁人，慰安妇及受害者家属尽快联络他，以便将他们当年蒙难的史料呈交日本民间人权律师团，进而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血债的赔偿。
孙建成说，这是第三次启程赴日“请命”，第一次是去年八月陪同李玉璇去日本，那时他并没有受邀讲话，然而第二次应日本反战派和平团的邀请前往日本说话和投诉，让日本人了解日治时期而造成许多无辜者罹难，并向日本当局索偿。
他说，那些受害者家属若要加入他发起的马来亚半岛日治时期蒙难家属筹委会，必须寄来四张影印的身份证、四张个人照片、一份完整的遇难史料及附上100元捐助基金，联络电话是06813079。
他也表示，一部分蒙难的家属采取观望态度，要等到赔偿着落时才提出申请，若是他们没有参与这个组织，日后他们的申请将不会被处理。
他今日也安排两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家属讲述当年日本蝗军的暴行。
首位是周玉蓉（59岁）追述，1943年日本蝗军侵占大马，当时她与双亲同住新街场芭蕉园并开设一间咖啡店，她记得大批日军以窝藏共产分子为藉口，逮捕极力否认与共产有关系的居民入狱虐待。
用水灌肚
周玉蓉追述当年小时目睹日本蝗军践踏人命
她说父亲周世文在牢房里被惨无人道的日军用水灌肚，把肚皮涨大后，再置板肚上踩挤水分从口呕吐出来，这种酷刑重复多次，终于体力不支，昏死了过去。日军还以为其父一命呜呼，弃尸外头，随后苏醒，又被捉回牢房用刑，前后被收押了一年有余，不成人形。
她说，她的父亲因为体内受到重创，无法工作，家庭重担便落在母亲的肩上，她的父亲虽然活到70多岁辞世，可是在他有生的日子里，受尽各种病痛的折腾，生不如死。
她痛斥日军暴行，使得我国千万同胞受尽苦难，在情在理应讨回一个公道。
……
（参见本节案例140）
28． 《24菜农走上不归路》
林柳枝
一名来自吉隆坡冼都新镇门牌022059的林柳枝（71岁）向记者揭露： 1942年，日本蝗军在万挠双溪珠火车站附近的菜园屋杀害了24名农民，其中也包括他的姑丈陈华及儿子陈亚财。
林柳枝是于前日到瓜拉庇朥，联络蒙难家属协会后，向记者谈话。
他说，日治时期，他本身是住在万挠双溪珠，姑丈则住在义山路口的菜园屋区，以耕种为生，也兼养猪及家禽。
这菜园区总共住有20多家，以大路为界，分为左右两边。
三车日军到来
大约是1942年2月间某天，三车日本蝗军共约十多名来到菜园屋，本来主要是要农民提供鸡只。
据说日本蝗军在右边一排农家范围内的一处草丛中发现了一柄来福枪，农民并不知该枪的来历，以后推想可能是英军投降时遗留下来的，当时农民也不知蝗军是在什么地方发现这支枪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4)
蝗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当他们发现该枪之后，脸色都大变，怀疑农民与“抗日军”有关。
林氏说，当时，蝗军下令左右两边的农民（只召男性）集中起来，然后叫农民自行分队，住在路左的站在左边，住在路右的站在右边一排，农民根本也不知道此举的用意。
接着，日兵吩咐住在路左的壮丁离队回家，住在路右的农民（只有男性，妇女及小孩不在内）则不准离开，总共24名，这时他们心知有难了。
被罗厘载走
罗厘车来了，也由不得分辩，24人均被令登上罗厘车被载走。
这批农民莫名其妙地被载走，也不知载到什么地方，结果是一去永不回头。
林柳枝说，日本蝗军此种残酷手段，50多年来有冤无处诉，今天，日本必须对此案件负起责任，给予后裔合理的补偿。
（参见本节案例146）
29． 1993年7月20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老铁人谢奕文痛述日治期遭遇》
老铁人谢奕文
当年日本蝗军侵略马来西亚时期，所到之处不但经常滥杀手无寸铁的良民，并且还强迫大批身强力壮的各族青年（其中以华裔青年占多数）前往泰国建筑泰缅铁路，以利日本当局扩展他们的军事行动，企图实现更大的侵略野心美梦。
现今居住在森州马口榕吉C公司的谢奕文（现年75岁），日前专程来到瓜拉庇朥，会见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同时也向新闻界痛述他当年被迫充当死亡铁路劳工，以及在当年所面对的不幸遭遇。
谢氏的父亲谢行甫，当年也是继他之后被日军召去建筑死亡铁路，结果在泰缅边境一病不起，客死他乡。此外，他的叔父谢顺发被日军捉了之后便告一去不回头，肯定是被日军杀害了。
谢奕文指出，日本占领我国时期的1943年10月间，他与父亲等人一同居住在阿逸君令的双溪拉玛公司以割胶为生。
他的叔父谢顺发，当年约38岁，未婚，居住在亚沙汉，担任杂工维持生计，有一天，其叔父与一班工友在亚沙汉市区工作时，突然与其他人一齐被日本兵捉去，听说他们都是被载到马六甲的三保山，全部遭蝗军下毒手屠杀。
谢奕文本人则于某一天下午4时左右在园址的工人宿舍，被突如其来一队日本兵强迫他等25人一同登上军车，然后被载去芙蓉集合。
第二天，他们一行25人及其他人士，被安排乘火车前往泰国的“万蓬”地方，接着转火车向名叫“金沙育”的地方前进，到了目的地后又再翻山越岭，步行约一英里的路程，总算到达深山野岭的建筑铁路工作地点。
在上述工作地区，除了他们25位华人之外，其他的都是印度裔劳工，总共约五六百人之众。
当时他们一班人的工作任务是搬运木枕，以供其他工人安置铁轨，有关工作非常辛苦，不过有一点令人感到庆幸的是，管理他们华裔工人的日本兵头比较善良，所以没有随意欺凌工人，每天供给的粮食也相当不错。
至于其余的大群印度裔工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他曾经看见许多表现比较懒散的印籍工人被日军殴打，甚至进行严刑处罚，残酷之处，任何人见了都会感到胆战心惊。
谢氏又说，若按照当时日本兵的口头许诺，当他们工作期满三个月后，是可以被放回家的，而且每天可以领取二元（泰币）的工资，可是当他们辛苦工作了三个月之后，蝗军并不肯放人，却把他们转码头到“马南加西”去干相同性质的工作，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他们惟有遵命听从，谁也不敢反抗。
在新的环境下，工作不但更加辛苦，所得到的对待也差劲，后来幸好得到管理前码头工地的日本军官的说情，新管理层才放松管理尺度，他们才不至于受到更大的苦头。
福星高照
过了一段时间，他与同伴韦亚明和梁亚德可说是福星高照，被遴选担任专门伺候日本军人膳食的事务，而不必再做苦工，一直做到日本投降后为止。
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一支联军开到当地，将全部工人召集到“他蒙区”集中营，总数约有6000人，大家在那里住了六个月之后，才由联军安排分配所有工人，分批乘船前往新加坡，然后改乘火车回家乡。
他表示，该次被日军召去当建造死亡铁路劳工，而有机会回乡与亲友重聚，可说是万分幸运，因为不少人都得了疟疾、泻痢症、烂脚病等。军方只有供应“金鸡纳霜”单味药品，患病者只好听天由命，其中大部分都是病死异乡，白白牺牲宝贵的性命。
谢氏在当地工作前后大约两年的时光，在他那一伙25人当中，只有两位同伴不幸在工作地点去世，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谢奕文指出，当他在“他蒙区”集中营时遇见了故乡同村的人，对方说其父亲在他走后，也被日本军送去泰国建筑死亡铁路，是列入第三批的名单中，只是各自在不同的地点工作，因此彼此没有机会见面。该同村朋友也向他报告不好的消息，他才知悉父亲在工作期间由于患上不治之症而在工地与世长辞，他听后感到万分悲痛，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谢氏在日本军占领马来亚时期，先后失去了父亲与叔父，这种人命的损失实在太大了，因此他要求日本政府必须给予合理的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149）
30. 邓丽华： 《张国辉夫妇追述伤心往事“蝗军严刑害死父亲”》
张国辉（左）与王翠英要为先人讨回公道
（吉隆坡20日讯）日治时期，发生许多家破人亡的惨剧： 张国辉（71岁）的父亲张家佑就是在那个乱世期间被蝗军杀害，让他的家人蒙受痛楚和绵绵恨意。
为了向世人告发日军的残酷行径及讨回一个公道，张家佑的儿子张国辉和媳妇王翠英今日向本报控诉日军的罪行。
王翠英（69岁）说，日本南侵前，他的家公是在双溪古月的一家铁船公司当电器管工，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境可说是不错的。然而好景不长，当日军占领了马来西亚后，形势的危急和混乱使得人心惶惶，结果张家佑被迫停工，带领一家大小躲到安全的地方。由于失去工作，全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稍后，形势略为平定时，张家佑重返铁船公司上班。本以为霉运已过，不料他的一位同事却遭日军带走，几天后一个下雨的清晨，该名同事随同几个日本人到张家佑的家里，把他带走，同时也另外捉走了四名同事。
“那天其实就是我们见面的最后一天，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还在睡梦中，忽然有人敲门，我的家公就去开门，结果几个日本军进来后用枪指着他，那个时候他连睡衣都来不及换，只穿了一条短裤，我赶快拿了一条长裤给他换，然后他就被带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起初王翠英并不知道为什么家公会被带走，后来才从被释放的两个同事口中知道原来日军诬指他们是共产党，并且还使用严刑要他们招认，结果被捉六人中只有两人带着满身伤痕归来，张家佑和另外三名同事却因忍受不了严刑而逝世。
“蝗军逼供的方式令人发指，除了灌水，还用拷打等。我的家公被禁锢，在又打又饿的情形下，他因忍受不了而离开人间，那时他才40多岁。”
自张家佑死后，家人就以耕地为生。两年后，其家婆带了女儿前往中国，留下张国辉和他的弟弟自力更生。张国辉当上烧焊工人，然而他却不幸在一次工作意外时遭火灼伤腿部，由于当时医药不发达，结果导致他的脚微跛。
至今张家佑的尸体仍下落不明，为此，他的家人希望能讨回一个公道，以慰张家佑的亡魂。
（参见本节案例153）
31． 《日治时期父亲枪下死吉拉央卢永根向日本讨血债》
卢永根认为：日本当局应偿还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留下的血债。
（吉拉央22日讯）“父亲卢塔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期间，无缘无故被日军逮捕，并于次日遣往淡马鲁后惨遭蛮无人性的日军枪杀。虽然至今已事隔数十载，惟还是不知家父身葬何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5)
居住在吉拉央新村的卢永根对本报披露上述事件。他指出，根据家母在世时引述，先父是于1942年农历正月廿八日早上约10时左右，在住家遭一队十余人的日本蝗军逮捕，第二天送至淡马鲁后遭日军枪杀。
蒙难者卢塔，原籍福建省大田县人，遇害时仅43岁。当时，一家六口居住在彭亨直凉郊外，离市区大约二英里。
“家父为人安分守己，以种植咖啡及水果为生，家境相当不错。死后留下母亲苏焕、二位分别13岁和6岁的姐姐，一位仅7岁的哥哥，我3岁及一位当时怀胎三个月的弟弟。”
卢永根表示，虽然当时直凉数位领袖，即苏献杯、蔡彬、邱光和卢回等试图出面营救，并于被捕次日前往淡马鲁欲与日本蝗军长官交涉，无奈当彼等抵达时已经太迟了。
他申诉，日本政府不论何时，皆逃避不了占领马来亚时所犯下的大错。这是因为当时蝗军所干的事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
卢氏亦认为，日本当局必须负起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留下的血债，在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赔偿的同时，也必须公开向蒙难者家属或蒙难者阴魂道歉，以消除这场风暴所留下的仇恨。
（参见本节案例155）
32． 1993年4月2日《南洋商报》，曹盛干： 《五十一年胸口的痛》
年逾古稀的卢礼忆及全家大小活生生被日军放火烧死，泣不成声。
人生最惨痛者，莫过于眼巴巴地目睹至亲活生生地遭人放火烧死。
22岁的卢礼，甫和小他两岁的爱妻得到爱情的结晶，原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万料不到，他们一家大小，还有慈母，年幼的弟妹都被残暴的日寇所杀。
现年73岁住在北干那那的卢礼在回忆起51年前那悲痛的一幕时，不禁悲从中来，泣不成声，好久好久才平静下来。
他说，清晨，大约7时许，他是在前一晚听了妈妈罗娇和太太钟碧华的话，于是躲避在沙河芭的森林里。他躲避的地点距离村子大约四百公尺，虽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但一家五六口，都活生生地被日军放火烧死。
这个沙河芭，距离北干那那五英里，就是目前地图上所指的甘榜沙哇。
陪同卢礼接受日本历史教育学艺会访问的还有另外两名生还者，即现年63岁的阮但和当时年仅4岁的梁庆治。
日本学者一行27人来乌鲁槽拜祭殉
难华人公墓时，天地同悲，下起雨来。
阮但当时也是和卢礼躲在芭内，并没有和其他50名男性村民为日本人挖坑，所以才逃劫数。他也和卢礼一样目睹着家园在一场人为的无情火中烧为灰烬，大部分的村民在铁骑下含冤而去。在全村200多口中，只有五六人逃出生天，重见天日。
笨珍路二十七哩沙河芭200余人遭日军杀害，其中60余殉难者共葬穴。
现年55岁的梁庆治，当时只有4岁，并没有跟妈妈到沙河芭，而留在北干那那，所以也逃过劫数。他的母亲当时只有37岁，因为在沙河芭干内，所以也葬身火海。
卢礼说，沙河芭村内只有十多家，是在日治时期村民逃难时种植粮食的芭场，由于当时没有米粮，所以他们都在那里种番薯和木薯充饥。每家的成员大约十人或七八人。当时据他所知，屋内只有妇女和小孩，因为大家都以为日本兵只对付男人，不会向妇女小孩下毒手。因此，她们和小孩们，包括他的妈妈、太太，一个四个月大的儿子卢亚狗，6岁的弟弟卢亚文和4岁的妹妹卢亚娇在屋内。他们都关起了门，都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
“不久，我看见十多间茅屋都着火起来，原来日本人已经放火烧屋，接着是女人和小孩的尖叫声。”在大火中他也听到枪声，一小时后，十多间屋子已被大火夷为平地。
辣手残杀妇孺
他继称，不久，他远处看到大约有20多名日本兵离去，至于他们共有多少人，则不清楚。
他说，等到早上10时左右，当日兵离开和没有枪声后，他才敢出来，这时屋子已烧成灰烬，所有的尸体已被烧成焦尸，一堆一堆地，几乎已成灰，除了这些女人和小孩死在屋内，一些妇女在日人放火烧屋时，虽然冲出屋外，往河边逃，但无一能逃过日本兵的枪尖刺刀，都倒在河边的血泊中。
他说，整个村子有200多人，相信生还者只剩下五六人罢了。虽然，在乌鲁槽的华侨殉难公墓，只刻着60多个名字。
他沉思了一会，再接着说，这宗没齿难忘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他才从其逃出虎口的岳父钟耀和其弟钟左的口中，获悉另一件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惨剧。
原来，在早一天，即20日的黄昏，相信日兵是从布莱山蓄水池一带的山路来到沙河村。
向穴中人猛刺
贺细妹
他说，这些日本人到后，便令全村大约50名男人为他们挖地穴，每个宽约一公尺，共挖了几十个，俟洞穴挖好之后，日兵遂令这些男人把树叶铺在洞穴内，然后，令他们一一伏在洞穴内，背部向上，然后便用枪尖刺刀往他们的身上刺。
他说，他的岳父也和其他的人一样是躺在洞内，只感到颈项后一阵剧痛，便拔足飞逃，幸日兵在他逃走时，并没有开枪，所以才逃出生天。
他解释说，日兵当时没有开枪射杀其岳父，相信是恐怕枪声惊动了躲在屋内的妇女和小孩。
卢礼说，他当时是22岁，太太比他小2岁，其母亲则是45岁。
他接着说，他的岳父和岳父的弟弟都大难不死，过了四年，便双双返回广西省的家乡容县，之后，便没有了音讯。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的话，也都是百岁人了。
来自日本的日本历史教育者学艺会一团27人是在团长柳功的率领下，按址前往距离新山27英里的北干那那亲自听取在日军铁骑下受害者的现身说法。
他们一行人也在慰问卢礼过后，冒雨到乌鲁槽的华人义山殉难侨胞公墓拜祭遭日军残杀的殉难者。
在归途中，记者遇到一名受难者的家属贺细妹女士，她对日军的冷血行为，使她在3岁时便失去父爱，毕生难忘。
（参见本节案例167）
33． 1993年4月1日《新明日报》李浩财文章： 《日军活埋我全家》
(新山31日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追述起50年前，母亲、妻子、襁褓中的幼儿、弟弟和妹妹当年被日本侵略军活埋的往事，在20多个日本访客和其他人面前，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
卢礼（左二）在家中接受高岛伸欣（右一）和其他日本人的访谈。左一是北干那那居民阮但，他也是沙河芭劫后余生者。
50年前，卢礼（73岁）和父母、妻子及弟弟，为躲避日本鬼子而深入沙河芭（今甘榜沙哇，离北干那那约四英里），在那里垦荒种粮，并在那里和妻子生养了一个四个月大的男婴，但是没有料到，日本侵略军竟连沙河芭那样偏远荒僻的地方，也没有放过，而于1943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摸了进来。
当时22岁的卢礼，获得妻子和母亲密告，日本兵士在搜捕男人，嘱他暂勿回家。
“我留在山芭，不敢出去。21日早上七八点，我在山芭看见十多间房屋被大火焚烧，我听到女人和小孩的惊叫声。”
卢礼说，房舍大门被关上，女人和小孩没路逃，钻入床底，房舍被纵火时，往外逃的妇女小孩，被日本兵用枪口上的刺刀刺死，弃尸在河边。
他说，他也听到枪声，过了两个小时（早上10点左右），一切复归沉寂，他和匿身于矮青芭的父亲才敢走出来，与两三个也是躲藏在山芭里的男性（目前不知所踪）拿来锄头，掘坑把死者草草掩埋。
卧房床底焦尸成堆
卢礼说，许多烧死者的焦尸是在卧房床底下发现，相信妇女和小孩被关在房舍里时，躲入床底下，“有的一家大小十人，有的七八人，都被烧死了，烧得面目全非，认不出，我们掩埋了整十堆焦尸，大约有七八十人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6)
三天后，卢礼的岳父钟耀和钟耀之弟钟左与他见了面，彼此对至亲的被杀害，难掩心中悲痛。
钟耀、钟左告诉他，20日那天傍晚时分，日本兵命令壮丁挖掘壕沟，在地下置放树叶，当时他们不知日本兵的目的，等到日本兵命壮丁躺下约三尺宽的壕沟时，钟耀和钟左迅速爬起来，被日本兵追砍，钟耀的颈项被砍了一刀，但逃脱。
据卢礼说，日本兵没开枪，可能是为了不要惊动屋子里的妇孺，以防她们逃掉。这些妇孺，绝大多数早第二天早上被烧死在屋子里，“男人在壕沟内被刺杀后，屋子里的妇孺却不知道。”
他说，当年他和家人去沙河芭种植的粮食，主要是木薯和番薯。
询及他藏身处与烧杀地点距离多远？卢礼说约有甘兰带（1300余尺）。他猜想日军是经水塘路，从芭屋进入的。
遗骸残缺不全
他透露，钟耀和钟左已于1946年回中国去了，如果现在还活着，已年逾九旬，接近整百岁了，“他们的故乡在广西容县。”
卢礼估计，日本侵略军当年在整个沙河芭，烧死杀死200人左右，虽然洋灰制的墓碑（被殉难侨胞公墓之神位）上的姓名，仅有60多个。
他说，1946年收拾骨骸时，许多遗骸残缺不全，“烧杀当天，许多焦尸都已经无法辨认了，有的几个拥成一团。”
卢礼告诉日本访客，他母亲名罗娇（被害时45岁）、妻子钟碧华（死时20岁，碑上有钟碧华之名）、弟弟卢亚文（6岁）、妹妹卢亚娇（4岁）、幼儿卢亚苟（仅四个月大）。
“我妻子和母亲被拉出屋外……”说到这里，他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卢礼说，他母亲、妻子、弟妹和幼儿是被活埋的。
随日本中学教师高岛伸欣莅访的20多个日本客人（其中多位教师，也有大学生，包括高岛的学生请末爱砂），在时间逼促中向卢礼告辞，即乘巴士折返乌鲁槽二十一碑中华义山，祭拜“被殉难侨胞公墓之神位”。
刚抵达义山，天即下起雨来，时为傍晚六时半，天色灰蒙，阴雨中的义山益显荒凉。日本访客一行人撑伞步向土地祠后200多公尺外的公墓，点燃香烛。
卢礼没有随行，或许他不应再承受追忆往事的悲痛，否则，天会洒下更大更密的雨滴。
日本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一级战犯，今日，他们的神位安置在肃穆庄严、风雨不侵的靖国神社中，他们被许多日本人拜祭，视为英雄。祭拜者包括当年担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50年前在沙河芭蒙难的族人，除了保存那珍贵的镌上60多个名字的墓碑外，或许应有个较入眼的纪念碑？
（参见本节案例173）
34． 《文德里徐旌水揭蝗军兽行祖父遭遇活生生灌水而死》
徐旌水
（直凉5日讯）彭亨文德里讯村民徐旌水今日向报界披露，其祖父徐德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时，遭蝗军惨无人道的手段灌水而死，死后连尸体都不知被埋在哪里。时至今日，虽相隔50年，惟每月初一、十五，向祖先灵前上香时，即想起祖父的不幸遭遇下场，悲从中来！
蒙难者徐德，原籍广西，他是于1943年10月29日在文德甲游艺场游乐时，被蝗军雇用的人员带往见日本蝗军长官，过后就活生生的被蝗军灌水以致死亡。
徐德当时居住在文德甲客家村，即当今的文德甲旗山花园后面，遇害时年高56岁。
徐旌水今日披露其祖父徐德不幸遭蝗军灌水死亡时指出，蝗军未占领马来亚之前，他的祖父和他的父母（徐信，韩英）及其兄弟妹，举家居住文德甲客家村，以务农种菜养猪，过着农民生活，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后，由于米粮缺乏，其家人将自己拥有的种菜土地改为种稻，开发土地种植其他土产，当时的生活，粗茶淡饭，尚不成问题。
他表示，其祖父是一乐观者，每日上午协助家人务农后，总喜欢在中午饭后到街市走一趟，就在1943年10月29日那天，其祖父在当时的文德甲游艺场游乐时，被蝗军雇用人员带往见日本蝗军长官，被遭活生生的灌水以致死亡，从此一去不回，连其祖父的尸体埋葬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说他的祖父是一位与世无争、安分守己的乐观农民，也会遭蝗军随意将此好人灌水至死亡，可见当时蝗军是那么惨无人道。
他申诉，日本政府无论现在或将来，都无法逃避在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犯下的错误，因为蝗军当时所干的事无法无天，不分皂白，老幼大小，格杀勿论，如此惨无人道的行为，是人都不会原谅的。
徐旌水认为，日本当局必须负起在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犯下的血债，不但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的赔偿，更须要向蒙难者家属或蒙难的阴魂公开道歉，以消除这场不幸遭遇所留下的仇恨史！
（参见本节案例182）
35． 《日军活活杀我妻儿血债缠老汉40年》
（吉隆坡27日讯）两次从日军刀口逃生，对40年前的血债耿耿于怀，一名白发老者愤愤不平现身说法，怒揭日军暴行。
林金帝提起被日军迫害的前尘往事，仍激动不已！
“娇妻与稚子被日军活活刺死与烧死，自己也在日军百般折磨下几乎人头落地……”这些有如电影中的残酷情节，却活生生的发生在林金帝身上！
现年75岁的林金帝虽然已白发斑斑，老得掉了牙，但提起这一笔血海深仇就热血沸腾与激动异常。
由孙建成发起的日治时期受害者委员会日前呼吁受害者，现身指证日军40年前侵略马来西亚半岛犯下的罪行，以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
林金帝向本报申诉自己在日治时期“死过翻生”的遭遇时叙述，他还清楚记得23岁时他住在霹雳美罗，当时日军诬赖他是“抗日军”，将他抓去受刑逼供，被日军灌水进肚痛苦得死去活来，最终将他捆绑等候斩首。
不过，林金帝这次却大难不死，他与其他几个被日军陷害的人士，在深夜时，乘着守岗的日军熟睡时，自行松绑，跳进打巴河避过枪林弹雨逃命。
然而，成功逃生的林金帝回家后面临另一个更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与仅出生几个月的男婴竟遭惨无人性的日军刺死及烧死了……一夜之间丧妻失子，林金帝对这残酷的一幕悲愤万分，也毕生难忘。
两度逃生
林金帝在万念俱灰之下到了火车站，准备乘搭火车逃走，就在这时，他又遭日军发现抓回去。
“这次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那些‘日本鬼仔’竟然斩了别人的头后，将血淋淋的头颈放在我头上吓唬我，因我是在死囚行列中排最后尾的一个……”
胆小的人可能已被吓破了胆！但林金帝并没有被吓死，虽然他感到极度害怕，但求生的意念还是很强烈。
“这一次，我也是乘着日军打瞌睡时，自行挣扎松绑逃到打巴河跳河逃命。”
逃过两次死劫对林金帝来说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他逃到森林加入抗日军，展开与日军继续对抗的地下活动！
（参见本节案例185）
36． 1994年4月18日《南洋商报》： 《日军屠杀三口血淋淋惨剧没齿难忘——仁丹练家索血债》
练康遗容
练炳舟遗容
（仁丹17日讯）虽然日本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干下的杀害无辜暴行已相隔数十年，但对不幸罹难者的后代及家属而言，这人神共愤的血泪史除了感到痛心疾首外，心里的创痛是永远无法止息的，尤其是清明节祭拜被杀害的至亲时，心里头的气愤更是难平。
受人尊敬的上吡叻仁丹侨领练康，其堂弟练林及长子练炳舟，就是在日治时期被蝗军套以莫须有的罪名施以酷刑，拷打，灌水后，就地枪杀。
这三名受害者练康，当年59岁，是仁丹华人侨领，被英属政府委为华人彭古鲁，也是仁丹公立学校董事长，在1942年4月19日受到驻守高乌区日军肃清拘捕，诬告捐款救济中国打日本，不幸惨遭无辜杀害。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7)
练林，当年53岁，在1942年4月18日，被施以极刑后押往高乌地方法庭左侧荒地枪杀。
练炳舟，当年26岁，为练康长子，受到同样的不幸遭遇，在高乌地方法庭左侧荒地被日军开枪杀死。
48小时失3亲人
根据上吡叻，仁丹练氏家族代表练炳球校长（前大马篮球国际裁判）向报界投诉，在日治时期，日本蝗军以莫须有之罪名，在48小时内杀害其家族3名当家成员，顿时使到两个家庭陷入困境，这血淋淋的悲局，使其家族各成员没齿难忘。
练校长严正地向日本当局提出控诉，并要求有关当局还他家族一个公道。
讨公道索偿
练校长除了把其家族三名成员的不幸遭遇公诸于世外，也已申请加入由孙建成领导之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向日本首相署讨回公道及血债赔偿。
练校长也同时呼吁蒙难家属挺身而出提出申诉。
练校长说，其先父练康，是练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也是一名建筑承包商，深受各阶层人士尊敬，为地方作了不少贡献，当年，在日军的一项肃清行动中被拘捕，押往高乌拘留所，受尽折磨，灌水拷打，严刑逼供，始终顽强不屈，于1942年4月19日蒙难，令亲友惋惜悲痛。
练林遗容
蝗军害惨家破人亡
练康堂弟练林是一名奉公守法之工人，亦受到同样的遭遇，于1942年4月18日被蝗军残杀，遗下孀妻及一男一女，使这个家庭陷入家破人亡之境。光复后，其妻含恨而终，姐弟俩各分西东，其独子练虾，现居住新加坡，为一名音乐师。
练康长子练炳舟被拘捕后也逃不过劫数，与父同时同日惨遭杀害，遗下孀妻及一男练再新，现居仁丹。
遗下寡妇和八子女
练校长悲痛的追忆令人发指的往事时说，其先父的不幸遭害，令到母亲及八名兄弟姐妹，如在十字路口中，不知何去何从，当时的苦难幸好在两名堂兄的协助下，方能度过漫长的三年八个月苦难日子。
练氏家族不幸遭遇及悲惨家变，令人不胜唏嘘，如练老先生于黄泉之下，得知日寇之惨败降服，也许可以瞑目。
（参见本节案例188）
37． 1994年6月29日《中国报》文章： 《一家三口遭“蝗军”杀害钟天彬向日本索赔》
（庇朥28日讯）来自沙巴州山打根的钟天彬（57岁），特地前来瓜拉庇朥会见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投诉父母及姐姐一家三口在当年遭日本蝗军杀害的惨剧，同时参加该“蒙协”的行列，以便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血债赔偿。钟天彬
钟天彬指出，日本占领我国时期，他们一家五口原是居住柔佛州古来勿刹的东山园，父亲钟生与母亲林妹是在马赛路石山工作，其姐姐钟女当年是16岁，哥哥7岁，他则只有4岁而已。
1942年4月份的某一天，有一大队日本蝗军进入东山园候，并命令全村大约300余名的男女老幼，必须立即前往附近的“小店仔”集合，以等待日本军官分发良民证。
结果当天被蝗军召去的村民，全部都一去不回来，后来事实证明所有男女老幼村民都被毫无人性的日本兵屠杀了。
召集村民
他表示，当天他能够从死里逃生，完全是托救命恩人张娘的福，以及一位“有天良”的日本兵所给予的机会。
根据张娘在后来告诉钟天彬说，当天蝗军下令召集所有村民时，张氏刚好已经离家外出，而钟氏与哥哥则留在家里，由于张娘是他们的亲戚，当她回家时，知悉日本军队有下命令召集村民，而其丈夫也已经去报到，她以为不去是不行的，又见钟氏兄弟仍留在家，便好意地背着钟氏，另左右手则牵着她的孩子和钟氏的哥哥，朝“小店仔”走去，以便也能领取良民证。
当行到途中，遇到一位“有天良”的日本兵，示意他们别向前走，尽快折回去躲避，虽然该名日军没有说明前往集合处会去“送死”，但是看那时的情况的确是有些不妙，因为当时张氏已听到阵阵的枪声正从远处传过来，张氏于是立刻带众人回头，并躲藏在附近的丛林里。
逃出生天
一直等到傍晚时分，还不见有任何村民从集中处回来，很肯定的是全部都被枪杀了，而他们四人却幸运地逃出了生天。
张娘指出，其姐姐当时是女扮男装躲在家里的冲凉房，可能是在其父母被日军召去后，被蝗军发现芳踪而辣手催花，加以先奸后杀。
他指出，近年来他从报章上获悉孙建成仗义执言，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蒙难者家属伸冤，并领导“蒙协”进行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血债赔偿，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并值得蒙难者家属给予全力支持，以实际行动力争到底。
（参见本节案例197）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二、 “死亡铁路”华人受害调查二、 “死亡铁路”华人受害调查
陈来
1． 蒙难者：
陈平，男，30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陈平之子陈来（Chan Loy），50岁，身份证号3810616，胶工，祖籍广东惠阳淡水，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是陈平，听我母亲说那时我父亲才30岁，我们一家住在黄梨山，种植木薯、番薯、黄梨和其他的农作物等。1942年底，他在马口街上被日本兵捉去。听说是送去金马士，然后被送去泰国修铁路，就这样没有回来。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因为脚部溃烂没有药医治而死在那里。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有时候，我父亲被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拳打脚踢。那里的生活非常恐怖。当我父亲离家后，我母亲就必须承担整个家庭的重任，在我父亲离开的那段日子，她忍受巨大的伤痛。谁让我们这么痛苦？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陈天送
2． 蒙难者：
陈新，男，40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陈新之侄陈天送（Chan Thln Soong），51岁，身份证号3814722，什工，祖籍广东淡水，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叔父和我父亲陈生住在马口黄梨山，以种农作物为生，种些木薯、番薯、黄梨等。1943年的某一天，我叔父到马口在街上和其他人一起被日本军捉去坐火车送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已40岁。他的死是由于无法忍受死亡铁路的艰苦生活，在工作期间他尝尽了日本人的虐待。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父的死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7日。
赖三昧
3． 蒙难者：
赖某，男。
投诉人资料： 赖某之子赖三昧（Lye Sam Mol），51岁，身份证号2012944，胶工，住址： No.25C，Batu Bahar,Bahau,N.Sembilan。日占时住址： Bukit Keledek Estate,Ayer Kuning,N.Sembilan。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赖三昧，51岁。1943年，我的父（母）亲住在Bukit Keledek Estate,Ayer Kuning,N.Sembilan做胶工。大约是1943年7月的某一天，我父亲被日军抓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听一位从泰国回来的工人说，我父亲在工地受伤之后由于缺少药品而过世了。从那以后，我们家就陷入了贫穷与困难之中： 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必须与生活抗争，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由于饥饿，甚至我的一个妹妹不得不被他人收养。为什么我们必须承担这些不幸？直到今天，我心中仍充满着仇恨与痛苦。如果日本人没有侵略我国，所有的这些痛苦都不会发生。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日本政府应对受害者的子孙给予赔偿。或许这样能够减轻那些痛苦心灵所遭受的创伤。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9日。
李浩
4． 蒙难者：
李旺，男，35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李旺之子李浩（Lee Hau），50岁，身份证号3564419，胶工，祖籍广西陆川。住址： 113，Kg Baru Air Titan Bahak N.S.，邮编72120。日占时住址： Johore（柔佛）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李浩，我父亲名叫李旺，住在柔佛也各。1943年4月，我父亲被日军抓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所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告诉我母亲，我父亲被日本人虐待，几乎没有食物吃，没有衣服穿。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父亲被抓走后母亲生活得十分困难，她不得不担起家庭的重担，靠种蕃薯、养鸡及拿鸡蛋去卖来维持生活。等我长大后，母亲对我说，我父亲被捉去建死亡铁路还没有回来，她辛辛苦苦地把我养大，我们都很痛苦。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何亚细
5． 蒙难者：
何镜文，男，30岁，经营香烟。
投诉人资料： 何镜文之子何亚细（Ho Ang Au），51岁，身份证号2484974，胶工，祖籍广东。住址： 1.KG Banu Mahsan Bahau N.S., 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英里。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38英里，我父亲何镜文被日军抓夫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也失去了父亲。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因为那里没有任何药品医治我父亲的疾病，生活也非常艰苦。日本人经常虐待那些强制劳工，只要一不高兴就会对他们拳打脚踢。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日本人占领期间，我们过着悲惨的生活。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9日。
姜金山
6． 蒙难者：
姜祥，男，33岁，种菜。
投诉人资料： 姜祥之孙姜金生（Kiang Kam Sang），47岁，身份证号2010344，胶工，祖籍广东信宜。住址: No.22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巴都巴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埠，我祖父姜祥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金马士，然后到吉隆坡，最后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33岁。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祖父在修筑死亡铁路时，被日本人拷打过。那里工作条件很艰苦，他无法忍受，又没有足够的食物，住的地方也很差。我祖父的死是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
谭观金
7． 蒙难者：
谭发，男，36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谭发之子谭观金（Tam Kuan Kam），57岁，身份证号2484490，胶工，祖籍广府。住址： No.19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巴都巴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2）年，在马口，我父亲谭发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36岁。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而死。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日本人虐待我父亲，还拷打过他。那里生活很艰苦，对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我父亲被抓走后，家中生活的重担落在我可怜的母亲身上，她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何柏岭
8． 蒙难者：
何文，男，32岁，卖烟。
投诉人资料： 何文之子何岭（Hoo Pak Ling），52岁，身份证号410218055023，木工，祖籍广东。住址： No.67 Kg Baru Mahsan Bahau N.S., 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庇捞路三十八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2)
投诉内容： 1943年，在马口庇捞路三十八埠，我父亲何文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患疾病而死。他们告诉我母亲说，那里的生活很恐怖，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睡的地方，没有穿的衣服，劳工经常被虐待。对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我母亲不得不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过着悲惨的生活。童年时代，我们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接受过教育。我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我深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李友文
9． 蒙难者：
李友，男，28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李友哥哥李友文（Lai Yen Nan），85岁，身份证号1302490，祖籍广西。住址： 8.Kg Baru Mahsan Bahau N .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Pilah。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庇朥，我弟弟李友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我弟弟还没有结婚，都没有后代。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人说，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我弟弟被日本人拷打。他总是生病，后来因为无药医治而死。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深爱的弟弟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黄友
10． 蒙难者：
黄友明，男，35岁，杂工。
投诉人资料： 黄友明哥哥黄友（Wong Yew），80岁，身份证号2485069，杂工，祖籍潮州。住址： 49A.Kg Baru Mahsan Bahau，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埠庇朥路。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9月20日，我弟弟黄友明在家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弟弟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而死。在那里日本人虐待我弟弟，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我作为他的哥哥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我所深爱弟弟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6日。
谢义生
11． 蒙难者：
谢行甫，男，45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谢行甫之孙谢义生（Che Nee Sang），42岁，身份证号4200235，胶工，祖籍广西。住址： C.2.Ldg Bahau N.S.，邮编72110。日占时住址： 金马士亚逸君令双溪拉玛。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10月中旬，在亚逸君令双溪拉玛，我祖父谢行甫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残忍的日本人拷打过我祖父。在那里，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无法承受艰苦的工作环境，因此病倒并去世。现在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卢荣
12． 蒙难者：
卢富，男，36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卢富之子卢荣（Lo Weng），65岁，身份证号2014001，祖籍广西。住址： A 19 Pak Ka Choon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笨打利胶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笨打利胶园，我父亲卢福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曾经和我父亲一起的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我总共有五个姐弟，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被抚养大的。因为太穷，以至于我母亲没有让我们上学。为了把我们抚养大，她不顾身体劳累。谁应该对我们所遭受的磨难负责？当然是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何亚九
13． 蒙难者本案投诉内容同本节第5个案例，因投诉人不同，故保留。：
何镜文，男，30岁，经营香烟。
投诉人资料： 何镜文之子何亚九（Ho Ah Kaw），50岁，身份证号3560604，机器工，祖籍广东。住址： No.1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英里。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在马口38英里，我父亲何镜文被侵占马来西亚的日军抓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还告诉我母亲，日本人经常虐待我父亲，几乎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那里的生活就像在地狱里一般。那时许多人因为缺少药品医治疾病而死于各种各样的疾病。我父亲被抓走后，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们要感谢我伟大的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悲惨的生活都是由日本人所造成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苦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8日。
李平珍
14． 蒙难者：
钟易明，男，41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钟易明之妻李平珍（Lee Ping Chan），74岁，身份证号7724716，祖籍广东。住址： 马身花园64号，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榕桔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榕桔园，我丈夫钟易明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丈夫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于疾病，死在哪里也不知道。生前经常遭受日本人的虐待，在他生病的时候，几乎没有药品用来治疗。我丈夫被抓走后，我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自此过着艰难的生活。我的孩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他们几乎没有受过教育。谁使我们生活如此困难？就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遭受的磨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9日。
陈金生
15. 蒙难者：
陈南，男，30岁，农夫
蒙难地点： 柔佛甫来。
蒙难时间： 1944年。
投诉人资料： 陈南之子陈金生（又名亚生）（Chan Ah Sang），52岁，卡车司机，祖籍广西，身份证号3570560，住址： 63 Sua Grensing, Ayer Kuning, Rantau, N. S.，邮编7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甫来。
投诉内容： 我1941年12月12日出生于柔佛（Johore）。当年我们家住在柔佛州甫来山下，我和我的父母及姐姐住在那儿，我母亲的名字叫Lam Lan。1944年，在日本撤出马来西亚之前，他们从我们村逮捕了15到20个人到他们的军营，并把他们带到泰缅边界修铁路，我的父亲就在这些被捕的人当中。日本人撤走后，那些被抓去泰缅边界的人就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但我们村的人一个都没回来。我们从那些回来的人口中得知，我们村的那些人全死了。我亲爱的父亲就这样在日本人的驱使下，把性命丢到了泰缅边界。我们经常谈起这件事，我母亲因为我父亲的死而一直痛苦万分，最终她也去世了。这些事情都是我的母亲和邻居告诉我的。我的姐姐也因此吃了许多苦，因为母亲无力抚养，在此期间，母亲把她卖给了别人家。我想通过以上的细节说明，我的家被日本兵给全毁了。我要就我的巨大损失向日本政府索赔。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4日。
邱洪
16． 蒙难者：
邱乾，男，34岁，胶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3)
投诉人资料： 邱乾之子邱洪（Hew Foong），63岁，身份证号2481133，退休。住址： No.5，Jalan Tan 2110，Taman Tuanku Ampuan Naji Hah Sungai Guout，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71450。日占时住址： （1942年尾）士毛月老同，园丘。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蒙难时间： 1942年尾。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笨打利胶园，我父亲邱乾被日军用军用卡车强迫拉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那里被日本人虐待。生病也没有药品治疗，最后惨死在那里。父亲被抓走后，为了支撑整个家庭，我母亲不得不努力工作，她很辛苦。当时我12岁，妹妹邱月芙才9岁，也必须忍受这种磨难。我们这一生的痛苦都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使得我们家破人亡。如今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瞿汉仁
17． 蒙难者：
翟定，男，驾驶员。
投诉人资料： 翟定之子翟汉仁，56岁，身份证号1215449，经营果苗场。住址： Sungei Purun Estate Batu19 Semenyih Selangor，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Sungei Puru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6月12日，我父亲翟定被日军强迫拉夫去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人。我所深爱的父亲被抓走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们，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他死去了。在那里，他劳累过度，生病也没有人照顾，活活病死在工地，可以是说是日军变相的谋杀。我有9个兄弟姐妹，都由我母亲照顾。你能想像我们幼年时代的生活吗？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根本就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我们很小时就不得不工作来维持生存。我们应该谴责谁？是那些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家庭所遭受的伤害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29日。
辜炳煌
18． 蒙难者：
辜某某。
投诉人资料： 其子辜炳煌（Koh Pen Fong），59岁，身份证号340928105063，胶工，住址： 167 Kg Baru Ulu Langat Semenyih Selangor，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死亡时间： 1942年底。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被日军逮捕并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从他朋友那里得知，他已经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我父亲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叶乔仔
19． 蒙难者：
叶锦生，男，76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叶锦生之子叶乔仔（Yap Keow Chai），54岁，身份证号2672600，胶工，祖籍广东淡水。住址： 士毛月新村门牌No.97号（No.97，Kampung Baru，Semenyih，Selangor，West Malaysia），邮编7145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因为建筑“死亡铁路”得病亡故。
蒙难时间： 1942年尾。
投诉内容： 我父亲叫叶锦生，出生于1898年12月12日，是死亡铁路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和Lam Yin Chon先生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边界的Burma修筑死亡铁路，1945年就回来了。事实上，在他回来之前，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已得了轻度感冒。不幸的是，1945年回到马来西亚后，病情加重，经短期治疗，似乎并未好转。医生说他实际上已得了肺结核，已没有治愈的希望。因为患病，父亲不能工作，我与母亲不得不照顾他，直到1976年12月9日他去世。自1945—1976年期间，我们花费了5—6万马来西亚林吉币，其中包括了父亲的丧葬费。在这里，我期望日本政府对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廖亚荀
20． 蒙难者：
Liew Mok Sang，男。
投诉人资料： Liew Mok Sang哥哥廖亚荀，身份证号3811511。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弟弟Liew Mok Sang被强迫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被抓走的还有他的朋友Lim Yeng Cheng先生。这位先生说，我弟弟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已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弟弟的生命给予合理的赔偿，日本政府应对此付出代价。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29日。
李思才
21． 蒙难者：
李苟，男，1923年生，胶工。
投诉人资料： 李苟之侄李思才（Lee Soo Choy），58岁，身份证号2705357，胶工。住址： 104 New Village Semenyih Selangor，Malaysia，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雪兰义士毛月新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李苟，出生于1923年10月18日，是死亡铁路的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和Lam Yin Chon先生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的Burma修筑死亡铁路，1945就回来了。回来时身体很虚弱，因为叔叔的腿受了伤，无法正常活动，因此，也无法工作。由于他仍是单身，在1945—1972年期间，母亲和我不得不照顾他，直到1972年10月24日他去世。在这里，我期望日本政府对我们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1日。
陈友权
22． 蒙难者：
陈Sak，男。
投诉人资料： 陈Sak之侄陈友权（Chin Yoo Kneng），身份证号2705265，胶工。住址： 45，Main Road，Semenyih，Selangor Malaysia，邮编435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告诉你的是关于我叔叔陈Sak的事，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的1942年6月，他被日军逮捕送到泰国，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希望你们能帮助找到证据，并要求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3月19日。
曾珠生
23． 蒙难者：
曾Seng Fatt，男。
投诉人资料： 曾Seng Fatt之侄曾珠生（Chang Chin Cheng），身份证号3979092。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叔叔曾Seng Fatt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被送去的人说，他死于疾病。他不能忍受那里的生活，一直生病，几乎没有药品来治疗，最后就死了。作为他的侄儿，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叔的死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叶芳
24． 蒙难者：
叶林，男，胶工。
投诉人资料： 叶林弟弟叶芳（Yap Fong），70岁，身份证号3397724，住址： No.118 Pekan Salak，Sepang，Selangor Malaysia，邮编439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黄华公司。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已经占领了马来西亚。住在园丘的许多20多岁的华人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铁路。1943年，我哥哥被抓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未和家人联系。日军投降后，只有少数幸存者回到了士毛月，他们说我哥哥双腿患有疾病，由于缺乏药品和治疗，溃烂而死在边境。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
邓传生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4)
25． 蒙难者：
邓权，男，32岁，工人。
投诉人资料： 邓权妻子Wong Yew，78岁，身份证号2704365。邓权的儿子邓传生（Then Chon Sam），52岁，身份证号7929486，杂工。住址： NO.114，Kampung Baru，Semenyih，Selangor Darul Ehsan，Malaysia（雪兰义士毛月新村门牌—NO.114），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Sungai Purun园丘雪兰义。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们居住在Sungai Purun，Semenyih，Selangor。那时，我丈夫年仅32岁，我28岁，已经有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2岁。我丈夫被捉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那段时间，我过着艰苦的生活。和他一起被送到那里的一个同胞，最近已经去世了。我希望日本政府做出公平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1日。
丘亚年
26． 蒙难者：
丘Chong，男，30岁，身份证号0569958。
投诉人资料： 丘Chong之子丘亚年（Kau Ah Yen），身份证号7632880，住址： No.129，Ladang Sg，Purun Estate，Semenyih Selangor Darul Ehsan，Malaysia，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Sungai Purun，Semenyih，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我代表我三年前死去的父亲丘Chong。1942年，我们居住在Sungai Purun，Semenyih，Selangor。当我父亲被日军送到泰国时，他年仅30岁。他被日本人强迫送到泰缅边界的死亡铁路为日本人工作。他离开后，我家就陷入了困境，特别是两个哥哥都死于疾病。我父亲在那里经受了很多痛苦，生活很艰苦，有时工作后也没有吃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张思平
27． 蒙难者：
张金仔，男，19岁。
投诉人资料： 张金仔弟弟张思平（Chong Soo Phin），60岁，身份证号0570451，祖籍广东。住址： No.304，Kampong Baru，Semenyih，Semenyih，Selangor Darul，Malaysia，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无来岸路大港住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代表在泰国边界为日本人修筑死亡铁路而死去的哥哥，他叫张金仔。在士毛月无来岸路大港住加，后被日军警探抽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被送到那里的一个叫Lam Yin Chan（身份证号2704182）的同胞一直活到现在。他现住在No.282，N/Village Semenyih，Selangor，他可以证明这是事实。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4日。
陈土金
28． 蒙难者：
陈登，男，30多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陈登之子陈土金（Cheng Toh Kim），58岁，身份证号2705498，祖籍惠州。住址： B8，Kg，Baru，Semenyih，Selangor，雪兰义州士毛月新村B8号，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雪兰义加蕉。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7月或8月，在雪州加蕉，我父亲被征召前往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客死异邦。我要求日本政府基于人道立场予以合理的赔偿。1942年，我叔叔陈Ting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他得以幸存，战后返回了家乡。所有的强制劳工都得忍受日本人的虐待。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很多人都死了。因为他们无法承受那里的恶劣的工作环境。那里几乎没有任何药物治疗疾病。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叔所遭受的痛苦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26日。
孙玉清
29． 蒙难者：
孙九，男，72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孙九之子孙玉清（Soon Yok Jin），44岁，身份证号7725078。住址： 雪兰义州士毛月有才花园4路58号，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雪兰义州士毛月新笆桑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家后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孙九（2990117）是死亡铁路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缅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他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当他1945（6）年回来时，由于在那里工作非常辛苦，没有饭吃，身体非常虚弱并且经常生病。正是因为他的虚弱，这些年他不能工作，因此在他去世前，他不得不依靠我照顾，赡养，看病。两年前他去世。从1945年到他去世的那段时间里，我花费了5—6万马来西亚林吉特币，其中包括丧葬费。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这么多年来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6日。伦九
30． 蒙难者：
伦Choy，男，68岁（1977年时），工人（建筑死亡铁路）。
投诉人资料： 伦Choy之子伦九（Loon Kaw），63岁，身份证号300614015093（3600379），祖籍广东。住址： 6347 Jin Jatan 5 Tmn Intan Jaya，Mersing Johor。邮编86800。日占时住址： Kluang叶豆沙村。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伦Choy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他说，在那里的生活非常恐怖，对强制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很多强制劳工都死于各种各样的疾病。这些可怜的工人没有药物治疗。战后，那些比较强壮和能够忍受虐待的人得以幸存，并回到国内。我父亲是这些幸运的人中的一个。他受了很多苦。作为他的儿子，我要求日本政府对他所遭受的苦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日。
刘雁青
31． 蒙难者：
刘Choo，男，18岁。
投诉人资料： 刘Choo哥哥刘雁青（Low Kam Chin），65岁，身份证号2705177，住址： Batu 6，Sungei Gadut，Railway Track Sides，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Jalan Tampin，Seremban N.S.。日占时住址： Broga（Kampung）。
投诉内容： 1942—1943年日占期间，我和家人居住在Broga（Kampung）。我弟弟刘Choo，当时只有18岁，我们为日本人修建铁路。后来我和弟弟回家到Setul Mantin N. Sembilan，那时我弟弟还是没有结婚。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5日。
严生
32． 蒙难者：
严朋，男，什工。
投诉人资料： 严朋之子严生（Yan Sang），60岁，身份证号2473764，祖籍广东。住址： NO.21号叻务八条石芙蓉森美兰(No 21, 8th Mile Labu Road，Seremban)，邮编71900。日占时住址： 叻务八条石Kirby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严生。1943年，我11岁时，我父亲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在那之前，我父亲在Kirby Estate at Batu 9 Labu Road, Negeri Sembilan做什工。我父亲是家中惟一的男丁，为了抚养我和我母亲，我父亲必须辛苦工作。那时我家居住在Kirby Estate。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家一个邻居叫Foonf Kuan，他也在Kirby Estate做什工，和我父亲一起被强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我和我母亲从此就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自父亲被捉走后，我母亲不得不面对那段困难的日子，没有足够的食物，我们依靠亲戚、朋友给的一些食物和我母亲种的木薯等生存。我们要求日本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6日。
封贤才
33． 蒙难者：
封群，男，45岁，什工。
投诉人资料： 封群之子封贤才（Fong Ng Choy），61岁，胶工，身份证号2007150，祖籍广西。住址： No.2128 Taman Bukit kaya,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70200。日占时住址： 叻务八英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5)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封贤才。1943年，我12岁，我父亲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消息。在那之前，我父亲在Kirby Estate, Jalan Labu 9th Mile, Negeri Sembilan做什工。我父亲是家中惟一的男丁，为了抚养我和我母亲，我父亲必须要辛苦工作。那时我家居住在Kirby Estate。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家一个邻居叫Yam Pian，他也在Kirby Estate做什工，和我父亲一起被强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我和我母亲从此就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我们要求日本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曾国赞
34． 蒙难者：
曾国传，男，32岁，种植。
投诉人资料： 曾国传弟弟曾国赞（曾亚旦，Chan Ah Tan），69岁，身份证号1990241，祖籍福建厦门。住址：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县林鲁新村，邮编78000。日占时住址：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双溪南湄。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哥哥曾国传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我从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那里得知，我哥哥曾遭虐待。他生病也没有药物治疗，最后在那里死去了。作为他的弟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哥哥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黄娇
35． 蒙难者：
黄光年，男，35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黄光年之子黄娇（Wang Kiaw），53岁，政府公务员，身份证号2484961，祖籍惠州。住址： No.52 Kampung Bahau Mahsan Bahau，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二马路。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黄娇。母亲告诉我，在1941年时，我们居住在马口二马路，以种菜为生。1942年三四月间，我父亲黄光年被日军抓夫用卡车载到金马士，以后用火车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也没有回来。从死亡铁路返回的我父亲的朋友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他被日本人虐待，没有食物吃，身体一直不好，无法承受那里的工作环境，一直生病，没有药物医治，最后死了。在家里，我可怜的母亲为了整个家庭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没有父亲总是很伤心。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整个家庭所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0日。
李玉英
36． 蒙难者：
Kan Ah Heng，男。
投诉人资料： Kan Ah Heng之妻李玉英（Lee Yoke Yen），身份证号3563823，住址： 49 Fv KG. China, Bahau,N.S.。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4年，我丈夫Kan Ah Heng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失去我深爱的丈夫，我不得不设法抚养三个孩子。我没有足够的钱抚养他们、买衣服给他们、让他们接受教育，以及支付医药费。谁应该对我所遭受的磨难负责？当然是日本人。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丈夫的死及我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陶清妹
37． 蒙难者：
陶计，男，34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陶计之女陶清妹（Thow Chin Moi），54岁，身份证号2025840，祖籍惠州，住址： No.41 Batu 8th, Jalan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719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老园丙公司。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铁路，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现在53岁，住在Labu New Village,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在这之前，我全家居住在士毛月老园丙公司（Old Rubber Estate at Semenyih, Selangor）。我父亲叫陶计，是割胶工，有六个孩子。Wong Kew和我父亲一起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做苦力，修筑死亡铁路。等到和平以后，他（Wong Kew）平安的回到了马来西亚，而我父亲却没有回来。我不知道是否是我父亲腿断了，或者是得了其他疾病，或者是死在那里了。自从我父亲死后，我们兄弟姐妹不得不照顾我多病的母亲和祖母，就像当初她们照顾我们一样，因为是她们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把我们抚养大的。我现在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1日。
钟娣
38． 蒙难者：
钟生，男，36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钟生之女钟娣（Choong Thai），63岁，身份证号2477118，无工作，祖籍广东惠州，住址： 8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2号路Bahau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钟娣。1943年7月，在马口，我父亲钟生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李娣
39． 蒙难者：
李安，男，39岁，杂工。
投诉人资料： 李安之女李娣（Leh Thye或者Lem Thye），69岁，身份证号2484928，住址： 30 K.G. Baru Mahsan, Bahau, Negeri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阿依坤领。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们住在阿依坤领（黄楼公司）。1943年，我父亲李安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也没有回来。那时我17岁，本来我和我弟弟的名字已经被日本人写了，准备拉上车带走，后来有两位印度人要陪他们的父亲一起去，所以就让他们去了。我母亲从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那里得知，我父亲已经死在那里了。我父亲曾被日本人虐待、拷打，住的地方很差。我父亲身体一直不好，无法承受那里的工作环境。生病也没有药物来治疗，最后就死了。我父亲走了以后，我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家人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是家中最苦的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张木娇
40． 蒙难者：
张汉平，男，37岁，杂工。
投诉人资料： 张汉平之女张木娇（Chung Mok Kiew），57岁，胶工，身份证号2485027，祖籍广东。住址： No.61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榕吉。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家住在榕吉，以割胶为生。1942年中，我年仅7岁，我父亲张汉平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他曾遭日本人虐待。没有食物吃，而且总是生病，但是那里没有药物用来治疗这些疾病，很多人就是这样死的，我父亲也是死于疾病。我父亲被抓走后，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她所受的苦难最多，没有什么能够弥补的。我们的生活很困难，一家有五个兄弟姐妹，母亲把三个兄妹给了别人领养，只留下我和弟弟两人，不久，我和兄妹们都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的去向。后来我弟弟又生病死了，而母亲又不在，只有我一个人，我一生的痛苦都是日本人所造成的。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我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6)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符英
41． 蒙难者：
符中，男，48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符中之女符英（Foo Ying），75岁，身份证号2487371，住址： 8 K.G.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Pilah。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7月，在马口，我父亲符中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他死于疾病。他们说我父亲被日本人虐待，几乎没有食物吃，总是生病，那里没有药物医疗他的病，最后就死了。父亲被抓走后，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让我们能够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们能够活下来主要是因为母亲的照顾，她所受的苦难最多。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在日占期间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日。
谭凤英
42． 蒙难者：
谭友，男，38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谭友之女谭凤英（Tham Fong Yin），51岁，身份证号3810035，祖籍广府，住址： No.128 Kampung China Lorong 2 Bah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我父亲谭友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因为那里没有药物治疗一些疾病，在他患有多种疾病时，死去了，死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也是因这样的情况而死的。他们告诉我母亲，我父亲被日本人虐待，没有足够的食物吃，没有衣服穿，那里的生活非常的恐怖。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苦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5日。
朱玉英
43． 蒙难者：
朱南，男，40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朱南之女朱玉英（Choo Geok Eng），61岁，做过劳工，身份证号2485022，祖籍广东。住址： No.2 K.G. Baru Mahsan, Bahau, N.S.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在马口黄梨山，我父亲朱南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他死于疾病。那里没有足够的药物治疗他的疾病，又被日本人虐待。那里的工作条件很差，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忍受那里的生活。能够回来的人都是幸运的。父亲被抓走后，我母亲为了我们能够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说的一切都是事实，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2日。
赖妹
44． 蒙难者：
赖光，男，30岁，什工。
投诉人资料： 赖光侄女赖妹（Lai mooi），46岁，胶工，身份证号3409483，祖籍广东，住址： No.1 Kg Baru Mahsan, Bahau, N.S.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我叔叔赖光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就死了。他被日本人虐待，在那里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当生病时也没有足够的药物治疗，他因病而死。其他工人同样因无药医治而死。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我叔叔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李水娇
45． 蒙难者：
李信，男，34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李信之女李水娇（Lay Swee Kiew），53岁，身份证号3564433，祖籍广西北流，住址： 52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2号路Bahau，N.S.。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在马口被日军抓夫送到金马士，然后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他死于疾病。他们说我父亲在那里遭受很多苦难，被日本人虐待，生病时也没有药物医疗。父亲被抓走后，我母亲十分伤心，而那时我也只有2岁。那些日子，我母亲经常抱着我哭。后来，母亲从悲痛中走出来，可怜的母亲承担了家庭的重担，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辛苦地种地。我应该感谢我的母亲把我们抚养成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张妹
46． 蒙难者：
张克贤，男，3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张克贤之女张妹（Chong Moi），51岁，身份证号2008347，祖籍广东，住址： No 84 K.G. Baru Mahsan，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芙蓉叮。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50年前，我们一家住在芙蓉文叮街坊后面，以种农作物为生。1942年，我父亲张克贤在街上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母亲得知，他已死在那里，连埋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被日本人虐待，没有食物吃。身体不好，他无法承受那里的工作环境。生病时也没有药物医疗，最后死去了。在家中，我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辛苦地工作。她遭受了很多苦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9日。
陈四妹
47． 蒙难者：
Chin Tin Yoong，男，3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Chin Tin Yoong之女陈四妹（Chin See Moi），60岁，身份证号0216316，胶工，住址： Lot 1723 E1722，No 55 Jalan Kemboja，Taman Paling Jaya，Semenyih，Selangor，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Jalan Bangi，Semenyih。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想说的是有关我父亲陈Tin Yoong的事。日军占领马来西亚的1942年6月，在居住地Semenyih，他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我希望你们能对此作出调查，并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如果有任何消息，希望能够及时通知我，我将对此深表感谢。
投诉日期： 1993年8月20日。
丘金兰
48． 蒙难者：
Chan ann chee，男，3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Chan ann chee之妻丘金兰（Hoo Kim Lan），身份证号2990168，住址： 180,KG. Baru, Semenyih 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9月，我丈夫Chan ann chee27岁时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我等了他51年，但是都没有他要回来的迹象。他去哪里了呢？我从泰国死亡铁路回来的人那里得知，他已经死于疾病。他的朋友告诉我，他经历了很多困苦，被日本人虐待，没有药物医治疾病，最后死了。当我所深爱的丈夫被捉去后，我必须要照顾一个大的家庭。为了让大家能够在一起，我不得不非常辛苦的工作。他走后，我遭遇了很多苦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丈夫的死及我所遭受的苦难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7日。
陈思兰
49． 蒙难者：
Hew Yong，男。
投诉人资料： Hew Yong之母陈思兰（Chin See Lan），身份证号2704173，住址： No.120 KG Baru Sememyih Selangou, Malaysia。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7)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的大儿子被送到泰国修筑铁路。在那里，他遭受很多磨难，最终死在那里。现在我老了，如果你能帮助我对日进行索赔，我将十分感谢。期待你的答复，在这里先谢谢你。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黄妹
50． 蒙难者：
邓仁，男。
投诉人资料： 邓仁之弟媳黄妹（Wong Moi），女，79岁，身份证号2010342，卖菜，住址： 165，Kampung China,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NG Loong Kongsi, Rinchin G Estet Batu 25, Jalan Seremban, Semenyih 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丈夫的哥哥邓仁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自从他走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与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叫林亚青的人告诉我一些情况，我才知道他已经在那里病死了。谁应该偿还他的生命？我想那些强迫他去修筑死亡铁路的日本政府对他的死给予赔偿是公平的。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日。
黄佛英
51． 蒙难者：
黄Teck，男，42岁。
投诉人资料： 黄Teck之女黄佛英（Hong Foot Yin），身份证号2705275，住址： Batu 6, Ladang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那是在1942年到1943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居住在Sembilan Selangor。我父亲黄Teck被日军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是42岁，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7日。
林都妹
52． 蒙难者：
林Kwee，男。
投诉人资料： 林Kwee之子孙女林都妹（Lim Tu Moi，身份证号2484930），孙子林汉明（Lim Hon Mun，身份证号7612076）、林奇生（Lim Kai Sang，身份证号4296345），住址： Batu。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我们的祖父林Kwee被日军抓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他就死在工地。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他被日本人虐待，被拷打，没有足够的食物，生病也没有药物治疗。作为他的孙辈，我们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祖父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2日。
53． 蒙难者本案投诉内容同本节第1个案例，因投诉人不同，故保留。：
陈平，男，30岁，农夫。
陈树妹
投诉人资料： 陈平之女陈树妹（Chin Soo Moy），52岁，身份证号7697839，胶工，祖籍广东惠阳淡水，住址： No.83 A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是陈平，听我母亲说那时我父亲才30岁，我们一家住在黄梨山，种植木薯、番薯、黄梨和其他的农作物。在1942年底，他在马口街上被日本兵捉去。听说是载去金马士，然后被载去泰国修铁路，就这样没有回来。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所说，我父亲因为脚部溃烂没有药医治而死在那里。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有时候，我父亲被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拳打脚踢。那里的生活非常恐怖。当我父亲去修死亡铁路后，我母亲就必须承担整个家庭的重任，在我父亲离开的那段日子，她忍受巨大的伤痛。谁让我们这么痛苦？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谢瑞英
54． 蒙难者：
谢平，男，38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谢平之女谢瑞英（Chia So Ying），61岁，身份证号2013041，家庭主妇，住址： 114Batu Bakar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不二乡。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铁路，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叫谢平。据我母亲说，1943年，他被日军（由区长吩咐到马口警察局报到）强迫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说，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都很艰苦，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我父亲被日本兵虐待。生病也没有药物治疗。当时我母亲无力抚养我们三姐妹，忍痛把两个妹妹送给了别人，以至我们至今还没有联系，可说是家破人亡，这种损失是难以补偿的。作为他的女儿，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7月17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
李凤
55． 蒙难者：
李青，男，35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李青之女李凤（Lie Pong），54岁，身份证号3564222，割胶，祖籍广西，住址： 老同成三百吉马口，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柔佛州。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李凤。1942年，在柔佛，我父亲李青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埋在哪里也不知道。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那时，没有药物来治疗他的疾病。我们得知那里的生活很艰苦，日本兵经常虐待那些强制劳工，只要喜欢，日本兵就无缘无故的对他们拳打脚踢。为了养活一家人，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子女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4）
谢亚妹
56． 蒙难者：
谢佐，男，36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谢佐之孙女谢亚妹（Shia Ah Moi），40岁，身份证号4596422，胶工，祖籍广西北流，住址： 113 KG Baru Air Tihan Bahau, N.S.，邮编72120。日占时住址： 马六甲。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谢亚妹。1942年7月，在淡边，我祖父谢佐被日军拉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我祖父无法承受那里艰苦的生活，身体不好，因为生病没有药物治疗而死。因为我父母早亡，所以我代我祖父申冤。另外我婆婆告诉我，我公公还没有儿子就被日本兵捉去了。我婆婆抱我来养，做后代。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陈桂荣
57． 蒙难者：
陈kim seng，男，35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陈kim seng堂兄弟陈桂荣（Chin Kwee Weng），身份证号1296283，住址： 2356，Taman Rasa Jaya，Seremban。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12月，我堂兄弟陈kim seng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我堂兄弟的生命消失在这稀薄的空气中。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堂兄弟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26日。
谭晚
58． 蒙难者：
谭永，男，40岁，工头。
投诉人资料： 谭永之子谭晚（Tam Chat Pat），53岁，身份证号3064795，商人，祖籍广东，住址： 104，Jalan Besar Ladang Geddes Bahau N.S.，邮编72110。日占时住址： Tanah merah N.Sembilan。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8)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3）年，我只有5岁，5月的一天，我父亲谭永去芙蓉芭买菜，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那时，他被日本兵拷打，身体不好，无法忍受那里的环境，脚受了伤没有药物治疗，最后死了。我父亲被抓走后，我和母亲过着贫苦的生活，我自小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没有得到父爱和家庭的温暖。为了养活一家人，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这些日本人不知道她受了很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叶一青
59． 蒙难者：
叶一青（Yap Yit Cheang），男。
投诉人资料： 叶一青之子叶运兴（Yap Yoon Hing），40岁，身份证号4681185，建筑工人，住址： Lot No.17, Ldg. Tang Ho, Saleng, Senai, Johor，邮编81400。日占时住址： Ampang Pechah Village，Kuala Kubu Bahru，Ulu 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7月31日，我父亲叶一青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1946年8月返回马来西亚，总共在那里工作了44个月，工资每月S｜8.00，总共S｜352.00。我作为他的儿子很高兴能够代表他叙述上面的事实。附件内容是我父亲自己手写的关于他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事实。还有一份日本陆军中尉的信件的复印件。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对我父亲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30日。
Khudrai Beda
60． 蒙难者：
Blong Bodek Bin Sarip，男。
投诉人资料： Blong Bodek Bin Sarip之子Khudrai Beda，56岁，身份证号380401045099，住址： Batu 181/2 KG Gadek,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我父亲Blong Bodek Bin Sarip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认为他已经死在那里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20日。
杨东
61． 蒙难者：
赖东，男，76岁（采访时的年龄），锄草工人。
投诉人资料： 赖东之妻杨东（Yong Tong），69岁，身份证号0013198，退休，祖籍广东，住址： No.1, Jalan Tembaga Satu, Desa Perind Kulai, Batu 27, Kulai, Johor，邮编81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新马时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赖东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他是第二批，由新山叶坐了几天火车才抵达目的地。大约1944年农历端午他去世，埋在铁路旁边。我每天都在盼望着丈夫回来。他死亡的消息是一个姓吕的人告诉我的。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4日。
蔡金
62． 蒙难者：
徐发，男。
投诉人资料： 徐发之妻蔡金（Chai Kim），75岁，身份证号2316735，退休，祖籍广东，住址： D35, Jalan Durian（2）,Kulai, Johor，邮编81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马来西亚时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徐发被日军拉夫做苦力，该园丘每组25人抽3人。当时我丈夫由新山坐火车经槟榔启特和其他大量中国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一起由5825部队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到马来西亚，可能死了。我每天都在盼望着丈夫回来。后来我从一个姓吕的人那里得知，1942年，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死在泰国的NanChang Station，这是5825部队驻扎地。日本人应该对我丈夫的死负责。我代表我丈夫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这也是合理的要求。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27日。
Mohammad bin
MD. Akid
63． 蒙难者：
Md.Akib. bin. Abu，男。
投诉人资料： Md.Akib. bin. Abu之子Mohammad bin MD. Akib，59岁，身份证号3335362，跟班，马来亚人。住址： KG Pernu 10 km, 3230 Jalan Bkt Kecil, Melake.，邮编75460。日占时住址： Kampong Durian Daun Melaka。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在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和他一起在那里工作的两个人愿意对此作证：
（1） Encik Abdullah bin Omar, 127A, J.Bujit Cina, 75100, Melaka；
（2） Encik MD. Yunus bin Ahmad, 73, Durian Daun, 75400, Melaka。
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0月9日。
Halima binte
Hj. Husin
64． 蒙难者：
Adad bin hj husin，男，16岁，tentera Jepun。
投诉人资料： Adad bin hj husin姐姐Halima binte Hj. Husin，68岁，身份证号3714966，家庭主妇，马来西亚人，住址： Batu 10, Krubong, Melaka，邮编75050。日占时住址： Batu 10 Krubong Melaka。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弟弟Adad bin hj husin被日军强迫拉夫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回来后居住在kg. Krubong。在那里由于缺乏药物治疗疾病，他的身体很虚弱。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7日。
Tijah binte Kudai
65． 蒙难者：
Kudai bin taib，男，46岁。
投诉人资料： Kudai bin taib之女Tijah binte Kudai，62岁，身份证号0872062，退休，马来西亚，住址： 17 1/2, Kg. Badek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某一天夜里12点，我们这里马来的酋长带着日军强制性地把我父亲抓走了，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当局发了一张绿色卡片，让我母亲每月从区办公室或者酋长那里领薪水。三个月后，卡片改成了红色的。那以后，酋长告诉我母亲这是最后一次领薪水了，因为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3日。
Munah binte Dollah
66． 蒙难者：
Bado bin Dollah and Abu bin Dollah，男，20岁和18岁。
投诉人资料： Bado bin Dollah之妹Munah binte Dollah，60岁，身份证号0186387，退休，马来西亚人，住址： 197 B，Jalan Bukit Cina, Melaka，邮编75100。日占时住址： 189，Jalan Bukit Cina，Melaka。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哥哥叫Bado bin Dollah，20岁，我弟弟叫Abu bin Dollah，18岁。他们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边境修筑死亡铁路。他们就死在那里。他们修筑死亡铁路没有工资。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18日。
Maimunah binte
Jamaludin
67． 蒙难者：
Abu Bakar bin Ujang，男，17岁。
投诉人资料： Abu Bakar bin Ujang之妹Maimunah binte Jamaludin，63岁，身份证号0900327，住址： Kampong Senama Hilir, Rembau, Negeri Sembilan，邮编71300。日占时住址： Kampong Senama Hilir，Rembau N.Sembilan。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9)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三个日本兵来到Kampung Senama捉走了我的哥哥，直接送到泰国Via Kuala Lumpur修筑死亡铁路，六个月后同意他回来了。他身上到处是伤痕，后来就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1月4日。
68． 蒙难者：
Abu Noh Awal，男。
Bakar Bin Awal
投诉人资料： Abu Noh Awal兄弟Bakar Bin Awal，身份证号1776157，住址： 239, Jalan Puteri Hang Li Poh Melaka，邮编751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10月11日，我兄弟作为强制劳工被送到泰缅边境修建Kwai河上的铁路桥。1946年，一个叫Encik Mohamad Yunus Mohamad（身份证号2276692）的强制劳工从那里回来了，他告诉我，我兄弟已经死在那里了。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Othman Bin
Abu Talib
69． 蒙难者：
Othman Bin Abu Talib，男，68岁，Buroh Paksa Berkumpulan。
投诉人资料： Othman Bin Abu Talib本人，男，68岁，身份证号A 0169430（271315045033），Pesara Polls，马来西亚，住址： K.M 16 No. KK 26, KG. Kerubong Melaka，邮编75250。日占时住址： Kg Limau Purut, Simpang Empat Alor Gajan, Melaka,邮编78000。
投诉内容： 1942年日占马来西亚时期，我的经历如下：
（1） 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
（2） 我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做强制劳工。
（3） 日军捉走我和我二弟，在Tampin火车站，强制性地用火车直接送到泰国。
（4） 晚上我们抵达Bengkok，被送到Bengkok火车站。日军官把我们带到一个叫Bampong的地方。我们是走到那里的。刚到那里的头三天，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我们很饿。我想象不出那时我们是如何忍受的。
（5） 三天后，我们又到了一个地方，他们称之为Jangka Raya。我们被拷打，被强迫修筑铁路，并且不给我们工资。
（6） 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把我们送回了马来西亚，在Ipoh火车站让我们走了，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或者是钱、衣服还是食物。我们和其他朋友，我已经忘记他们的名字了，用了一个月时间，从Ipoh火车站步行到我们的Kampung。我到家，见到我的家人感到很悲伤。
这就是我在1942年日占马来西亚时我的经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5年11月20日。
Ismail Bin
Abdul Hamid
70． 蒙难者：
Abdul Hamid Bin Lateh，男，78岁，出生于1916年，身份证号3571074，Pesara（1994年11月22日去世）。
投诉人资料： Abdul Hamid Bin Lateh之子Ismail Bin Abdul Hamid，身份证号0227639，马来西亚，住址： 3410，Taman indah, Tampin, 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 West Melaka，邮编73000。日占时住址： KG Bukit Temensu K pilah N.S.。
蒙难地点： 在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回来后身亡。
投诉内容： 我父亲写以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病得很重。他记下了这些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的1942年期间所遭受的不幸的事实和难以忘记的经历，他是其中一个受害者（战争开始于1941年8月12日）。当我写下这封信时，我敬爱的父亲已于1994年11月22日上午9∶30去世了，享年78岁。
我父亲说：“1942年1月中旬，在我从工作的Mersing Public Works Dept地方回来后，我在Kampong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被日军强制拉夫。当那些枪口对着我，我无法逃走。那时我妻子已经怀孕5个月，那是我第三个儿子，名叫Ismail。
“我们和其他人被带上军车去了Seremban火车站，在那里我们和另外上百人在日军的监督下，一起坐火车被送到泰国的一个叫Bampong的地方。
“到达后，在枪口的威胁下，我们被迫爬上军车并被带到泰国Kancanapuri。然后，在监督下，我们步行跨入丛林，直到抵达一个营地，之后，我们每25人分为一组，被安扎下来。那个地方驻扎着上百个营地。
“在丛林中，我们立刻被迫开始砍树，用肩扛运圆木，作为修筑铁路用的枕木。我们只有在晚饭和睡觉的时候才轻松一点。
“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后，我的噩梦还在持续。在煮饭的地方，壶里给工人喝的沸腾的水恰巧泼到了我的左脚。我昏了过去，之后一直在痛苦的呻吟。我不能战立，也不能走路。日军给我一些碘酒，这并未治愈伤口反而使其恶化。在那里几乎没有治疗的条件。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些日本军官在营地的数百个病人中，选中了我，让我回家。我和其他人爬上火车，途中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没有药物治病。我们在Seremban火车站下车，并每人发给5元日币和5袋大米。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带我回到Kuala Pilah的家，然后被朋友送到医院。日本人没有给任何治疗，而是把我连同一些尸体送到了太平间。当日军走后，我从尸堆中爬起，走出太平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45年战争结束的几个月之后。
“我被一些朋友送回医院，受到英军的照顾，直到我的腿脚完全康复能够走路，但是却留下了永久的伤疤，直到我死去。”
另外，我想补充一些东西： 在他晚年，他一直努力寻找一些人和机构，可以调查这些事情，并能够帮助他及他死后帮他孩子索赔。在我和马来西亚日军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委员会主席孙建成先生见面后，我告诉他，我已成功找到这样的机构，他很高兴，并变得很有信心。
在我父亲去世的前两年，身体一直不好。双眼视线模糊，几乎失明，加上腿脚不便，导致他一直卧床不起。他对我说，无论是在他活着时还是在他去世后，为了要通过这些机构，向日本政府要求索赔，直到满足他所有的心愿，要做好一切必要的工作。他告诉我，日军不人道的行为，成为他一生和他家庭难以忘记的悲剧。
我敬爱的父亲在经历长期的病痛之后，于1994年11月22日在Kuala Pilah地区的医院去世。我期望相关人员的关注和介入能对这件事情的提出起到一定作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期待一个友好的回复。日本政府必须对我父亲所受的痛苦负责，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1日。
谢汝普
71． 蒙难者：
谢汝灿，男，1912年出生，胶工。
投诉人资料： 谢汝灿弟弟谢汝普（Yee poo），1913年出生，身份证号1309216，祖籍广东高州，住址： Yu lian Motor Repair, Machap Umboo,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日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哥哥于1938年从广东高州来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以割胶为生。日军占领期间，四母子一嫂同住一屋。1942年3月间，园丘（经）理为刘道安，他接到日军司令的命令，要每家抽一壮丁去修死亡铁路。我哥哥答应前去。当天早上10时左右，在巴登马六甲火车站给他送行。他被日军送到泰国，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认为他死了。一起去的还有其他五六个人也死于疾病。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日。
李伟
72． 蒙难者：
叶海，男，78岁，锄草工人。
投诉人资料： 叶海之妻李伟（Lee Wee），76岁，身份证号2316195，退休，祖籍广东，住址： E61,Kg. Baru, Kulai, Johor，邮编810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0)
蒙难地点： 泰国边界，南昌站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本占领时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叶海被日军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在该园丘每组25人抽3人，由新山火车站乘了几天火车抵达目的地。大约在1945年农历七月，他吐血身亡，埋在铁路旁。我每时每刻都在盼望我丈夫回来。后来吕先生告诉我他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4日。
廖英
73． 蒙难者：
廖桂，男，34岁，种菜。
投诉人资料： 廖桂孙女廖英（Liew Yeen），48岁，身份证号2036044，胶工，祖籍大浦，住址： 老同成园，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怡保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尾，在怡保埠，我祖父廖桂被日本军拉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战后也没有回来。我母亲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他无法忍受日本人的拷打，身体一直不好，因为那里没有吃的，生病时也没有药物治疗，最后他死于疾病。埋在哪里也不知道。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给予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黄妹
74． 蒙难者：
黄信，男，38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黄信之女黄梅（Wong Moi），57岁，身份证号2475758，祖籍广东罗定，住址： 马口朱区No.115 Chu Waid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芙蓉巴尾。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黄信是在1942年5月去芙蓉市区购物时被日本军捉去的。当时曾有人看见他被迫上了一部卡车，那车上有很多人。听说这些人全部被送到芙蓉火车站，然后用火车送到泰国边境建造死亡铁路，他就再也没有回来，客死他乡。战后回到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说，我父亲被日本人拳打脚踢。所有的强制劳工都被残忍的日本人虐待。在那里就像是在地狱一般，没有食物吃，没有住的地方，没有衣服穿。作为他的女儿，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给予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5）
谭妹
75． 蒙难者：
谭门，男，35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谭门之女谭妹（Tham Moi），52岁，身份证号3810049，割胶，祖籍广府，住址： 18 Taman Bahau Bahau,N.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谭门被日本军拉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战后回到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死了。他们说，他无法忍受日本人的虐待。他没有足够的食物吃，生病了也没有药物治疗。我父亲被抓走后，我母亲为了让一家人能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她受了很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6）
张银
76． 蒙难者：
郑华，男，90岁（如果现在活着的话），锄草工人。
投诉人资料： 郑华之媳妇张银（Chong Yoon），73岁，身份证号2316510，退休，祖籍广东，现住址： D33 Kampung Baru, Kulai, Johor, Malaysia，邮编81000。日占时住址： Japan Estate, Kulai Joh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张银，今年73岁。1942年5月，在古来，我公公郑华被日本兵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地点在南昌车站。两年多以后，他死在那里。我是他惟一的亲属，我希望日本政府负起责任，对我亲人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因为当年，有许多无辜的年轻壮丁因为劳动过度而生病，在缺少药物治疗的情况下而死去。
投诉日期： 1994年11月20日。
谢贵元
77． 蒙难者：
谢常义，男，38岁，什工。
投诉人资料： 谢常义之子谢贵元（Cheah Kui Yuen），60岁，身份证号2990086，祖籍梅县，现住址： 文德甲，No.2831,Kampung Baru, Mentakab, Pahang Darul Mammur, Malaysia，邮编284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大街。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12月某一天的早晨，日军突然出现在Semenyih镇的大街上，逮捕年轻人，把他们送到缅甸修筑死亡铁路，我父亲也在其中。自从他被抓走后，就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可能死了。
正如我身上的证据所证明的，我父亲被抓走的那天早晨，我和他在一起。当日军粗暴的把我父亲拉上一旁停着的卡车时，我试着爬上车把我父亲拖下来，我试了两次，但是都徒劳无功。一个日本兵非常恼怒，打了我两巴掌，用刺刀把我的左耳割掉了，同时把我推下了车。那时我10岁，掉下车后我昏倒了。
这就是我父亲那天早晨被抓走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现在作为他惟一的后裔，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我父亲的死及我和我母亲所受的伤害给予某种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6日。
温功发
78． 蒙难者：
温有，男，32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温有之子温功发（Ong Kong Fatt），54岁，杂工，身份证号1323991，祖籍广东，现住于No.19,kg.Baru Mahsan Bahau,N.S.，邮编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口庇朥路38埠。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死亡。
蒙难时间： 1942年（被抓）
投诉内容： 我父亲在1942年年末在马口街上被日军捉去坐火车，送去泰国修死亡铁路，一直没有回来过，后来听一些生还者回来说，我父亲是脚烂而死的，希望日本政府能就此给以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7日。
李儒
79． 蒙难者：
李钦，男，51岁，矿工。
投诉人资料： 李钦之侄李儒（Lee Yee/Lee Joo），73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442618，现住于No.97, Pekan Baru Kaki Bukit, Perlis，邮编0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Batu 12, kampong Tasoh, JLN, Kaki Bukit, Perlis Malaya。
蒙难地点： 泰国“死亡铁路”时亡故。
蒙难时间： 1942年7月间。
投诉内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南征，统治新马，我伯父是在吡叻州金宝埠的东生锡矿公司做工，当时全部的锡矿工作已告停顿，不过他仍在该公司住宿，在该处周围的空地栽种一些红薯及杂粮之类来维持生活。那时我父亲李钿曾数次邀他北上玻璃市耕种，他却不听劝告。1942年7月某日，他被日军捉去参加修筑“死亡铁路”，当时跟同他一起被捉去的还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名叫池炳，由于火车在开往北上巴东勿刹时，他那机智的同伴终于在半途逃跑了（大约火车在晚上时在巴东勿刹有逗留片刻），巴东勿刹距离加基武吉只有8公里左右，过后据说池炳来到加基武吉，还与我父李钿说了许多关于李钦的不幸，这全都是事实（因为池炳在中国也是我们的邻居，来到这里我们还是互相来往的）。我伯父他这一去就音讯全无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李南生
80． 蒙难者：
李丁友，男，83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李丁友之子李南生（Lee Lum Sang），52岁，驾驶员，身份证号8027316，现住于34，Jalan Kajang Raya 9.Taman Kajang Raya Kajang Selangor，邮编43000。日占时住址：Sungei Purun Estate. Batu 19 Semenyith, Selangor。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1)
蒙难地点： 在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回来后死亡。
投诉内容： 我父亲李丁友当年受日军强迫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过着非人的生活，生病无药医，在泰国建筑死亡铁路，于1942年做到1946年，回马后，双脚已伤病，不能工作，活到1974年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28日。
杜三妹
81． 蒙难者：
谭明文，男；谭*先，男
谭华，男；萧记，男。
投诉人资料： 杜三妹（Toh Sum Moy），女，81岁，身份证号130219715074，现住于No.34 Jalan Besar Johol,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3100。日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柔河甘榜西末南洛园丘乙号公司。
蒙难地点： 在泰国修建“死亡铁路”。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被骗去泰国。
投诉内容： 日治时期，我父亲谭明文、伯父谭*先、叔父谭华和姑丈萧记四位亲人，被日本皇军征召去泰国充当建筑铁路劳工三年余，当时每天清晨6时，就被日军赶出来工作，中午吃大锅饭，只有简单的咖哩水咸鱼干及臭米饭调配，完全没有发薪饷，有时还受到殴打，下午5时始可以收工回到简陋的长屋休息。日本政府应就我这些亲人所受的痛苦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3日。
何成
82． 蒙难者（投诉人）：
准拿督何成（Martin.Ho.Sing.AMP），男，69岁，商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24610，住址： No17，Jalan Selangor，Canning Garden，Taman，Canning，Ipoh，Perak.Malaysia，邮编31400。
投诉内容： 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1942年2月，日军攻占新加坡后，将新加坡改为昭南。，我受日本人的欺骗，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干峇鲁工作，建造一条火车铁道，共长120多公里。这批工人中单是吡叻州人士就有78名。当年在苏岛修铁路时的情景令我毕身难忘。当年的工作情况是： 我们经常赶工，有时须不停地工作十多个小时。一旦雨夜赶工，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本人当年不幸的遭遇、受苦受难，日本国政府应当负责，还我一个合理，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李振球
83． 蒙难者（投诉人）：
李振球（Lee Chin Kow），男，1925年生，69岁，退休在家，祖籍广东梅景。身份证号1655792，住址： 11.B?Jalan Jetaka 7，Taman Maluri Kuala Lumpur，Malaysia，邮编56100。
投诉内容： 日军占领时期，我与怡保华人在1944年5月1日，同样受日军欺骗到印尼苏门答腊巴干峇鲁工作一年多，修筑死亡铁路。想当年工作的困境与痛苦，根本是笔墨难以形容。当年受日本强迫工作，时间长，经常又吃不饱，有时采大山芭的野果充饥。有时一天不停工作十多个小时，苦不堪言。一旦患上病时，只有等待死去。我们在铁路工作，日军政府分文不给。我是当年虎口余生者，但令人遗憾，目前年事高已不能再工作。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够负起一切责任，以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人权，遵守国际法，补偿养老金给我。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何木森
84． 蒙难者（投诉人）：
何木森（Ho Mook Sum），男，70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25852，住址： No.750，Pasir Pinji Jalan Sepuluh Ipoh. Perak，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1944年5月1日，我在新加坡受日军的欺骗去印尼苏岛建造死亡铁路，工作地点是巴干峇鲁。想当年修铁路时，经常吃不饱，又没有薪水拿。如果不肯工作，必要受日本兵殴打，苦不堪言。我的不幸遭遇并不是笔墨可以形容。我在印尼苏岛建死亡铁路，我是虎口余生者。过去受日军残害的事我毕生难忘。我目前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给我养老金。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15日。
李德贵
85． 蒙难者（投诉人）：
李德贵（Lee Tuck Kwai），男，1913年生，81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1426426，住址： 1345. Pasir Pinji 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当年日军占领时期，1944年5月1日，在新加坡我们一大批怡保华人被日军骗去印尼苏门答腊巴干峇鲁修筑死亡铁路。我们所遭受的惨况笔墨难以形容。想当年，我们饱受日军的折磨、摧残，他们毫无人性、残无人道地迫害我们。有时一天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又吃不饱。通常在雨夜赶工时，更是饥饿。虽然工作一年多，但是日本政府不肯发给薪水，令人遗憾。日本国家目前是经济强国，对于我们受害者，受日军残害的老年人，日本政府应该负责补偿给我们养老金。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萧新华
86． 蒙难者（投诉人）：
萧新华（Siew Sin Wah），男，1926年生，69岁，退休。身份证号A0905241，住址： 20.Psrn Seri Enam, Taman Cempaka Ipoh，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1944年5月1日，在新加坡受到日军欺骗，与其他怡保华人一起到印尼，建造120多公里的死亡铁路，使我毕生难忘。虽然在印尼巴干峇鲁修铁路只有短短一年多，但是当年的困境毕生难忘： 工作辛苦，经常吃不饱，又没有薪水拿，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对于过去日军的所作所为能够负起一切责任，日本政府应当体恤我们的困境与感受，补偿养老金给我们。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易兴良
87． 蒙难者（投诉人）：
易兴良（Yah Heng Seong），男，70岁，退休在家。身份证号0397761，住址： 27.Jalan Pekalan Barat，Taman Shan Tin Baku 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650。
投诉内容： 日占时期，我受日军强迫，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是虎口余生者。如今本人要求日本政府体恤我们的困苦与不幸，对于我在精神与时间上的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赔偿。只有这样，日本国家才有民主与人权的存在。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黄南
88． 蒙难者（投诉人）：
黄南（Wong Nam），男，1912年生，82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02666，住址： Lot No 17，Kampong Simee，Ipoh Perak，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也就是当年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受日军欺骗，被诱骗到苏门答腊岛巴干峇鲁修死亡铁路，吃不饱，还要经常受折磨。当年日本皇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不够吃。有时饥饿，迫不得已只有寻求大山芭，采野果充饥才会不死。我们在印尼苏岛虽然只工作了短短一年多，可是我们死亡铁路受害者受日军折磨与伤害，迄今仍旧使我毕生难忘。当年我们在印尼苏岛工作，日本政府分文不给，令人遗憾。如今我们都已经是老人，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还我们公道，补偿养老金。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陈开銮
89． 蒙难者（投诉人）：
陈开銮（Chan Kooi Loon），男，1910年生，84岁，退休在家，祖籍中国海南。身份证号1427651，住址： No.16，Clarke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当年日本帝国统治新马时期，许多人民无辜受日军残害，冤枉惨死，使我们毕生难忘。我本人同样与其他人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受日本皇军欺骗，被骗去印尼苏门答腊岛巴干峇鲁建死亡铁路，受苦受难的情况是笔墨难以形容。我在当年不幸的遭遇使我毕生难忘。想当年，我们都是年轻的壮汉，如今已是年老体弱无力的老人。我们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以人道的立场与民主人权精神补偿给养老金，体恤我的困境与痛苦，这样日本国家才有民主可言。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2)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0日。
李金祥
90． 蒙难者（投诉人）：
李金祥（Lee Kim Seong），男，1918年生，76岁，退休，祖籍中国惠州。身份证号0362234，住址： No.2，Po Garden Lane，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当年日本占领时期，1944年5月1日，我由新加坡动身，前往苏门答腊岛的巴干峇鲁修死亡铁路。日本政府分文不给，还要受各种不幸残害。我们经常吃不饱，时常挨饿；如不做还会遭到日军的拳打脚踢。想当年的惨状，随时看见埋尸。因为大多数工人没有足够的营养，使得铁路工人很容易患上各种疾病而死去。如今本人要求日本政府应当同情我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7）
蓝水木
91． 蒙难者（投诉人）：
蓝水木（Lam Swee Mook），男，76岁，矿商。身份证号（旧）0445349，（新）170305715069，住址： No.3 Pekan Kaki Balat Perlis，邮政编码022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吡叻万里望红泥山。
投诉内容： 二战期间，我在马来西亚做铁路技师，为日本帝国军队服务。我是在27岁时被日军招募去的，我的工作就是督导一队铁路工人，他们负责重建英国军队撤退时炸毁的铁路桥。
在我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三年半里，我帮助重建或重修了从Pdang Besar到Johor Baru的30座以上的铁路桥。我后来被派到Kelantan，拆卸下从Gua Musang到Kuala Lerai的铁路，装运到靠近缅泰边境的River Kwai（我所附的当时我老板的信证实我的说法）。
日军投降后，我不得不承受我的同胞们的羞辱，因为我为日本人做事，他们都把我看成是一个叛徒。我不得不四处寻求安全感。那些天是我更加痛苦的日子。现在我越来越老了，更加依赖向日本政府寻求财政支持，弥补我由于为日本服务，以及由此遭受羞辱而应该得到的赔偿。
我真诚地认为日本政府会就此对我的要求进行适当的考虑。我在1944年被拉夫到全马修筑铁路，1946年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36个月，劳役工资每月200元日币，被拖欠工资共36000元日币。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李华生
92． 蒙难者（投诉人）：
李华生（Lee Fah Sang），男，身份证号1166084，住址： Bukit Keledek，Syer Kuning N.S.。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我被征召到泰国，派到死亡铁路工作。在那里，生活很凄惨。日军士兵虐待工人，他们随意踢打工人。那些生病的人得不到医治，很多工人由于缺少医治而死亡。我很幸运地活下来，战后我返回了马来西亚。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时所遭受的一切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4月9日。
李彰
93． 蒙难者（投诉人）：
李彰（Lee Cheong），男，74岁，退休。身份证号2495355，住址： No.48 Kg Baru Air Kv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邮政编码73300。日本占领时住址： No.48 Kg Baru Air Kv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邮编73300。
投诉内容： 日本士兵强迫我去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那些残暴的士兵虐待我，那些野蛮的日军随意踢人、打人。许多和我一起去的朋友都死于疾病。我很幸运的活下来并活到现在。我在死亡铁路遭受了很多折磨，谁该为此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完全有权利向日本政府要求索赔。1942年3月20日，我被诱骗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1944年8月10日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的时间为29个月，劳役工资每月60元，被拖欠工资达1740元。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6日。
程玉荣
94． 蒙难者（投诉人）：
程玉荣（Cheng Yuk Wing），男，64岁，退休，祖籍广东云浮县。身份证号3052046，住址： 8407.Kg Rim Jasin，邮政编码77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Bkt Kledek Air Kuning Gemas，N.S.。
投诉内容： 我14岁时，我和我母亲（中文名董二）在Seremban的Bukit Keredik被日军征召。我和我母亲被送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死亡铁路的生活用笔墨难以形容。日本人没有缘由地虐待我和和我同去的人。我们经常被踢打。我们得病后得不到治疗，很多人因此死去。我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时所受的虐待进行赔偿。我1943年被拉夫建筑死亡铁路，1946年被遣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按劳役工资每日1.8元算，我被拖欠工资共2376元。
投诉日期： 1993年4月9日。
林荫青
95． 蒙难者（投诉人）：
林荫青（Lam Yin Chan），男， 69岁，退休。身份证号2704182，住址： 282.Kampun 9 Baru Semenyih Selangor，邮政编码435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士毛月，雪州。
投诉内容： 50年前，我18岁时，被日本人诱拐并强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Kuala Lumpur，我被塞进一列火车并运到Butterworth。从Butterworth，我又被送到泰国的Chengmai。随后，我走了一个星期，到了Chengmai西边的一个地方。我现在想不起那个地方的名字。在那里，我开始为日本人工作。我受尽折磨和虐待。有时，我甚至得不到食物。直到二战结束，我在泰国待了三年。我的日本老板是黑板和中田。我希望我能就我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幸遭遇得到补偿。
我是1942年7月或8月开始被诱骗的，他们允诺每月给工资150元，完工后即可回到马来西亚。我在1946年2月或3月被遣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可劳役工资每月仅90元，实际上他们拖欠我4916元。我当时每月只能领1元，日军管理方面的人说余额89元寄给马来西亚的家人，但家人从未收到这些款项。拖欠工资4916元，我认为还必须算上利息，同时加上精神及肉体备受折磨之赔偿。在泰国建死亡铁路期间，我曾被日军殴伤，因此我要求受伤害之额外赔偿，而且家人各散东西，备受身心苦痛，亦须给予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17日。
丘文
96． 蒙难者（投诉人）：
丘文（Kow Woon），男，84岁，身份证号0660408，住址： No 66 Taman New Village Tampin N.S.，邮政编码73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马口榕吉园。
投诉内容： 1943年5月，我33岁，被日本兵强迫拉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许多奴役劳工遭到了虐待。由于几乎没有任何药品来治疗他们的疾病，很多人在染上各种各样的病后死去，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活了下来。我是这些幸运者之一，并在战后回到了国内。在死亡铁路的生活很悲惨。对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人来说，那里是地狱。
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遭受的悲惨待遇进行补偿。我是1943年在马口榕吉园被日军强拉到泰国建死亡铁路。在工作期间，饱受日军挨打，直到日军投降。总共工作了三年零八个月，并于1946年8月回到马来西亚。劳役时间44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2元，被拖欠工资共3904元。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李水
97． 蒙难者（投诉人）：
李水（Lee Sui），男，66岁，身份证号2014979，住址： Ladang Geddes Bahau N.S. D.K.，邮政编码72110。日本占领时住址： Ladang Geddes Bahau N.S. D.K。
投诉内容： 我是1943年被日本拉夫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众多人中的一个。在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恶劣。日本人确实很残忍，他们任意地折磨这些工人。生活环境很糟糕，许多人得了病，由于几乎得不到救治，他们中的很多人死于疾病。我在泰国的时候，每天过着日晒雨淋的日子。工作的时候受了不少苦痛，流的都是血汗。我做了一千多个日子，没得到日本人一毛钱。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悲惨遭遇给予赔偿。我从1942年被拉夫到泰国修死亡铁路到1945年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36个月。按劳役工资每日4元计，我被拖欠工资4320元。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3)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2日。
陈北水
98． 蒙难者(投诉人)：
陈北水（Chan Pak Swee），男，66岁，身份证号1294741，住址： J 6439 Rumah Awan Nyalas, Asohan pos, Melaka。邮政编码77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Rengam Est Johor。
投诉内容： 我曾被日军拉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工作期间，我被毒虫咬了，咬坏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由于没有药品，最后我的一条腿不得不截掉，从而导致终身残疾。战后，我作为一个残疾人回到了马来西亚。我找不到工作，不得不靠我的亲戚朋友生活，直到现在，我都是孤身一人。我一直希望能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以便更换一条更灵活的假腿，好好度过下半生的生活。1942年8月我被拉夫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1945年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三年多，但我没有领过任何薪金，所以我希望获得工资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8）
何文辉
99． 蒙难者（投诉人）：
何文辉（Ho Man Fee），男，82岁，身份证号0234939，住址： 45. Kg，Baru N. SembiLan. Malaysia，邮政编码73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马口榕吉园。
投诉内容： 1943年正月我与两位兄长何美、何华在马口榕吉园被强拉往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在抵达泰国后，何美开始肚泻，三天后便死了。而何华在六个月后，也因脚烂而死亡。而我在工作期间，饱受日军毒打。当时的惨境无法用笔墨形容。许多人得了病，但由于几乎没有任何药品治疗而死去。工人遭到日军的虐待。他们几乎没有衣服可穿，而食物也很坏。对那些工人来说，死亡铁路就是地狱。
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并在二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一直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时的悲惨遭遇进行赔偿。1943年正月我被拉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1946年8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按劳役工资每日2元计，被拖欠工资3904元。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陈德文
100． 蒙难者（投诉人）：
陈德文（Chan Teck Ban），男，82岁，身份证号0891436，退休，住址： No.1171 Taman Marida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政编码70450。日本占领时住址： 波德申石古洞南里园林仁公园。
投诉内容： 我被日本士兵抓住，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在日本占领期间，修泰国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悲惨。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也没有正常的医疗救护来关心这些工人。生病的工人得不到医治，很多人死去。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历尽艰辛，身心受到伤害。我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
我是1942年10月5日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年10月3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三年。当时劳役工资每日一元，而被拖欠工资每日二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7日。
廖昌华
101． 蒙难者（投诉人）：
廖昌华（Liew Chong Wah），男，67岁，退休，身份证号0889835，住址： No. pt.800. Taman Marida Senawang Sban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70450。日本占领时住址： Bukit Mara State Bahau N. S.。受托人廖世鸿。
投诉内容： 我被日本士兵抓住，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修泰国死亡铁路时的生活之悲惨无法想像。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缺乏食物，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也没有正常的医疗救护来关心这些工人。我的很多生病的工友由于得不到医治而死去。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日本兽兵无缘无故地踢打我们。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历尽辛酸和精神苦痛。我惟一希望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我是1942年10月5日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年10月3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三年。当时劳役工资每日一元，而被拖欠工资每日二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12日。
（陈德文和廖昌华两人情况的参见本节新闻报道9）
钟保
102． 蒙难者（投诉人）：
钟保（Cheong Pao），男，78岁，身份证号3810633，住址： 广合No.32 Taman Kwang Itup Bahau N.S.，Malaysia，邮政编码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马口笨打利。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在Bahau被日本人征召，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死亡铁路那里不是人呆的，它是地狱。所有的奴役劳工都遭到日本人的虐待。没有人敢与他们作对。由于不能忍受死亡铁路的生活，很多人死去，其中的一些人是得病而死。你得病后几乎得不到任何救助。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但我历尽辛酸和精神痛苦。我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
我是1942年11月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我很幸运地被分到军部当厨师。到1945年3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总共做了三年多，44个月。当时每月工资200元，只给了我5个月的工资寄回家后来就没给了。我希望日本政府能赔我三年多的工资和利息。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8日。
游福
103． 蒙难者（投诉人）：
游福（Yew Fook），男，66岁，驾驶员，身份证号2178711。住址： 69 Btg kg Baru Cheras Katang Sel Malaysia，邮政编码432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士毛月（SINI ESTEL）。
投诉内容： 我与我的59个工友,在日本士兵的征召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修泰国死亡铁路时的劳工生活非常悲惨。我们吃了很多苦，劳工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药品，在我们呆在泰国期间，我们中的好多人死去。只有日本政府向我们的遭遇进行赔偿才合理。
我当时的工作地点是泰国的大山芭。从被日军强迫当劳工到回马来西亚，我整整在泰国做工三年六个月，因此我的右手致残。当年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被迫到河里捉生鱼吃。当时有病没药医，我命大才能过关。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1日。
蒙有
104． 蒙难者（投诉人）：
蒙有（Mong Yeo），男，73岁，身份证号0440399，散工，住址： No.353 Belakang Sekolal Kaki Bukit Perhs，Mentakab, Pahang。邮政编码022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彭雪文德甲23碑红毛园。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4月8日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4年9月10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30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泰币5铢。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罗汉辉
105． 蒙难者（投诉人）：
罗汉辉（Low Hon Wee），男，67岁，身份证号A0578520，退休，住址： No.4232，Pulau Sebang，Tampin Post Malacca Malaysia，邮政编码73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Mile 29，Kampung Pondok Batang，Jasin，Malacca，West Malaysia。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5日，我在Jasin镇被一个为日本帝国军队服务的警察（中国人）抓住，送到当地警察局，到了那里被记录了个人资料后，对方便告之要带我去泰国建造铁路，每天可得三元日薪，其中的一元会寄给我的母亲。在我被英军送回马来西亚后，我曾经问过我母亲，她说她从未看到一个子儿。
后来，我被载到马六甲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淡边乘火车北上，经过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到达泰国的“万邦”，接着又从曼谷转搭火车前往“干布里”，下火车后，改乘卡车进入森林地带，卡车驶到路的尽头，又再步行一日一夜才到达工作地点。当时我们共有约200人一起被送到目的地，然后又分为100人一个营地，每25人便有一位工头负责管理工人。我当时在森林中的工作是几人合力拉树桐供铺设铁路，有时也担任铺铁路的工作。负责的日本兵很凶，若见到工人偷懒便会加以鞭打。在森林的工地里，由于缺乏药物，许多患上霍乱症的工人都相继去世，有人病了，便被送到较简单的“医院”，睡在竹片做成的病床上，与病魔搏斗，也有一些人因病重被锯断脚，过后被送回国。日本投降后，我继续在该处做工，大约在三个月后，1945年11月20日，英军才将我们送回国，我能平安回家，可以说是万分幸运，因为同去的200人，有机会回来的只有20人左右。我在那里工作了39个月，按日薪3元计，日本人还欠我2340元。我回国后任职胶工，直到1949年才加入警察部队服务。日本政府应该作出合理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4)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0）
戴贵
106． 蒙难者（投诉人）：
戴贵（Tai Kooi），男，80岁，身份证号3810330，退休，住址： Ladang Jeram Padang Bhg. Kepis，C 10，Bahau，N.S.，邮政编码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Ladang Jeram Padang Bhg. Kepis Bahau N.S.。
投诉内容： 1943年我被拉夫到泰国建设“死亡铁路”。在这期间，由于语言不通，我遭到打骂。我病痛时也无药可医。我1946年8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共做了二年半，30个月的苦力。至今已经50载了，当时劳役工资每日3元，算来被拖欠工资36000元。我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我所应得的。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3日。
刘华焕
107． 蒙难者（投诉人）：
刘华焕（Low Wah Woon），男，78岁，胶工，身份证号2013297，住址： 33 On Lock Riv Ladang Geddes Bahan N.S.，邮政编码72110。日本占领时住址： Bahan N.Sembilan。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被日军征召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的工人之一。修造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悲惨。日本确实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他们随意虐待劳工，把工人当奴隶看待。生活环境恶劣，没有足够的食物。很多工人得病了，由于得不到救治，其中的一些人死去。我是1942年被拉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年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36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4元，而被拖欠工资4320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谢奕文
108． 蒙难者（投诉人）：
谢奕文（Che Ng Man），男，72岁，身份证号3811469，胶工，住址： Ldg Geddes Bahau N.S，邮政编码72110。日本占领时住址： 金马士豆逸君令双溪拉玛。
投诉内容： 我当年居住在金马士豆逸君令双溪拉玛，被日本蝗军抓去修死亡铁路。在第二期由芙蓉出发到目的地，一日三餐挨饿。工作的时候稍慢些，日军就动手掴脸或者拳打脚踢，毫无人性，随意横行。在日本占领期间，修铁路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悲惨。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没有什么吃的，没有足够的衣服穿，也没有正常的医疗救护来关心这些工人。生病的工人得不到医治，很多人死去。
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历尽艰辛和精神上的痛苦。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
我是1943年10月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6年1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共两年三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2元，而被拖欠工资1620元。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卡欣·莫哈末
109． 蒙难者（投诉人）：
卡欣·莫哈末（Kasim Bin Mohamad），男，72岁，身份证号0875449，退休公务员（公共工程局），住址： 18 m/s Gadek, Alor Gajah, Melaka，邮政编码78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18 m/s Gadek, Alor Gajah, Melaka。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6月8日被拉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年9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39个月。我要求的并非是补偿被拖欠的工资，而是对我失去的尊严及39个月我及家人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所应得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1）
Abdullah Bin Omar
110． 蒙难者（投诉人）：
Abdullah Bin Omar，男，1929年生，65岁，身份证号2272857，住址： No 127A Jln Bukit Cina Melaka，邮政编码751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 No 127A Jln Bukit Cina Melaka。
投诉内容： 我是马来西亚人，出生在Melacca，居住在Kampung Bukit Cina Melacca。1942年，我被日本人逮捕，用火车从Melacca送到Kuala Lumpur，当时时间是晚上7点。当我们到达Kuala Lumpur时，我们得到了一些食物，时间是凌晨2点。其后，我又被火车送到Penang，时间是下午2点。然后，我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境，后来我才明白我已经在泰国境内了。
我从泰国又乘火车，到了Banpong。此时，我才得到休息，并给予一些身体上的治疗。我被要求步行7天，后来在下午7点到达了Tamakam。在我步行的过程中，我跨过许多尸体。很多人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毒打。之后又步行，直到到达目的Tamah Rompato。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开始像奴隶一样修建铁路，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战后又过了几个月，我被用船送到新加坡，到达P.Sekijang。又过了几天，我被送回了Melacca，时间是1945年5月5日。我从1942年5月被拉夫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到1945年5月被遣返回国，劳役时间达到三年，没有工资。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和我的家庭所受的苦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26日。
Mohamad B Emby
111． 蒙难者（投诉人）：
Mohamad B Emby，男，67岁，身份证号3575273，住址： No 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邮政编码754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 No.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
投诉内容： 我是马来西亚人，出生在Melacca，居住在No： 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1942年，我被日本人逮捕，用火车从Melacca送到Kuala Lumpur，当时时间是下晚上7点。当我们到达Kuala Lumpur时，我们得到了一些食物，时间是凌晨2点。其后，我又被火车送到Penang，时间是下午2点。然后，我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境，后来我才明白我已经在泰国境内了。
我从泰国又乘火车，到了Banpong。此时，我才得到休息，并给予一些身体上的治疗。我被要求步行7天，后来在下午7点到达了Tamakam。在我步行的过程中，我跨过许多尸体。很多人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毒打。之后又步行，直到到达目的Tamah Rompato。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开始像奴隶一样修建铁路，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战后又过了几个月，我被用船送到新加坡，到达P.Sekijang。又过了几天，我被送回了Melacca，时间是1945年5月5日。我从1942年5月被拉夫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到1945年5月被遣返回国，劳役时间达到三年，被拖欠工资很多。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和我的家庭所受的苦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18日。
Sharipp Bin Insoh
112． 蒙难者（投诉人）：
Sharipp Bin Insoh，男，67岁，自由职业，身份证号6286313，住址： Kg. Bongik, Batu 20,Rembau,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71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Kampong Perigi Jbrnbh Rembau Nbgbri Sembilan。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在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没有薪金，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饮品。很多人由于没有医药救治和被日军射杀而丢了性命。当铁路建成后，英军炸了这条路。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这些人所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3日。
卡森敏露甘
113． 蒙难者（投诉人）：
卡森敏露甘（Kassin Bin Nor Kan），男，77岁，退休，祖籍印度。身份证号3223948，住址： Kg Batu Belang Taman.N.S.，邮政编码730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 Tampin Bandar N.S. Malaysia。
投诉内容： 我本人是卡森敏露甘，印度回教徒，今年77岁。在1942年6月间，我住在淡边市工作JKR，当年25岁，未结婚。有一天，日本军官负责人通过JKR管理人招集所有JKR工人，我当年被日军召去芙蓉，我的号数是129号，全部工人大约有500多人，由淡边坐JKR的卡车抵达芙蓉登记。在当天晚上8点坐火车南下新加坡，等一个星期才有两艘船，载我们工人航行六天才抵达西贡。住一个多月，再次坐船抵达另外一个码头，忘记了名字，在那里住三天，再次坐火车二天才抵达巴当不刹住一天，然后全体工人开始步行一个月，最后到达一个名叫黄溪大地区。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5)
我们开始砍树、盖房子，每组25人，住在一起。第二天清晨6点开始工作直到下午5时才收工。由于那个地区有座大山，必须由大山中间破开山，造一条火车路通过缅甸。我们一组25人工作。我们每日工作只获得2元泰国币。我们在那边工作三年多，直到日本投降为止。我们25人一组，只剩下10个人回到马来西亚。
在日本投降后，我们被英军送到磐谷集中营地区住一个多月，才由英军用七艘商船分别运载老铁人回乡，六艘商船开往新加坡，另一艘开往槟城。我本人在槟城住一个月，然后由英政府负责让我坐火车由槟城抵达芙蓉，再由英军用卡车运送回家。我们起初全部工人在集中营有1600多人，回程的老铁人只剩下900多人而已。
我在死亡铁路工作三年多，一切不幸的遭遇并不是笔墨可以形容。想当年在泰国当劳工的各民族的人民，死在泰国的有多少人没有办法算，因为工作的地区隔开，因此其他地区发生的惨况我们不清楚。我们现已经年老多病，惟一希望日本政府体恤我们的苦痛，对欠下我们的薪水及一切损失应该给予补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民主可言，才可以说是民主与人权的维护者，而不应该成为一个不道德的强盗国家。
投诉日期： 1995年1月7日。
Sani Bin Maakip
114． 蒙难者（投诉人）：
Sani Bin Maakip,男，69岁，临时工，身份证号4049985，住址： Kg. Retior, Batu 26, Kuala Kangsar, Perak，邮政编码33000。
投诉内容： 我18岁时被日本士兵抓住，被强迫当铁路工人，为日本人筑路。我们得不到正常的食物和足够的饮水。我每个月也拿不到工资。因此，我要求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0月9日。
Md Yunus
B Mohamad
115． 蒙难者（投诉人）：
Md Yunus B Mohamad，男，72岁,退休的驾驶员，身份证号2276692，住址： No 73 Durian Daun Dalam Melaka，邮政编码754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 No 73 Durian Daun Dalam Melaka。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的1942年，我19岁，未婚。那年2月10日上午11点，我正在马六甲的Bunga Raya散步，迎面过来一辆装着日军的军用卡车，车的前座坐着一个本地人。车的座位上坐满了日本兵，大约有25个。一个本地人和一个日本士兵让我坐上卡车，并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我从马六甲的Durian Daun来。他们让我带着他们回我的家，并让我带上一只枕头、一条毯子、一只杯子和碟子以及衣服和他们一起走。座位上的那群人没和我说话。我们被带到马六甲的Kubu火车站。我们不能反抗，因为我们都被日本兵看着。
大约凌晨2点，火车离开Tampin去Sereban和Kuala Lunpur。到达Kuala Lunpur后，我们拿到了一些食物。我吃不下，因为我感觉就像是被喂养的猪。我们离开Kuala Lunpur，到达Ipoh的Perai P.W.。在那里，日本兵再次给我们食物。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是吃不下。
在到达泰国的Padang Besar之前，一路停了好多站。很多商店叫卖食物，但我不能去买，因为他们不接受马来西亚钱币。大约下午4∶30，我们到达了Banpong镇。在那里，日军给我们腌制的鱼和蔬菜等食物，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夜。大约凌晨3点，我们被叫醒，走了4公里，寻找食物，后来我们到了去Kamburi的火车站，并在那里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2点。后来我们离开火车站去Kamburi，并在下午4∶30到达。我们离开车站，步行1公里到达一个日本士兵严格把守的营地。我们被要求站成一排，被提议拿必要的东西来建自己的帐篷。我们在Depoh吃了饭。我们在那里待了4天，直到医检结束。第二天，我们从下午6点到下午10点走到工作地。天气很糟糕，我们不得不躲雨。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又步行，直到11∶30到达目的地。日本兵给我们提供腌制的鱼作为食物。由于饥饿，我们就吃了。然后我们被命令分为30人一小组进行工作，并被督导着做了以下的事情： 拿帐篷的绳子或带子、斧子、烹饪设备、米和水等。等一切都准备好，已经是晚上10点，而到11点才给我们饭吃，才让睡觉。
第二天，我们被分成一组15人的小组。我的小组负责砍树，而我的工作就是把树拖到河边。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由于我不会讲日语，所以当我索要薪金的时候，日军就打我，搧我耳光，踢我。我的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此后，我就集中了20个人，准备离开军营。当我们跑出5英里远后，一辆军车追过来。我们又被捕了。我们的手被绳子扎着，并受尽了虐待。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顶多只能拿到一些Kuwinin，其他的药是没有的。病人被送入称之为医院的小屋，屋里躺着没有掩埋的尸体。那些生了病但还能走的人被要求干活，没有生病的人则要求去挖10米×5米的坑，然后把木头扔进洞里，把尸体放在木头上烧，其中有奄奄一息的人也被烧掉了。
在日本占领后直到1945年投降，这样悲惨的故事还有许多。在战后，我们从马来西亚来的人被白人集中起来，送到曼谷。有个叫T.W.T.Bank的军官对我们照顾得很不错。我们在那个营地待了3个月，然后又被送到新加坡，再后来被送到Pulau Sekiang，我们在Island待了4天。我们被要求去新加坡法院拿米证，我们在那里的出庭时间是1946年2月6日到2月7日。后来，我们离开新加坡回到马六甲。离开新加坡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达马六甲的时间是下午5∶30，一路的环境很糟糕。至此，我从1942年2月10日被拉夫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到1946年2月5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38个月，但每月一分工资也没有。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4月18日。
Ibrahim Bin Jai
116． 蒙难者（投诉人）：
Ibrahim Bin Jai，男，82岁，身份证号1782254，住址： 68 A Jalan Madarsah，Gombak Setia Gombak，Kuala Lumpur，邮政编码53100。日本人来时住址： Batu 2 1/4, Limbongan Melaka。
投诉内容： 日军占领下的马来西亚，1943年OGOS月，我被当地人和日本的负责人强迫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Kampung Chief （Penghulu）和日本的官员抓住我和我的同事，强迫我们从Tampin坐火车到了泰国的曼谷。以下是日本政府曾经强迫我工作的地方： （1） Kriang Kerai；（2） Angganan；（3） Tamajo；（4） Nike；（5） Bampong Mai。三天以后，我们步行到达了Bampong。他们不给我们食物和水，我们非常饥饿。你不能想象我们受的伤害有多重。1946年，我被日本人从Bengkok带走，并在1946年的6月11日带到Pulau Sekijang。三天以后，我又被用火车送回马来西亚的Tampin火车站。从Tampin到我的家乡，我由Pos Office Van陪着。到家后，我激动地见到我的家人，但心里也充满了忧伤。这些是我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的1942年的悲惨遭遇。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1日。
吕威
117． 蒙难者（投诉人）：
吕毓良（吕威），男，73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C2316768 220116715193，住址： E61 Kulai N/V Kulai Johor Malaysia,邮政编码81000。日军占领时住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Malaysia，受托人吕天雄（Lee Kem Chong）。
投诉内容： 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在1942年5月间，一个晴天霹雳使我与妻儿分别三年多。想当年，日军在该圆丘捉人去泰缅修死亡铁路当苦力。当时，该圆丘每组25人中抽3人。我本人是第一批被征去的苦力劳工。当我踏上征途时，我的长子尚未满月。我们一批人由新山乘火车，经历数日才抵达目的地。当时劳工七八百人。当年，日军答应有关家属，可按月照顾若干米粮及款项。当年日军违反协约，不守信用。当年我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整个组内约有五六千人。当苦力的有华人、印人、巫人。本人在建死亡铁路三年当中受苦受难，一切损失，日本政府应当负责给我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6)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1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2）
曾来
118． 蒙难者（投诉人）：
曾来（Chan Loy），男，85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89154，住址： 30 Lorong 5 Tampoi N/V. JB Johor，邮政编码81200。日军占领时地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Johor Malaya。
投诉内容： 我28岁时，由中国南来定居古来。本人在古来期间，当过各种劳工。在我43岁那年6月，也是1942年，当时我在古来无成园目前的牙直利园做杂工。当时我们是被一位潮州人士利诱、欺骗到泰国去筑死亡铁路，为期三个月，期满可以遣返，并会获得整百元马币。这种事件所发生都是一种行骗的圈套。在泰缅铁路工作的二年，不如牛马。日本政府应当体恤我们不幸受害，给予合理补偿。日本政府对被日军强迫去泰国当劳工的无辜受害者应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黄九
119． 蒙难者（投诉人）：
黄九（Wong Kew），男，67岁，养老，身份证号3571291，住址： No 54.Kg Baru Batu 8 Labu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71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 加影士毛月老园万宜路。
投诉内容： 1943年，我31岁，那时我住在Selangor的Semonyat，是一个General工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一些日本士兵，他们把我带到了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当我被迫在那不熟悉的环境下工作时，我遭遇了许多悲惨的事情。我的很多朋友由于生病而死去，我幸运地活了下来。
我在1942年8月12日被诱骗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当时的劳役工资每天只有1元。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悲惨遭遇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黄源
120． 蒙难者（投诉人）：
黄源（Wong Yin），男，65岁，身份证号1786833，住址： No 101 Kg Baru Air Ku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N.S.，邮政编码73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 泰国的金门里与淡边。
投诉内容： 我被日本兵强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日本人随意地踢打我们。我被强迫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时我才14岁。许多和我一起去的人都在建造死亡铁路的过程中死去。几乎没有人能忍受那种生活环境。我很幸运地活到今天。我在1941年5月18日被拉夫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1945年1月9日才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共46个月，可日本人当时每天只给我1元。谁应该为我悲惨的遭遇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刘海
121． 蒙难者（投诉人）：
刘海（Liew Hoy），男，82岁，养老，身份证号2027667，住址： NO马身新村老人院Rumah O Rang Tai MahSan N.S.,邮政编码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文冬Pahang Malaysia。
投诉内容： 1943年，我被日本人征召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死亡铁路生活的悲惨难以形容。那里没有好一点的地方可待，没有正常的食物吃，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对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来说，那里就是地狱。日本兽兵残酷地对待我们，任意地踢打我们。由于没有医药救治，我的很多得病的朋友都死掉了。
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是带着一条坏腿回来的，此后只能是一个瘸子了。我1943年3月20号被送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1945年9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30个月，劳役工资为200元泰铢，可我拿不到。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修建死亡铁路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3）
李世经
122． 蒙难者（投诉人）：
李世经（Lee Soy Keng），男，70岁，身份证号1641374，住址： Taman Tebat Kering，Kuala Pilah，邮政编码75614。
投诉内容： 1942年的8月5日,也就是我仅仅20岁时,我被日本士兵征召去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我和一大群人在Sereban火车站上的火车。我们被迫在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任何拒绝合作的人都遭到了虐待。死亡铁路的环境非常恶劣，人就像生活在地狱里。我们中的好多工人都死了，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的遭遇进行赔偿。我希望正义人士能支持这些受害者。如果有任何赔偿的话，请转交给我的儿子Lee Chee Won。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亚利沙烈
123． 蒙难者（投诉人）：
亚利沙烈（Ali b Salleh），男，75岁，身份证号4799389。住址： Batu 20, Taboh Naning，Alor Gajah, Melaka，邮政编码78000。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在我的Kanpung被一些日本兵抓住，被送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死亡铁路，我们几乎没得吃，没得穿。一个人如果生了病，也无药去治，我的很多朋友得病后都纷纷死去。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打人。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回到祖国，活到今天，并能够把自己的遭遇讲述给别人听。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遭遇进行完全地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1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4）
Hj. Mohammad
Bin Sahat
124． 蒙难者（投诉人）：
Hj. Mohammad Bin Sahat，男，69岁。身份证号A1366033，住址： 1232, Lorong Cik Mat, Jalan Temenggong Ahmad，Muar, Johor，邮政编码84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Batu 7 1/2, Paye Rumput，Melake。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的1942年9月，日本政府鼓励Melake的所有男居民去泰国的Padang Besar和其他地方的农业学校去学习。1942年10月，我和250名Melake的男居民乘火车去了Padang Besar，想去农业学校学习。可没想到的是，我们被强迫去修建到缅甸的铁路。我们上当了。那一年，我15岁。
我在那里工作了二年半，主要是从森林里将原木和枕木砍下并运去修建通往缅甸的桥。日本人很残酷，我们都是超负荷工作，并且总是遭到他们的折磨和毒打。二年半后，我得了很重的病。我们住在军营里长长的房子里，那里没有任何设施，没有床，也没有枕头等东西。我们喝的都是河里和溪里的水。我们没有早饭吃，午饭通常是一个混杂着腌制的干鱼片的饭团。有时候，饭团里还有猪肉之类的粉末，而这对伊斯兰人是一种侮辱。
我得病后，被送到Kamburi“医院”去“治疗”。所谓医院，就是17栋充满了各色病人的屋子，我们根本得不到治疗，只是在那里等死；医院没有床，没有毯子，屋的结构和门都是由竹片做成的。通常是用Gunny Saks（通常装满了Padi）来代替毯子，而这充满Itchiness，很容易造成SCABBIES和其他的皮肤病；医院不但不救治病人，还不提供正常的食物，有时甚至在食物里有伊斯兰教禁忌的猪肉。在那里，早饭也是没有的——除了一点装在竹屑做的杯子（代替真正的茶杯和玻璃杯）里的Starch。由此，“医院”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在那里，每天都要挖壕沟或洞穴以埋葬30或40左右的各种肤色和种族的死人。
在日本投降之前的四或五个月时，我和另外25个人被一起送回了Malacca，他们说是我们这些人工作得非常卖力，工作的劲头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回家的奖励。事实上我们都得了重病，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我得了各种各样的病，像OETEMA，SCABBIES，各种皮肤病，ASTHMA，ANAEMIA，BERIBERI，虚弱。
我由于工作太出力，再加上遭到虐待、毒打等，因此，我得了背疼、耳朵听不清声音、身体虚弱等毛病。我在这两年半里，没有拿到一分工资，我在Kamburi医院里，也没有得到任何救治。不能离开，没有周末，长时间劳动，作息不正常，没有早餐，没有正常的食物，没有医疗救治，工作时间没有交通工具，当时在精神上遭到羞辱，承受巨大的压力，凡此种种，我总是害怕和受惊： 下面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7)
为此，我要求得到我当时工资和精神上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4日。
廖安
125． 蒙难者（投诉人）：
廖安（Liew Onn），男，88岁，退休，身份证号1980987，住址： 6 Jalan 18, Bukit Anggerik Cheras Kuala Lumpur，邮政编码56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Jakoh Area Pahang。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的，于1946年被遣返马来西亚。我在死亡铁路工作了31个月。日本兵强迫我天天工作，却不给我工资。更过分的是，他们不让我洗澡。每顿饭不够，而当我有病的时候也不提供任何药品。我由于没有力气工作而被看成是偷懒，所以遭到毒打，工作受伤后又没有药给治，因此我失去了三颗脚趾。我要日本政府赔偿我的损失。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7日。
吴法兴
126． 蒙难者（投诉人）：
吴法兴（Ng Fak Hin），男，1927年生，74岁，退休，身份证号1216152，住址： NO 87 Jalan Kenai Taman Paling Jaya Semenyih Selangor，邮政编码435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双溪珍雪州。
吴吉（Ng Kit Lin），男，66岁，退休，身份证号3318969，住址： 58,ylu Cavy Cin 1717 Petaling Saya, Selavya，邮政编码71300。日本占领时住址： Sangei Renggi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投诉内容： 本人叫吴法兴，当年20岁时与当时十五岁的弟弟吴吉一起在士毛月街上被日军强迫抓去泰国修死亡铁路。我们两兄弟从吉隆坡乘火车北上到了万邦，就开始步行，日行夜宿才到淡马祖开始工作。我们兄弟在工作地点发现很多尸体，我们相当害怕。我们每日必须24小时轮班工作。日军当时说，每日有薪金3元，可是每日工作工资只获得1元。我们兄弟经过三年多才回来。我们兄弟在泰国修死亡铁路三年多，受苦受难。当年的惨况可以说吃不饱，饥不死，过着难受的苦日子。如今我们兄弟两人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的立场出发给予合理、公道的补偿。
我们是1942年8月被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6年3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天3元半马币。按理说，每月105元。当时每月领10元，有时没有。日本方面答应余额（95元）寄给马来西亚的家人，但家人从来未曾收到这笔余额工资。那么我们每人被拖欠工资4180元，加上精神及肉体上受折磨之痛苦及粮食及药品缺乏，所受饥饿及疾病之痛苦，亦须给予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8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1)
1．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报》： 《公公去建死亡铁路遇害后不知埋哪儿（姜金生）》
（马口18日讯）马口的姜金生控诉日本蝗军当年害死他的公公姜祥，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姜氏是根据他母亲告诉他说，姜祥是在1942年，在马口被日军捉去泰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结果被日军害死，客死异方，埋尸哪里一点也不知。
他说，姜祥当年被日军逮住后，强拉到金马士乘火车载送到泰缅边境做死亡铁路，结果一去不回头。
姜金生目前住在马口花园，他认为日军当年在大马半岛滥杀无辜，强逼人民参加死亡铁路的工作，其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令人齿冷的，因此他说日本政府必须对此作出赔偿，以偿还他们当年所造的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6）
2． 1993年9月11日《南洋商报》第十版： 《哥哥日治期蒙难要求日本赔偿，老人积怨爆发讨公道》
（汝来10日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蝗军铁蹄南侵陷沦时期，雪州士毛月一个公司被捉去二十余名华人，前往泰缅边境建造死亡铁路，结果惟一的大哥被捉去，那是1943年中的事，终于等到和平后，由在死亡铁路生还归来者口述透露，兄长是在该地工作约数个月后，由于身患重病缺乏药物治疗，双脚溃烂而死。
上述是由来自森州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一位老者叶芳，现年71岁，于昨日来谒见本报记者，描述掩藏在心中数十年的积怨而作控诉，以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
他说，其父亲有五名儿女，他与哥哥叶林是家中的男丁，哥哥当年被捉去时30岁，而且已有妻室并育有一名女儿，大伙共居住在士毛月一名称为黄华公司园丘内，以割胶为生活，而在1943年中的一个早上，大批日军乘着罗里到该园丘找壮丁去泰、缅边境修筑铁路，由于叶芳当年只有16岁，而且个子矮小而没被征抽而逃过一劫。
随着日本蝗军投降撤离后，只有少数人回到士毛月，其中一位姓黄及另一位名叫叶九，在彼等口中述说，其哥哥到达后数个月后得大病，在药物奇缺下，双脚腐烂而死去。
他继说，其嫂得悉丈夫罹难后，便随即离家出走，丢下其侄女由他照顾，后来他迁居至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俗称日本园丘，其哥哥惟一的遗孤在几年后亦由于患病，被一名妇女庸医治疗后，亦死去，可谓家散人亡。
叶芳老先生居住在汝来数十年，由于得悉最近各报章刊登一些在日军南侵的受难者家属向日本政府追讨血债及赔偿，因此他亦代表其哥哥叶林申冤，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交代。
本报记者得悉，在汝来曾有无数人士及家庭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亲人，因为汝来曾有一个别名，英政府称为“鬼域”，也就是说是乱葬岗的意思，据以前的人说，汝来曾是日本军动刑后安葬死人的坟场，同时亦有一间慰安所位于大街，但是由于历史悠久已失去追查的资料，不过笔者曾在年幼时看到汝来火车站（在1960年拆除）的一条石柱上尚写着日本字体，因此一般相信，日军曾在雪邦律（汝来的旧名）盘踞一段时间。
（参见本节案例24）
谢瑞英：父亲一去成永诀。
3． 1993年2月9日《星州日报》： 《“病死没人收尸！”蝗军征召建死亡铁路，四人上路只有一人回头》
谢瑞英，61岁，来自马口巴架峇都。
她父亲谢平（当年38岁），居住在“不二乡”一马路（即现在马身新村）。于1942年，日本占领时期，一家人以种稻为生。
某日，村长来到她的家，告诉她父亲说： 日本军人要征召壮丁到泰国建铁路，任何人不能抗拒，结果父亲与其他三名同村人士到马口警察局去报到。
一去成永诀
据说： 较后，父亲与人共乘火车到金马士，然后转火车直到泰国，谁料一去成永诀。同时三人在战后都不见回来，很肯定都已埋尸异乡。
“由于这演变，那时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三姐妹，以后由于生活非常困窘，母亲只好将两个妹妹送给他人抚养，我则留在母亲身边，母亲种禾，我赶鸟儿，挨到日本投降。”
她说，这是日本蝗军迫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两个妹妹也从此失去联络，日本实应该给我们合理的赔偿才对。
（参见本节案例54）
4． 《“父亲被蝗军杀了”，李凤： 家人痛苦了半辈子》
李凤每当忆及父亲的遭遇，就悲伤不已。
（马口12日讯）“日本蝗军害我家散人亡，虽然事隔多年，但是一提及往事，就触痛我们心灵上的创痛。”
父亲在日治时代被日本蝗军害死的李凤说，他的父亲李青当年被日军捉去时，只有35岁，一家人正需要父亲的抚养，却料不到日军侵略马来亚半岛后不久，残酷的日军便把她父亲捉去泰缅边境，参与死亡铁路的工作，而至今音讯全无。
原籍广西的李凤相信，她的父亲肯定是在建筑死亡铁路期间被日军害死，可怜她年纪小小便失去父亲，而且还使她一家人因此痛苦半辈子。
李凤的母亲廖秀经常提醒她不要忘记当年日军捉她父亲的悲事。1942年底，她们一家人当时住在柔佛的也阁园丘，一天中午，园丘内突然出现车头插着红太阳小旗的卡车，大群日军一见男性壮丁就捉，当时有十多二十人被捉。
李青在那个时候也被日军捉上卡车，然后绝尘而去，这一去，从此成了永别，日军把壮丁用火车从昔加末载去泰缅边境，威逼他们建筑死亡铁路而客死异乡。
廖秀已在20年前去世，而李凤后来嫁到马口，目前住在老同城园丘。她说，几十年来，每当忆及父亲的悲惨遭遇，就使他们难忍心头上的创痛，这笔血债日本政府应该负起责任给予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55）
5．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报》： 《被捉去建死亡铁路，父亲或已埋尸荒野》
（马口18日讯）在三年八个月的日治时代虽躲过了日本蝗军刀锋，但是亲人却逃不过日军强拉壮丁到泰缅边境，参加修筑死亡铁路而客死他乡的蒙难者何其多。
目前住在马口朱区的黄梅说，她的父亲黄信（当年30多岁），被日军捉去后，至今音讯杳然，她相信父亲一定是当年被日军捉去做死亡铁路时，也像其他千千万万的大马无辜者一样死在泰缅边境，埋尸荒野。
据她说，当年他们一家人住在芙蓉附近一个小园丘，蝗军是在1942年中某一天上午出现，那天，黄信刚好到芙蓉购物，从此一去不回。
黄梅根据她的母亲谭二梅告诉她说，当时有人看到日军把黄信逮捕送上一部卡车载走，卡车上还有数十名壮丁，事后听说卡车上的人全部被送去建死亡铁路。
在兵荒马乱、日军动不动滥杀无辜的时代，黄信被日军捉去后，仅剩下黄梅及其妹妹黄亚珠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由于生活艰苦无法抚养两名女儿，谭二梅当时忍痛把黄亚珠送了给别人，以后便断绝联络，至今完全没有她的下落。
谭二梅在1984年逝世，黄梅目前非常想念她的失散妹妹黄亚珠。她说，日本军害她们家散人亡，罪孽深重，日本政府理应对此作出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74）
6． 1993年9月15日《星洲日报》： 《谭妹： 血账难了！父亲横死泰缅铁道》
（马口14日讯）“日治时代日本蝗军搜捕壮丁送去参加建死亡铁路时，我父亲谭门当时刚好从五区吉禾地芭住家到马口，他便在马口被日军捉去，从此音讯全无。”
目前住在马口志同成园丘的谭妹（52岁）控诉说，日本蝗军把她父亲捉去后不久，便有消息传来他在送抵泰缅边境参与死亡铁路的艰苦工作时，因为水土不服，也受不了山岚瘴气而死在铁道上。
她说，日本蝗军霸占大马半岛三年八个月，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民家破人亡，这笔账不能因此了事。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2)
她因此趁日本新政府上台，并对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罪行道歉时，向报界痛陈辛酸往事，希望日本政府对大马半岛当时的蒙难者家属及后裔作出合理的赔偿。
她追忆说，当年他们一家人住在马口五区吉禾地芭，1942年中的一天中午，他父亲出门在马口买东西，却不幸被搜捕壮丁的日军捉去。
当时他们一家人感到非常恐惧和悲伤，尤其是她母亲谢梅，更加是肝肠寸断，声声痛责日军的惨无人道。
她说，不久之后，便有消息传回来说她父亲在参加死亡铁路工作时客死异乡，从此她母亲便忧郁成疾，直到十年前悒悒而终，临终前仍对日本蝗军害到她家破人亡而感到悲忿不已。
（参见本节案例75）
7． （主要关于准拿督何成、李振球、何木森、李德贵、萧新华、易兴良、黄南、陈开銮、李金祥九人的报导三篇）
（1） 1993年6月28日（星期一）《南洋商报》增版： 《战时被迫到印尼苏岛建死亡铁路吡州七名虎口余生者决向日本当局索赔偿》
（怡保27日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强迫运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的虎口余生者，欲召集其余已失去联络的生还者，以便通过马华与巫青团洽商后，呈资料给日本当局，以要求给予他们所应得及合理适当的赔偿。
他们一行七人以何成（68岁）为首，其余者包括萧新华（68岁），陈开銮（83岁），李德贵（80岁），易兴良（67岁），何木森（69岁）及李金祥（70岁），今日向报界揭露当年惨事。尚有两名黄南及林昭德日前居住在狮美，但由于行动不便而不克出席记者招待会。
何成表示，这条鲜为人知的印尼苏门答腊岛铁路是由该岛的巴干峇鲁直通到马鲁，共长120多公里，但在他们兴建完竣后，还没有正式通车时，日军已宣布投降，而他们才有机会重返祖国。
余生者当中的萧新华在追忆往事时指出，他曾于1942年被强迫到暹缅修死亡铁路长达一年多，随着该铁路的建竣，他于1943年回来我国，但回国后不久于1944年4月不幸的再次被迫前往苏门答腊建铁路，在这一次的行程中，他便结识了何成及上述五人。
由新加坡动身
他们皆异口同声表示，他们是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即现在的新加坡）出发前往苏门答腊的巴干峇鲁，而他们这批前往该处死亡铁路的吡叻州人士共有78名，到达后他们感到有受骗的感觉，因所受到的对待与在新加坡时完全不同。
陈开銮追忆说：“我们没有薪水可拿，日本蝗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有时在饥饿时迫不得已只有寻求大山芭的野果充饥，而该处高山为环，前有河川，使得死亡铁路工人不能逃跑。”
他表示，当时的蝗军监督工作，只管打点工作进度，惟有工人拒绝进行工作时，才会殴打他们，只要工人继续工作，蝗军便停止殴打。
他指出，但有时在赶工时，他们须不停的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如不做会遭到蝗军的拳打脚踢。
此外，他们也表示，在深山野岭工作，而该处又没有良好的医药设备，一旦患上疟疾时只有等待死亡时刻的到来，而该处也没有清洁的水的供应，再加上常年累月的没有足够营养，使得铁道工人很容易患上癞疮皮肤病及其他病。
病死者葬身荒野
他们说，当时许多人因为支撑不住而死亡，有时一天多达几个也有，遗体是随处埋藏的。
1945年，日本蝗军投降后，他们被迫去苏门答腊死亡铁路的78名吡叻州人，能生还被遣送回国的并不到20巴仙，回国后由于各忙各的许多都失去联络，大家各处一方。
他们今次希望通过报章把其余曾被强迫去建死亡铁路的工人集合在一起，通过吡叻马华公共投诉局主席温政喜的协助，将有关死亡铁路资料，呈给马华中央公共投诉局主任张天赐与巫青团洽商后，呈交给日本政府，要求给予死亡铁路工人合理适当的赔偿。
（2） 1993年6月29日（星期二）《南洋商报》： 《饱受日军折磨摧残死亡铁路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赔偿》
（怡保28日讯）日战期间，被日军捉去苏门答腊兴建印尼的“死亡铁路”劫后余生的受害者，欲召集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赔偿费，以弥补当年饱受摧残的身心。
以怡保张何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何成为首的“印尼死亡铁路”受害者于昨天在本市利口福酒家召开一项记者会，揭发他们在日战期间，饱受日军折磨，用血与泪完成铁路的事迹。
这一批重聚在一起的受害者，年龄是67岁—83岁之间。他们是：
何成、陈开銮、李德贵、易兴良、何木森、李金祥、黄南、林昭亿（上篇报道人名为林昭德，疑上有错——编者）和萧新华。
他们呼吁当年遭日军捉去苏门答腊巴争吉兴建铁路的受害者，重新召集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赔偿费。
联络电话是： 何成572686、548489或陈开銮： 556648。
何成指出，这件事已向怡保华投诉主任温政喜作出投诉，并希望通过我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交涉。
通过政府与日交涉
这一批和报界会晤的受害者当中，年龄最老的是陈开銮。另外，受害者萧新华（68岁），在日战期间，吃尽苦头。他不仅被捉去印尼苏门答腊修建铁路，之前，他还被送去泰国与缅甸交界的地方兴建长达93英里的“暹缅铁路”。
据这一批劫后余生的受害者指出，该条铁路长120余公里，从苏门答腊巴干峇鲁通往棉兰附近的马鲁。
“这条铁路之所以称为‘死亡铁路’，是因为被日军俘虏到该处建筑该铁路的数千名劳役，由于不能忍受当时恶劣的环境，而有约半数人身亡。”
何成指出，当时被捉去建筑铁路的地方，置在一个大森林，生活条件极之恶劣，吃不饱、睡不好。天一亮就要进行建铁路工程，直到日落才休息。有时候赶工，晚上也要工作。
“在当时的环境，并没有医药照顾，若生病了则非常麻烦，当时，疟疾丛生，许多劳役皆患病不治身亡。”
这一批“死亡铁路”的受害者，和一批为数共78人，同在日军大肃清时，于1944年4月带往新加坡，然后越洋到苏门答腊进行“死亡铁路”建筑工程。直到一年余后，日军投降时他们才通过各种途径回来本土，结束那一段黑暗的日子。
（参见本节案例90）
（3） 1993年6月28日（星期一）中国××（国内新闻）《蝗军恶行苏门答腊建铁道生还者追讨血债》
（怡保27日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强迫运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的虎口余生者，欲召集其余已失去联络的生还者，以便通过马华与巫青团洽商后，呈资料给日本当局，以要求给予他们所应得及合理适当的赔偿。
他们一行七人以准拿督何成（68岁）为首，其余者包括萧新华（68岁），陈开銮（83岁），李德贵（80岁），易兴良（67岁），何木森（69岁）及李金祥（70岁），今日向报界揭露当年惨事。尚有两名黄南及林昭亿日前居住在狮美，但由于行动不便而不克出席记者招待会。
何成表示，这条鲜为人知的印尼苏门答腊岛铁路是由该岛的巴干峇鲁直通到马鲁，共长120多公里，但在他们兴建完竣后，还没有正式通车时，日军已宣布投降，而他们才有机会重返祖国。
余生者当中的萧新华在追忆往事时指出，他曾于1942年被强迫到暹缅死亡铁路长达一年多，随着该铁路的建竣，他于1943年回来我国，但回国后不久于1944年4月不幸的再次被迫前往苏门答腊建铁路，这一次的行程中，他便结识了何成及上述五人。
拳打脚踢
他们皆异口同声表示，他们是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即现在的新加坡）出发前往苏门答腊的巴干峇鲁，而他们这批前往该处死亡铁路的吡叻州人士共有78名，到达后他们感到有受骗的感觉，因所受到的对待与在新加坡时完全不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3)
陈开銮追忆说：“我们没有薪水可拿，日本蝗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有时在饥饿迫不得只有寻求大山芭的野果充饥，而该处高山为环，前有河川，使得死亡铁路工人不能逃跑。”
他表示，当时的蝗军监督工作，只管打点工作进度，惟有工人拒绝进行工作时，才会殴打他们，只要工人继续工作，蝗军便停止殴打。
他指出，但有时在赶工时，他们须不停的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如不做会遭到蝗军的拳打脚踢。
此外，他们也表示，在深山野岭工作，而该处又没有良好的医药设备，一旦患上疟疾时只有等待死亡时刻的到来。而该处也没有清洁的水的供应，再加上常年累月的没有足够营养使到工人很容易患上癞疮皮肤病及其他病。
随处埋尸
他们说，当时许多人因为支撑不住而死亡，有时一天多达几个也有，遗体是随处埋藏的。
1945年，日本蝗军投降后，他们被迫去苏门答腊死亡铁路的78名吡叻州人，能生还被遣送回国的并不到20巴仙，回国后由于各忙各的许多都失去联络，大家各处一方。
他们今次希望通过报章把其余曾被强迫去建死亡铁路的工人集合在一起，通过吡叻马华公共投诉局主席温政喜的协助，将有关死亡铁路资料，呈给马华中央公共投诉局主任张天赐与巫青团洽商后，呈交给日本政府，要求给予死亡铁路合理适当的赔偿。
8． （1）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谈到日本赔偿想起死亡铁路》
我国各界人士多年来不时重提日本蝗军在山下奉文将军指挥策划下，“进出”东南亚时，在铁蹄下、刺刀下、检证下、汉奸走狗出卖下余生者的惨痛追忆，特别是集体屠杀的残局，主要是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而且提醒世人，不要再掀起血雨腥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亚人民除了被屠杀，也被日本蝗军强拐到泰缅边境兴建“死亡铁路”。
修“死亡铁路”的大约七万余名大马人或他们的家属，据说将与其他遭屠杀者的家属一样，有望获得日本政府的赔偿。
这是一项天大的好消息。但是，何时能够落实还是一个未知数。最重要的是，这还要看日本政府如何作出妥善的赔偿安排。
实际上，这些人士早就应该获得赔偿，只是过去的日本政府没有在这方面答应作出赔偿而已。
如今，日本新首相细川护熙宣布，日本政府准备设立一个1万亿日圆（约马币250亿元）的基金，作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的赔偿，“死亡铁路”受影响者要求赔偿的机会，也因此露出曙光。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为了落实“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于是进行侵略他人的国家，结果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马华人最大受害者
日本蝗军侵略马来亚时，不但到处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更强迫大批年轻力壮的各族青年（以华裔青年居多），前往泰国建筑泰缅铁路，以利日本当局扩展他们的军事行动。
为了建造这条全长415公里的铁路以及建筑桂河桥，蝗军害死了11万条人命，而在我国，共有6800多位各族人民被捉去当“苦力”，其中75巴仙一去不回头，客死异乡。
根据各方面的讲述和记载，当这条铁路完成时，共有11万余名劳工和盟军战俘因抵受不住日军的虐待和各种疾病的侵袭，而曝尸荒野，使得后人至今无处祭拜先人。
1941年12月，侵入中国多年的日军，扩大其野心向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国宣战，然后，迅速占领了泰国、缅甸、马来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预防供应网被切
1942年中旬，日本军事家认为应巩固他们在上述地区的力量，以及派出更大军力去抵抗盟军（美、英、中和荷兰等国）的反攻。
当时，前往缅甸的最佳通道是利用海路经过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抵达仰光，再从这里进攻印度。但是日本军事家担心盟军的海军实力将会切断这条重要的输送网。于是，日军总部决定建造一条新的轨道，衔接泰国和缅甸之间的铁路。
日军总部在1942年初策划建造新铁路，到了当年6月，始发出训令，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和动员大批人力来迅速完成铁路工程。
第一批来自新加坡的战俘于1942年6月被运抵曼谷附近NONG PLADAK，开始兴建铁路的工程，另一批盟军战俘则被送到缅甸的THENBYUZAZAT，展开延向泰国的铁路工程。
艰苦工程完成苦力死亡枕藉
上述两段铁路是在泰缅边界的三塔峡谷附近交接，在泰境内的轨道全长263公里，在缅甸境内的轨道全长152公里，这条泰缅铁路的全部工程于1943年8月完成，9月份，日军开始全面使用它来装运军火。
建造上述铁路时，由于其中大部分轨道经过KWAE NOI河边的森林和悬崖，因此困难重重。尤其是要建造桂河桥时，更面对河水冲击的危险和水涨的艰苦。结果，无数的劳工和战俘相继死去。
（2）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4百公里轨道沾血泪11万无辜异域化白骨》
根据一些战俘和日军的记载，当年，日军曾俘虏了大约6800余名战俘和征召大约20万名来自东南亚国家等地的劳工，强迫他们建造死亡铁路。
结果，总共有大约1800名战俘和大约10万名劳工，由于各种疾病、饥饿、意外和操劳过度等因素，先后毙命。
蝗军无仁火葬残病者
最令人切齿痛恨的是，许多劳工和战俘在进行建造铁路时，不只死在铁路旁的荒野上，无人埋葬，成为孤魂野鬼，而在变迁工作地点时，一些病重的病人，甚至被放火烧死。
此外，盟军为了阻止死亡铁路的连贯完成，曾经十次派出战机由印度的基地出发，载着大批炸弹偷袭和轰炸正在建筑中的桂河桥，企图击溃日军有意攻打印度的野心。结果，轰炸行动造成许多无辜的劳工和战俘被活活炸死，也使到桂河桥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
当日军建造桂河桥之前，首先在大约100尺外建起一座临时木桥，方便运送各种建筑材料（来自马来亚和印尼）和其他必需品等，然后才开始兴建坚固的桂河桥。
（3）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蝗军放火烧病患陈北水锯烂脚变终生残废》
陈北水终生残疾，孤苦一生。
另一位老铁人为现年66岁的陈北水，他来自马六甲野新岭叻地区，在讲述他的际遇时，他说，他在死亡铁路工作期间，由于左脚患上烂脚症，加上无法获得医药照顾，结果只好锯断了小腿，过后也失去了工作能力，以致一直来都没有结婚。
他说，日本占领我国时期，他只有15岁。他与母亲及弟弟一起住在柔佛令金拉央路的园丘，以割胶为业。
1942年，大约是7月或8月，该园丘负责人通知工友，由于接到日本军官的命令，训示所有居住在园丘的居民，每一户至少派出一人到指定的地点集会，以便由当局运送到泰国充当建筑铁路的劳工。任何人如果违背命令，必会遭受日本蝗军的对付。
当时该园丘内共有35人（年龄约由14—15岁不等），在报到后就被安排乘火车前往吉隆坡，然后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士一起再乘火车前往泰国，坐了两天的火车，终于到达泰国的“万邦”，接着再乘军车向名叫“高岭”的森林地带前进。到了目的地后，又再步行三天的路程，总算到达深山野岭的工作地点。
在那儿工作，大都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他是负责锄泥的工作，将高地锄低，其他的一些则用“鸡公车”推泥，以便把低地填平，前后曾换过几个工作地点。当搬迁工作地点时，有一些患病者无法步行离开，日军又不负责运载，于是放一把火将旧宿舍连病人一起烧掉了。这种毫无同情心、赶尽杀绝的手法的确残忍无比。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4)
当时虽然有白米饭吃，也吃番薯干，不过不曾吃过鲜鱼和肉类，只有一些普通的菜和咸鱼等佐饭。
从工作开始一直到离开为止，他都没有拿过一分钱薪金。带去的衣服穿破了，也没有得到当局供应新衣，只有以烂布遮住下体。
他是到了泰国一年多之后，不知何故患上了烂脚症，由于得不到药物医治，加上情况越来越不妙，后来被送去“万邦”，只好任由日本军医将烂脚的部分（连小腿一起）锯掉，以保住性命。也有一些工友，由于烂脚的程度严重，大多数都是在异国不治身亡。因此，同去的35人中，只有5人能活着回来。
陈北水的脚锯了之后，由于不能再工作，便一直在“万邦”居留。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他们才由英军安排坐船从泰国回到新加坡。当时他不能走，必须由英军背着上船和下船。
回马之后，因为残疾不适合工作，他只好依靠弟弟生活，后来在亲友的协助下，安了一只简单的义脚，以利步行。一直以来，他都是协助弟弟处理一些简单的家务，他迄今还没有结婚。
大战结束了，虽然号称“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将军被正了法，后来日本政府也赔了三艘商船表示“赎罪”，但50年后的今天，还是有人年年重提蝗军的罪行，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日本必须对50年前的大悲剧全面负责，而50年后的今天，相信只有赔偿才是还我公道的最佳解决方案。
（参见本节案例98）
9． 1993年12月10日(星期五)《星州日报》： 《死亡铁路拣回命辛酸经历难忘记——两“老铁人”要日本赔偿》
“老铁人” 廖昌华痛斥蝗军的残酷不仁
（芙蓉8日讯）泰国“死亡铁路”的兴建过程令许多“老铁人”留下深烙不灭的痛苦回忆和说不完的伤悲。芙蓉的二位“老铁人”陈德文和廖昌华同样经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悲痛往事。
陈德文（81岁）和廖昌华（66岁）今日前来本报叙述他们被日本蝗军强迫前往泰缅一带兴建“死亡铁路”的经历。
陈德文对建筑“死亡铁路”的那段日子仍存有阴影
在1942年的10月，日军在森州一带的胶厂贴通告，强迫所有胶工前往泰缅兴建铁路。当时住在波德申石古洞的陈德文与25名华人和75名印华裔前往泰国；而正值15年少的廖昌华与另50名弄边胶工则坐火车前往新加坡，然后乘火车辗辗转转的到达西贡。
在那段辛酸有加的经历里，他俩的遭遇也不尽相同。他们这一批人被安排在一间大宿舍里，挤“沙丁鱼”似的打地铺；在吃方面更令人心酸，在“大锅饭”里除了有番薯干、盐鱼干、咖喱水之外，还有“加料小食”——一不知名的小虫搀杂其中。
他俩仍心有余悸的说，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惟有与其他人一样闭起眼睛“咕鲁”一声吞下去。
在这恶劣的生活环境里，他们还要长途跋涉的经过遥望无际的沼泽地带和弯弯曲曲的小山，六七天后才到达“死亡铁路”的工作地点。
他俩说，在路途中有许多无法承受疾病的侵袭或被蝗军残酷刺毙的发臭尸体。日军没几天便挖一深坑埋去堆积如山的尸体，令人毛骨悚然。廖氏表示，他们除了要在日晒雨淋之下干粗活外，还要面对日军粗暴的殴打，有的更残暴的便一枪刺死毫无反抗能力的人民。
在这苦不堪言的三年多里，他们终于在联军的协助下，脱离这痛不欲生的苦难日子，回到怀念已久的家乡，与家人重聚。
如今，他们要求日本政府以仁道立场赔偿他们当年所承受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并作出适当的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100、101）
10． 1992年11月7日（星期二）《新明日报》森甲新闻，陈逸平： 《蝗军掳壮男当奴隶老铁人细说辛酸史》
（庇朥16日讯）日本蝗军占领我国期间，曾经到处掳掠壮健男人，送到泰缅边境充当建筑“死亡铁路”的劳工，其中以华裔占多数，当时一批一批的劳工被载到荒山野岭进行艰苦的劳力工作，过着奴隶般的困苦生活，甚至有不少人在缺乏医药照顾的情况下而客死异乡。日本军投降后，有机会安返家园的只剩下数目极少的幸运儿。
目前居住在淡边普罗士邦门牌4232号的退休警探罗汉辉（66岁），昨天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追述他当年担任“死亡铁路”劳工的一段辛酸经历。
这名老铁人当年16岁，原是居住在马六甲新29碑甘榜邦洛巴浪，平日踏脚车到乡村地区收破旧胶鞋，赚取一点生活费。
送往建死亡铁路
有一天，当他与他姐夫的弟弟陈妙（26岁）一起在野新镇上出现时，被一位陌生人叫去警察局，到了那里被记录了个人资料后，对方便告之要带他们去泰国建筑铁路，每天除了可得3元日薪之外，另外还会将1元工资交给他们的母亲。
后来他们便被载去马六甲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淡边乘火车北上，经过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到泰国的“万邦”，接着又从曼谷转搭火车前往“干布里”，下火车后，改乘罗里进入森林地带，罗里驶到路的尽头，又再步行一日一夜才到达工作地点。
当时他们共有约200人一起被送到目的地，然后又分为100人一个营地，每25人便有一位工头负责管理工人。
罗氏当时在森林中的工作是几人合力拉树桐铺设铁路，有时也担任铺铁路的工作，负责的日本兵很凶，若见到工人偷懒便会加以鞭打。
他说，在森林的工地里，由于缺乏药物，许多患上霍乱症的工人都相继去世。有人病了，便被送到较简单的“医院”，睡在竹片做成的病床上，与病魔搏斗，也有一些人因病重被锯断脚，过后也被送回我国。
陈妙因为病了，乘机会从“医院”逃了出来，后来去了曼谷。
200人去仅20人回
日本投降后，他们仍继续在该处工作，大约在三个月后，英军才将他们送回我国，他能平安回来，可说是万分幸运，因为同去的200人，有机会回来的只有20人左右。
右起黎金、林三、罗汉辉、黎鸿、陈金生、陈高升与孙建成（左）合影。
罗汉辉回国后是任职胶工，直到1949年，他才加入警察部队服务。
昨天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另有五名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杀害的蒙难者后裔，向新闻界讲述他们亲人的遭遇。
黎金，现年54岁，目前是居住在波申石古洞园丘。
日治时期，他只有3岁，一家六口居住在马口双溪雷，被日军杀害者是他的父亲黎仲，母亲甘氏，以及三位哥哥共五人。当时他是被一位好心的妇人抱走，一起跳进粪坑中，才避开日本兵的屠杀。
蝗军离开后，该妇女将他交给住在双溪雷菜园的叔父，由叔父养他到五六岁，后来才由堂嫂李英把他养大成人。
黎鸿，现年51岁，目前是住在芙蓉芭尾新村门牌50号。
当年他们是居住在双溪雷菜园，1942年7月31日，当日军展开大屠杀那天，由于他的父亲黎灿水与兄长黎华刚好前往双溪雷镇，结果就这样被杀害。惨案发生后，其母亲李英，便带姐姐黎金蓉与他，三人一起带了一些番薯和木薯干粮进入森林暂时躲避。
陈高升，现年62岁，居住在新邦葫芦顶大街46号。
日治时代，他们是居住在芙蓉双坡，他的叔父是居住在林茂不叻士郑生郎园丘，结果在一场大屠杀事件中，叔父一家与其长兄一共八人都遭杀害，被杀者名单如下：
长兄陈习妙（当时20岁），叔父陈玉进（30岁）任职该园丘工头；叔母黄玉风（25岁），任职杂工；堂妹陈金云（5岁）与金莲（4岁）；堂弟陈金成（3岁）与金英（1岁）；以及二叔陈春林（28岁），未婚，胶工。
陈高升说，他们是在惨案发生的三天后，才获得朋友的通知，金成中刀后肠子流了出来，并没有当场断气，而是在一星期后因无药可治才告去世，金英则是被蝗军抛上半空，以军刀刺死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5)
陈金生，现年51岁，目前居住在淡边宁宜胶园，任职罗里司机。
当年他们一家人是住在柔佛州莆来山下，父亲陈南，母亲林兰，当地共有20多家住户，全部家里的男人都被日军捉去，包括他的父亲在内，被捉去者是送去当死亡铁路劳工或已被杀害则不得而知，至今下落不明。
他有一位姐姐陈亚木，是卖给新加坡一姓钟人家，住在明光新村的叔公陈汉，以及莆来山的亲戚陈汉（同名）至今彼此之间都已失去联络。
林三，现年73岁，目前是在瓜拉庇朥县武吉古鲁莪新村居住。
在日治时期，其父亲林庆祥，母亲郑善德，大哥林胜桑与二哥哥林胜炎是住在葫芦顶甘榜阿逸万甘密山，他本人则住在瓜拉庇朥马口路33碑李顺昌园丘。
日本蝗军脚车队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于1942年3月18日继续前往日叻务时，召集甘密山一带住宅所有年轻的男人（包括他的父亲和两位哥哥共十多人），到一胶山上加以杀害，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子幸免。
他本人是在案发前一天用脚车载了一批香蕉和黄梨土产离开甘密山回到33碑，因而逃出鬼门关。案发后第二天，他得到通知，去到现场时他有见到父兄的尸体，后来才雇人把父兄葬在原地。
（参见本节案例105）
11． 1994年4月1日（星期五）《南洋商报》,卢有明： 《被强掳赴泰国建死亡铁路马来老翁向日政府索赔》
（庇朥31日讯）来自马六甲亚罗牙也县牙律地区的马来老铁人卡森敏莫哈末（72岁），日治时期被蝗军强掳送去泰国充当死亡铁路劳工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但是连一分钱薪金都没有拿过，为此特通过参加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间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藉以与其他老铁人团结一致，以便向日本政府争取应有的赔偿。
卡森敏莫哈末是在“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安排下，于前日中午与来自日本的民间团体和平访问团成员见面，并在接受访问时讲述他过去在泰国担任建筑死亡铁路劳工的一段难忘经历。
他说，日本统治马来半岛时期，他也是居住在目前相同的地区，记得是在1942年某一天下午6时30分左右，他正与数位同伴在打羽球之际，突然出现了两名全部武装的日本蝗军，同时向着他们一班人招手，当时只有他朝日军的面前走去，其他同伴则各自飞快逃离现场。
结果他就这样被蝗军强掳上军用罗里，与另一些青年一起被载到马六甲，在场已有数百名各族人士集中在一处，过后各人的手臂都被缠上一片红布，后来才知道日军要送他们去泰国建筑铁路。
第二天，他们一批人被分成数组，由军用罗里载去新加坡的日本军营，到了那里，各人又被安排接受验血，验肛门，种牛痘和打预防针，过了数天约有1000人同乘一艘日本军船航向西贡，到了西贡后，又换船前往泰国的曼谷。
当一群人在曼谷上了岸，又被载到森林边缘，然后步行进入深山野岭，经过千辛万苦，一直走到一个叫“东布龙隆峇都”地区的工作营才停下来，然后才分成100人一组负责各有关的工作。
在他那一组，全部都是马来人，是负责安置铁轨和造桥的工作，这项工作是分日夜两班进行，在工作进行时非常辛苦，尤其是造桥的任务更加危险，因为往往当他们把桥建好后，又被英军炸毁，炸后又得重建。他在这段工作期间，手掌和小脚都曾被铁条弄伤，至今还留下深深的伤痕，令他毕生难忘。
在三年多的建筑铁路工作期间，虽然有白米饭吃，但是却没有吃过一餐好的菜肴，当时大家只求填饱肚子，所以不敢有更高的要求，日军除了供应吃的和穿的之外，从来都没发过薪金。有人病了也没有药物可供医治，重病者都被送去另外一个地点，过后生死不明。
他在泰国的深山野岭中，一直工作到日军投降后，才在联军的帮助下，从曼谷乘船回来新加坡的（士京扬岛），经过当局验证没有传染病才获准离开该岛，乘火车回来淡边，再转车重归家乡的怀抱。离开新加坡回家前，每人得到联军发给的5元马币零用钱。
（参见本节案例109）
12． 1993年10月2日（星期六）《南洋商报》柔佛版： 《吕威： 那段日子除了苦，还是苦》
日军为了贯通军兵、货粮运送，因此兴建泰缅铁路。这条名为“死亡铁路”，就不知多少性命丧生，多少白骨孤魂长埋那里。（古来： 梁文华）
日本南侵马来亚（当时我国的名称），其黩武横行霸道主义，屠杀无数无辜人民。在黩武主义统治下三年八个月黑暗惨苦的日子里，令人永远永远无法忘怀的。
拉夫往筑泰缅铁路
日军为了贯通军兵、货粮运送，因此兴建泰缅铁路。这条名为“死亡铁路”，就不知多少性命丧生，多少白骨孤魂长埋那里。
被日军拉夫往筑泰缅铁路者，75%是归不来了，既然那些能接受百般折磨煎熬，度过难关，25%幸运者回来了，恍若隔世。
古来新村吕威，72岁，是其中一名被拉夫前往泰缅铁路充劳力者之一，在古来方面前去当劳力的，尚有范苟、曾来、朱贵、叶海（已故）。
吕威追忆说，日本南侵时，他在古来勿刹胶园（目前为云顶集团产业）当锄草工人，虽工薪低，一家人倒也乐融融。
1942年5月间，一个晴天霹雳，使他与妻儿分别三年多。
日军在该园丘捉人去泰缅铁路当劳力。在该园丘每组25个工人中抽取3人，他是第一批被征去的。
他说，踏上征途时，其长子尚未弥月。数日的煎熬，才抵达目的地。当时这辆火车上的乘客有七八百人，都是赴泰缅死亡铁路当苦力的。
他回忆说，启程时，日军答应有关家眷可按月领若干米粮及款项。结果却只配给几个月后即终止，这是违反当时的协约，日军显然不守信用。
工作重粮食差
吕威说，他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他们居住的是用亚答建成的一座一座长屋。
整个组内约有五六千人，当苦力的，有华人、印人和巫人。
他指出，由于战时物质匮乏，苦力所获得配给的食物也极其差，而且缺乏营养。每日吃的是咖喱汁、白菜干、咸鱼和番薯叶。餐餐如此，许多人都吃到反胃。
他表示，纵使吃不惯，反胃，也得吃，而且24小时只两餐而已，其余的咖啡或其他饮品，一概妄想。
在泰缅死亡铁路当苦力，时时刻刻面对死亡威胁。既营养不足，而且裹腹也有限，加上极度劳动，非铁般体格不易煎熬。
清早6时被号令起床，洗刷后，没有食物裹腹，取了工具便前去工作地点。
中午11时，有专人将食物送去工厂。午餐休息半小时，11时半继续工作至下午五时。放工后回到宿舍，沐浴，进餐。6时再度工作，至下午12时，夜间，没有食物，挨饥入睡。同时要挨饥至翌日中午10时才有食物。
试想，这简直是非人的生活！
他继续说：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用人力。一锄一锄锄下铁道旁泥壁上的泥土，然后填筑铁路。较后安装枕木。通车后，铁路受到盟军轰炸毁坏时，加以抢修，包括填泥、安装枕木等工作。
性命时刻受威胁
在死亡铁路工场工作，体力操劳过度，营养不良，还会受各种疟疾侵害，性命时刻处于死亡边缘。
吕威说： 即使生病，也得带病工作。患病者，在清早未点名报到时，遁入附近森林躲避，若躲在宿舍里被发现，必受鞭打处分。
一个苦力不幸死亡，就如死去一条狗那么简单。人一死去，就在附近地方解决，数人挖坑，数人将尸体投去埋葬。就此了事，长埋那孤寂异方乡土。
致死原因，除体力操劳过度，营养不良，印人喜喝生水，导致霍乱，更是比比皆是。大象排出的粪便，苦力没着鞋，不小心踏着，便会生烂脚，难愈，不少人也因此死亡。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6)
偷窃事件
处于同舟共济下，本来每个人都应是守望相助。由于人杂，也难免发生一些令人痛心事。
吕威说，工作一段时间后，日军每十日发一次薪。每次30铢（泰币）。由于有了一些金钱，宿舍也发生一些偷窃事件。
偷窃案发生后，日军接获报告，将各族分开居住，情况果然好转一些。
他说，他们得到微薄的工薪，是用来买一些咖啡粉、白粉、香烟等物品。
提到衣著，他透露，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休息日，在日军配给的麻袋，用刀子割开，然后用铁线缝起来当衣当裤。有者手工好，缝得倒不错。一些粗心者，缝得极差，穿在身上露出肉。不过，大家都是男儿汉，倒也不觉尴尬。至于“笠帽”，也是在森林摘下巨大树叶自制的。
提及在漫长岁月有否写信回家。他说： 想都不敢想，既没笔没纸，又无法寄出，如何将音讯寄递？想家，念家，只能在梦中追寻家的温馨。
转换新环境
在死亡铁路煎熬一年多的吕威，过后转到另一个生活环境。
他说，他被转去负责料理日军饮食起居的工作。日军可说极会享受。一组二十余人，有人烹饪，有人晒被，有人扫地，有人煮水，有人专司奉上食物及洗碗。
他表示： 进入了这个“环境”，生活可不致那么苦。
他在日军营专司厨务，夜间尚上课，学习读日本文。
吕威兴奋说，日军敌不过盟军，说明非正义之战，必遭人们唾弃。
日军投降，幸运生存者，都被联军召集到一个集中地，休息三个月，然后由联军护送至新加坡。各人才个别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表示，回来时，见了家人恍如再世。三岁大的孩童，已会声声叫“爸爸”。
时光如弛，再见天日，焉能不欢愉。吕威浸在回忆中，想那美丽的一刻。
日军南侵，为了运输便利，再召集数人去填筑泰缅铁路死亡铁路。75%的人牺牲。这种草菅人命，使许多家庭失去依靠，家庭拆散，对于不幸者没有合理赔偿，已侵犯人道。
所以，无数不幸者，声声谴责黩武主义之日本发动非正义侵略之战争。
（参见本节案例117）
13． 1992年11月20日（星期五）《新明日报》： 《向日本追讨血债铁蹄统治受害汇集力量争取》
日本蝗军大屠杀不但留给王伍尾惨痛的经历，也留下了永不痊愈的伤口，经过50年，他右脚的伤口继续腐烂，纠缠他一生。
（吉隆坡19日讯）日治时期罹难家属和受害者筹委会，今日吁请那些在日本蝗军铁蹄统治，遭受蝗军残酷用刑的生还者和罹难者家属尽速加入该会，以便收集资料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该筹委会负责人孙建成在一项记者会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南侵，攻陷马新，人民在那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所受到的恐怖待遇，悲惨和亲人的牺牲，是永生不忘的悲惨经历。他表示，他定于下个月五日远赴日本出席日本民间和平团反战派的和平集会，指正日本在马来西亚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要求赔偿。他是受邀出席这个和平大会。
“我们无法一一联络罹难家属和受害者，希望全马各地有关人士主动与我们联络，汇集力量准备完整的资料，作为铁证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还我们一个公道。”
此外，他也希望各地的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个别举行记者会，把日军的罪行公布于世，经过报章的刊载后，成为有条不紊的资料，方便该筹委会进行工作。
他说，加入该筹委会的罹难者家属只需缴100元的永久会员费，而泰国死亡铁路受害者则缴50元，作为该会进行活动的经费。目前已有7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与孙氏联系。
孙氏曾于去年8月3日赴日本大阪，出席慰安妇国际研讨会。他自1984年开始即与日本和平团接触，住在瓜拉庇朥港尾村的孙氏本身也是日治时期的受害者。
泰国死亡铁路的见证者刘海。当年身临其境，今日记忆犹新，恐怖的遭遇，历历在目。
1942年3月16日，蝗军屠杀了他九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天生，当时他才7岁。
转眼间已过去了50年，可是当年身临其境，受到惨杀而大难不死的人，今天还在默默忍受这场祸害的后遗症，而年轻的一代，对白白牺牲了性命的亲人当年所遭受的痛苦又知道多少？
孙氏表示，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是理直气壮及天公地道的。当年马来西亚所获得的日本政府赔偿金，只是两艘价值2500万元的货船。
数名受到日本蝗军残酷杀害而大难不死的人士出席记者会。他们是来自马口的陈来、刘海及尾港村的王伍尾等。
其中以王伍尾的遭遇最令人辛酸，虽然事情已发生了50年，但是他右脚的伤至今仍未痊愈，继续纠缠着他，带给他永无止境的痛苦。
回忆当年的情景，王氏是受到蝗军的迫害，以他是抗日军为藉口对他施加酷刑，迫他招供。丧失人性的蝗军为了要达到招供的目的，穿上了铁鞋，不断重重踩踏他的右脚和双手，导致他双手和双脚粉碎，烂成一堆泥浆似的。
（参见本节案例123）
14． 1994年3月21日(星期一)《星洲日报》，郑顺智： 《首位巫裔老铁人现身痛述建死亡铁路之苦》
老铁人亚利沙烈
首位露面的巫籍老铁人向本报现身说法，痛述日治时期被抓去县暹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的痛苦经历。
这位老铁人，名叫亚利沙烈，现年75岁，来自马六甲亚罗牙也打波南宁。
他是来到瓜拉庇朥会见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要求加入协会，以向日本政府争取合理的赔偿。
老态龙钟的亚沙说： 1942年初的一个晚上约12时，四名荷枪实弹的日本蝗军来到其住家，以枪柄猛击大门，当他开门后，蝗军不分青红皂白，令他取些衣服，马上跟他们走。
登上军车后，蝗军随着到另两家，将其两名亲戚耶新姆及亚利敏彬捉上车。
此外一路上，不少华印青年都被如法炮制；整整一罗厘人被送载到马六甲宪兵部，在一车中早已挤满许多“同命人”。
约是凌晨3点，日本军人威胁他告诉所有在场的人说：“皇军要你们去泰国修铁路，为期三个月就可回来，工资每日3元，违反者将被……”
接着这批为数约千人分乘军车送到火车站，载到淡边后转火车南下到新加坡。
他说，我们在新加坡SELARANG PART住了三天，然后分乘四轮船（每船约三至四百人），乘风破浪经七夜抵达西贡。
枪压下穿山越岭
从西贡，数以千计的人在蝗军持枪压迫下，携带行李步行去边境，穿山越岭，千辛万苦夜宿森林，一路上日本军并未提供粮食，沿途依靠随身一些干粮及住在森林的人家提供一部分食物，饮山涧泉水。这一行差不多走了一个月，许多人不能支撑，有被毒打，也有不少病死原野，也有被打死，暴尸原野，无人置理，可怜可悲，但无人敢反抗。
到了“肯佳那布利”，他才开始见到每三哩有一营站。
我们被令在哇打里母泰森林区自行建营帐，开始苦力生活，而原有的1000多人，最后只剩下约700人，此情此景，大家都心惊肉跳，吃不饱，睡不好，只有等待死神的召引。
“我们每天凌晨三时就得起身行一小时的山路到工作地点。”
亚利说，他们一组共24人是负责砍大树供建铁路木枕，大树砍下后，都赖大象拖拉至目的地。
环境恶劣，饮食不清洁的水，工友大多数生病，但也得冒病工作，偷懒的肯定被殴打毒刑，病了又无药可治，自生自灭，简直生不如死。
“在营里，每天都有死尸，我的两名亲戚也先后死于荒野，每隔三两天就得挖坑埋尸。”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7)
他说，蝗军打人不必看时候，枪柄、木棒、竹桐是他们的行凶武器，他亲眼看到一位同僚因病不能工作，被蝗军当头一棒打倒在桥上，然后一棍打腰顺脚一踢，惨叫一声抛入大河，没有人敢多看一眼。
亚利在铁路工作过了三年多非人生活，大命不死是拣回一条老命。
日本投降后，他在联军的安排下送到曼谷，然后分乘船送到新加坡，回到故乡，有如再生，也好像做了一场恶梦。
亚利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50年前的事负起责任，给老铁人或后裔予合理的赔偿，政府更应在此方面给予协助。
（参见本节案例123）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
杨文福
1. 受害者：
杨丹，男，9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杨丹之子杨文福（Yong Mun Fook），56岁，经营电器和自行车，祖籍福建兴化仙游，身份证号码为1371128。日本侵占时住毛边石头巷，现住毛边余广街14号。邮编31600。
损失数额： 73420元。
投诉内容：日本皇军入侵之后，要我父亲交人头税，供奉纳金，在那时，父亲没有钱交人头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树胶园卖掉来交人头税。在我父亲还没去世之前，曾三番五次地说，这些是我卖掉胶园所遗下的钱，你们好好收起来，这是我的血汗钱。所以留到了今天，希望日本政府要体谅，能够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24日。
林万才
2. 受害者：
林国呈，男，32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国呈之子林万才（Lim Van Choy），44岁，商人，身份证号码为500305085449。日本侵占时住Gunung Rapat Ipoh，Perak，Malaysia。现住30 Persiaran Madrasah，Hillview Estate，Ipoh。邮编31350。
损失数额： 39300元。
投诉内容：50年前，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位杂货店商人，他辛辛苦苦积下了一大笔日本军票。这39300元香蕉票是我父亲的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投降之后，这些钱都变成了废纸。我的父亲是二战的受害者之一。然而，我们仍然保存了这些钱50多年，作为战争的纪念。如今，这些钱已经被我继承了下来。我已经注意到这些香蕉票上面有“日本政府保证按票面价值兑换”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按照票面价值合理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陈良炳
3． 受害者：
陈良炳（Tan Leong Peng），男，82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陈良炳本人，祖籍福建仙游，身份证号码为2089621。日本入侵住13，High Street，Gopeng Perak。现住19，High Street，Gopeng Perak，Malaysia。邮编31600。
损失数额： 13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经营自行车轮胎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发行香蕉票时都保证可以兑换。目前日本国家提倡民主人权，是科技发达、先进的国家。那么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人权，不应该只是执行人类最野蛮的政策，令人遗憾。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一切的损失。只有这样，它才可以保存国家的美德，才可以维护国家形象，才可以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8日。
曾庆敦
4． 受害者：
曾春，男。
投诉人资料：曾春之子曾庆敦（Chan Jin Toon），61岁，职业：Burnh，祖籍福建永定，身份证号码为330306085185。现住2， Main Road，sg.siput（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 1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不承认军用票。父亲所留下的香蕉票达1万多元，这些军用票是我们的血汗钱，当时日本政府允诺可以兑换。希望当今日本政府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蔡逢泉
5． 受害者：
蔡加坤，男。
投诉人资料：蔡加坤之子蔡逢泉（Chuah Hong Chua），63岁，农民，祖籍潮州，身份证号码为0603981。现住489，Lorong 8，Kampung Bercham，Ipoh，Perak Darul Ridzuan，Malaysia。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13340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时期，我父亲养猪、种木茨，靠这两项收成过生活，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日本宣告失败后，就不肯承认香蕉票，以前的血汗钱就不能再用，一家大小靠吃木茨过三餐。日后的一切生活如衣食住行都成问题，不只是我们一家人，同时受害的还有许多马来亚人。对于过去种种的损失以及日本的迫害，日本政府更应当履行诺言，负责作充分的赔偿，这样日本政府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0日。
江玉河
6． 受害者：
江成武，男，33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江成武之子江玉河（Kong Yi Hor），62岁，商人，祖籍潮州普宁，身份证号码为0348044。日本入侵时住Sungai Bator Selama，Perak。现住No.8 Main Road，Rantau Panjang，Selama，Perak。邮编34100。
损失数额： 13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马来亚半岛时期，我父亲为全家的生活，以卖胶园和农场来集下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者有欠公平。可是，最近经友人提醒，我们发现这些由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因此希望日本政府能遵守一切诺言，换回这些已经保存50年的军用香蕉票，以作公平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6月9日。
陈雪芬
7． 蒙难人：
陈志柳，男。
投诉人资料：陈志柳之女陈雪芬（Chin Shet Foon），56岁，中医，祖籍广东河婆，身份证号码为380915015284。日本侵占时住Kluang，Johor，现住No. 49，Jalan Pasir Mas，Evergreen Park，Ipoh，Perak。邮编31650。
损失数额： 20310元。
投诉内容：本人陈雪芬向贵协会登记，我仍旧存有日本香蕉票20310元，是我生父陈志柳先生生前存着留下给我的。我希望能给我兑换成马币，感谢万分。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2日。
张亚荣
8. 受害者：
投诉人丈夫。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妻张亚菜（Teoh Ah Chye），73岁，退休，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3095150。现住No. 131 Bagan Panchor Pantai Remis Perak。邮编34900。
损失数额： 3万元。
投诉内容：我现在还存有我丈夫留给我的3万元香蕉票，这是我丈夫在日本侵占Bagan Panchor期间做生意所得的钱，他临死前将钱给了我，我保存至今。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能在适当的时机安排我们兑换军票。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5日。
黄俞清
9. 受害者：
黄培，男，85岁，从事农业。
投诉人资料：黄培之子黄俞清（Wong Yee Chern），48岁，商人，祖籍广东河婆，身份证号码为7584306。日本侵占时住Sungia Siput （v）Perak，现住T4 360. Kampong muhibbah Sungia Siput (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 18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卖六只大猪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香蕉票上有保证兑换的允诺。目前日本国家提倡民主人权，是科技发达、先进的国家。那么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只有这样，日本政府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才可以维护国家的形象，才可以挽回声望和荣誉。
特殊经历：黄培曾经于1943年在日本人刀下侥幸生存下来，受难地点是Sanaia Siput (u) Perak。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1日。
李志华
10． 受害者：
李伙仙，男，商人。
投诉人资料：李伙仙之孙李志华（Lee Chi Wa），29岁，鞋匠，身份证号码为A0319174。现住202，Sungai Buloh, Sungai Siput (u) Perak。邮编311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2)
损失数额： 5300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新马半岛时，我公公做生意赚到的钱都买了日本军用票。自从日本帝国投降以后，这些军用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8日。
林龙通
11． 受害者：
林明富，男，36岁，鱼贩。
投诉人资料：林明富之子林龙通（Lim Ling Tong），59岁，退休，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2069393。日本侵占时住No.112 Main Road Trong, Perak, 现住K.B.14, Kampung Benggali JLN Simpang Taiping Perak。邮编34000。
损失数额： 1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我父亲是位鱼贩，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废纸，对我们受害人是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所发行的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保证一切的诺言，给予受害者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周广华
12． 受害者：
周润，男，4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周润之子周广华（Chow Kong Hwa），67岁，退休，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0622862。日本侵占时住76，Hume Street, Ipoh, Perak，现仍住该地。邮编30300。
损失数额： 44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做生意存下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这样它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维护国家形象，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2日。
林新民
13． 受害者：
林平（Lam Phang）。
投诉人资料：林平之子林新民（Lam Sum Beng），54岁，小贩，祖籍广东新宁，身份证号码为0590149。日本侵占时住20，Horley Street, Ipoh Perak，现住45, Jalan 4, Ampang Baru, Ipoh Perak。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233293元。
投诉内容：日本侵占马来亚时，我的父亲是经商的，所以在生意上只好以日军印的香蕉票作交易。可是他存下来的香蕉票在日军投降以后变得毫无价值，他只好将这些香蕉票保存至今，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到。先父逝世前便将香蕉票交给我保存至今。现在日本政府宣布凡拥有香蕉票者可以用1元换回1元马币。所以我现在呈上这份申请表格，希望日本政府遵守其诺言，换回我父亲的血汗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8日。
李爱文
14． 受害者：
李金保，男，78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李金保之孙李爱文(Lee OI Bown)，27岁，销售员，身份证号码为A0739864。现住A50 Kampung Baru, Sungkat, Perak Malaysia。
损失数额： 2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爷爷是小贩，辛辛苦苦储下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发行的军用香蕉票上印有“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们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国家所保证的诺言，换回你们国家的军用票，赔偿给所有持有军用票的受害者。日本政府经常说日本国家执行民主人权，维护世界和平，当然更必须尊重人类基本人权的存在，而不该一味维护强盗的宗旨，令人遗憾终身。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1日。
黄国祥
15． 受害者：
黄禄，男，9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黄禄之子黄国祥（Wong Kok Seong），44岁，工人，祖籍嘉应洲梅县，身份证号码为2734793。日本侵占时住288,Gunong Rapat，Ipoh, Perak, W. 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31350。
损失数额： 2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耕种和做点小本生意，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6日。
杜亚美
16． 受害者：
杜联庆，男，76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杜联庆之子杜亚美（Toh Ah Bee），51岁，小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430930085187。日本侵占时住Batu 10 Lekik Sitiawan Perak Malaysia。现住5, Jalan Lumut Sitiawan. Perak。邮编32000。
损失数额： 16911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做小生意，保存日本军用香蕉票。这些都是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原来是我们的命根，可是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但是我们受害者发现日本香蕉票都有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日本政府必须执行人道的精神，给予合理兑换。它必须负一切责任，履行诺言，尊重人类基本人权的存在，更不能永世成为一个强盗的国家。
投诉日期：1994年3月22日。
刘关雄
17． 受害者：
刘关雄（Low Kuan Hong），男，83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刘关雄本人，祖籍广东南海，身份证号码为1034292。日本侵占时住No.32 Main Road, Sungai Siput(N)，Ipoh Perak Malaysia，现住No.56, Jalan Bunga Cherry Cherry Park, Ipoh Perak。邮编30100。
损失数额： 7770元。
投诉内容：本人在日军统治新马时期，做机械工作，每日做足12小时。工作期间每月出粮出香蕉票，我辛辛苦苦储到的血汗钱共有7770元。日军一投降，我所有的血汗钱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因为日本军用票都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保留了50年的血汗钱，现在要求日本政府兑换给我。
投诉日期：1994年5月5日。
廖润新
18． 受害者：
廖荣贵。
投诉人资料：廖荣贵之子廖润新（Liaw Yoon Sin），65岁，退休，祖籍广东增城。身份证号码为0393446。现住28,Leboh Raya Shatin 6, Tmn Shatin, 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31650。
损失数额： 3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1日。
叶玉华
19． 受害者：
叶九，男，70岁，矿工。
投诉人资料：叶九之女叶玉华（Yap Yoke Wah），46岁，文员，祖籍广东东莞，身份证号码为1429645。日本侵占时住Pusing Perak,现住45, Jalan Thomson, Ipoh。邮编30350。
损失数额： 12000元。
投诉内容：我拥有我父亲给我的12000元香蕉票，这是日本帝国统治马来亚期间发行的。当时我父亲做矿工攒下了这些钱。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钱变得毫无价值。在这些军票上有“日本政府保证兑换”的字样。我现在希望能够兑换这些军票。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陈家英
20. 受害者：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3)
投诉人陈家英父母。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女陈家英（Tan Kia In），41岁，咖啡店职员，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4578494。日本侵占时住Air Kuning，现住No. 21 Jalan Besar Air Kuning, Kampar Perak。邮编31920。
损失数额： 28435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母是做咖啡店小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28435元的军用香蕉票。当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一夜之间它变成了废纸，这对受害人是很不公平的。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5月3日。
梁伟杭
21. 受害者：
梁寅，男，84岁，从事渔业。
投诉人资料：梁寅之子梁伟杭（Leong Wai Thong），54岁，祖籍开平，身份证号码为1407073。现住Kampung Pilong No.10, Ipoh Perak。邮编30000。
损失数额： 3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经营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在香蕉票上印有保证兑换的字样。目前日本国家提倡民主人权，是科技发达的国家。那么日本政府就更加应该根据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8日。
陈继光
22. 受害者：
陈焯，男。
投诉人资料：陈焯之子陈继光（Chan Chee Kwong），64岁，退休，祖籍广东南海，身份证号码为4020305。日本侵占时住3 Post Office Road Porit, Perak，现住4 Jalan Delation Merdeka Garden, Ipoh Perak, West Malaysia。邮编30100。
损失数额： 23000元。
投诉内容：1941年英国统治马来亚时，先父及我们均为良好公民。1942年日本统治东南亚，我们也是良好公民，操小贩及耕种为生，辛苦过活，先父留下血汗钱。日本帝国票上印明“大日本帝国”、“保证可以兑换”马来西亚和英国钞票的诺言。日本政府应该付出两倍或三倍的现在的马币收回，实现诺言。这是“大日本东南亚共荣圈”的纪念品，应收回作为后代的纪念，并存入博物院留念。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1日。
钟水清
23. 受害者：
钟亚远，男，55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钟亚远之子钟水清（Choong Swee Ching），56岁，化工，祖籍嘉应洲，身份证号码为1390337。日本侵占时住Thoo Fook Village, Kledang Hill, Menglembu, Ipoh，现住851, Bukit Merah, Lahat, Ipoh, Perak。邮编31500。
损失数额： 13035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卖了一段禾芭，我叔叔也卖了一段胶园，兑换成日本军票。但是没过几天，就听说日本钱不能用了。对于我们受害人，这是很不公平的，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受苦受难者希望日本政府遵守一切诺言，换回你们国家的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0日。
曾伍娇
24. 受害者：
江，男。
投诉人资料：江之妻曾伍娇（Chang Eng Kiew），71岁，退休，祖籍广东四会，身份证号码为1026181。现住269 Kg. Baru Limau Kati Kuala Kangsar, Perak。邮编33020。
损失数额： 2465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亡夫与我卖地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们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维护国家的形象，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3月4日。
王金海
25. 受害者：
王卓（Wong Chok），男，79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王卓之子王金海（Wong Ah Kaw@Wong Kam Hoy），53岁，退休，祖籍广东花县，身份证号码为2094046。日本侵占时住金保，现住F108 Kuala Bikam Bidor, Perak。邮编35500。
损失数额： 7000元。
投诉内容：先父经营小生意，在日本统治期间，他被日本士兵逮捕入狱，并被用刑。当他被释放出来时，已经受了重伤，释放后不久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为我最爱的父亲的去世作出补偿。我母亲仍然保留着7000元的香蕉票。我手上的这些香蕉票，上面都写着“保证兑换”。应该让现在的日本政府来给我们兑换这些香蕉票，这是很公平的。
投诉日期：1994年3月29日。
黄发明
26. 受害者：
黄守墩（Ng Siew Toon），男，5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黄守墩之子黄发明(Ng Ha Ben)，50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2060823。日本侵占时住No 35 Main Road Lenggong, Perak, Malaysia，现住No. 35 Main Road Lenggong, Perak。 Malaysia，邮编33400。
损失数额： 22495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8日。
黄源宗
27. 受害者：
黄书顶，男，84岁，什货店。
投诉人资料：黄书顶之子黄源宗（Ng Wan Cheng），53岁，祖籍福建晋江东石，身份证号码为3826899。日本侵占时住Sg, Siput Perak(U)，现住55 Main Road Sg Siput(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 2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母开什货店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现在的日本政府应该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3月11日。
陈荣兴
28. 受害者：
陈清安（1975年去世），男，58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陈清安之子陈荣兴（Tan Eng Hin），45岁，出租车司机，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3512471。日本侵占时住“直落沙”(现名班台里美士)，现住138, Taman Bintang, Pantai Remis, Manjung, Perak, Malaysia。邮编34900。
损失数额： 11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杂货、酒、米等，因为存了几百包谷米，还没来得及分发，就被日本士兵捉去，扣留一星期才放回。我伯父（大伯）也被一班人捉去，钱也被拿去两麻袋，至今无下文。日本军用票上明确印着“日本政府保证该钞票的面额价值，可以兑换”。日本当局应该对该钞票作出赔偿，更应该对该国在战争时期所发行的钞票负起全责。以上资料是我母亲朱瑞媚（72岁，身份证号码0642276）提供。
特殊经历：我父亲陈清安曾经刀下余生，受害地点就在“直落沙”(现名班台里美士)。
投诉日期：1994年3月30日。
陈喜泰
29. 受害者：
陈麟（Tan Leng），男，42岁，耕种。
投诉人资料：陈麟之子陈喜泰（Tan Hee Thai），53岁，小园主，祖籍广东潮州潮阳，身份证号码为411022085241（2094205）。日本侵占住美罗区，安顺路，七英里（7th Miles，Jalan Teluk 35500 Bidor Perak West Malaysia，现住G12 Kg Coldstream Bldor, Perak, West Malaysia。邮编355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4)
损失数额： 15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8日。
蔡尤标
30． 受害者：
蔡世汪，男，已故，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蔡世汪之子蔡尤标（Chuah Yew Phew），66岁，退休，祖籍福建晋江，身份证号码为0352927。日本侵占时住Kampung Basung, Kuala Kangsar, Perak, Malaysia，现住25，Jalan Raja Chulan，Kuala Kangsor，Perak。邮编33000。
损失数额： 40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经营小生意，省吃俭用存下日本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后，这些军用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使心血白费，生活陷入困境，对受害者家属很不公平。既然这些军用票印有“日本政府保证兑换”的字眼，日本政府就必须履行承诺，让目前仍保存有香蕉票的人兑换现款，以维护日本国家的威望和形象。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0日。
何思文
31． 受害者：
何道（Ho Doo），男，8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何道之子何思文（Ho See Woon），44岁，农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7582606。日本侵占时住Batu Gajah, Perak, Malaysia，现住349，Chengdrong, Batu Gajah, Perak, Malaysia。邮编31000。
损失数额： 32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时期，我父亲以耕种为生，是种植甘蔗、芋头、稻米的，在日本统治期间辛辛苦苦得到的香蕉票，突然之间变成没有价值的钞票，使家父白白浪费了心血，我们觉得应该得到公平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李洪
32． 受害者：
李宽（Lee Khoon），男。
投诉人资料：李宽之子李洪（Lee Hoong），63岁，退休，祖籍广东番禺，身份证号码为1441915。现住L. C.4 Behind Main Road, Malim Nawar, Perak Darul Ridzuan。邮编31700。
损失数额： 1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经营卖面生意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6日。
丁银福
33． 受害者：
丁银福，男，70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丁银福之女丁秀凤（Tim Siew Hong），33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福清，身份证号码为6343457。现住272 Kg. Cina, Sitiawan, Perak Darul Ridzuan。邮编32000。
损失数额： 9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6日。
叶亚狮
34． 受害者：
投诉人叶亚狮之父。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子叶亚狮（Yeap Ah Sai），64岁，退休，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291119085009。现住3 Jalan Hering, Pekan Boone, Parit Buntar, Perak。邮编34200。
损失数额： 20000元左右。
投诉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政府侵略新马时期，我父亲做小生意辛辛苦苦存下血汗钱。日本帝国政府战败之后，一走了之，害惨了我们老百姓。当年很多老百姓无知，把军票当成了废纸。可是最近我们发现，在香蕉票上日本国家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其实，持有军用票的人受没有良心的日本政府的欺骗超过半个世纪，如今我们受害者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良心发现，不然的话，日本国家根本就是强盗国家，不配谈民主与人权。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6日。
李锦荣
35． 受害者：
李振生（Lee Chin Seng），男，73岁，杂货店主。
投诉人资料：李振生之子李锦荣（Lee Kum Weng），40岁，电器店员，祖籍新会和村，身份证号码为4675863。日本侵占时住瓜拉美金新村，美罗埠，吡叻州。现住A8, Kampong Batu 12, Jalan Bidor, Teluk Intan, Perak。邮编36020。
损失数额： 393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杂货、粮食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李安
36． 受害者：
李光（Lee Kong），男，肉贩。
投诉人资料：李光之子李安（Lee Onn），男，55岁，商人，祖籍广东高州，身份证号码为1789895。现住89, Taman Paik Siong, Hulu Bemam, Tanjong Malim, Perik。邮编35900。
损失数额： 78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靠贩肉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兑现诺言，换回军票，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8日。
黄美莉
37． 受害者：
黄维民（Ng Wee Ming），男，80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黄维民之女黄美莉（Ng Mary），女，45岁，车衣，祖籍福建晋江，身份证号码为1409670。现住No. 42, Bulatan Ipoh, Taman Ipoh, Ipoh Perak。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25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侵略新马时期，我父亲是经商的生意人，辛辛苦苦保存2万多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一走了之，始终没有任何赔偿，对我们受害者很不公平。但是在日本军用票上，日本政府有特别的印证与承诺，保证可以兑换。目前日本国家是全球最富的经济强国之一，日本政府应当尊重本国所发行的日本军用票，向我们拥有者收回兑换。如果日本国家不肯兑换，那么历史可以证明日本是一个强盗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谈论民主、人权，令人感到遗憾。
投诉日期：1994年5月5日。
陈炽安
38． 受害者：
陈炽安（Chan Chee Onn），男，71岁，木匠。
投诉人资料：陈炽安本身，祖籍广东东莞，身份证号码为0387873。日本侵占时住甲板埠，布先市。现住109，Kg. Baru, Chendrong Batu Gajah, Perak。邮编3100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治期间，我作为一个熟练工匠，年轻力壮，专门承包一切民房建筑，经几年来的艰苦拼搏，辛苦存下几万块香蕉票。日军撤退后，本想一把火烧掉算了，幸好在朋友劝解下才保留至今。如今我希望日本能体谅我在日治时期的苦难，照票面价值如数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3月22日。
李中福
39． 受害者：
投诉人李中福之父。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子李中福（Lee Tiong Hock），34岁，工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5892442。日本侵占时住No.28, Jalan Iskandar Pengkalan Hulu, Hulu Perak，Perak，现在仍住此地。邮编33100。
损失数额： 56650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是经营小杂货店生意的。在三年零六个月里，一切生意买卖，百姓皆用日本政府发行的香蕉票为准，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我父亲还留存了大量的香蕉票。但日本政府于战败后，推卸一切责任，害得我父亲辛勤的经营化为乌有，所储有的军用票皆化为废纸。日本政府在新马发行的军用票上印有保证，所以其必须作出有关的赔偿！如今我代表父亲向日本当局追讨所应得的有关损失的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5)
投诉日期：1994年5月20日。
蔡宝云
40． 受害者：
蔡文江，男，46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蔡文江之女蔡宝云（Chuah Pah Hon），44岁，药店助理，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4021161。日本侵占时住No. 16 Jalan Damar Laut Mntai Remu, Perak，现住No. 191BC, Jalan Chung Thye Phin, Taiping, Parak Darul Ridzuan。邮编34000。
损失数额： 2249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做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兑换我们的军票，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6月1日。
陈龙吉
41． 受害者：
陈方性，男，5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陈方性之子陈龙吉（Than Leong Kiat），49岁，小商人，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0429430。日本侵占时住No. 9.Jalan Besar Bagan Datoh, Perak Malaysia，现住50, Jalan Besar, Pangkor, Perak, Malaysia。邮编32300。
损失数额： 16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开什货店，辛辛苦苦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一切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朱永年
42． 受害者：
投诉人朱永年之父。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子朱永年（Choo Weng Lin），72岁，小贩，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0605794。日本侵占时住怡保，万里望大街33号，现住No.103 Regrouping Area, Menglembu, Ipoh。邮编31450。
损失数额： 3533.7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辛辛苦苦当劳工保存3533.7元的血汗钱。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战败之后，一走了之，日本政府没有留下任何交代，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国家能遵守许下的诺言，给我们这些受害者兑换军用票，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2日。
李德明
43． 受害者：
李文（Lee Mun），男，81岁，建筑商。
投诉人资料：李文之子李德明（Lee Tab Min），51岁，建筑，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2007285。日本侵占时住Batu Arang, Selangor，现住1207, Jalan Regat Emas 3, Taman Bandar Baru, Kampar, Perak。邮编31900。
损失数额： 42万元钱。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建筑商，辛辛苦苦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这些军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体谅我们受害者，能够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张如莲
44． 受害者：
吴信发（Goh Soon Huat），男，29岁。
投诉人资料：吴信发之嫂张如莲（Teoh Joo Nai），81岁，退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1411424。日本侵占时住吡叻州红毛丹区，现住33，Dataran Tasek Timor 3, Taman Restu Jaya, Ipoh, Perak。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期间，我家变卖菜园，存下日本香蕉票军用票。但自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日本政府保证可兑换的香蕉票，便被视同废纸。时至今日，日本已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强国，基于人道精神，应对在日本统治期间，在精神或经济上或生命上蒙受损害之家属作出适当的赔偿。
特殊经历：1942年，在Sungai Siput被日本宪兵集体屠杀，枪下逃生。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4日。
陈振广
45． 受害者：
投诉人陈振广之父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子陈振广（Chan Sai Koo，Chan Chen Kong），48岁，司机，祖籍广东东莞，身份证号码为4020164。日本侵占时住No. 55, New Street, Tronoh, Perak, 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31750。
损失数额： 40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小贩，辛辛苦苦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给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家属适当的赔偿。
林启平
46． 受害者：
林玛潘（Lim Ma Pun），男，5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玛潘之孙林启平（Lim Khai Ping），46岁，建筑工人，祖籍广东潮州潮阳，身份证号码为7595136。日本侵占时住38，Jhamberlain Road, Ipoh, Perak，现住67，Jalan Empat, Taman Pertama, Ipoh, Perak。邮编30100。
损失数额： 1048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统治新马半岛时，我祖父做小生意，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自从日本帝国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香蕉票，赔偿给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6月10日。
许荣昌
47． 受害者：
许荣昌（Khor Weng Cheang），男，70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许荣昌本人，祖籍广东普宁，身份证号码为2563828。日本侵占时住Kuala Karau, Perak, Malaysia。现住87, Jalan Besar, Kuala Kurau, Perak。邮编34350。
损失数额： 602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本身经营土产、运输，辛辛苦苦的奔波，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运送货物。因为生意难做，只好连运输的工具也变卖了。因此存下日本统治时期的香蕉军用票。但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这些血汗钱换回的香蕉军用票顿时一文不值，那时生活陷入困境，再无本钱做生意，只能过着贫苦的生活。如今年老多病，只依靠子女们给的零用钱过活。香蕉军用票上印有“大日本帝国保证兑换”的字眼，那么，日本政府必须执行香蕉票印证许下的诺言，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目前日本政府是经济强国，应该执行日本政府当时票面上的诺言，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在国际上的尊严。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8日。
许钦汉
48． 受害者：
许炳添，男。
投诉人资料：许炳添之子许钦汉（Khor Khim Hun），65岁，退休，祖籍广东普宁，身份证号码为2101392。日本侵占时住Lunas, Kedah，现住No. 129L, Jln Tepi Sungei Hutan Melintang Perak。邮编36400。
损失数额： 105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统治新马时期，家父许炳添在吉打鲁被强迫卖出十余只大猪，换取当时日币，即日本军用香蕉票，总共10500元。我们希望日本国家政府遵守本身国家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所保证的军用香蕉票，偿还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日。王桂兰
49． 受害者：
王以积（Wong Jee Chek），男，84岁，咖啡店，祖籍海南琼州，身份证号码为2058412。日本侵占时住S.1, Kg Bharu, Liman Kati, Kuala Kangsar, Perak，现住No. 373, Simpang Pulai N＼V, 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313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6)
投诉人资料：王以积之女王桂兰（Wong Kwee Lan），47岁，家庭妇女，身份证号码为2058464。
损失数额： 37444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统治新马半岛时，我父亲开咖啡店和做生意，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换成日本军用票。自从日本帝国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香蕉票，赔偿给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1日。
洪玉樱
50． 受害者：
程秀芳（Cheng Sau Fong），女，80岁，家庭妇女。
投诉人资料：程秀芳之媳洪玉樱（Hoon Gie Ing），49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福州，身份证号码为7957596。日本侵占时住K.29,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现住734 Jalan Tbk 2＼14 Taman Bukit Kepayang, Seremban N.S.。邮编70200。
损失数额： 12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的婆婆是做炸香蕉和炸番茄的小生意的，在三年零八个月里，辛辛苦苦存下12000元香蕉票。在一日之间，这些香蕉票变成了废纸。我希望日本政府履行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我们这些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5月9日。
郑林森
51． 受害者：
郑文摘（Teh Boon Tiak），男，56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郑文摘之孙郑林森（Teh Lim Sim a/l Teh Thean Soo），44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4162222。日本侵占时住No. 9, Jalan Besar, Padang Rengas, Perak Darul Ridzuan，Malaysia，现仍住原地。邮编33700。
损失数额： 14441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祖父做什货赚钱，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受害者所有的损失，这样对我们才算公平。
投诉日期：1994年7月8日。
温有铨
52． 受害者：
温九（Wong Kiew），男，56岁，木工，身份证号码为1436491132。
投诉人资料：温九之子温有铨（Woon Yow Chuen），48岁，木工，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1436444。日本侵占时住Kuang Chemor, Ipoh，现住327 Batu Lima Tambun, 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17005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香蕉票上都印有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所以现在日本政府应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2月6日。
黄耀焜
53． 受害者：
黄发（Wong Fatt），男，91岁，工人。
投诉人资料：Wong Fatt之子黄耀焜（Wong Yow Koon），60岁，退休，祖籍广东增城，身份证号码为340627085089。现住8, Jalan Wangi, Happy Garden, Ipoh, Perak。邮编31650。
损失数额： 6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店屋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一切的损失，给我们兑换军票。
黄瑞娇
54． 受害者：
黄瑞娇（Ong Swee Kian），女，75岁，退休，祖籍广东台山，身份证号码为1073162。日本侵占时住26th Mile, Matang Kunda, Hilir Perak, Perak, Malaysia。现住27, Jalan Bagan Datoh, Selekoh, P. O. Box 9, Perak, Malaysia。邮编36200。
投诉人资料：黄瑞娇本人。
损失数额： 2818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做小农场生意，辛辛苦苦存下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6日。
王友清
55． 受害者：
王友清（Ong You Cheng），男，74岁，退休，祖籍广东陆丰，身份证号码为0126761。现住26, Tawas Baru 3, Taman Tasek Damai,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30010。
投诉人资料：王友清本人。
损失数额： 543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本人辛辛苦苦卖胶所留下来的钱，做了一点小生意，所存下的都是日本的香蕉票。可是战败投降以后，日钞就不被承认了，这是太残忍了。那是我一点一滴的血汗钱啊！今日的日本已经是世界上强国之一了，再者，该日钞有日本政府付款给持票索求者的证明，基于人道的立场，日本政府应该履行其诺言，负责赔偿。苏顺源
56． 受害者：
投诉人苏顺源之祖父。
投诉人资料：苏顺源（Saw Soon Guan），男，36岁，商人，祖籍福建泉州南安，身份证号码为5376247。日本侵占时住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现住6, Persiaran Wira Jaya Barat 22, Taman Ampang, Ipoh, Perak。邮编31350。
损失数额： 10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先祖父是一名经商者，千辛万苦存下了日本帝国政府之军用票10万元。但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该军用票一日之间变成废币，一文不值，对我等持有者是极为残酷的。但是该军用票票面上印证日本国家可以兑现，因此我等军用票持有者尊重日本国家之承诺。期望日本国家能早日兑现该军用票票面之承诺。可是我们一等就等了50年。现在的日本国家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之一，我等想日本国家不会赖账吧！
投诉日期：1994年7月8日。
余昇卫
57． 受害者：
余敬廷（熙光），男，58岁（已去世），商人。
投诉人资料：余敬廷之子余昇卫（盛威，Yu Sing Wel），59岁，退休，祖籍广东大埔，身份证号码为3839684。现住32 Selasar Rokam 14 Taman Ipoh Jaya Gunong Rapat, Ipoh Perak。邮编3135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余敬廷，1954年去世，在1943—1946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他是一位商人。他与友人在怡保合伙经营什货生意，先在知里者街开“悦商”号做以米为主的买卖，后转组“南星公司”于烈治街，至日本战败投降而结束，分得3万元的香蕉票。上述钞票，日本政府既然在票上印有“承诺付还予持票人”字句，但迄今未见自动兑现其承诺，令人遗憾。我有正当的身份，我要求日本政府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5日。
徐礼傅
58． 受害者：
程瑞英，女，38岁，裁缝师。
投诉人资料：程瑞英之孙徐礼传（Soo Lea Diong），35岁，烧焊工，祖籍马来西亚，身份证号码为5752852。日本侵占时住Sitiawan, Perak，现住No. 43 Kampong Baru Kampong Koh Sitiawan, Perak, Malaysia。邮编32000。
损失数额： 9670元。
投诉内容：日治马来西亚时期，我祖母做裁缝，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给我们受害者兑换日本军票，赔偿我们一切的损失。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7)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8日。
钱汉辉
59． 受害者：
钱开和，男，86岁。
投诉人资料：钱开和之子钱汉辉（Chee Han Oi），52岁，政府公务员，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0603485。钱开和之女钱春容，42岁，家庭妇女。日本侵占时住Kopison Gopeng, Perak，现住47, Jalan Devadason Ipoh Garden, Ioph, Perak。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467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们父亲是做小贩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这些香蕉票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这些香蕉票还完好的保存着，日本政府应该给我们这些受害者以适当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2日。
林国兴
60． 受害者：
林泗辉，男，48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泗辉之孙林国兴（Lim Kok Hin），24岁，货车司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01751354。日本侵占时住Gopeng, Gunung Rapat, Kampang Kepayang, Perak， Malaysia，现住63 Jalan Besar, Kampung Kepayang, Perak, Malaysia。邮编31300。
损失数额： 36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先祖父是一位售卖虾饼的小贩。那时，大马人民被迫使用日本帝国政府所发给的香蕉票来进行日常生活上的交易或任何买卖。当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我先祖父就把大部分的香蕉票丢进河里或烧掉。后来，经过扫除和整理家具，我们发现还遗留下一小部分香蕉票。直到最近，我从友人口中知晓，日本国家所发行的香蕉票如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就可以通过“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筹委会”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后代。在此，我希望该协会能替我们这些受害者所辛辛苦苦遗存下来着的香蕉票得回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8日。
潘玉坤
61． 受害者：
潘玉坤(Poon Yeok Kuan)，男，79岁，小商人，祖籍广东四会，身份证号码为0633424。日本侵占时住No. 26，Kampang Rawa, 31600 Gopeng, Perak。现住No. 999, Kampang Rawa, Gopeng, Perak。邮编31600。
投诉人资料：潘玉坤本人。
损失数额： 6000元。
投诉内容：日治时期，本人做贩鸡的小贩，辛辛苦苦储存下军用香蕉票，自从日军政府投降以后，一日之间这些香蕉票全部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希望现今的日本政府，能够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所有印证的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的受害者，以安慰我们精神和身心所受的苦难。
陈镇湖
62． 受害者：
陈忠王，男。
投诉人资料：陈忠王之子陈镇湖（Tang Tiang Ong，Tan Ting Ho），58岁，退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3094382。日本侵占时住吡叻州，朱毛，拱桥，现住No. 80, Main Road, Sungei Siput(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 76500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留存下的日本政府发行的马来西亚香蕉票有76500元，这些钱是日军侵占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存下的。当时，我父亲被迫支付日本军要求交纳的奉纳金，再加上父亲当时因为战争失业，生活陷入贫困，所以不得不变卖惟一的一段胶园和店屋面，存下了这些钱。假如当年不是为了交奉纳金，父亲就不需要变卖胶园和店屋面来换取香蕉票，那么和平以后我们也不会因为没有可以依靠入息的产业而变得一无所有。现在香蕉票如同废纸，毫无价值，使我等损失巨大，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实践诺言（香蕉票面保证兑换），兑换同等价值来赔偿我们的损失，这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6日。
张淑兰
63． 受害者：
林亚烈，男，39岁，船主，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亚烈之女张淑兰（Chong Sook Lan），54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码为1360541F。日本侵占时住Jalan,Eunos, Singapore，现住Bik 8, Bedok South Ave2 #06300。邮编1646。
损失数额： 35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家父是一位船主和小商人，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8日。陈玉璋
64． 受害者：
陈玉璋（Tan Giok Chung, Tan Gek Cheong），男，73岁，退休，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证号码为K256034。日本侵占时住Jalan Padungan, Kuching, Sarawak，现住No. 30, Taman Phoning Lrg. Seladah No. 1H, Off Jalan Tun Jugah, Kuching, Sarawak。邮编93350。
投诉人资料：陈玉璋之女陈春华，42岁，家庭主妇。
损失数额： 38156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年轻时是个渔夫，拥有一艘帆船。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被派去用自己的帆船运载胡椒前往新加坡，再载回来米糖等日用品，行程一个来回需要一个月，历经惊涛骇浪的风险。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的三年多里，我父亲辛辛苦苦存下了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废纸，分文不值，给父亲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还好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仍旧保存了有50年历史的香蕉票。现在希望日本政府当局能遵守承诺，把我们的血汗钱给予兑换。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0日。
温志镜
65． 受害者：
温扬声（Voon Yang Sanot），男，80岁，退休，祖籍新安，身份证号码为468268。日本侵占时住Batu 10, Jalan Landeh Kuching, Sarawak，现住No. 53, Tenth Mile Bazaar, Kuching, Sarawak，邮编93250。
投诉人资料：温扬声之子温志镜（Voon Chi Jui），46岁，工人。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是务农的，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7日。张玉梅
66． 受害者：
张成冰，男，商人。
投诉人资料：张成冰之女张玉梅（Teo Geo Moi），45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H0157275。日本侵占时住No. 43 Jalan Tun Mustapha, Kg, Lajau, Labuan，现仍住此地。邮编87008。
损失数额： 56000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是一个商人，安居乐业，生意一帆风顺，就在事业发展最顺利的时候，日本鬼子发动了一场魔鬼般的战争，残杀无辜的百姓，日军还强迫人民把英殖民地的钱变换成日本香蕉票流通使用。我父亲的血汗钱从此就变成了日本香蕉票。如今我父亲还留下日本香蕉票有56000元。现在我要求日本政府还我一个公道，把当年承认保证流通使用的日本香蕉票，换回我国的马来西亚钱。目前日本政府执行民主人权，国家富裕，相信日本政府会换回香蕉票的。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6日。
蔡玉华
67． 受害者：
投诉人蔡玉华之父。
投诉人资料：蔡玉华（Chai Ie Hua, Chou Ie Hua），女，51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K150936。日本侵占时住Kampong Belawai, Sarikei，现住No. 28, Indah Lane Ic, Off Jalan Teku, Sibu, Sarawak。邮编960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8)
损失数额： 30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时期，家父从商存下日本军用香蕉票数十万元，自从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投降以后，日本香蕉票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纸。当时仅家母保存下3万余元，并保存至今。其他数十万元，因为日本政府不肯承认，家父一气之下，全部把它们烧毁，家父因此破产，全家生活清苦！最近我们发现香蕉票上印有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因此我们要求日本政府，本着人道的精神，人类的道德心，给我们受害者合情合理的赔偿。假如日本国尚有民主人权的存在，那么便应该负起一切的赔偿责任。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0日。黄钦
68． 受害者：
投诉人黄钦之父。
投诉人资料：黄钦（Wong Pik King），男，52岁，劳工，祖籍福建闽清，身份证号码为K341749。日本侵占时住Sg Ma?aw, Sibu, Sarawak, Malaysia，现住84, Jalan Dipa Negara, Perpindahan Mumong, Kuala Belait,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邮编6684。
损失数额： 1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时期，我父亲是做小贩的，辛苦存下的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这些仍保存着香蕉票的受害者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日。
林恩森
69． 受害者：
林良海（Ling Liang Kai），男，4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良海之子林思森（Ling Sii Seng），46岁，技术人员，祖籍福建福州，身份证号码为K139832。日本侵占时住Bulcit 9 gu, Bibu, Sarawak, East Malaysia，现住49 A, Hua Kiew RD, Sibu, Sarawak, Malaysia。邮编96000。
损失数额： 4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大帝国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小贩、种植香烟叶，辛苦存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日本政府在军用票上说明保证可以兑换。但是至今日本政府未能履行诺言。盼望日本政府能兑现诺言，赔偿我的4万元军用票。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日。
陈福胜
70． 受害者：
陈榜辉，男，75岁，小贩。
投诉人资料：陈榜辉之子陈福胜（Tan Hock Seng），38岁，商人，祖籍广东汕头，身份证号码为K691686。日本侵占时住马来西亚国砂拉越州民都鲁省，现住No. 44, Main Bazaar, Bintulu, Sarawak, East Malaysia。邮编97008。
损失数额： 2440元。
投诉内容：（委托人许志远律师）我的当事人拥有1941—1945年发行的军用香蕉票2440元。这些钱是我当事人的父亲留下给他的。我们了解到日本政府答应将这些军用香蕉票兑换成马来西亚钱，我们感到很高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将这一诺言实现。
投诉日期：1994年7月5日。
张雅季
71． 受害者：
陈国珍，男，3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陈国珍之媳张雅季（Teoh Ah Khiok），41岁，书记，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4469373，日本侵占时住30 Market Lane, 34000Taiping Perak，现住314 Jalan Gemas, Pulau Pinang。邮编10460。
损失数额： 17587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家翁卖猪肉，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受害者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4日。
马振标
72． 受害者：
马振标(Beh Chin Phioh)，男，53岁，商人，祖籍广东潮阳，身份证号码为3078109（旧），400715085179（新）。日本侵占时住Port Weld, Taiping, Perak，现住674M, Jalan Air Terjun, Penang。邮编10350。
投诉人资料：马振标本人。
损失数额： 95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辛辛苦苦存下一笔为数95000元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感到很高兴。希望日本国家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日本国家经常说他们执行民主人权，维护世界和平。那么日本政府必须尊重人类基本人权的存在，对我们这些拥有香蕉票的人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6月3日。
谢祥荣
73． 受害者：
谢福庆，男，80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谢福庆之子谢祥荣（Cheah Seong Eng），49岁，职员，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4093453。日本侵占时住梹城，现住663C, Pepper Estate, Fettes Park Penang。邮编11200。
损失数额： 10万元左右。
投诉内容：我至今拥有10万元左右的日本军用香蕉票，这是我父亲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赚到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把这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2日。
陈德兴
74． 受害者：
陈梅和，男，68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陈梅和之子陈德兴（Tan Teik Hing），41岁，车轮商，祖籍广东潮阳，身份证号码为4668936。日本侵占时住Sungai Tiram, Bayan Lepas, Penang，现住5F, Sepuluh Kongsi, Bayan Lepas, Penang。邮编11900。
损失数额： 6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做农场，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如今，我希望日本政府遵守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6日。
林亚全
75． 受害者：
投诉人林亚全之父。
投诉人资料：林亚全（Lim Ah Chuan），男，41岁，技术人员，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4451796。现住5157 Mk 20, Kubang Semang Bkt Mertajam, Pulau Pinang。邮编14400。
损失数额： 9501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时期，我父亲在日军统治下冒着生命危险，穿户走街的做小贩生意，在三年零八个月里，一共存了9501元的日本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以后，日本香蕉票如同废纸。但是这些香蕉票印有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这个当今世界超级经济强国应当履行诺言，免得他国说日本政府言而无信。在此我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血汗钱。
洪金龙
76． 受害者：
投诉人洪金龙之父。
投诉人资料：洪金龙（Ang Kim Leng），男，65岁，劳工，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0300863。日本侵占时住北海，容眼亚占，现住893, Jalan Bertam, Kepala Batas, Seberang Prai Utara。邮编1320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人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还是个小孩子。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和小贩，他靠卖蔬菜和粮食换得了被称为“香蕉票”的日本军用票。这些香蕉票是靠我们的血汗换来的。但是随着日本帝国军队的投降和崩溃，这些香蕉票变得“毫无价值”。这对我们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意识到这些“钱”现在只是一堆废纸了。实质上，除了这些香蕉票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我们父母只能像一个奴隶一样干活来偿还我们所欠别人的债，因为这一变故他们所受到的身体和精神的折磨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现在我父母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每当我看着父母留给我的这些香蕉票，就让我想到这些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以及因为这些废纸，我父母所遭受的一切，他们所受的痛苦和悲伤。现在的日本政府必须为日本帝国对马来西亚所做的一切做出补偿。日本政府必须履行香蕉票上所许下的诺言，日本国家仍然存在，你们不能逃避和忽视你们的责任。如果你们不能负责任地把我们的血汗钱兑换给我们，收回你们的香蕉票，那么是没有人会原谅你们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9)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0日。
庄清培
77． 受害者：
庄秋桂（Ch?ng Chew Kooi），男，44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庄秋桂之子庄清培（Ch?ng Cheng Phoey），64岁，商人，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码为3785029。日本侵占时住No. 1504, Mukim 7, Kg Setol, Teluk Air Tawar, P. W。现住411, Teluk Air Tawar, Butterworth, Penang, Malaysia。邮编13050。
损失数额： 2056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时期，（1941—1945年二次大战期间），我的父亲庄秋桂是一个杂货店商人。他工作非常辛苦，总共储蓄了20560元的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从马来西亚撤退以后，所有的香蕉票都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公平的，尤其是对我的父亲。我们相信日本政府会履行它的诺言，赔偿我们受害者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9日。
黎燕妮
78． 受害者：
黎金水，男，79岁。
投诉人资料：黎金水之女黎燕琼（Lai Yin Kheng），36岁，书记，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5283224。日本侵占时住梹城，现住150703 Lintang Paya Terubong 1, Penang Malaysia。邮编11060 Penang。
损失数额： 57000多元。
投诉内容：我拥有日本政府发行的香蕉票57000多元，这是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赚到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把这些辛苦赚来的钱兑换成马币，因为这些都是血汗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3日。
林明心
79． 受害者：
投诉人林明心的公公（家翁）。
投诉人资料：林明心（Lim Beng Sim），女，59岁，退休教师，祖籍福建海登，身份证号码为3641840。日本侵占时住梹城中路（现已拆毁），现住43 Reservoir Crescent, Penang。邮编1150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本人林明心现存有日统治马来西亚时发行的香蕉票大约3万元，这些钱是我家翁留给我丈夫的。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三年零八个月里，我丈夫一家大小的生活全靠他辛苦做点小生意，存下了这么多血汗钱。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希望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够为我们兑换成马币。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早日为我们兑换。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邱淑兰
80． 受害者：
邱淑兰，女，82岁。
投诉人资料：邱淑兰之子林应武（Lim Eng Woo），39岁，管工，祖籍广东潮州普宁，身份证号码为4775174。日本侵占时住吡叻州，现住27，Lorong Cengal Dua Jalan Bagan Lallang B?worth。邮编13400。
损失数额： 70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政府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们被迫使用日本军用香蕉票做生意。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拥有7万元的日本香蕉票。这些钱是我母亲卖了十多头猪存下来的，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将这些钱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0日。
蓝国兴
81． 受害者：
蓝清水（Lam Cheng Swee），男，46岁，机车司机，身份证号码为P263604。
投诉人资料：蓝清水之子蓝国兴（Lam KokHeng），54岁，退休，祖籍广东南海，身份证号码为4325480。日本侵占时住60c Sungai Pinang Road, Penang。现住16 Tingkat Mas Penang, Malaysia。邮编11600。
损失数额： 11600元。
投诉内容：我的父亲蓝清水，1896年出生在中国，因为被人迫害和生活困难，他和母亲以及兄长来到马来西亚。在经过艰难的选择和努力工作以后，在1923年11月29日，我父亲成为了一流的机车司机，当时这是一个吸引人的工作，有着很好的报酬。这个典型的中国工人，一直工作到1969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即使在病床上，他还是坚信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政府有一天能够归还他在中国继承的房子。本人出生在1940年，在日本南进时，我还是小孩子，但是当时发生的很不愉快的事情我已经能够记得。有一天早上，有一队日本兵来强迫先父交出我们的汽车，然后在白布条上写下几个红字：“日本帝国军队拿走了……”。1969年先父去世时，我们才把白布条扔掉。而且我也发现先父留下了大约11600元香蕉票，它和先祖父留下的中国产业文件一起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在日本占领期间，我们的确受了很多苦难。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只能从头再来，因为日本军用票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应该得到公正的赔偿，为了这一天我们已经等待了50年了。我希望日本能在二战以后履行诺言和保证赔偿，赔偿给我们这些在大马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2日。
高泉荣
82． 受害者：
高忠尾。
投诉人资料：高忠尾之孙高泉荣（Ko Chuan Eng），50岁，店员，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0274560。日本侵占时住40, Arminean Street, Ghaut, Off Weld Quay, Penang。现住667，Fettes Road, Pepper Estate Penang。邮编1120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的祖父在外归入口的货船上做点小生意，遗留下日治时期的纸币。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却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祖父的血汗钱，当时的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所以现在的日本政府应当执行诺言，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3月9日。
黄暹凤
83． 受害者：
黄木星（Ng Bak Seug），男，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黄木星之女黄暹凤（Ng Siam Hong），47岁，家庭妇女，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5114790。日本侵占时住1044，Bukit Kecil, 14000 Bukit Mertajam, P. Pinang。现住1179, Bukit Kecil, Bukit Mertajam, P. Pinang。邮编14000。
损失数额： 34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从大山脚下骑自行车到居林、吉打等地去卖菜，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买了一块北海的地，受到一些人的欺骗，把地卖了，换来一大堆的日本军用香蕉票。当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废纸。我的父亲承受不起这个打击，最后病倒了，过了几年便去世了。这块地在目前的价值是数百万，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实在是心痛。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对我们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6日。
陈晓明
84． 受害者：
陈成家（Tan Seng Kah），男。
投诉人资料：陈成家之子陈晓明（Tan Siaw Beng），42岁，工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4356854。日本侵占时住Bukit Merah, Bagan Serai, Krian, Perak, Malaysia。现住1218，Lorong Chempa, Butterworth, Penang, Malaysia。邮编12200。
损失数额： 49050元。
投诉内容：我的父亲陈成家至今仍然保存了日本军用香蕉票49050元，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得到赔偿。在日本帝国投降以后，这些钱变成了废纸。在日本占领期间，我的父亲经营树胶园的买卖。我父亲说当时有30担的树胶片被日本人拿去，并没有给钱。当时每担树胶片的价格是4490元。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全数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6月24日。
郭炫孜
85． 受害者：
骆万寿(Loh Ban Siew)，男，64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骆万寿之妻郭炫孜（Koay Suan Kee），64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码为3078171。日本侵占时住113，Jalan Magazine, 10300 Penang, Malaysia。现住162P, Jalan Padang Tembak, Pulau Pinang。邮编114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0)
损失数额： 12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先夫做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数十万元。这些香蕉票都是先夫辛苦做生意留下来的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这些钱变得一文不值，对我们来说很不公平。如今日本国家是一个奉行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且日本政府曾经作出保证让每一个持有军用香蕉票的人兑换为有价值的现代钞票。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一切的损失。这样日本政府方可赎回它在过去侵略野蛮暴行的罪过，并借此机会挽回国家的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0日。
康丰荣
86． 受害者：
康乌有，男，渔夫。
投诉人资料：康乌有之子康丰荣（Kh?ng Hong Eng），59岁，商人，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3465814。日本侵占时住406 Jalan Tanjang Tokong Penang, Malayisa。现住340, Jalan Tanjong Tokong Penang Malaysia。邮编10470。
损失数额： 13407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新马时期，父亲是位渔夫，他辛辛苦苦把香蕉票存下来，自从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钱已经不能使用。可是日本政府在票上保证拥有者可以兑换，经过50年的时间，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强国，在人道上，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票上的诺言，兑换原有的钱，以慰我死去的父亲。
投诉日期：1994年7月5日。
刘碧莲
87． 受害者：
投诉人刘碧莲之夫。
投诉人资料：刘碧莲（Low Piak Lian），女，73岁，退休，身份证号码为1088185。日本侵占时住Tampin Johor Darul Takzim, Malaysia。现住15, Lorong Pulau Tikus, Penang, Malaysia。邮编10350。
损失数额： 5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我父亲在胶园工作，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废纸。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给我们兑换军票，赔偿给我们的一切损失。
黄清才
88． 受害者：
黄清才(Ooi Cheng Chye)，男，71岁，董事经理。
投诉人资料：黄清才本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2533202。日本侵占时住Pahau，Kulim， Kedah，Malaysia。现住1101， Jalan Raja Uda Butterworth， Penang， West Malaysia。邮编12300。
损失数额： 8475元（原来有四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们（我和父亲）在Pahau，Kulim， Kedah，Malaysia拥有一家木材厂，我们给一家叫做干田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供应木材。上述会社是一家海军供应者，这家会社的负责人叫做柴野英夫。在二战后期，我们大约拥有香蕉票4万多元，但因时间已久，一部分已经给白蚁吃掉，只剩下总数8475元的香蕉票。今天，日本已是经济大国，应该给予我们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3日。
郑玉堂
89． 受害者：
郑玉堂（Teh Gaik Thung），男，76岁。
投诉人资料：郑玉堂本人，祖籍广东揭阳，身份证号码为3789589。日本侵占时住Matang Tinggi，Bukit Mertajam，Penang。现住1125，Permatang Tinggi，Bukit Mertajam，Penang。邮编14000。
损失数额： 9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种黄梨，辛辛苦苦储下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受害者一切的损失，只有这样，对我们受害者来说才是公平的。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1日。
谢枚洙
90． 受害者：
谢沧浪（Cheah Chong Long），男，59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谢沧浪之女谢枚洙（Cheah Bee Choo），50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0302342。日本侵占时住No. 3305 Kampung Telaga Ayer Butterworth，Pulau Pinang，Malaysia。现住No. 36， Lorong Kiambang，off Jin，Raja Uda Butterworth，Pulau Pinang，Malaysia。邮编13000。
损失数额： 55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爸爸是小贩，开杂货店，辛辛苦苦储下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合理赔偿给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这样才能安慰那些已经死去的受害者的在天之灵。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1日。
杨文龙
91． 受害者：
投诉人杨文龙之父。
投诉人资料：杨文龙（Yong Boon Leong），男，24岁，建筑工人，身份证号码为A1341672。现住718C，MK 3，Jalan Balik Palau，Ayer Hitam，Penang。
损失数额： 12200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积下了12200元的日本军用香蕉票，当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钱变得毫无价值，在这些钱的票面上都写着“保证兑换”的字眼。日本政府必须赔偿给我们这些受害者，这才是公平的。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3日。
叶耀堂
92． 受害者：
叶珍（Yap Chor Tin），男，32岁，小贩。
投诉人资料：叶珍之子叶耀堂（Yap Yoon Tong），46岁，小贩，祖籍广东惠阳，身份证号码为0107012。日本侵占时住Bakar Arang， Sungai Patani，Kedah。现住No. 2813 Lorong Sekasih 6A/1, Taman Selasih，Kulim，Kedah。邮编09000。
损失数额： 8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小贩，辛辛苦苦储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应该尽快履行诺言，给我们兑换军票，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7日。
叶振华
93． 受害者：
投诉人叶振华之祖父，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叶振华（Heap Chin Hua），男，39岁，技工，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4842654。现住D201，Taman Sri Tandop，Batu 3，Sungai Korok，Alor Setar，Kedah。邮编05400。
损失数额： 25300元。
投诉内容：这笔钱是我祖父留下来的，原因不祥。我父亲提起过，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期间，我祖父是一位做杂货生意的小商人，辛辛苦苦保存下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25300元。自从日本政府战败以后，一走了之，不负任何责任，也没有任何交代，这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再说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国家金钞票是有印证的，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受害者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够负起责任，收回政府的金钞票，这样日本国家才有民主可言。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2日。
张京水
94． 受害者：
张四芳（Teoh Soo Hong），男，4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张四芳之子张京水（Teoh King Chooi），58岁，退休，祖籍福建龙溪，身份证号码为0758913。日本侵占时住Kota Sarang Semut，Kedah。现住172，Taman Mahawangsa，Seberang Jalan Putra，Alor Setar，Kedah。邮编05150。
损失数额： 10900元。
投诉内容：父亲为生意而日夜奔跑，废寝忘食，流血又流汗，终于存下了一笔血汗钱，本来想从此可以安享晚年。孰料日本帝国政府在原子弹的威力下投降，军用票也随之变成了废纸，父亲一生的积蓄也付之东流。身为儿子的我，恳求日本现任政府，基于人道的立场，对于拥有军用票的人给予合理的赔偿，以减轻日本军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1)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陈亮锡
95． 受害者：
陈东岳，男，58岁
投诉人资料：陈东岳之子陈亮锡（Tang Liang Tick），28岁，小贩，身份证号码为0427833。日本侵占时住Simpang Ampat，Alor Setar，Kedah，现住No. 48，Batu 51/2，Simpang Empat，Alor Setar，Kedah。邮编06650。
损失数额： 6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军用票不被承认。这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票是我父亲的血汗钱。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1日。
刑竞海
96． 受害者：
刑榖花，男，73岁。
投诉人资料：刑榖花之子刑竞海（Heng Kheng Hai），68岁，退休，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0776556。日本侵占时住No. 6 Jalan Marbok，Sungai Petani，Kedoh，Malaysia。现住No. 270 Jalan Hospital，Sungai Petani，Kedah，Malaysia。邮编08000。
损失数额： 40610元。
投诉内容：二战期间，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时候，为了养活全家，我父亲被迫卖胶园，做生意。当时发行的是日本军用香蕉票。在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以后，日本政府从占领地撤军，这导致我们遭受了很多的苦难和痛苦，当时我们都依靠日本军用票在生活。后来我被告知日本政府会承认这些军用香蕉票，并且保证能够按照币面价值兑换成马币。我欣赏日本政府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我希望我保存了50年的香蕉票都能够得到补偿。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日本人民受到大家的尊重，听说日本政府致力于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人权和民主，我很高兴。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他们的诺言，对我们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7日。
陈宗缘
97． 受害者：
陈坤德（Tan Khoon Teik），男，86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陈坤德之子陈宗缘（Tan Teong Ean），男，62岁，退休，祖籍福建思明，身份证号码为0087570。日本侵占时住68，Pekan Mekayu A/S Kedah Malaysia。现住D249，Kawasan Perumahan Awam Mergong，Alor Setar，Kedah。邮编06250。
损失数额： 10万元左右。
投诉内容：我叫陈宗缘，向日本政府为我家族成员和我在日治期间所受的苦难提出赔偿要求。在日治期间，我家里人和我都遭到日本士兵的不公平对待，由于缺乏粮食造成营养不良。同时，人们都被强迫使用日本帝国政府发行的“军票”来代替被禁用的英镑。战争结束以后，当时是小商人的父亲陈坤德（已经去世）去世时留下了一大笔日本“军用票”，这笔钱被他的大儿子——我继承了。在这些军用票上印着“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按照我现在所拥有的总数不下于10万元的“军用票”，赔偿给我们同等数额的马来西亚林吉特。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2日。
林连金
98． 受害者：
林连金（Lim Bian Kim，Lim Lian Kim），男，80岁，退休，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码为0088266。日本侵占时住Sungai Korok，Alor Setar，Kedah Malaysia。现住No. 210，Sungai Korok，Alor Setar，Kedah Malaysia。邮编05400。
投诉人资料：林连金之女林秀娇（Lim Siew Kiou），38岁，书记。
损失数额： 27280.5元。
投诉内容：我的父亲林连金今年已经80岁了，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做鱼行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和我们兑换军票，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6月26日。
郑新国
99． 受害者：
郑祖音，男，48岁，小贩。
投诉人资料：郑祖音之孙郑新国（Teh Sin Kok），41岁，打工，祖籍福建漳州，身份证号码为4473246。日本侵占时住5 1／2 Rutu Simpang Empat Alor Setar Kedah Malaysia。现住643 Lrg Kota Makmur 8/1 Taman Srz Kota Kedah Malaysia。邮编06600。
损失数额： 23585元。
投诉内容：在二战期间，日本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我祖父是个商人，辛辛苦苦地积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然而，日本从马来西亚撤走以后，所有23585元香蕉票变成了废纸。在当时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损失。我们辛苦地赚来这些钱，但是一夜之间我们成了穷人，变得一无所有。在香蕉票上，日本政府有印证保证给予兑换，因此我们一直保存着这些香蕉票，直到最近，我们才知道日本政府有承诺赔偿的。因此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给我们兑换香蕉票。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经济科技发达的强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然而，这对我们意味着很多。
投诉日期：1994年6月2日。
纪锦江
100． 受害者：
投诉人纪锦江之父。
投诉人资料：纪锦江（Kee Kim Kang），男，43岁，农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8106479。日本侵占时住Padang Lembu Gurun Kedah。现住No 10 Padang Lembu Gurun Kerah。邮编08330。
损失数额： 103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个渔夫。他为了使他的家庭成员在一起生活而辛劳工作。当时在马来西亚使用的是日本军用香蕉票。二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我父亲积下了103000元香蕉票。日本投降以后一走了之，没有给我们任何交代，害惨了我们老百姓。当年很多老百姓无知，把香蕉票当成了废纸。如今我们受害者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给我们兑换军用香蕉票，否则的话，日本国家根本就是强盗国家，不配谈民主、人权，希望日本政府尽快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这样才可以维护国家的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6月6日。
林浮栳
101． 受害者：
林浮栳（Lim Poo Low），男，73岁，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3029891。日本侵占时住Kampang Kuai，Jawa，Padang Lalang，Kota Setar，Kedah。现仍住此地。
投诉人资料：本人。
损失数额： 40000元。
投诉内容：我希望将我现在所拥有的4万元香蕉票兑换成马来西亚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单位)，这些钱是二战期间日本军队跟我们买东西时付给我们的。然而，日本军队投降以后，这些军票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价值，这对我们受害者很不公平。我希望日本军票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并且能将这件事转告给日本当局。
投诉日期：1994年7月4日。
李天荣
102． 受害者：
Lee Kong Fong李功芳，男。
投诉人资料：Lee Kong Fong 李功芳之子李天荣(Lee Thean Yoong)，73岁，失业，身份证号码为0121027。日本侵占时住No. 123，Kampong，Lallang，Baling，Kedah。现住No. 123 Kg Lallang，Baling Kedah。邮编09100。
损失数额： 18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农民，他在Kampong，Lallang，Baling，Kedah拥有一家商店，我帮助他管理业务，日本军用香蕉票是当时惟一使用的货币。在商品交易中，我们存下了总数为18000元的一笔香蕉票，在英国重新统治马来西亚时期，这些香蕉票成了一堆废纸。如今本人年老失业，急需资金。谨此函达贵国现任政府，务必履行日本占领期间所作的承诺，赔偿给本人的损失。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2)
投诉日期：1994年7月3日。
黄蕊
103． 受害者：
黄蕊，女，83岁，水果贩。
投诉人资料：黄蕊之孙丘奎贤（Khoo Kooi Hean），35岁，建筑工人，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5786983。日本侵占时住32 Jalan Jetti Lama B?worth P.W。现住1528，Taman Keladi, Lorong Angsana 43，Sungai Petani，Kedah。邮编08000。
损失数额： 24737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祖母卖水果，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祖母的血汗钱，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给我们兑换军票，尽早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6日。
林美菁
104． 受害者：
洪理贤（Ang Lee Hianga），男，3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洪理贤之妻林美菁（Lim Mooi Cheng），70岁，家庭妇女，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240109025088。日本侵占时住Pekan Pokok Sena Kedah。现住C/O 172 Taman Mahawangsa Alor Setar，Kedah。邮编05150。
损失数额： 20000元。
投诉内容：我与先夫辛勤地工作，才储蓄到2万元军用票，很不幸，日本政府在1945年向盟军投降，使我们拥有的军用票变成了废纸，因此日本政府必须对我们的损失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6日。
黄毓煌
105． 受害者：
黄武元，男，30岁，烟店老板。
投诉人资料：黄武元之孙黄毓煌（Ng Seok Huang），38岁，商人，祖籍广东潮州朝阳，身份证号码为8201395。日本侵占时住86 Jalan Raya Serang Kedah 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0980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祖父在Kangar，Perlis拥有一家烟厂，他是这家烟厂的老板，但是他不得不辛勤经营这家工厂来养活每一个人。1945年日本政府投降以后，就在一夜之间，日本货币香蕉票成为了一堆“废纸”，他的工厂和所有钱都成为了过去。我们至今仍然拥有价值3万元的香蕉票，现在他的孙子代替他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求，要求把我祖父在日治期间失去的钱财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6月12日。
张致祥
106． 受害者：
张自守，男，50岁，树胶园园主。
投诉人资料：张自守之子张致祥（Chong Tee Seong），男，49岁，书记，祖籍广东丰顺，身份证号码为0798584。日本侵占时住Labu Besar，Kulim，Kedah。现住No. 375，Lorong Cengai Merah，Taman Bersatu，Kulim，Kedah Darul Aman。邮编09000。
损失数额： 13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卖掉胶园存下了13万元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不肯承认，这对我们受害者来说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们辛勤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3月5日。
郑元增
107． 受害者：
投诉人郑元增之父。
投诉人资料：郑元增（Teh Guan Cheng），男，44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3569667。现住No. 13，Jalan Besar Btg Melaka，N. Sembilan，Malaysia。邮编73300。
损失数额： 11628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发行香蕉票时都保证可以兑换。希望日本政府赔偿给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2日。
石芳
108． 受害者：
投诉人石芳之父。
投诉人资料：石芳（Cheok Hong），男，46岁，商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3404904。日本侵占时住Lukut。现住Lot 1854 Main Road Lukut，Post Dickson N. Sembilan。邮编71010。
损失数额： 4000多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经商的，辛辛苦苦存下了4000多元香蕉票。这些钱在日本投降以后却都无法使用，给我们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体谅我们，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0日。
黄亚娇
109． 受害者：
投诉人黄亚娇之父。
投诉人资料：黄亚娇（Wong Ah Kiew），女，56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三水，身份证号码为2491692。现住27D，Kampung Kinching，Ulu Temiang，Seremban，Negeri Sembilan。邮编70200。
损失数额： 14500元。
投诉内容：我请求日本政府将我们受害者的日本军票兑换成马来西亚林吉特。我的日本军用票是我的父亲留给我的。在二战期间，我的父亲做木匠，工作非常辛苦，好不容易积下了一笔钱。但是不幸的是，这些钱不能再用了。这些钱就留给了我，他希望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够将它兑换成马来西亚林吉特（马币），共有14500元。
投诉日期：1994年4月30日。
陈明远
110． 受害者：
投诉人陈明远之父。
投诉人资料：陈明远(Tan Bing wah)，男，58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0891867。现住280E Temiang Road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0200。
损失数额： 1949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祖父卖胶园和其他财产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然而日本投降以后，日本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安慰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的心灵。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9日。
黄天麟
111． 受害者：
投诉人黄天麟之祖父。
投诉人资料：黄天麟（Wong Thian Li），男，38岁，商人，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证号码为5145925。现住NO.56 Main Road Batu Kikir，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200。
损失数额： 9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祖父是一个胶园的经营者，为了养活家人，他工作十分辛苦。当二战结束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的祖父还拥有香蕉票9000元。在香蕉票上，日本政府有印证，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我们衷心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给我们受害者家属兑换军票，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6日。
王家和
112． 受害者：
投诉人王家和之父。
投诉人资料：王家和（Ong Kah Hoe），男，62岁，退休，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320506085105。日本侵占时住No. 11，Market Road，Trong，Taiping Perak，Malaysia。现住68F，Jalan Lister Kuala Pilah N. Sembilan。邮编72000。
损失数额： 1079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父亲经营杂货店，为了养活家人，他工作十分辛苦。当二战结束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父亲还拥有香蕉票9000元。这些香蕉票在日本投降之后变成了废纸，我们家顿时陷入了贫困，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和伤害。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5月9日。
魏仕炳
113． 受害者：
魏微山，男，9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魏微山之子魏仕炳（Nee San Beng，Ngai Soy Heng），56岁，退休，祖籍海南文昌，身份证号码为0884117。现住10A, Jalan Temiang，Seremban Negeri Sembilan，Malaysia。邮编702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3)
损失数额： 1144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开咖啡店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然而日本投降以后，日本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跟我们这些拥有香蕉票的受害者家属兑换，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5日。
廖关生
114． 受害者：
廖保，男，6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廖保之子廖关生（Lem Kim Sang），男，51岁，商人，祖籍广东高州，身份证号码为3567396。日本侵占时住森州万茂。现住No.13 Lorong 1，Taman. K.S.M. Bahau,N.S.。邮编72100。
损失数额： 20万元。
投诉内容：战争带给国家不安宁，国破民亡，亲人之间生死离别，这一切都是日本大帝国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时期迫使我们使用日本军用香蕉票的结果。战败以后日本军票没有了任何价值，人们只能用以物换物来维持生计，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生命也朝不保夕。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6日。
杨日生
115． 受害者：
杨德（Yang Teck），男，42岁，割胶工人。
投诉人资料：杨德之子杨日生（Yang Nyak Sang），46岁，泥水扎铁，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0239997。日本侵占时住Port Dickson，Lukut，Negeri Sembilan。现住477，Taman Sri Mawar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邮编70450。
损失数额： 6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父亲杨德在他42岁时去世了，作为一个割胶工人，他拥有一部分胶园。当时我们家拥有一定的日本香蕉票。很不幸地，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变成了一堆废纸，我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日本政府应该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30日。
郭谭胜
116． 受害者：
郭谭胜（Kok Tam Sing），男，75岁。
投诉人资料：郭谭胜本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1301380。日本侵占时住No. 155 Green Ward Mantin N.S.。现住No. 185 Green Ward, Wantin N.S.。邮编71700。
损失数额： 94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政府统治马来西亚的44个月中间，我出卖了我的财产来做生意，直到日本投降。结果日本香蕉票变得毫无价值，我的血汗钱变成了一堆废纸，这让我感到万分痛心。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9日。
李俊开
117． 受害者：
李切，男，62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李切之子李俊开（Lee Choon Kai），75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3571763。日本侵占时住No.7 Jalan Besar, Perak Chuan, Port Dickson，现仍住此地。邮编71960。
损失数额： 11000元。
投诉内容：自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马来西亚时，我们全家人搬迁到胶园内，不幸家父被毒蛇咬了一口，伤重。当时苦难重重，因此出售树胶园一段，用作医药费及生活费用，留下万余元的香蕉票。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但是它并不是亡国。马来西亚人民的血汗钱，日本人不应该不承认，应该履行承诺，予以兑换。
投诉日期：1994年3月8日。
曾寿
118． 受害者：
曾寿（Chen Shu），男，82岁，退休，祖籍广东惠阳，身份证号码为0240265。日本侵占时住Hosapa，Titi，Jelebu.N.S.。现住66，Jalan Dato Moyang Salleh，Kuala Klawang， Jelebu，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邮编71600。
投诉人资料：曾寿本人。
损失数额： 15000元。
特殊经历：我的胞兄遭到日军杀害，他叫曾宁发，当时20岁，在于郎郎耕有5英亩的香蕉芭，但是他还是和父母一起住在知知港，河沙坝。他在于郎郎蕉芭工作时惨遭日军先锋队屠杀，沉冤50多年未雪，现在向日本申诉。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把店屋卖掉，改行做农夫和经营小贩，辛辛苦苦，省衣节食。我父亲为一家九口的生活奋力工作，挨了三年多，稍有积蓄，但是所赚的都是日本军用香蕉票，这是日本政府发行的，日本政府发行的军用钞票正面印有保证兑换的字眼，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竟然变成废纸，导致我父亲欲哭无泪。我们一家大小做了三年多，只赚到这些废纸。这些军用香蕉票保存至今，50多年完好无损，共有15000元，希望日本政府遵守保证兑换之诺言，兑换回马来西亚的钞票，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0日。
陈玉莲
119． 受害者：
陈玉进，男，28岁，农耕。
投诉人资料：陈玉进侄女陈玉莲（Tan Nyok Lun），退休，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281120055000。日本侵占时住Pedas，N.S.。现住35，Jalan Besar，Mantin，N. Sembilan。邮编71700。
损失数额： 5000元。
投诉内容：1942年2月，我的叔叔管理胶园时，在胶园内被日本军人杀害了。行凶的日军为先锋队。当时他存下了5000元的日本军用香蕉票，这些钱由我保管至今，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给我兑换成马币，赔偿我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2日。
120． 受害者：
李华富，男。
李文雅
投诉人资料：李华富之子李文雅（Lee Woon Yah），商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3054762。现住41，Jalan Besar，Mantin，N. Sembilan Darul Khusus。邮编71700。
损失数额： 4万元左右。
投诉内容：我叫李文雅，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这是一家从我父亲手里接收下来的店铺。在二战以前，我们这家店是Mantin镇上惟一的一家，因此我们积下了很多钱，但是不幸的是，因为日本占领了马来西亚，我们的商品卖出去以后，得到的是日本军用香蕉票。因为日本那香蕉票在日本投降以后无法使用和进行交易，我们的店破产了，我们感到伤心和困惑。当时，整个家庭都陷入悲伤，只能从头再来，因此损失无法计算。基于公平和人道的考虑，日本政府应该接受我们的日本军用票，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吴景桔
121． 受害者：
吴锦运，男，60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吴锦运之子吴景桔（Goh Keng Ngoh），59岁，店员，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0856237。日本侵占时住Melaka。现住No. 10 Rumah Rakyat，Gemenchih，N.S.，Malaysia。邮编73200。
损失数额： 12495元。
投诉内容：1942年2月15日下午5点，日本占领了新马。我的父亲是一位小商人，他辛辛苦苦地积下了12495元的日本香蕉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他们一走了之，没有任何交代，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赔偿，将军票按照一定的比例兑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马币。
投诉日期：1994年7月5日。
Poh Leong Chiew
122． 受害者：
投诉人Poh Leong Chiew的叔叔。
投诉人资料：Poh Leong Chiew，男，59岁，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0218536。现住272F，Jalan Tuanku Antat，Rahang Kecil，Seremban，N.S.。邮编70100。
损失数额： 16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的叔叔是位商人，他存下了16000元香蕉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这些钱全成了废纸。每一张日本军票上面都印有“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损失。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4)
投诉日期：1994年8月7日。
黄振
123． 受害者：
黄振（Wong Chin），男，小园主。
投诉人资料：黄振之子黄观霖（Wong Koon Lam），男，53岁，小园主，祖籍广东北流，身份证号码为0923814。现住412 Sungai Klau Raub Pahang Darulmakmur。邮编27630。
损失数额： 6000多元。
投诉内容：在1945年以前，日本控制了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当时，我父亲黄振被迫卖掉了大部分胶园。我父亲捐了一部分钱给日本政府作军费，剩下部分自己留用。在我们国家光复以后，我们已经储蓄了很多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但是我们不能在我们国家使用这些军用票了。当时我们全家人因为这些日本军用票失去了它的价值，不能再使用而对生活感到非常失望。我们损失了很多东西。上次日本政府向我们保证今后会给我们兑换香蕉票的。因此，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兑现诺言，把我们的军用票兑换成马币，而不要使我遗憾终身，这样也能给日本国家挽回一些声誉。
投诉日期：1994年3月6日。
蓝金
124． 受害者：
蓝石秀，女。
投诉人资料：蓝石秀之子蓝金（Lam Kim），57岁，金矿，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1654532。现住238 Sungai Lui N/ V Pahang Raub Malaysia。邮编27600。
损失数额： 84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辛辛苦苦工作，存下了8000多元的香蕉票。我母亲保存至今。日本政府应该还我父母的血汗钱，只有这样，日本政府才能维护国家形象，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3月6日。
陈金池
125． 受害者：
投诉人陈金池之父。
投诉人资料：陈金池（Tan KimTee, Tan Hock Seng），男，56岁，传销商，祖籍福建厦门，身份证号码为3091841。日本侵占时住Bangan Serai，Perak，Malaysia。现住T7, Kampung Sempalit，Raub Pahang Darul Makmur，Malaysia。邮编27600。
损失数额： 4万元。
投诉内容：当时，先父是当地的闻人（当时俗称侨领），他变卖财产换回几麻袋的日钞，无可否认的，这是先父的血汗钱。日军走了，当时的日钞也变成了废纸，所以母亲就要把它烧掉，幸亏先父发现得早，抢回40张遗留下来，我一直把它看作是纪念品保留着。虽然日军走了，但是现在的日本政府还是要负起责任的，因为日钞票面上写着“日本政府保证兑换”，这很明显地指出日本政府等待持有者来索取。现在就是索取的时候了。日本政府可以赔偿给英国与菲律宾，同样的原因，当然也应该负起同样的责任，赔偿给马来西亚的日钞持有者。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2日。
王朱赐
126． 受害者：
王炳火，男，21岁，杂货店主。
投诉人资料：王炳火之弟王朱赐（Ong Choo Soo），58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8307089。日本侵占时住杨厝港，飞机坊路，第256号，Singapore。现住B2292，Taman Mirama，Jalan Haji Ahmad，Kuantan，Pahang。邮编25300。
损失数额： 42260元。
投诉内容：我们家有七兄弟和五姐妹，家庭幸福，环境良好。有开杂货店的、务农的、养猪的、养鸡鸭的，还有椰子园、大船等等。1942年2月14日，日本军队来村里将壮丁都抓去了，我家就抓去了五位，其中有我的一个兄弟王炳火，一去不回头，至今仍然生死不明。我的父亲被日军打成重伤，被迫将金器和英国纸币7600元给了日军。父亲重伤成疾，再加上失去儿子和金钱，家境逐渐败落，遭到重重打击，于1943年年底气绝去世。日军强迫供给食物、鸡鸭、猪等，有时给钱，有时不给钱。日军仗势欺人，百姓惟有忍气吞声。日军投降以后，用劳苦换来的香蕉票共有126000元，到现在共剩下42260元。日军使我父亲重伤去世，一兄失踪，生意、家庭破落，日本帝国保证可以兑换的军票变成了废纸。这些事情，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无法消失。对日本人应该和睦相处还是恨之入骨，就要看日本人的态度了。希望日本现在的政府能够赐还公道，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9日。
箫金燕
127． 受害者：
林木星（Lim Bok Seng），男，34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林木星之子萧金燕（Seow Yun），50岁，职业Rubber Tapper，身份证号码为0259539。日本侵占时住Mengkarak，Pahang。现住No. 1, Durian Tawar，Mengkarak，Pahang。邮编28200。
损失数额： 3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种稻米存下香蕉票3万元，这些都是他的血汗钱。可是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钱都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应该体恤受苦受难者的贫苦生活，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8日。
龙兆良
128． 受害者：
龙泽恩，男，72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龙泽恩之子龙兆良（Loong Siew Leong），53岁，发展商，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410721065077。日本侵占时住C152，Jalan Bukit Ubi Kuantan Pahang。现住C822，Jalan Kenanga，Off Bukit Ubi，Kuantan，Pahang Darul Makmur。邮编25200。
损失数额： 34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的父亲靠贩肉为生。经过数年的辛勤劳动，他存下了一些日本军用香蕉票。日本投降离开马来西亚以后，这些钱全变成了废纸。我的父亲在精神和其他方面都遭到了重大的损失。然而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军用香蕉票有印证，日本政府保证兑换。我们受害者已经保存了这些钱半个多世纪了，这次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这个世界经济强国能够基于经济实力的强大，国家民主、人权的信仰，以适当的利率给予我们受害者赔偿。我相信这些行动能够慰藉我们千百万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5日。
蔡依锰
129． 受害者：
蔡起俊（Chay Choong），男，83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蔡起俊之子蔡依锰（Chay EE Mong），40岁，商人，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证号码为8373944。日本侵占时住85，Quarry Road，Brinchang，Cameron Highlands，Pahang，现仍住此地。邮编39100。
损失数额： 96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期间，先父种菜兼经营土产生意，当时存有香蕉票数目很多，可是这些血汗钱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分文不值。现在所保存的只不过9600元。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依照钞票上的保证宣言，悉数赔偿给持款的受害者家属，而且有关的香蕉票是当时战乱时期所通用的官方钱币，理应由日本政府负责。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2日。
覃杰章
130． 受害者：
覃章（Jam Chong），男，4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覃章之子覃杰章（Cham Kit Cheong），50岁，商人，祖籍广西，身份证号码为1655951。日本侵占时住Kampung Kamando，Jasin Melaka，Malaysia。现住B72，Tiew Tan Garden，Jalan Aman，Temerloh，Pahang Darul Makmur，Malaysia。邮编28000。
损失数额： 614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和作小贩生意，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日之间，这些香蕉票变成了废纸，我们家庭遭受很大的损失。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7日。
林日盛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5)
131． 受害者：
林廷杰，男，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廷杰之子林日盛（Lim Jit Seng），55岁，商人，祖籍海南琼州文昌，身份证号码为3075867。日本侵占时住Paya Lang Triang Pahang Malaysia。现住10，Jalan Besar Taiang Pahang Malaysia。邮编28300。
损失数额： 21463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父亲是经营咖啡店的，含辛茹苦积蓄下军用香蕉票。在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对我等很不公平。幸好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们保存了50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给予我们受害者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2日。
罗茂龙
132． 受害者：
罗辉保，男，23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罗辉保之子罗茂龙（Low Boon Leng），55岁，农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3819503。日本侵占时住No. 136 Kampang Lian Seng 34300 Bagan Seral Perak，Malaysia。现住No. 17,Jalan Kuairi Brinchang Cameron Highland, Pahang。邮编39100。
损失数额： 2151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存有我公公经营农场存下来的军用香蕉票。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人这是很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诺言，给我们兑换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0日。
张亚利
133． 受害者：
陈稠娘，女，47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陈稠娘之子张亚利（Teo Ah Lee），74岁，农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2282623。日本侵占时住4294C Bukit Baru，Melaka，Malaysia。现住8043C Bukit Baru，Melaka，Malaysia。邮编75150。
损失数额： 89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母亲卖胶园、养猪、做农活，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使我们家财产遭受损失。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换回香蕉票，赔偿给我们这些拥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7日。
苏亚富
134． 受害者：
苏清恭（Soh Chin Khoon），男，商人。
投诉人资料：苏清恭之子苏亚富（Soh Ah Foo），70岁，退休，祖籍福建漳州，身份证号码为1768029。日本侵占时住28, Jalan Bunga Raya, Melaka，现仍住此地。邮编75100。
损失数额： 5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经营卤咸鱼的，全部咸鱼卖完后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投降以后宣布香蕉票不通用，我父亲听到消息以后，对他的精神和他的生意都造成了伤害，从此我父亲的身体慢慢地衰弱、生病，1952年就去世了。我去清理他睡房皮箱里的衣裤时发现香蕉票已经生出了白蚂蚁。那些被白蚂蚁蛀坏的香蕉票已经被拿去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但是我们还藏有一部分的香蕉票。这些钱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在香蕉票上面都有保证，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受害者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7日。
汤佩林
135． 受害者：
汤永谭，男。
投诉人资料：汤永谭之子汤佩林（Tong Phwee Lim），52岁，技工，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码为3048813。现住8，Jalan Tukang Best Melaka。邮编75200。
损失数额： 344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做酒饼卖，赚来了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投降以后，就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的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那么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这样日本政府才可以换回其国家的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4月6日。
刘燕娘
136． 受害者：
刘春水（Lau Soon Swee），男，78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刘春水之女刘燕娘（Lau Yan Niu），53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410107045068。日本侵占时住2770C,Batu 3, Semabok,Melaka，现仍住此地。邮编75050。
损失数额： 16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一位生意人（经营杂货店），他去世以后留给我很多的香蕉票日本钱，但是这些钱在日本投降以后已经不被他们承认了。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当时日本政府保证这些钱是有用的，但是，现在却不再承认。因此我希望现在的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把我们受害者手中的香蕉票兑换成马来西亚货币。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蔡耀川
137． 受害者：
蔡立成，男，55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蔡立成之子蔡耀川（Sua Yeow Chuan），24岁，商人，祖籍福建泉州，身份证号码为A 1923489。现住No 2293，Jalan Bt. Gajah,Merlimau,Melaka。邮编77300。
损失数额： 3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祖父卖胶园存下香蕉票日本钱，这笔钱留给了我父亲。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使我们的财产、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伤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所有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1日。
刘雅英
138． 受害者：
刘金桃（Low Kim Toh），男，81岁。
投诉人资料：刘金桃之孙刘雅英（Low Ah Eng），35岁，小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5625714。日本侵占时住3097J Batu 8 3/4,kampung Berangan Umbai Melaka，现仍住此地。邮编77300。
损失数额： 7299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祖父卖胶园换来了日本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把军用香蕉票换回马来西亚货币。
投诉日期：1994年5月29日。
王辉森
139． 受害者：
投诉人王辉森的祖父母、父母。
投诉人资料：王辉森（Wong Hui Shim, Wong Yun Fui），男，65岁，退休政府公务员，祖籍海南琼海，身份证号码为0192455。日本侵占时住No.70, Kampong Hulu Road Malacca, Malaysia。现住No.53I Ong Kim Wee Road Melaka。邮编75300。
损失数额： 188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军用票两地通用，当时我们被迫兑换“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香蕉票，现在我们要求以一元对一元的利率给予我们赔偿。我的祖父母和父母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南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期间染病，因为缺乏医药，先后逝世，遗留下英国殖民地时代通用的、价值极高的钱币2万多元，储备下来作为升学和生活之用。当日本统治新马时期，我们被通令兑换“军用香蕉货币”，市场才能通用。现在我尚存18800元军用票币。战后和平将近50年了，如以利息计算，利息比本金还要多。日本现在为强国之一，既然军用香蕉票上印有“大日本帝国政府”，那么现在的日本政府必须承认，必须以一元日本军用票换取新加坡币一元才能解决。
投诉日期：1994年6月18日。王先兴
140． 受害者：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6)
王明象（Ong Ming Chew），男，32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王明象之子王先兴（Ong Seng Sing），60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3325325。日本侵占时住Bt 8 Kampung Gelan Tj Keling Melaka。现住25 Jalan Zahir 22 Taman Malim Jaya Melaka。邮编75250。
损失数额： 76464.64元。
投诉内容：日军占领时期，我父亲务农，辛勤开垦，大量种植木薯和番薯。三年期间，获得不少利润，我父亲深感安慰。正当要展开拳脚改行从商时，未料日军突告投降，我们以血汗赚来的钱如此轻易失去，深感不值。我父亲当时留下的76464.64元香蕉票，我仍然完好保留至今，希望日本当局能够以目前的市场价兑换。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8日。林霓
141． 受害者：
林呈会（Lim Teng Hui），男，71岁，小园主。
投诉人资料：林呈会的孙女林霓(Lim Nee)，42岁，会计主任，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4328015。日本侵占时住1 1/2 Mile, Jalan Minyak Beku, Batu Pahat, Johor, Malaysia。现住185, Jalan Abu Bakar, Batu Pahat, Johor, Malaysia。邮编83000。
损失数额： 3867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公公种番薯、木薯、香蕉，养鸡和养鸭，辛辛苦苦储存下日本军用香蕉票38670元。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这些钱就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受害人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持有日本军用香蕉票者，大家合作，团结起来，目标一致，追回合理的票值是公平的、不过分的。日本政府应该给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3日。
齐垂菊
142． 受害者：
齐辉耀，男，商人。
投诉人资料：齐辉耀之女齐垂菊（See Sui Kiah），45岁，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490730015138。日本侵占时住马来西亚半岛柔佛笨珍。现住293，Jalan Alsagoff，Pontian，Johor Darul Takzim。邮编82000。
损失数额： 6495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经营一家咖啡店存下了日本钱，但是自从日本政府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些钱，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曾承诺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偿还我们的一切损失。这样才能挽回日本国家的名望。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2日
林保月
143． 受害者：
林裘茶，男，64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林裘茶之女林保月（Lim Poh Guat），27岁，教师，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A0754342。现住No 5，Jalan B,Tongkang Pecah，Batu Pahat，Johor。邮编83010。
损失数额： 约四五千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卖番薯和木薯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用我父亲的血汗赚来的，那时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日本政府发行的香蕉票既然保证可以兑换，那么日本政府就应该履行它的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3月17日。
沈光裕
144． 受害者：
投诉人沈光裕之父。
投诉人资料：沈光裕（Sim Kwang Joo），男，57岁，农民，祖籍福建绍安，身份证号码为3227438。日本侵占时住No 8 Jalan Kenetik Permas Kukup Pontian Johor，现仍住此地。邮编82300。
损失数额： 约20万元。
投诉内容：在二战时期，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发行了有印证的日本政府香蕉票。我父亲辛辛苦苦做生意，卖胶园存下了军用香蕉票，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大马许多人民都把日本印证的香蕉票当成废纸，以为不能再使用。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那么，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给我们兑换成马币，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3月3日。
赖球
145． 受害者：
赖球（Lai Kiew），男，86岁，退休，祖籍福建仙游，身份证号码为0033264。现住21，Jalan Chong Hwa，Kluang，Johor。邮编86000。
投诉人资料：赖球本人。
损失数额： 9165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帮助政府修建铁路，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香蕉票上有保证，可以兑换。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3月15日。
李荣
146． 受害者：
投诉人李荣和他的父亲。
投诉人资料：李荣(Lee Yong，Book Yong)，男，69岁，职业Kubber Dealek，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1892537。日本侵占时住142144 Jalan Kaya Serom 3Muar Johor，Malaysia。现住313 Serom，3 Sungai Mati Muar，Johor。邮编84410。
损失数额： 2842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和父亲经商存下了军用香蕉票，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走了之，没有任何交代，这可害惨了我们受害者。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那么日本政府就应该履行诺言，把我们受害者的军票兑换成马币，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8日。
叶瑞忠
147． 受害者：
叶仁德（Yap Teck），男，78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叶仁德之子叶瑞忠（Yap Sui Choon），39岁，商人，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码为4755678。日本侵占时住Batu 1 1/2 Jalan Mawai，Kota Tinga Johor。现住14，Jalan Jaafar，Kota Tinggi Johor Darul Takzim。邮编81900。
损失数额： 615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卖菜卖生果存下香蕉票日本钱61500元。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以后不肯承认，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3日。
谢亚添
148． 受害者：
谢亚添（Chia Ah Tian），男，90岁。
投诉人资料：谢亚添本人，祖籍广东潮州澄海，身份证号码为2254092。日本侵占时住Pt. Gantung，Pt. Jawa Muar Johor。现住Tc 88 Jln Cempelca PT Jawa，Muar，Johor。邮编84150。
损失数额： 6764元。
投诉内容：本人经营杂货店，做生意，因为战火燃起，家乡被日军侵占，我把店转送他人，从此一无所有，只存有香蕉票6764元。我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我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1日。
张丽珠
149． 受害者：
张金荣（Teoh Kim Tong），男。
投诉人资料：张金荣之女张丽珠（Teoh Le Choo），56岁，退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381017075036。日本侵占时住1162 Bukit Martagin。现住1 Jalan Bewahara Luar Chanh，Johor。邮编85400。
损失数额： 7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个小贩，存下香蕉票日本钱。 但是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这些钱全成了废纸，这使得我家遭受巨大的损失，给我父亲带来很大的打击。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2月7日。
李亚带
150． 受害者：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7)
李亚带（Lee Ah Tai），女，88岁。
投诉人资料：李亚带本人，祖籍广东鹤山，身份证号码为080306715088。日本侵占时住E22，New Village，Bidor，Perak。现住No 1 Jalan Angerek 20，Taman Johor Jaya，Johor Bahru。邮编81100。
损失数额： 15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丈夫挖锡矿，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废纸，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只有这样，才能安慰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心灵。
投诉日期：1994年7月6日。
巫庆惠
151． 受害者：
巫八音，男，38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巫八音之子巫庆惠（Goh Keng Hwee），61岁，退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0046342。日本侵占时住Bhtu Pahat Johor Malaysia。现住280 Lorong Kenanga Bt 36 Jalan Johor Pontian Johor。邮编82000。
损失数额： 82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军队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是做小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了香蕉票。可是日本军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4日。
亚生
152． 受害者：
吕全胜（Loi Chum Sing），男，39岁，小贩。
投诉人资料：吕全胜女婿亚生（Ah Sang），48岁，散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码为3053978。日本侵占时住Buloh Kasap，Segamat，Johor Darul Takzim，Malaysia。现住No 5，Jalan Abdullah，Buloh Kasap，Segamat，Johor。邮编85010。
损失数额： 278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岳父做小贩，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投降以后，一日之间变成废纸，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我们所有持有香蕉票的人。
投诉日期：1994年8月2日。
153． 受害者：
何荣宗，男，62岁。
投诉人资料：何荣宗女婿汤艾顺（Tung Ai Soon），32岁，售货员，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6904711。现住No 6715，Parit Ahmad，Jalan Bukit Pasir，Batu Pahat，Johore。邮编83000。
损失数额： 23123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岳父卖胶园存下香蕉票日本钱。我希望日本政府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只有这样，它才可以保存国家的美德，才可以维护国家的形象，才可以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8日。
彭福占
154． 受害者：
彭福占（Pee Hock Chiam），男，75岁，退休，祖籍福建同安沙美村，身份证号码为0692219。日本侵占时住Hock Seng Teck Sawmill Jalan Wayang，Kota Tinggi，Johor，Malaysia。现住11B，Jalan Wayang Kota Tinggi，Johor，Malaysia。邮编81900。
投诉人资料：彭福占本人。
损失数额： 63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给人做工，辛辛苦苦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的血汗钱，我感到万分痛心。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而且我认为日本政府也应当给予我们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2日。
陈其春
155． 受害者：
Tan See Jin，男，72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Tan See Jin之子陈其春（Tan Chee Choon），男，65岁，退休，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0033575。日本侵占时住No 19，Jalan Mersing，Kluang，Johor，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86000。
损失数额： 84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位农民。他把猪卖给了日本军队当局。结果这场交易让我爸爸积下了8400元日本军用香蕉票。今天这些钱由我继承下来。我真诚希望日本国家能够赔偿我父亲——一个战争期间的受害者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6日。
郑松林
156． 受害者：
郑元虎，男，90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郑元虎之子郑松林（Tee Siong Lim，Tee Siong San），54岁，胶工，祖籍福建德化，身份证号码为1582742。日本侵占时住加烘25号。现住P 370，Kahang Now Village，Kahang，Kluang，Johor。邮编86700。
损失数额： 20000元左右。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和胶片，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20000元左右。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是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这些钱都成了废纸，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如今，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8日。
157． 受害者：
黄雀，男。
黄南
投诉人资料：黄雀之子黄南（Ng Lam），53岁，工厂员工，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0741294。现住No 12，Bukit Mor Parit Jawa，Muar，Johor，Malaysia。邮编84150。
损失数额： 158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掉胶园，得到了15800元香蕉票日本钱。自从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不肯承认这些钱，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一切诺言，赔偿我们先人的一切损失，这样才能在国际上挽回国家的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0日。
赖昌明
158． 受害者：
投诉人赖昌明的祖父。
投诉人资料：赖昌明（Lai Cheong Beng），男，31岁，养殖，祖籍福建晋江，身份证号码为7031927。日本侵占时住柔佛州，笨珍，二河东。现住21，Jalan Balan Bukit，Taman Kota Yong Peng，Johor。邮编83700。
损失数额： 1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祖父卖掉胶园，得到了1万元香蕉票日本钱。自从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不肯承认这些钱，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一切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5日。
张金成
159． 受害者：
张金成（Teo Kim Seng），男，64岁，退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0040584。日本侵占时住No. 115A, Kampong Parit Besar, Jalan Kluang, Batu Pahat， Johor, West 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83000。
投诉人资料：张金成之子。
损失数额： 大约2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的父亲张金成是一个买土产的小商人，当时他存下了一大笔香蕉票。然而，当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变得毫无价值。当时，因为这个毫无预见的巨大损失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对未来丧失了信心，面临着很多困难，我们丧失了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指的是日本军票）。现在，日本经济发展程度很高，国家奉行民主、人权，因此，我盼望并且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合理的赔偿，将这些军用票兑换成马币。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6日。
刘德祥
160． 受害者：
刘发（Lew Huat），男，36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刘发之子刘德祥（Lew Teck Siong），55岁，商人，祖籍广东揭扬和婆，身份证号码为3516022。日本侵占时住E12，Kangkar Pulai, Johore，现仍住此地。邮编81110。
损失数额： 40000元。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8)
投诉内容：日治期间，我父亲是经营杂货店的，存下大批香蕉票日本钱。日本投降以后，他们不承认这些香蕉票，这是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在香蕉票上写有“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目前日本是一个经济强国。基于人道的精神，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能早日履行诺言，将这批血汗钱兑换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2日。关金荣
161． 受害者：
投诉人关金荣之父
投诉人资料：关金荣（Kwong Kim Earn），男，41岁，商人，祖籍福建兴化，身份证号码为8363243。现住102, Jalan Payamas, Tangkak，Muar, Johor。邮编84900。
损失数额： 32150元。
投诉内容：在日治期间，我父亲是经营自行车生意的小商人，当时，他存下了大量的香蕉票，也就是日本钱。但是自从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变得毫无价值。他扔掉了很多香蕉票，现在他仍存有32150元。在这些香蕉票上都印有日本政府保证兑换的字眼，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3月20日。
邱吉琳
162． 受害者：
投诉人邱吉琳之父
投诉人资料：邱吉琳（Hiew Hee Ling），男，58岁，劳工，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0744606。日本侵占时住Kota Tinggi Johor，现住80，Jalan Nagasari 4, Segamat Baru, Segamat, Johore。邮编85000。
损失数额： 307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做小生意，保留下来日本军用票。日本自从投降以后对这些军用票拒不承认，没有任何交代，一走了之，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当年所发行军用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所以日本政府应该履行你们的诺言，换回你们政府的香蕉票。如果日本国家不肯收回，那么日本国家还谈什么民主和法律，简直是一个强盗的国家，令人感到终身遗憾。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9日。
刘远希
163． 受害者：
刘朗山，男，5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刘朗山之子刘远希（Liew Yan See），76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0677205。日本侵占是住24 miles, Johor。现住No. B5 Sengkang N/V.，Kulai, Johor。邮编81000。
损失数额： 10400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期间，我父亲居住在24 miles, Johor，靠种植蔬菜和养猪存下了日本钱香蕉票10400元，并且保存至今。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早日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8日。
戴煌
164． 受害者：
戴庚（Tai Kang），男，46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戴庚之子戴煌（Tai Wong），72岁，退休，身份证号码为3012256。日本侵占时住124, Main Road, Senai Johor，现仍住此地。邮编8140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在二战期间，我父亲戴庚46岁，拥有一家杂货商店。在当时，整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被日本军队占领，因此使用的货币只有“日本军用香蕉票”。战争一结束，所有的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我们觉得这对我们这些拥有香蕉票的人很不公平。我要求日本政府早日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蔡亚九
165． 受害者：
投诉人蔡亚九之父，男，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蔡亚九（Chua Akaw），男，52岁，小贩，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3661178。日本侵占时住巴力士隆，现住8, Jalan Kedidi 3 Parit Sulong Batu Pahat, Johor。邮编83500。
损失数额： 12000元。
投诉内容：当日本投降以后，我父亲仍然拥有香蕉票12000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只有赔偿给我们这些拥有军票的人才是公平的。有军票为证，日本政府应该照此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9日。
李必存
166． 受害者：
投诉人李必存之父，男，农民。
投诉人资料：李必存（Lee Pit Choon），男，57岁，杂工，祖籍丰顺，身份证号码为3003607。日本侵占时住Pulau Tekong, Singapore。现住3319, Kg Pertanian Masai, Johore Darul Takzim, Malaysia。邮编81750。
损失数额： 12853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是一个农民，辛辛苦苦耕种积下了香蕉票12853元。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日。
刘再福
167． 受害者：
投诉人刘再福之父，男。
投诉人资料：刘再福（Law Chye Hock或者Liew Chai Fook），男，46岁，书记，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2472446。日本侵占时住No.8, Singapore Street,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现住No.33, Jalan Jaya 2, Taman Jaya Skudai, Johor Bahru,Malaysia。邮编81300。
损失数额： 20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一名杂货小商人，每天辛辛苦苦做一点小生意养活一家大小，虽然生活不富裕，但也积存了一笔2万多元的日本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军用香蕉票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是很不公平的。然而我们发现，日本帝国政府当年发行的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希望日本政府必须要遵守诺言，换回我们保存了50年的军用票，赔偿给我们这些受害者，以维护日本政府在世界上的声誉。
投诉日期：1994年5月6日。刘铁喜
168． 受害者：
投诉人刘铁喜之父，男，小贩。
投诉人资料：刘铁喜（Liow Tiat Hee），男，43岁，小商人，祖籍广东梅县，身份证号码为015241。现住35, Jalan Gunong, Bekok, Johore，邮编86500。
损失数额： 82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做小贩的，辛辛苦苦存下了8200元香蕉票。但是自从日本政府战败之后，一走了之，对香蕉票没有任何交代，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体谅我们受害者，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3日。
沈建国
169． 受害者：
投诉人沈建国之祖父，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沈建国（Sim Kian Kok），男，41岁，商人，祖籍福建诏安，身份证号码为8041525。现住RS 61, Jalan Rambutan, Off JalanTunku Bendahara, Muar, Johor。邮编84000。
损失数额： 67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治期间，我祖父买卖椰子，做生意，很辛苦。在日本军队撤出马来西亚以后，我祖父仍然保存有日本军用香蕉票，他以为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够给我们兑换。在香蕉票上写的很清楚：“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因此在我祖父临死之前，他把香蕉票交给了我，并且要我好好保存。我请求日本政府能够赔偿给我，因为这些都是我祖父的血汗钱。
投诉日期：1994年3月4日。
林永绪
170． 受害者：
林家成(Lim Kar Seng)，男，80有余。
投诉人资料：林家成之孙林永绪（Lim Yung Hsu），24岁，推销员，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1507070。现住No. 1, Jalan SS 22/39, Damansara Jaya, Petaling Jaya, Selangor，邮编47400。
损失数额： 40000元。
投诉内容：记得我小的时候，祖父告诉我，这些香蕉票日本钱是他卖掉他所有的胶园和其他的财产换来的。这些钱都是经过千辛万苦赚来的，是他的血汗钱。日本政府曾经说过，这些钱可以兑换，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保持国家的声望和荣誉，赔偿我们受害者所有的损失。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9)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1日。
171． 受害者：
许溪水（Koh Kai Swee），男，50岁，菜贩。
许鸿池
投诉人资料：许溪水之子许鸿池（Koh Fong Chee），60岁，司机，祖籍福建安县，身份证号码为3856140。日本侵占时住吉隆坡，现住25，Jalan 93, Kepong Baru, Kuala Lumpur。邮编52100。
损失数额： 10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菜买菜都是使用香蕉票，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该全数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6日。
黄年泰
172． 受害者：
陈寨前，女，76岁。
投诉人资料：陈寨前之子黄年泰（Ng Ne Tai），商人，祖籍福建福清，身份证号码为2169295。日本侵占时住Tanjong Karang，Selangor Malaysia。现住137 Jalan Besar，Tanjong Karang Selangor。邮编45500。
损失数额： 118214.5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母亲是农民，辛辛苦苦存下了118241.5元香蕉票。但是自从日本政府战败之后，一走了之，没有任何交代，这是很不公平的。如今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负责一切后果，给我们受害者兑换我们的血汗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1日。
赖继秀
173． 受害者：
赖继仁，男，32岁。
赖继秀，男，75岁。
投诉人资料：赖继仁弟弟赖继秀（Lai Kee Siew），75岁，退休，祖籍广东赤溪，身份证号码为0510436。日本侵占时住双溪大年街场，现住581，Jalan 20，Ampang New Village, Selangor。邮编68000。
损失数额： 3423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时期，我在双溪大年的街场做轮胎生意，开了一间店。每天辛苦工作，换取酬劳。但是，当时我的血汗钱都买不到粮食，家里的妻儿被迫吃干粮、番薯、木薯等。所存的香蕉票如同一堆废纸！由于这些香蕉票是我辛苦赚来的血汗钱，虽然在日本人投降以后化为乌有了，可是我还是舍不得丢弃。另外，我的胞兄曾经在日治时期被迫到安德曼岛去工作，建筑“死亡铁路”，不久患病，返家后就死亡了。现在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将我以及我家族所受的损失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4日。
颜联池
174． 受害者：
颜荣家，男，69岁。
投诉人资料：颜荣家之子颜联池（Gan Lian Tee），42岁，厂长，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4385329。日本侵占时住No 48 Jalan Besar，Pekan Johol Negeri，Sembilan，73100。现住No 57 SS 2/24 Sea Park Petaling Jaya，Selangor，Malaysia。邮编46000。
损失数额： 35000元。
投诉内容：我们要求兑换在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们被迫使用的军用香蕉票。当时我们的父亲是一名胶园的商人，而日本军用票是当时惟一能够使用的货币，我们被迫在交易中使用这种惟一的货币。然而，随着日本政府向英国投降，这些钱变得毫无价值。我们毫无选择，只能烧掉或者是保存下这些钱。我们烧掉了剩下的很多香蕉票，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废纸，而且我们感到我们所有的努力和辛勤劳动都白费了。因为付给我们的工资和买卖商品都是这种香蕉票。我们一共留下了35000元日本军用香蕉票。在每一张军票上都有印证，日本政府保证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负起责任，对我们这些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5日。郑明坤
175． 受害者：
庄养娘（Chng Yeong Neo），女，60岁，家庭妇女。
投诉人资料：庄养娘之孙郑明坤（Teh Beng Khoon），55岁，报馆公关，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码为1076099。日本侵占时住吡叻州安顺埠对面港双溪泗厘农村避难（Refugees Camp at Sungai Suli Village，Teluk Anson，Perak）。现住Blok 5，5410，Jalan 5/149B，Taman Sri Petaling Kuala Lumpur, west Malaysia。邮编57000。
损失数额： 8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的祖母和母亲卖了一块芭地，存下了8000元日本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些香蕉票，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30日。
方越冬
176． 受害者：
方钦院，男，36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方钦院之子方越冬（Hng Keok Seng，Fang Yet Tong），69岁，退休，祖籍福建潮州普宁，身份证号码为3914865。日本侵占时住21 Bandar Bahru，（Jin Market）Kedah，Malaysia。现住10 Jalan Nyaman 12，Bukit Indah，Jalan Klang Lama，Kuala Lumpur，Malaysia。邮编58200。
损失数额： 76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父母亲是经营杂货店生意的，一生劳累，辛苦经营，存下了7600元日本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一日之间这些香蕉票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8日。
杨玉娇
177． 受害者：
黎源，男，80岁，做木桶生意。
投诉人资料：黎源之媳杨玉娇（Yong Yoke Kiow），53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惠州，身份证号码为7895806。日本侵占时住Sungai Rayung，Ampang，Kuala Lumpur。现住No 201，Blok 16，Jalan 6/1，Seksyen 6 Shah Alam，Selangor Darul Ehsan。邮编40000。
损失数额： 552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家翁做木桶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当日本军队撤退回日本本国前，日本政府答应我们这些马来西亚的居民，所有的日本钱都会给我们兑换回来的。家翁一直在盼望有一天他的血汗钱能够要回来。但是直到今天，家翁的愿望也没有实现，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他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5日。
陈英旺
178． 受害者：
陈亚克，男，72岁，司机。
投诉人资料：陈亚克之子陈英旺（Teng Eng Guan），34岁，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5857217。日本侵占时住52，Kg Paya，Kluang Johore。现住8119 Tailian Miharja Cheras Kuala Lumpur。邮编5610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在统治我们马来西亚期间，对我国人民残杀、迫害，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在人心惶惶的统治时期，不知有多少大马人吃尽苦头，甚至有的家破人亡。那不是金钱和时间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站起来向日本政府要回一些公道。我父亲自己赚回来的血汗钱都是日本的军用香蕉票，至今没有兑换，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必须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4日。
许良琦
179． 受害者：
许孝烈（Khoo How Lee），男，75岁，小贩。
投诉人资料：许孝烈之子许良琦（Khoo Liam Khay），44岁，电器技工，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3416756。现住191 A，Sentul Pasar，Kuala Lumpur。邮编51000。
损失数额： 308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父亲是做小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人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一切诺言，给我们兑换香蕉票。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20)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3日。
萧素芬
180． 受害者：
陈世坚（Chin Sew Kim）
投诉人资料：陈世坚之女萧素芬（Siau Soo Hoon），38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福州，身份证号码为5086500。现住69，Jalan 18，Desa Jaya，Kepong，Kuala Lumpur，Selangor。邮编52100。
损失数额： 55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卖胶园存下了香蕉票。那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子，我们度日如年，寝食难安，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情景实在是苦不堪言。但是，日本战败投降以后不肯承认军票，这对于我们众多的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现在的日本是经济强国，是应该有能力偿还我们受害者的血汗钱的，应该以人道的立场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谢桂兰
181． 受害者：
谢某，女。
投诉人资料：谢某之女谢桂兰（Chia Kai Lan），48岁，家庭妇女，祖籍广东番禺，身份证号码为7762402。现住74，Jalan Talalla K Lumpur。邮编50460。
损失数额： 13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姑母（养母）当女佣存下了大概1万多元的香蕉票日本钱。但是自从日本战败投降以后，香蕉纸币却不被承认及使用。虽然如此，我们并不舍得将她老人家所剩下的血汗钱烧掉或毁灭，希望有朝一日，日本政府会给我们赔偿，那么这些纸币也就不会毫无价值，成为废纸。
投诉日期：1994年3月7日。
林祝和
182． 受害者：
吴义娇，女。
投诉人资料：吴义娇之子林祝和(Lim Chok Hua)，43岁，商人，祖籍广东汕头，身份证号码为4131742。日本侵占时住35，Jalan Bangsar Kuala Lumpur，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59200。
损失数额： 约10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母亲开杂货店，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自从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不肯承认香蕉票，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承担一切责任，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这样才能在国际上挽回国家的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9日。
黄仪文
183． 受害者：
黄连才，男，80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黄连才之孙黄仪文（Francis Wong Yee Vun），26岁，查账员，身份证号码为H0680300。日本侵占时住P0 Box 88，Beaufort 8980F，Sabah。现住97，Jalan Melur 11 Taman Melur Ampang Selangor。邮编68000。
损失数额： 6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公公是小贩，存下6万多元香蕉票日本钱。日本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6日。
陈清源
184． 受害者：
陈春成，男，78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陈春成之子陈清源（Tan Cheng Guan，Tan Bee Tee），53岁，小贩，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410706045035。日本侵占时住万里望（马六甲野新）。现住No A100，Tmn Sri Jaya，Tanjong Karang。邮编45500。
损失数额： 1037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以养牛为生，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香蕉票上都保证可以以1元兑换如今的马币1元。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换回所保证的军用香蕉票，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5月8日。
沈荣意
185． 受害者：
沈振益（Sim Chen Ee），男。
投诉人资料：沈振益之子沈荣意（Sim Eng Ye），65岁，退休，祖籍福建厦门，身份证号码为1173113。日本侵占时住Kuala Langat Sel。现住28 Lebuh Gambuh Kam 3 Taman Desawan Klang Sel。邮编41200。
损失数额： 17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卖胶园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5日。
许玉扁
186． 受害者：
许忠义，男，杂活和捕鱼。
投诉人资料：许忠义之女许玉扁（Koh Geok Pee），56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7919214。现住37 Lorong Pandangan Kampong Raja Uda Port Klang Sel。邮编42000。
损失数额： 30000多元。
投诉内容：1942年日军侵略大马半岛时期，当时我才10岁，日军十分残忍，滥杀无辜，真是人神共愤。还记得当年日军毁了我的家园，我眼看着自己最亲的亲人和同胞全被杀害了。为了逃避日军的杀害，我们只有四处逃难，躲在香蕉芭地里，忍饥挨饿，每天眼看着日军捉走女人，先奸后杀；男的被捉去后强逼灌涨肚子以后当球踢打，直到被折磨致死。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经营杂货店的，为了逃难不得不把杂货店卖掉，辛辛苦苦的存下了一笔钱，那是我父亲的血汗钱。日军不单单杀害无辜，欺诈人民的血汗钱，还强迫交纳奉纳金。现今的日本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基于人道的立场应该给予我们一个合理的赔偿，所以希望日本政府履行诺言，给我们所有蒙难同胞家属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5日。
孙美英
187． 受害者：
郑玉维，男，68岁。
投诉人资料：郑玉维妻子孙美英（Soon Bee Eng），66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2170910。日本侵占时住18，Batu 7 3/4，Tonjong Karang，Selangor。现住6，Jalan Rejang 14，Setapak Jaya，Kuala Lumpur。邮编53300。
损失数额： 2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夫妇靠种菜卖菜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始终不肯承认香蕉票，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们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给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张招玉
188． 受害者：
张司仲，男，75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张司仲之女张招玉（Diong Chiew Yoke），30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福州，身份证号码为7422062。日本侵占时住416，NewVillage，Kampong Koh Sitiawan，Perak。现住No 2 Jalan 17，Ampang Sriwatan Kuala，Lumpur。邮编68000。
损失数额： 7000元。
投诉内容：自从日本帝国政府侵略新马半岛后，日本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我父亲做小生意，存下血汗钱，虽然只有区区7000元，但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走了之，不负责任，对香蕉票没有任何交代，这很不公平。我们希望日本国家良心发现，换回香蕉票，赔偿我们这些受害者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3月25日。
白瑞标
189． 受害者：
白成根（Peh Chen Kong），男，80有余，树胶工人。
投诉人资料：白成根之女白瑞标（Peh Swee Peow），54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0398159。现住No 1，Jalan SS 22/39，Damansara Jaya，P.J.Selangor。邮编47400。
损失数额： 40200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卖了胶园和产业，换来了香蕉票日本钱。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每一张钞票上都被血汗浸透了，这是不容易赚到的。父亲告诉我，要我好好保存，因为日本政府曾经许下诺言，这些钱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履行它的诺言，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21)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东喜
190． 受害者：
东喜（Tong Yee），女，71岁，身份证号码为0517504。日本侵占时住吉隆坡半山芭。现住870 Happy Garden，Jalan Selesa，Jalan Kuchai Lama，Kuala Lumpur。邮编58200。
投诉人资料：东喜之子彭利汉（Pang Lee Han），身份证号码为4771554。
损失数额： 49000元。
投诉内容：日治时代，我的父母亲不惜代价变卖园地，换取日钞，以求生计。没想到，日本投降，导致短短的一夜之间，我们这么辛苦存下的血汗钱就化为乌有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公平！多年来，我们一直保存着这些钞票，有望一日，日本政府能够良心发现，以1元日钞兑换1元马币，作为几十年来财产损失之赔偿。而今，日本已经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强国，对于它曾经写在日钞上的明确字眼（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必定会作出一个公平的赔偿和明理的交代。
投诉日期：1994年3月28日。
钟彩云
191． 受害者：
投诉人钟彩云的公公。
投诉人资料：钟彩云（Chong Yon，Chong Chai Ngan），女，48岁，家庭主妇，身份证号码为0503843。现住No 211，Jalan Burung，Taman Bekit Maluri，Kepong，Kuala Lumpur。邮编52100。
损失数额： 9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家公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施国均
192． 受害者：
施朝沛，男，65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施朝沛之子施国均（See Kok Kwong），40岁，营业代表，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4676034。日本侵占时住2，Jalan Kranji，Kampar，Perak。现住160 Jalan Besar Ampang，Ampang Selangor。邮编68000。
损失数额： 3573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卖胶园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一夜之间，这些钱都成为了废纸，这给我父亲带来了莫大的伤害。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这些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3月13日。
林穆荣
193． 受害者：
林煆，男。
投诉人资料：林煆之子林穆荣（Lim Bok Eng），65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0555406。日本侵占时住No 692 Batu 6 Jalan Bernam Tanjong Karang Selangor Darul Ehsan，现仍住此地。邮编45500。
损失数额： 109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务农、卖椰子存下了香蕉票。但是，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以后，却不肯承认香蕉票的价值，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一家人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该遵守诺言，保证可以兑换，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3月1日。
张华盖
194． 受害者：
张华盖（Teoh Wah Kai），男，78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张华盖本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160913715047。日本侵占时住No 2，Jalan Pasar，Sabak Bernam，Selangor。现住31，Jalan Raja Chulan，Sabak Bernam，Selangor Darul Ehsan。邮编45200。
损失数额： 20000元。
投诉内容：1942年，本人从事杂货生意，大战期间转为小贩生意，辛苦经营，存有日本香蕉钱2万元。但是大战结束以后，一夜之间一切化为乌有，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要是日本天皇被废，政府灭亡，那自然应该另当别论。可是日本天皇依然存在，政府也并没有灭亡。香蕉票上的印证应该得到适当的兑换，这才是对我们受害者合理的处理方法。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3日。
王宝春
195． 受害者：
王庆，男，73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王庆之子王宝春（Wong Poh Choon），商人，祖籍广东惠阳，身份证号码为6353880。日本侵占时住吉隆坡，新街坞，公蕉园。现住67，Seri Kembangan Jalan SK 3/2 Selangor。邮编43300。
损失数额： 76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卖胶园，存下来76万元香蕉票日本钱，日本战败投降以后，这些钱都成了废纸，这对我们很不公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给我们这些受害者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1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
李秀花
196． 受害者：
黄永逢，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黄永逢媳妇李秀花（Lee Seng Hua），55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古田，身份证号码为1178177。日本侵占时住雪邦，五支。现住No 29，Jalan Barat Tanjung Sepat Kuala Langat Selangor DE。邮编42800。
损失数额： 703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家公是卖椰糖、米这些杂货的，辛辛苦苦存下的日本军用票，都是血汗钱。想当年，日本政府只是战败，并不是国家灭亡，日本国家、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仍然活生生的存在，为何日本政府不应负上全部责任，承担一切后果？日本政府应当凭着人类道德心，站在人道的立场，赔偿给我们无辜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3月9日。
王苏虾
197． 受害者：
投诉人王苏之父。
投诉人资料：王苏（Wong Su Ha），女，46岁，家庭妇女，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7969313。现住29，Jalan 1/149A，Taman Bukit Intan Sri Petaling，Kuala Lumpur。邮编57000。
损失数额： 8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做生意的，辛苦存下血汗钱8000元，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一走了之，也没有任何交代，一日之间，香蕉票变成了废纸，很是不公平。但是后来我们发现香蕉票上日本政府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负起一切责任，收回军票，补偿我们的损失，好让我们无辜的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6日。
杨亚生
198． 受害者：
杨谭进（Yong Tham Chin），男，38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杨谭进之孙杨亚生（Yong Ah Seng），47岁，冷气工程，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码为2148093。日本侵占时住Jalan Bukit Belacan，Ampang，Selangor。现住1008，Jalan 16，Ampang New Village，Ampang，Selangor。邮编68000。
损失数额： 575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是位经商的小商人，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香蕉票，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履行诺言，跟我们受害者兑换军用香蕉票，赔偿给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7月4日。
苏炳新
199． 受害者：
苏骚，男，47岁，小园主。
投诉人资料：苏骚之孙苏炳新（Soo Peng Sin），44岁，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4245565。日本侵占时住Pekan Getah。现住C9 Pekan Getah Malaysia，Tapah Road，Perak。邮编35400。
损失数额： 7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祖父卖胶园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些香蕉票，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22)
投诉日期：1994年8月8日。
陈天送
200． 受害者：
陈世（Tan Hok，Tan See），男，78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陈世之子陈天送（Tan Thean Sang），54岁，油漆工人，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2650706。现住No 23，Jalan 7，Selayang Bahru，Batu Caves，Selangor。邮编68100。
损失数额： 12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卖猪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些香蕉票，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2日。
朱健光
201． 受害者：
朱天利（Chue Tin Lee），男，83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朱天利之子朱健光（Chue Keen Koong），44岁，商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0513964。日本侵占时住Bukit Belachan Ampang，Selangor。现住No 516 Buck D, Sunway Caurt Jalan Pjst/13，Bandar Sunway Petaling Jaya, Selangor。
损失数额： 65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一个小商人。他工作很辛苦，赚来了香蕉票。当日本政府投降以后，这些钱全变成了废纸。现在我们发现日本政府发行的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9日。
林瑞珍
202． 受害者：
徐清淡，男，34岁（当年），种植烟草。
投诉人资料：徐清淡妻子林瑞珍（Lim Swee Tin，Lam Suan Hua），66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0986042。日本侵占时住20， UPRA(8), Grik，Perak Darul Rizuan。现住38，Jalan Belatuk 5，Puchong Jaya，Puchong，Selangor。邮编47100。
损失数额： 98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先生是以种植烟草为生的，几经辛苦储存下来香蕉票，本人所存的香蕉票是当时为了结婚、证婚用的。没过多久，日本投降，这些香蕉票也就作废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诺言，换回香蕉票，赔偿给我们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5日。
黄瑞标
203． 受害者：
黄瑞标之父
投诉人资料：黄瑞标（Ng Sew Piaw），男，72岁，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4077837。日本侵占时住Manong Kuala Kangor PK。现住F13 Taman Kinrara Batu 7 Jin Puchong。邮编58200。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爸爸卖胶园，辛辛苦苦储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发行的军用香蕉票上印有“保证可以兑换”。然而很遗憾，事实证明，日本政府在说谎。我们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国家所保证的诺言，换回军用票，赔偿给所有持有军用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6日。
史立鼎
204． 受害者：
投诉人史立鼎之父
投诉人资料：史立鼎（Ah Peng，Say Lap Peng），男，54岁，电器技工，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3994325。现住354 Jinjang Selatar Jinjang，Kuala Lumpur。邮编52000。
损失数额： 82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辛辛苦苦储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我们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国家所保证的诺言，换回军用票，赔偿给所有持有军用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1日。
宋能辉
205． 受害者：
宋民生，男，30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宋民生之子宋能辉（Song Leng Hoi），42岁，保险代理员，祖籍福建金门，身份证号码为8069080。日本侵占时住98A, Jalan Meru，Klang。现住4，Jalan Serindit 13，Taman Eng Ann，Klang。邮编41150。
损失数额： 33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存钱做生意，辛辛苦苦储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变成了废纸。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体谅我们这些受害者所受的苦难，赔偿给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0日。
徐玉凤
206． 受害者：
王坤松，男，63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王坤松媳妇徐玉凤（Sew Ah Mooi），女，42岁，商人，祖籍福建兴化，身份证号码为8066497。日本侵占时住155，Jalan Besar，14000 Bukit Mertajam，Penang。现住421，Jalan Permai H，Tasik Permai，Ampang，Selangor。邮编68000。
损失数额： 30000元左右。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家翁是一位小商人，辛辛苦苦存下香蕉票，大约一共有3万多元，是我家翁的血汗钱。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走了之，没有任何交代，始终没有提及兑换军票的事情，这对于我们这些拥有香蕉票的人来说很不公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跟我们兑换所有的军票，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5日。
庄良海
207． 受害者：
庄金顺
投诉人资料：庄金顺之子庄良海（Ching Liang Hai），41岁，商人，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码为4500997。日本侵占时住Jalan Telok Gadong Klang Selangor。现住3 Jalan Mahang 1，Tmn Meru Utama，Bt. 6, Off Jalan Meru Klang Selangor。邮编41050。
损失数额： 13000元左右。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辛辛苦苦存下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8月25日。
林东川
208． 受害者：
投诉人林东川祖父
投诉人资料：林东川（Lim Tong Chuan），男，37岁，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5187968。日本侵占时住35 Btg Melaka，N.S.。现住3580 Tmn Batang Melaka，N.S.。邮编73300。
损失数额： 2266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祖父做生意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遵守国家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发行的香蕉票，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8月2日。
209． 受害者：
陈观凤
郑亚来，男。
投诉人资料：郑亚来妻子陈观凤（Chin Kwan Foong），66岁，家庭妇女，祖籍广东紫金，身份证号码为0306145。现住117，Jalan Dotuk Goh Choo Cheng，Bukit Mektajam Malaysia。邮编14000。
损失数额： 36792.15元。
投诉内容：先夫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辛苦劳动存下香蕉票日本钱。日本战败投降以后，血汗钱化为废纸，甚为痛心。现在日本政府已经是国际上知名度甚高的富强国家，理应遵守在香蕉票上所许下的诺言，给予先夫及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6月18日。
林亚笠
210． 受害者：
林亚笠（Lim Ah Lek），男，65岁，退休，祖籍福建绍安，身份证号码为1309060。日本侵占时住双溪立白发展芭（靠近日本兵营）。现住No. 89 Sungai Nipah Chuah Pos N.S., Malaysia。邮编7196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23)
投诉人资料：林亚笠本人。
损失数额： 6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做散工来维持生活，我们一家省吃俭用，存下了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战败以后，把香蕉票变成了废纸，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要向日本国家讨回公道，这些香蕉票，是我受尽千辛万苦、经历生死离别，用我的热血、泪汗混合而成的。我请求日本国家一定要履行当年的诺言，赔偿新马同胞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8月8日。
林进德
211． 受害者：
林首科（Lim Siew Kee），男，46岁，小贩。
投诉人资料：林首科之子林进德（Lim Chin Tit），67岁，商人，祖籍马来西亚，身份证号码为3617014。日本侵占时住224，Jalan Ampang，Kuala Lumpur，Malaysia。现住2631A，Jalan Pahang，Setapar，Kuala Lumpur，Malaysia。邮编53000。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父亲和我做生意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本国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发行的香蕉票。
投诉日期：1994年6月28日。
苏卓
212． 受害者：
苏卓（Soo Chook），男，71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苏卓本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2769896。现住No 66 Sungai Buloh Hospital Selangor Malaysia。邮编47000。
损失数额： 15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是一个农民，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发行的香蕉票，给我们受害者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0日。
陈业兴
213． 受害者：
陈大宠，男，80岁，退休商人。
投诉人资料：陈大宠之子陈业兴（Chan Yaip Heng），26岁，工程师，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A1089566。日本侵占时住Melaka。现住L1，Rumah Murah Bahau，N Sembilan D.K。邮编72100。
损失数额： 11928元。
投诉内容：1942年2月15日下午5时，日本帝国政府占领新马。当时我的父亲是一位商人，日本占领新马期间他积下了11928元的香蕉票。但是自从日本政府撤退以后，这些钱都成了废纸。在这些钱上都有印证，日本政府保证兑换。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7月7日。
孙建成
214． 受害者：
孙同，男，35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孙同之侄孙建成（Soon Kian Seng），59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0898892。日本侵占时住Parit Tinggi N/V K Picah Negeri Sembilan。现住345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000。
损失数额： 22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日军在1942年3月16日杀害我孙建成九位亲人。本人是当年劫后余生者。日军残杀港尾村无辜村民大小800多人。过了两年，我们仍旧搬回自己家园。当年我种植了很多生果园，同时我们家养了50多只羊和许多的鸡鸭，日本占领期间，我们把羊卖掉存下了香蕉票22000元。可是日本政府自从1945年投降之后，一走了之，对香蕉票没有说法，这对我们是很不公平的。对于当年的所有受害者，日本政府始终不肯负起责任。最近我们发现日本政府香蕉票上面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3月10日。
林桂凤
215． 受害者：
林先庭，男，81岁，劳工。
投诉人资料：林先庭之女林桂凤(Lim Kwai Fong)，45岁，家庭妇女，祖籍海南万宁，身份证号码为4020726。日本侵占时住32，Fair Park, Ipoh, Perak。现住25,Laluan Bercham Selatan 2, Tmn Tasek Cahaya, Ipoh, Perak。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4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做劳工，存下了香蕉票，这些都是父亲的血汗钱。而日本政府不承认这些钞票，是很不公平的。因为票上声明可以兑换。目前日本经济发达，应该履行诺言，给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7日。
邱秀金
216． 受害者：
邱万玉，男。
投诉人资料：邱万玉之女邱秀金（Ku Siw Tin），41岁，裁缝，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8376110。日本侵占时住Teluk Batu 9, Jalan Banting, Selangor。现住2040, Jalan Banting, Pandamaran, Port Klang,Selangor。邮编42000。
损失数额： 1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祖父和父亲存下血汗钱1万元香蕉票，但是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一走了之，对香蕉票没有任何交代，是很不公平的。我们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有权利向日本政府要求给予合理的兑换，日本政府必须执行一切诺言，才有民主可言，我希望日本国家不要变成了强盗国。
投诉日期：1994年12月26日。
薛锡威
217． 受害者：
投诉人薛锡威母亲
投诉人资料：薛锡威（Sip Seip Wai），男，54岁，什工，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0615187。日本侵占时住怡保甲板埠吡叻州。现住No. 771, Regrouping Area, Menlembu, Ipoh, Perak。邮编31450。
损失数额： 283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母亲做小贩，辛辛苦苦存下香蕉票28300元整。但是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一走了之，对香蕉票根本没有任何交代，是很不公平的。但是日本政府在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同时，目前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许下的诺言，换回日本香蕉票。因为军用香蕉票是当年日本国家占领时期印发给全体市民使用的。目前我们持有香蕉票者都希望日本政府给予补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5日。
汤陆
218． 受害者：
投诉人汤陆父母
投诉人资料：汤陆（Tong Lok），男，55岁，石厂工人，祖籍广东蕉岭，身份证号码为1064900。日本侵占时住打巴埠大港村吡叻州。现住1139C, Bukit Merah, Lahat, Perak。邮编31500。
损失数额： 6000元。
投诉内容：日军占领时期，父母亲均为筑路工人，省吃俭用，存下大笔香蕉票。日军撤退以后，这些军用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我家当时几乎无米可炊，苦不堪言。后来经过几次搬家，遗失了不少钱，现仅存6000元整。这些都是父母当时的血汗钱，希望日本政府如数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9月5日。
林郎
219． 受害者：
林郎（Lim Long，Lim Yew Chye），男，88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林郎本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0557047。日本侵占时住Batu 5 1/2 Tanjong Kar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West Malaysia。现住No. 162E Jalan Limau Gedong Off Jalan Meru Klang Selangor Darul Ehsan。邮编41050。
损失数额： 17460元。
投诉内容：我当时是小商人，买卖椰干和椰油，保留香蕉票至今约50余年，总共17460元。现在我希望此协会能帮我向日本政府要回此笔利息以及同等价值的日元或者马币。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24)
投诉日期：1994年6月28日。
王基恩
220． 受害者：
王扇（Ong Sun），男，商人。
投诉人资料：王扇之子王基恩（Ong Kee Eng），46岁，司机，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证号码为0500429。日本侵占时住Ampang。现住No 135，Jalan 12, Kg Baru Ampang，Ampang，Selangor。邮编68000。
损失数额： 10多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父亲从商、卖胶园，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发行的香蕉票。
投诉日期：1994年5月2日。
朱有兰
221． 受害者：
朱金，男，52岁，务农养猪养鱼。
投诉人资料：朱金孙女朱有兰（Chi Yong Lang），55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1382724。日本侵占时住Tronoh，Negeri Perak，Malaysia。现住No. 36，Persiaran Kledang Timur 3，Bandar Baru，Menglembu，Perak。邮编31450。
损失数额： 52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祖父务农、养猪、养鱼，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有权利向日本国家要求合理赔偿，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发行的香蕉票。
投诉日期：1994年10月12日。
陈宝兴
222． 受害者：
赖锦溪，男，务农。
投诉人资料：赖锦溪女婿陈宝兴（Tan Foo Heng），36岁，建筑工人，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5409636。日本侵占时住Matang Taiping，Perak。现住45，Tmn Sitiawan Jaya，Sitiawan，Perak。邮编32000。
损失数额： 19575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侵略占领统治新马三年零八个月，我岳父赖锦溪当时以务农为业，含辛茹苦，克勤克俭，日积月蓄，存下军用香蕉票19575元。在日军撤离新马以后，日本军用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我现在尚保留上述钞票，故希望日本政府会兑现其所作出的一切承诺，换回受害者所持有的军用香蕉票以作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9月2日。
林天养
223． 受害者：
林成，男，88岁，经营烟叶生意、种植烟土。
投诉人资料：林成之子林天养（Lam Tin Yang），40岁，车夫，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4647173。日本侵占时住日利谷，Benta，K Lipis，Pahang。现住173C, Kg Baru，Benta，Pahang。邮编27300。
损失数额： 40000元。
投诉内容：先父在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曾经联合家族兄弟刻苦经营烟土生意，兼种植烟叶，遗留下一笔4万元的日本香蕉票。现在日本是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我们有权要求日本现政府依照票面价值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10月25日。李蒹葭
224． 受害者：
李蒹葭（Lee Kiam Kah），男，64岁，胶商。
投诉人资料：李蒹葭本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0226919。日本侵占时住224，Jalan Tungyen，Kuala Pilah，N.S.。现仍住此地。邮编72000。
损失数额： 23460元。
投诉内容：日治时期，我的父母兄弟姐妹13口人都必须向日本交纳奉纳金，以获得良民证。那时，我家出售一批猪获得了23460元日本香蕉票，可日本投降后，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当时日本钞票上都印有“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我希望日本政府履行诺言，给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0日。
叶江然
225． 受害者：
叶富（Yip Foo），男，26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叶富之子叶江然（Yip Kong Yin），43岁，木工，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8050018。日本侵占时住毛边，吡叻州。现住1365，Kg Rawa，Gopeng，Perak。邮编31600。
损失数额： 12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做小贩，辛辛苦苦存下了香蕉票，自从日本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人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必须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6月25日。
蔡丽珍
226． 受害者：
蔡庆南，男，98岁，小贩。
投诉人资料：蔡庆南孙女蔡丽珍（Choy Lai Chun），39岁，家庭妇女，祖籍广西，身份证号码为4890451。日本侵占时住Bentong Pahang。现住H6，Perting，Village Bentong Pahang，Malaysia。邮编28700。
损失数额： 20000元。
投诉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政府侵入新马，统治了马来西亚。我祖父蔡庆南是一位小贩。当时辛辛苦苦的做小贩，存下了日本香蕉票2万元。但是自从日本政府战败以后，不负责任，一走了之，军用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日本军用票上面有日本政府的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日本政府应该兑现诺言，负起一切责任，给予我们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10月20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新闻报道
1． 1994年4月11日（星期一）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全国版）： 《持香蕉钞速登记——蒙难家属协会要向日本索偿》
王先生展示其父拥有的76万军用票
（吉隆坡10日讯）日治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展开登记香蕉钞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军用票）持有人运动以来，目前已经接获210名拥有香蕉钞票的大马人报名，而向该会登记者则有50多名。
这些大马人所拥有的香蕉钞票，数目相当庞大，虽然该会尚未作出正确估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以亿算计，而其中一名登记者就拥有76万元的香蕉钱。
日治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今日在一项记者会上表示，到目前为止，通过电话向他报名者有210人，而登记者则有50多名，这些人是来自大马各地，甚至有者远自沙巴。
孙氏说，该筹委会将于今年8月派遣代表前往日本，将一切军用票索偿资料及名单，提呈日本民间人权律师团主席高本健一，以进一步商讨向日本政府提出索偿问题。
登记月底结束
他表示，军用票持有人登记运动将在5月1日结束，那些想参与索偿运动的军票持有者不应再犹豫，尽快向他报名。
他也非议吉隆坡国际邮币公司董事经理陈康伟日前表示要用香蕉钱(军用票)换回现钱是不可能的言论，并指责陈氏的谈话是不负责任的。
日政府须负责
受害者家属许鸿池出示其父留下的11700元军用票，右为受害者家属筹委会主席孙建成。
他说，日军统治时期印制的钞票是人民花了很多血汗赚来的，但蝗军后来一走了之，就说这些钞票不能使用，这对那些辛苦地以劳力换取钱财的人民是不公平的，因此日本政府应该对过去所做的一切负责，负起赔偿的责任。
他说，虽然当年的日本蝗军政府已倒台，但国家还在，就应该负责任。
他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南太平洋地区、菲律宾、印尼、香港及缅甸等地所发行的军用票者没印上“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而惟独新马一带所发行的军用票却印有这些字眼，因此他认为用这些军用票换回现钱是理直气壮的。“日本可以赔给英国及菲律宾，马来西亚为什么不可以？”
他表示曾经针对此事致函联合国，却石沉大海，在日本东京，他也跟联合国人权律师团主席嘉莲派克商量过起诉日本政府，除非有关方面肯赔偿，香港索偿协会主席吴溢兴也来信建议他多进行活动，以引起日本政府重视这件事。
受害者分五种
他表示，在日治时期，受蝗军肆虐残害的受害者可分五种：（1） 被残杀，（2） 被逼到泰缅建死亡铁路，（3） 慰安妇，（4） 奉纳金，（5） 军用票持有人。
他说，他本身就有九个亲人是被日军杀害的。
他指出，在1985年开始进行有关活动，到了1993年才成立有关筹委会，目前该筹委会正在申请注册中。副主席是姚观生，秘书杨潘照，财政林俊田。
他呼吁全马各地军用票持有者尽速向他联络，其地址是345，Bukit Tembusu，72600，Kuala Pilah，Negeri Sembilan，电话：06813079。
（参见本节案例195）
后 记
这部历史资料能编汇成书，经历了不少岁月与人事。
1992年，我自东京归国，回到新加坡。留日前辈蔡史君介绍专门研究新马二战课题的高岛伸欣教授给我相识，以协助义务通译工作。
十年前，高岛先生还是筑波中学的社会科老师。他从1979年开始，每年数趟赴新马，搜集资料，实地访问在日军屠杀中的幸存者，发掘村民所立纪念碑、慰安场所和细菌战基地等等。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在本地身体力行，活动了13年，成绩斐然，对马来西亚地理环境之熟悉，真令我这个本地人汗颜。
高岛先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论文。1982年，日本续发教科书事件、虚构南京大屠杀事件等，先生开始在日本媒体登广告，召集有心了解真相人士，组团到新马，一探受害者及被屠杀者墓冢。另外，也在新马物色受害者，派去日本，在几个民办组织的听证会上，发表受害证言。
孙建成
1995年，美国西部“世界抗日战争联合大会”举行国际会议，朋友推荐我出席。不过，当时有事务缠身，不便远行，于是转询高岛，希望能找一位不尚空谈、有实际业绩人士，代表新马前去美国西部开会。先生几乎没考虑，便推举瓜拉庇劳孙建成先生。他并不因孙氏没有学识而无视他的成就，他肯定了孙所领导的草根组织。
于是约孙建成在柔佛新山巴士总站见面。我首次见他的印象还很清晰，他一边提着纸箱，一边是个破纸袋，摇摇晃晃步下车。他问我是否熟悉车站附近的小酒店价格，他只能住马币30元以下的简易旅社。我带他去见当时还在《中国报》任职的黄建成，寒暄过后，他把纸箱打开，里面都是二战时期的旧报，有剪下的，有复印的，他把一半赠给黄，留一半给了我。
我将资料带回来整理，发现一些受害者家属填写的表格，于是电询孙氏。他把所组织的“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简称“蒙协”）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他们在1992年筹备，1993年成立，目的是要团结起来，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经媒体公布会员条件后，全马响应者陆续发来邮件。在他不断上报呼吁、各方奔走之下，到了1994年，已有超过400份名单记录在案。
孙氏稚年时，全家九口被日军屠杀，只剩下他一个孤儿，几乎没受过教育，靠当霸王车司机糊口。不过，一生不忘家人被日军屠杀之耻，积极推动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他立场坚定，半点不妥协。他说：“我是受害者，我一家都被杀光了，谁能解我的痛、我的恨!杀人偿命，日本政府应在我有生之年做出赔偿!”他一介草莽英雄，到处申怨诉赔，也到处碰壁，了解他的人不多，还有人当他是疯子。
孙氏启程前往洛杉矶开会前，笔者把整理妥当的资料携至瓜拉庇劳，那个偏僻之地，宁静、优雅的山城，真难想象当年的日本军无孔不入。孙氏见我把资料安排妥贴交他带去开会，很满意地让我上他家，看他匮集的各类杂乱无章的剪报，我只选择带回索赔会员的全体名单和表格。实话实说，我当时并无把握能编集成书，但有预感，假若连我们留日的人都无法使这些确凿的证据和原始资料成形，那又等待何人何时，才有面向世界、讨回公道的一天呢!
大约在1997年、1998年间，我把整理出来的资料装入八盒的DATA BANK文件盒里，每盒80夹，总计600份以上的受害者履历，向一位任职中文打字公司的中国友人查问，单打字费需要多少，她回答可能花费一万元新币以上。我听后自知无能为力，便暂时搁下。不久，我将此事告知高岛，他稍事犹疑后亦摇头。我心里很矛盾，希望他摇头，他若点头，我反难过。我们新马人的受害者资料为何不能由我们自己的手出版?
这样一拖四年过去了，其间孙建成曾通知我，他把受害者名单资料送往世界各地，都石沉大海，没有人能帮他出版一本简要册子。去年我准备与家人远赴美国，临行前，怕再也不回来定居，有什么事要办妥，方不挂心的走。左右思想，只这部资料集萦绕我心，让我牵肠挂肚。正在这时，见有人成功申请到“李氏基金”赞助出版经费，引发我跃跃一试，因长期在外国，几乎不晓得民间有这么一位大慈善家，当知晓后又怀疑，普通一般申请赞助费，顶多一两千至数千元不等，而这部大块头没几万元，根本无法动工。
眼见马上要离开岛国，暂时顾不了筹款有无着落，先找人编书再说，于是与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的邵子平先生联系，邵先生也是“对日索赔同胞会”四名先驱者之一，他建议先把一部分资料送到南京师范大学，由历史系教授张连红鉴定，是否有成书价值。大约两周后，张教授看了送去的20份样本，即刻给了令我很受鼓舞的答复，他也认为这些史料很珍贵，有编辑价值，不妨运到南京师范大学，他可以组织一个班子，边整理边打字存盘，再找熟悉的出版商洽谈。我就在临行前夕，将原版资料装箱，用快递挂号寄出，完全没有复印，我们冒了一个大险，我已无从容的时间复印，在邮箱运抵南京之前，我和张教授都捏了一把冷汗。这个阶段，我们都未谈及费用，书生做事，客客气气。在良知的面前，我们已无法推卸责任。
我在华盛顿接到张教授寄来的估价单之后，才正式考虑向新加坡李氏基金申请赞助费。赞助金必须汇到一个团体机构再转账，南安会馆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会长林金福先生亲自写推荐信。
皇天不负有心人，大约十日后，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先生复函来，并付了一张支票，全额负担出版费！我、我们的努力都没白费。李氏基金成立于1952年，由树胶及黄梨园大王、华侨银行董事李光前所创办，宗旨在于襄助教育、医疗和慈善机构，公共机构或个人，不问来者背景、种族、宗教和国籍。李光前给基金会定下的宗旨是“为更多人提供学习和受教育机会”。李光前已于1967年谢世。李成义先生是李光前的长子。这个机构数十年来如一日行善，且行事低调，新马贫寒子弟受惠者不知其数。史料顺利出版，我谨借这个机会代表孙建成和600名受害者及其家属，向李氏基金叩首，致最高敬意。
柯冰蓉2003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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