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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吉:向党代会提交的议案和决议案(草案)

向党代会提交的议案和决议案(草案)

一 关于将“邓小平理论”从党的指导思想中删除的决定

二 关于将“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指导思想中删除的决定

三 关于撤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公报》中错误内容的决定

四 关于撤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错误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部分的决定

五 关于停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决定

六 关于使用“毛泽东主义”称谓的决定

七 关于撤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定性的决定

八 关于撤消《关于清查“三种人”的决定》的决定

九 关于重新全面评定1989年社会运动性质的决定

十 关于整党整风重建党的决定

提案和决议案之一

关于将“邓小平理论”从党的指导思想中删除的决定

(草 案)

邓小平对自己的理论并没有系统的论述,所谓的“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观点只是散见于他的各种讲话和谈话中,也没有系统的概括,现根据党的文件和宣传材料中的宣讲概括地进行评析。

从总的思想体系说,邓小平理论属于蒲鲁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体系。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三页发言提纲上写着“要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发展一段资本主义。”这应该说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点,这个基本点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这个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只公布了前半句,后半句一直隐瞒到现在。



邓小平多次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完全不符合马克思关于自己理论贡献有三点的论述,也不符合列宁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也不符合我党的《九评》开篇词:“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实事求是”是中国汉朝儒生献王刘修创立的做学问的唯心主义实证论方法,与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没有关系。经过毛泽东给予革命性改造的“实事求是”也仍然属于学风和工作作风的范畴,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点和精髓的范畴。邓小平的说法的错误是抛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将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学风和工作作风的问题,这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主张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这与蒲鲁东主义者的“我们不主张“阶级政策’”是同曲同工(见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提倡“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认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抛弃“纲”,以中心工作这个“目”代替“纲”,实际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邓小平理论的纲。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为改革开放服务的“龙套”而已,实际上也并没有真正的坚持四项原则,只剩下“坚持邓小平路线的领导”。



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是八大决议中的“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是主要矛盾的提法的继续,是为唯生产力论开辟道路。邓小平说:“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他将经济建设当成主要矛盾,完全抹杀了阶级斗争,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

五 邓小平的思想方法是“不管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导致“一切向钱看”的个人利己主义腐朽思想泛滥。



改革开放的总经济政策是所谓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完全是蒲鲁东主义的“公私合题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实际上是鼓励、培植、发展私有制,削弱、瓦解公有制,完全违背《共产党宣言》。



改革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分田单干,从此开始复辟倒退进程,实际上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就是私有化,这与蒲鲁东的农业政策完全一样。(见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改革的大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里的关键是“怎么富?”在“不管白猫黑猫”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必然导致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



邓小平公开支持“傻子瓜子”雇工剥削,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在雇工剥削存在的情况下,必然产生阶级分化,这完全违背“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基本原理。

十 邓小平提倡城镇住房私有化,着完全是蒲鲁东的方案。(见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十一 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完全背离马列主义关于“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的论断。

十二

邓小平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废止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机制,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混乱,浪费。这种自由市场经济就是是商品交换永久存在,也是蒲鲁东思想。(见〈列宁选集〉第二卷注解1)

十三 邓小平的所谓对外开放,实际上是引进资本主义,导致资源大量外流。

十四

邓小平主张“中国决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并且说这是“根本国策”,这是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和责任。却与与世界人民公敌美帝国主义结成“战略伙伴关系”,这就是蒲鲁东的“工人与资本家携手合作”阶级调和主义在外交上的反映,也是赫鲁晓夫“三和一少”的外交路线。

十五

邓小平宣扬“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不符合列宁关于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论断。在美国霸权主义到处侵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进和平演变“全球化”,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苏东崩溃的国际环境下,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当代的任务是用革命的手段反复辟,夺回社会主义阵地,因此当代世界的主题应该是“革命与反复辟”。邓小平的提法只能起到帮助帝国主义麻痹革命人民的作用。

十六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完全不提在适当的时候在港、澳、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说“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没有必要变”,使资本主义永存

,这是对社会主义放弃和背叛。

十七 邓小平主张“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说文革是“浩劫”“灾难”,不符合历史实际。

十八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符合《共产党宣言》中“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的原则。

十九 邓小平主张“不搞争论”,不符合“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二十

邓小平主张衡量“姓资姓社”标准的“三个有利于”,是唯生产力论,衡量“姓资姓社”的根本标准是看巩固公有制消灭私有制,还是削弱公有制发展私有制,是消灭剥削还是鼓励剥削。

二十一 邓小平说“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完全违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经典理论。

二十二

邓小平说“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实际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文革时期“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不符合历史事实。

二十三

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

二十四 邓小平主张“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二十五

邓小平主张“中国观察国家关系不是看社会制度”,“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我们不想得罪人”,“我们谁也不得罪”,“韬光养晦“。这是放弃反帝任务,于是与美帝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二十六 邓小平说批修是“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主张批修“一风吹”,这是否定反修的伟大历史意义。

二十七 邓小平压制第三世界人民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他说: “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

等等。

因此,邓小平理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与铁托——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同轨同辙的修正主义,是蒲鲁东主义的当代中国版,是刘少奇路线的具体实施,是“进一步退两步,进两步退十步”的机会主义,使中国共产党陷入严重的危机,使中国陷入最危险的境地。所以,决定将“邓小平理论”从党的指导思想中删除出去。

此外,邓小平违背向党中央毛泽东所做的“永不翻案”的庄严保证,彻底否定文革,自食其言出尔反尔,丧失党性信义,不配做党的领导人,因此决定取消“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提法。



提案和决议案之二

关于将“三个代表思想”从党的指导思想中删除的决定

(草 案)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的内容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思想”的提法表面上看很有科学性,实际上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一 只有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才能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在奴隶制社会初期,奴隶主阶级当时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因而它也是生产力的代表。奴隶制社会末期,新兴地主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所以它也是当时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到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新兴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所以它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尤其是出现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失去了先进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课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无产阶级是未来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因而自然也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到这个历史阶段,无产阶级本身自然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不是“要不要”代表的问题,这是生产力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无产阶级政党本应该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政党不是阶级本身,说到底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既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就存在变异的可能。所以,它并不是必然的一定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即它的路线、政策必须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发展,即有利于巩固发展公有制,才有资格代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如果它的路线、政策背离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反而鼓励私有制经济发展,它就无资格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也就不再是革命的政党。如果离开必须代表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去泛泛谈论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是脱离了根本问题。

这样,就不能回避姓公姓私之争了。

《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就是“公”产党,而不是“私”产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任何剥削行为都是非法的,属于被取缔打击的对象,那么,如果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二十年以后,又宣布扶植、鼓励私有制经济发展,这与《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和共产党的性质还一致吗?还能代表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吗?还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吗?

能够使经济在一定时期内有一定发展的生产关系、路线和政策,并不一定就是革命的先进的。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毛选五卷》117页)当年德日法西斯军国主义曾使该国经济快速发展,前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甚至成为第二超级大国,当代美国更是世界一级独霸。所以判断生产关系、路线和政策是否先进革命,根本的问题是看它们最终对首要的生产力,即第一生产力——工人、劳动人民的命运如何。

我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批修文章《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中写到:“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证据。”这就是说,不断巩固、壮大、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逐步削弱、消灭私有制经济,才符合长久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要求,才是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反之,按蒲鲁东主义的“公私合题”,搞公有私有经济长期共存互相竞争,就会逐渐削弱、瓦解、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最终导致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苏、东、南那样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独大,最终复辟崩溃。在有了这种惨痛历史悲剧教训后,必须极鲜明的将所有制问题提到首位。这也是《共产党宣言》强调的:“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当作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可见,姓公姓私的问题,是姓社性资的本质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表现。离开应该代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消灭私有制)而笼统的谈论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就是舍本逐末,就会形成“生产力发展就是一切,生产关系是无足轻重的”修正主义,就会陷入伯恩施坦的唯生产力论,就会忘记方向道路问题。

二 共产党必须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

“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恩格思《法德农民问题》)“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列宁语)而要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语)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所以,共产党必须代表最先进的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即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但是,如果允许、支持雇工剥削,保护剥削,就是保护新资产阶级,而它们恰恰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另一方面工人受剥削就是受压迫,而受压迫实质上就是被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人公阶级——工人阶级被专政了,还何谈无产阶级专政呢?还何谈代表历史发展的先进方向?离开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方向——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而谈论代表先进生产力,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就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背道而驰。如果某一种法律是保护剥削的,从而使剥削成为“合法的”剥削,那么这种法律就完全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如果号称无产阶级的政党制定这种法律,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了。

三、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才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无产阶级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党,必须鲜明的坚持这个党性,而不能泛泛谈论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不存在该不该代表的问题。而社会科学,在阶级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文化,只存在形式上的统一性,在内容上是有阶级分歧的。比如尊老爱幼,是一切民族的共同道德,但尊谁的老,爱谁的幼,就截然不同了。希特勒就不尊犹太人的老人,也不爱犹太人的儿童,大观园里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社会科学文化是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观念反映,就是在不同的剥削阶级内部在文化观念上也是有区别的。

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指出:“苏维埃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一般的政治教育或专门的艺术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的文化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

这就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先进文化的最高结晶,而其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精神。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必须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而决不能将最初是搞奴隶制复辟倒退,后来又为维护封建剥削服务的孔孟之道当作最先进的文化。放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最先进的文化旗帜不提,却别出心裁地提出什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有此必要吗?这种超阶级文化的意识,是社会民主党的无党性意识,丝毫没有先进性,是放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表现。实际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不举了,而只举搞倒退复辟的邓理江论了,还何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呢?

四、必须首先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才能代表人民利益

《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就是说共产党的旗帜是消灭私有制和国际主义,它必须首先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才能代表其它劳动人民的利益,因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其他劳动阶级都要在历史发展中转变为无产阶级。但是,如果鼓励共产党员搞剥削先富,还符合共产党的宗旨吗?如果对干部实行高薪制,高额退休金制,而使大批工人下岗失业陷入困境,还能代表工人阶级吗?如果支持鼓励发展私有制,削弱瓦解公有制,使广大劳动者失去生活保障,还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吗?如果“中国决不当头”、“中国永远不当第三世界的头”,还能代表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吗?在当代中国进行剥削的新资产阶级,本来应该是被专政的对象,却被当作改革“精英”、先进阶层,吸收入党。私营业主中有60%是党员(甚至有大量党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不谈首先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而笼统的谈论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否也代表这些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呢?失去了工人阶级的基础而代表新资产阶级的利益,还能坚持共产党的革命领导吗?

列宁说,对于口号、提议,如果看不出它的阶级性,那就要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列宁全集》20卷17页)“三个代表”的实质,到底对谁有利?对谁最有利?是否是对那个新生的资产阶级“精英们”最有利?如果是这样,“三个代表”太复杂,不如干脆就叫一个代表,即代表新生资产阶级。

按“三个代表”的提法,党就会变成“全民党”,国家就会变成“全民国家”。所以,“三个代表”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在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思想,是与马列毛主义不一致的。

鉴于上述的分析,“三个代表思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因此决定将其从党的指导思想中删除出去。

另外,江泽民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积极推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加大加深私有化进程,瓦解国营经济,制造大量下岗失业队伍,培植“上海帮”,在外交上软弱无能向美帝屈膝投降,在与俄罗斯关于国界谈判上丧权辱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因此不配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决定取消“江泽民是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提法。



提案和决议案之三

关于撤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公报》中错误内容的决定

(草 案)

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类似于苏共的二十大,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重要标志。

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公报》说:“全会讨论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重申了毛泽东1957年做出的中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第一次明确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标志着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次会议被认为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开始了改革开放进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再回过头来审视这次会议,它确实是一次“大转折”,但不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前进,而是转向修正主义方向,不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是转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方向,它不是“伟大转折”,而是“危险转折”、“复辟倒退转折”。这次会议的主要错误就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一 中心工作能取代“纲”吗?

在阶级社会生活中,人们虽然是各自分散的,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因利益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对立阶级的根本利益矛盾都是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的,即经过政治诉求来表现的。所以,阶级斗争必然成为左右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即纲。而阶级斗争又是通过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外交等社会活动表现出来的。这些具体的社会活动就是所谓的目,它们受纲的统领,即纲举目张。在各个形态的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但阶级斗争总是阶级利益的代表,总是主要矛盾,总是主题,总是纲。在某个形态的社会中的某个历史阶段时期中,在众多的具体社会活动中,必有一项活动是这个历史阶段时期的主要工作、中心工作,即是众多的目中最大的目。中心工作,即最大的目,是随着阶级斗争情况而变化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由战争转为经济建设,又转为政治运动,又转为经济建设,有转为反复辟斗争等等。但是不管“中心工作”、“重点工作”这个最大的目有多么大,多么重要,它终究仍然还是目,它也不能代替纲,更不会只有最大的目而没有纲了。这里有两种情况,有的目是直接体现纲,有的目是间接体现纲。当政治斗争(比如反复辟斗争)是中心工作时,这个最大的目本身就是纲的直接体现,因为政治本身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当政治斗争是当前阶段的最大的目的时候,其他的工作(比如经济建设)就是次要的目了。但也不是只进行中心工作这个最大的目

,其他的目就可以放弃不进行了,而是有协调地全面地进行的,这就毛泽东说的“弹钢琴”,“纲举目张”,“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造成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嗜好,而是人类阶级社会的客观必然规律。许多政治派别和修正主义者不赞成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并不能消除这种客观事实。——这些其实都是马克思主义常识,本不应出现疑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给奥•培培尔等人的通告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杆杠;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列宁也说过,一个政党,如果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那么,它就不可能解决它的经济问题。

所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主要是个是否承认客观社会事实的问题。

二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纲?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纲?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公报》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就要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纲?

什么是纲?纲就是主题,就是主要矛盾。

毛泽东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做革命的促进派》)在文革中又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邓小平说:“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邓选三卷》370页)

可以看出邓小平的论调与毛泽东的论断是截然相反的。

那么邓小平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邓小平认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中心任务。”(《邓选二卷》182页)

在这段讲话中,邓小平通过一连串内涵及外延既相近又是有差别的概念的巧妙转承,使纲和目,主要矛盾与中心工作变化成了同一个东西。请看:主要矛盾——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工作重点——现代化——中心任务——主要矛盾。简而言之就是主要矛盾=中心任务,纲=目,即纲没有了,只剩下目。而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毛泽东所批评的八大决议中受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影响的“需求与供给”的“主要矛盾说”,在这个“主要矛盾说”中阶级斗争无影无踪了。

生产力水平低,因而“供给与需要”就成为了主要矛盾,我们对此感到疑问。在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更低,“供给与需要”的矛盾更严重,那么在这两个社会形态中阶级斗争是不是主要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中,生产过剩,供给超过需要,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不是主要矛盾?

“供需矛盾就是一切,阶级斗争是无所谓的。”——这里面是否晃动着蒲鲁东主义影子,是否晃动着伯思施坦主义的影子?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时候都是纲目同在。不可能只有纲没有目,也不可能只有目没有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发展经济为中心”。

“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

“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纲没有了,只剩下最大的目——经济建设中心工作,这在逻辑上都说不通。“中心工作就是一切,有没有纲是无所谓的。”这是前一个伯思施坦主义公式的变形,这是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建设是经常性的中心工作。但是,压倒一切的、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是如何防止复辟、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的问题。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这件大事而开展的。如果政权都丢了,再好的经济建设成果留给谁呢?像前苏联、东欧那样,不是白为他人做嫁衣裳吗?不是成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盘中餐了吗?当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反修防变为统领安排各种工作,并不是仅仅挂在口头上,更不是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是“抓革命,促生产”。中心工作再大,无非是最大的目,也不能代替纲。邓小平的理论就是“中心工作压倒纲,代替纲”。

三 毛泽东主义不会给修正主义提供可乘之机

《决议公报》中说,“重申了毛泽东1957年做出的中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用毛泽东的这句话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提供理论根据,这是只取一点舍弃其余的手法,但这并不能为修正主义救驾,是徒劳的。

毛泽东这句话出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出现两次。“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毛泽东这段话用的是“虽然……但是….”的语法句式,重点是强调“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从这句话里怎么能得出阶级斗争不再是纲的结论呢?实际上,这全段话,正是毛泽东主义萌发之处。1957年是怎样的时代背景呢?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在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之后的阶级斗争状况是怎样的,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国际共运中在此之前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解答,斯大林甚至认为阶级斗争停止了。而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上出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紧接着就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毛泽东立即敏锐地观察到事情并不像斯大林说的那样,但是终究是新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做出了上面那段原则上的论断。这可以说是国际共运中第一次这样原则性地回答这个问题。这正是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开端,而《决议公报》却隐瞒毛泽东的全段话,用毛泽东全段话的中间半句话作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依据,真是南辕北辙。《决议公报》只引“虽然”部分,却不引“但是”部分,这种为我所用巧妙歪曲的手法,毛泽东曾经批评过是“魏忠贤手法”。毛泽东主义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它怎么可能会给修正主义留下可乘之机呢?

毛泽东在不久之后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到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的《做革命的促进派》中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主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是在批评1956年的八大决议,但难道不也是提前批评二十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修正主义论调吗?

《决议公报》说:“这是党第一次明确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种说法既是违背历史的,又是掩盖历史的。在1956年初的八大上,毛泽东退居第二线,由刘、邓在一线,这种安排不就是意味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吗?在出现苏共二十大修正主义和匈牙利事件,以及中国反右斗争后,在1958年初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仍然制定了建设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紧接着就开始了大跃进,这难道不是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吗?正是在大跃进中,刘邓从合作化时的右倾一下子又跳到左倾上来,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些言论都是有案可稽的,是刘邓搞坏了中心工作。不久自然灾害降临,苏修捣乱,彭德怀右倾,天灾人祸一起降临。在三年困难时期,刘邓刮起“单干风”,大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又从左倾跳到右倾搞倒退。邓小平说:“现在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1961年7月7日的讲话)“要恢复像一九五三年以前那样的制度。”刘少奇则说:“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不久又出现翻案风,《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海瑞罢官》,高叫“头颅掷地血斑斑”。请问这些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将反复辟斗争提上中心工作地位,代替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的位置,这种中心工作的转移是刘邓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猖狂行动造成的。是党中央、毛泽东不想集中精力抓生产,还是有人用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进行捣乱使党中央、毛泽东无法集中精力搞生产,被迫不得不使中心工作再次转移呢?在这样短的时期内中心工作发生转移,只能说明阶级斗争、道路斗争、路线斗争以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激烈尖锐,恰恰说明阶级斗争确实是纲,是不能停止的。

四 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酿成的后果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后,然后又在“白猫黑猫”实用主义的物质刺激政策下,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使各种低级、迷信、邪恶、伪科学的东西泛滥成灾,使人们失去了是非善恶界限,社会道德每况愈下,导致“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追求发财,使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大泛滥,使私有观念严重侵蚀人们思想,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遭到瓦解破坏,终于把中国推到复辟资本主义最危险的境地。

鉴于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际中的后果,决定撤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公报》中有关“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



提案和决议案之四

关于撤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错误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部分的决定

(草 案)

十一届六中全会所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原因、理论、过程和所谓的后果做了错误的论述和评价,必须予以纠正。

《决议》中写到:

这个期间(注:指1956年——1966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并有事实根据,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 刘邓司令部是否是历史事实?

《决议》的上述内容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历史唯心主义,而且在一些重要事实上不符合历史实际,尤其是刘邓司令部是否是历史事实?

《决议》中说:“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首先,邓小平曾明确承认存在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

邓小平在1966年10月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中说: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

邓小平在1968年6月20日——7月5日写的《我的自述》中又说: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

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主席的信》中又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陈伯达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6、7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在以上的文件中,邓小平不仅言之凿凿的承认存在一个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比当时中央的定性还严厉。当时中央是说“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而邓小平则说是“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可是,十几年后,在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的《决议》中却又说:“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让我们到底相信哪一个邓小平呢?

我们再来看看“畅观楼事件”吧,据文革期间的《北京日报》1967年8月7日的郑煊文章《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评彭真策划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节录):

一九六一年底,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反革命事件。这就是由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大党阀、大叛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真一手策划的“畅观楼事件”。这是彭真一伙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和纵容下,妄图篡党篡国,搞反革命政变的铁证!

一、 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准备材料。

一九六一年,是国际国内政治生活不平静的一年。思想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首先“破门而出”,《海瑞罢官》、《李慧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大毒草纷纷出笼,意识形态领域里掀起了一股股妖风恶浪。走卒鸣锣开道,主子挥鞭上马。四月,彭真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在一起,跑到京郊顺义等地;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则亲自回湖南收集人民公社的问题。同时期,彭真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第二号头目刘仁以“探亲”为名,把心腹干将派到全国各地“调查”农业生产的“五风从何刮起”。他们还到中央几个较大厂矿和商店、学校搞所谓“工业调查”、“财贸调查”、“文教调查”。十一月,彭真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把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个大管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叫到家中,面授反革命机宜。彭真在恣意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之后,以一付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嘴脸叫嚣“找些头脑清醒又熟悉情况的人,要能看出问题的,

仔细查一下中央文件,看有什么问题”。并指定大叛徒、大右派,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理论家”邓拓“负责指导”。经过紧张的策划,一九六一年的十月初的一天上午,由彭真一手精心挑选的一个反党黑班子和打手一行几十个人,带着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央发至县级以上的所有文件来到北京动物园畅观楼。为了防止暴露,当场宣布一条纪律:“出去不要讲,出去讲了自己负责,别人不认帐”。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就这样偷偷摸摸开场了。

大管家首先传达彭真的“旨意”,邓拓随后给这班狐群狗党讲话,鼓动他们“要敢于从文件中找问题,提问题”。并指示他们要抓住“两个高潮”(北戴河会议,庐山会议),“四个侧面”(工业、农业、基建计划、文教)。“要抓住实质性的问题,抓方针、政策问题。”这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帮凶,在九天中,按照自己的反革命“专长”,分别“审查”中央文件,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找错误。最后分农业、工业、基建、财贸、城市人民公社、教育等六个方面做了近两万字的“摘录”,列举了二十九条“罪状”,并加了词句恶毒的按语。文件“审查”后,他们得意忘形地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第三号头目郑天翔作了绘声绘色的汇报。郑天翔听后,欣喜若狂,拍手称赞,说“你们发现了很多问题,好好整出个材料,很有用处。”好一个“很有用处”,

郑天翔的“用处”究竟是什么用处?赫鲁晓夫为了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上台之初,就作了一个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国的赫鲁晓夫步苏联赫鲁晓夫的后尘,也梦想有朝一日,在社会主义中国,作这样一个反革命报告。郑天翔说的“用处”,就是彭真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中国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提供材料,妄图颠覆中国社会主义江山、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用处。(注:这个材料后来被销毁了。)

请问,这样一个有这么多党中央高级领导人和北京市委领导人参与的严重事件不是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是什么呢?难道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吗?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竟然连邓小平自己郑重承认的和有严重事件证明客观存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都予以否认,这样的《决议》还有严肃性吗?

二 刘少奇路线是否是历史事实?

《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我们还是先看看邓小平的检讨吧。

邓小平在1966年10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中说:

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

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说: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邓小平承认在历史上和文革中都存在一条与毛泽东路线相对立的刘少奇路线,而且他承认刘少奇路线是错误的,甚至比中央说的更严重,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于刘少奇路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邓小平也在检查中做了确切的说明,怎么能说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呢?

既然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客观存在,他们又积极推行资产阶级路线,那么他们想干什么呢?难道不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吗?邓小平在困难时期说:“要恢复像一九五三年以前那样的制度。”刘少奇在1962年10月22日的一个批示中说:“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

资本主义泛滥都不要怕,可见他们的气焰嚣张到了何等地步?

三 文革产生的原因

《决议》中说:“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决议》对文革产生的原因的这种解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按这种解释,文革完全是毛泽东主观意志制造出来的,这岂不是典型的英雄创造历史观吗?这样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牵动七、八亿人的各个阶级的大搏斗,仅仅是一个领袖人物的“左倾错误论点”就能“煽动”起来,岂不是太“神”了?反对文革的人最得意的武器就是“反对个人迷信”,但他们这种“文革神话论”岂不是极端神化毛泽东了?如何自圆其说?文革不是从毛泽东的头脑中“飞”出来的,它完全是中国社会阶级斗争、道路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斗争尖锐化激烈化的产物。毛泽东则是从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和运用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艺术审慎地驾驭了这场斗争而已。

文革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党内资产阶级,而且他们进行猖狂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逼迫无产阶级不得不进行坚决的反击。这个党内资产阶级滋生的条件除了社会土壤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实行了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执政党制度和同样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含有严重剥削成分的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这就造成干部队伍整体性的阶级性的蜕化变质——造成干部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滋生了党内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极力推行鼓励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自发性的资本主义路线,所以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由于这种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的动力是来自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正作用,而且是每日每时地发挥着作用(天天在剥削,天天在蜕变,天天在官僚化,天天在资产阶级化),他们的资产阶级性和阶级力量天天在增强,以至于用常规的批评整风方式,甚至“四清”、“社教”那样的运动都已经不能教育他们了,不得不采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激烈方式自下而上地揭露党的黑暗面——斗垮党内走资派,以便挽救他们中的多数。资产阶级司令部实际上是隐形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它借助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推行资本主义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力量,压制人民,然后又让无产阶级政党为它背“黑锅”(最严重的是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在党政军财文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代理人,一旦时机成熟它就可以对原有国家机器不用做多大变化地立即行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职能。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清醒地看出路线斗争已经是阶级斗争、道路斗争的集中代表,党内走资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并果断到发动人民使用大民主的方式进行斗争。文革实际上是对从苏联开始的错误制度产生的自我惩罚的恶果的一次自觉的自我清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次自我打碎重建。但是这种重建必须打碎隐形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就必须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因此必须使用大民主的方式向走资派夺权,打垮资产阶级司令部,即打碎隐形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但终究是无产阶级占据着优势,对资产阶级司令部要彻底打碎,但不是彻底打碎国家机器,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说,北京大学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因此,文革是巴黎公社原则的光辉运用和发展——北京人民公社原则诞生了。

《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这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说法。不错,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他们中许多人已经被刘邓路线所俘虏,在不自觉执行无产阶级路线的同时更愿意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至于刘、邓,已经蜕变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头人物,邓小平也承认自己已经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而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主要队伍的一些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而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骨干力量。《决议》用这种没有阶级分析的说法就是想掩盖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掩盖走资派的阶级性。

《决议》说:毛泽东的“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不对,情况正好相反。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特点,山头主义有深厚影响,在执政党制度的大框架下极容易形成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很快又演变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打掉一个在前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很快又出来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爬到前台,其中经营最久最大的正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到文革前夕,已经把持了大量的党政军财文大权,已经把毛泽东架空了,以至于毛泽东认为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的话在北京没有人听,甚至发展到不让他参加中央会议,不允许他在中央会议上发言,当面顶撞他,甚至在他专列上安装窃听器。为了写一篇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不得不到上海秘密准备,所有这些对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说难道是正常的吗?毛泽东清醒地觉察到,在两个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力量对比中,他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力量只占相对优势,并不占压倒的优势。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关键就是善于考虑力量的对比,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当无产阶级的力量占压倒的绝对优势时,可以采取相对缓和的斗争方式压制敌人,但当无产阶级的力量只占相对优势而复辟势力又猖狂进攻的时候,就只能采取激烈的斗争方式才能击溃复辟逆流。

《决议》最大的错误是抹杀和否认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及其司令部的客观存在,否认复辟资本主义的刘少奇路线的客观存在。

认识文革的最大难点就是文革产生的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是否承认客观地存在着一个猖狂复辟资本主义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理解文革的关键,离开此点一切都在雾中。只有这样高屋建瓴地观察文革,才能豁然开朗地理解文革爆发的真正原因。

四 文革是否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中说: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决议》的这种说法完全掩饰“和平演变”复辟的根本特点: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篡夺的党政军大权合法地搞资本主义复辟,即打着红旗反红旗。这种说法还抹杀法律的阶级性和使用法律的人和集团的阶级性,以及法律的形式和实际内容的错位。无产阶级怎么可以让已经被资产阶级司令部控制了的法律限制自己的革命手脚呢?当法律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去限制和打击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时候,当然要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运用法律合法地进行斗争,但当法律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成为压制无产阶级工具的时候,就必须使用革命的手段击溃复辟逆流。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必须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革命是最高法则。无产阶级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优于法律。毛泽东在1964年——1965年多次说: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对于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地服从,而应该坚决抵制。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各个省顶住。传下去,传到县。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各省有小三线,可以造反嘛。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当年是作为党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的,这难道不是法律?为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可以利用合法的大权派遣工作组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却不能造反?在这种受镇压的情况下还要求革命人民遵守资产阶级国民党的“训政”“宪政”的“条条框框”,这是哪一家的法律?《决议》说“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那么1976年10月6日逮捕江青等四同志又是依据什么法律呢?

现在历史地回头看,文革前夕毛泽东已被资产阶级司令部架空了,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革,再推迟几年,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完全可以利用他们掌握的合法的大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全国人大会议上用合法选举的方式“选掉”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员,完全可能重复赫鲁晓夫先搞掉贝利亚,再搞掉马林科夫等人的情况,然后大踏步地搞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逝世后的“1976.10.6.的逮捕事件”以及对江青等四同志的审判判刑,以及对所谓“三种人”的清查,以及随后的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复辟倒退的事实,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当年的担忧绝不是杞人忧天。文革是非搞不可的,以至于可以说搞的晚一些了,应该更早一些时间发动文革,那也许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力量还不很强大的时候击垮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不是非常及时的,有些晚了,但这个迟延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

改革开放后的干部队伍的严重腐败状况,不是反证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吗?

五 关于文革功过

《决议》中说: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决议》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文革的主要功绩是:

一、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立了毛泽东主义——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发生了社会资本主义复辟和社会帝国主义复辟的条件下、在发生完全公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无产阶级如何继续革命的学说,这是马列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主义阶段。

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立并验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原则(即第二巴黎公社原则——北京人民公社原则),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打碎摧毁隐形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司令部;

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方式——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提供了理论思索的途径,促使无产阶级探索出党内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滋生的国家管理制度(即执政党制度)和政治经济学上的根本原因,找到了反腐防变的根本措施;

五、广泛深入地普及了马列毛主义、进行了一场精神大革命,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奴隶主义、感恩主义,教育了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使“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要敢于反潮流”成为人民的普遍意识,培养出一大批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他们将反击社会资本主义复辟和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

文革没有错误只有缺点和历史局限性:

一、 驳“文革灾难论”

有一种说法,“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是毫无根据的。

请看历史的事实真相——

文革十年经济状况统计资料

工农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年份 工农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1965 2235 833 1402

1966 2534 910 1624

1967 2306 924 1382

1968 2213 928 1285

1969 2613 948 1665

1970 3138 1058 2080

1971 3482 1107 2375

1972 3640 1123 2517

1973 3967 1226 2741

1974 4007 1277 2730

1975 4467 1343 3124

1976 4536 1378 3158

可以看出,十年中除67年和68年工业生产负增长外,其余各年都是增长态势,有的年份增长率达到20%以上。

《中共党史辩疑录》(山西教育出版社)中披露:文革十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率为7.1%,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率为8.5%,农业为3.3%,国民收入年平均增幅为4.9%。

文革期间的经济建设成绩是不小的,这里仅简略地列举几项。如,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较大提高,1975年的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化肥施用量增长3.1倍,用电量增长4.7倍;此外,农业种子改良取得突破性进展,杂交水稻开始扩广。文革十年中学大寨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很多人力、物力、修建数以万计的水库渠沟,根治海河。著名的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就是文革中修建的。工业上,建设了一大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上,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13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攀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工程;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煤矿、四川宝家顶山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火电站;交通上建成了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修建了长距离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科学技术方面,两弹爆炸、卫星上天,人工胰岛素,合成,国防科技力量明显增强。总的来说,“三五”、“四五”计划如期完成,“五五”计划开始顺利执行。10年时间总共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工农业总产值由1965年的确2235亿元增至1976年的4536亿元,翻了一翻还多。在建国十七年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经过这十年的努力,一个独立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十年中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翻还多,请问世界上有这样的 “濒临崩溃”吗?

据资料,在1949年建国时中国的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100年,到1979年时这个差距缩短到15年,而改革开发后的1999年这个差距又拉大到40—50年。

所谓“文革灾难论”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捏造。

二、 关于“文革三分错误”

毛泽东说过对文革要“三七开”,成绩是七分,错误是三分,就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现在对于“三分错误”必须给予重新的认识。

否定文革的人们抓住毛泽东的这句话进行夸大,彻底否定文革,其实毛泽东的这句话是针对右派攻击文革的言论的极言之的说法。

因为实际上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并不存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保护老知识分子曾细心地列出上百人的名单,这怎么是“打倒一切”?毛泽东说:“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这在实质上是不赞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说法的。就是邓小平也承认,“说是‘全面内战’,其实并没有大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从本质上说,“打倒一切”主要责任不在文革身上,而“全面内战”根本不是文革缺点。文革运动中所出现的缺点、失误、错误、不良现象,不完全都是文革本身的问题,有的是文革运动中的阶级斗争规律,有的是其他社会因素的后果,必须给予准确的具体分析,绝不能一概加之于文革身上。

所谓“打倒一切”,即“冲击一大片干部”,是很复杂的事情,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文革《十六条》政策中决没有打倒一切干部的内容,而是要团结教育干部的大多数。但是,由于没有揭示干部发生阶级性蜕变的政治经济学上的原因,因而对党内走资派缺少确切的定性标准,在运动初期,出现冲击一大片干部的情况,这方面确实是文革的时代局限性的缺点。但干部受冲击的主要原因不在文革身上而在干部自己的本身,更主要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的贻害。

1、文革实际上是对进城后的李自成蜕变的惩罚,是对一九五五年实行等级特权待遇制度后果的惩罚,干部已整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运动一来,怎么可能不冲击一大片呢?

2、文革前,多数干部在执行正确路线的同时,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文革要清算修正主义,这就要触及许多干部。

3、文革初期,多数干部保自己,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革命,与群众对立,在批判资反路线时,他们必然要受冲击。

4、陶铸鼓吹“怀疑一切”,林彪鼓吹极左,也是干部受冲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巡视大江南北时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了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毛泽东的分析是客观的。

毛泽东自文革开始后反复强调“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月,两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干部们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表扬余秋里、潘复生受到群众批判斗争,仍坚持工作,主动到群众中去做自我批评。他还说,我并不想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很难受。(大意)并教育说,回去后赶紧将屁股转到群众这一边来,不要再拉一部分群众保自己,和另一部分群众对立。但多数干部回去后仍是拉一派压一派,导致夺权斗争,被靠边站,这又能怪谁呢?

所以,是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路线贻害了广大干部,使他们蜕化变质,脱离了人民,文革无疑是对他们的一种放疗,必然要触及他们的灵魂,产生一些痛苦,这是干部自己蜕变必然要受到的自我惩罚。受到冲击的根部应该自我反省并讨伐修正主义路线,而不应埋怨群众和文革。当然运动群众有些批判斗争的做法方式过火,但这不是文革的责任,《十六条》中明确指出,不要搞体罚,也不要搞变相体罚。

但是到文革后期,绝大多数受冲击的干部都被解放,除了一些人因政治历史问题被处理外,除了邓小平在“四五事件”后以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再次被打倒外,没有一个干部是在走资派名义打倒的,就是对邓小平也仍然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文革被否定后,许多干部回避自己的阶级性蜕变,不承认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资反路线的帐,却控诉文革“打倒一切”,可以说是政治良心泯灭。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现在再开展一次文革,对现在干部的冲击不知会比文革时会严重多少倍了?文革对干部采取的是批评挽救的政策,而在改革开放中仅仅因贪污受贿犯罪受处分被判刑的干部就数亿万计,哪个时代“诲人”,哪个时代“毁人”,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至于 “全面内战”这是阶级斗争规律使然,根本不是文革本身的过错。“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这是普遍真理。根据马、恩、列的论断,内战是一切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激烈化的必然伴随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来自于外部势力介入引发的内战和内部分裂势力引发的内战,都已有先例,但由于政治斗争引发的内战在中国文革前尚未出现过。《共产党宣言》中说:“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列宁说:“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系列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冲突和斗争,经过不断的重复、集中,扩大和尖锐化,最终就会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我国革命和国内战争》)马、恩、列、克劳塞维茨所讲的内战是普遍的阶级斗争规律,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当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了部分党政军大权猖狂复辟资本主义时,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的斗争,在其他一切和平手段不能奏效时,很难不使用武装斗争这个最后的斗争手段。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说:“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要不要学蔡锷起义,反对袁世凯?各省有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这不就是内战吗?而在马克思主义路线占领导地位,无产阶级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夺回被党内资产阶级篡夺的那部分权力时,党内资产阶级在拼命抵抗时,他们必然动用他们篡夺去的军权发动内战,这还会有什么疑问吗?不过,这种内战形式与发生社会资本主义复辟和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情况下的内战不一样。在文革中,党内资产阶级(包括军内走资派),仍然要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内战,挑动派性,引起群众混战。表面上是两派群众打,实际上多数后面都有军队支持,只不过军队之间没有公开交火罢了。另外,群众组织的派性也是武斗的一个原因。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占有优势,军队从总的方面说在无产阶级手中。所以从无产阶级立场说,并不需要直接动用军队去镇压敌人,只是在军队的支持保护下使用无产阶级大民主来夺权就行了。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还有能力利用大民主整走资派,所以根本不需要搞武斗来自乱阵脚,武斗实质上是党内资产阶级极右派和极左派利用他们把持的军权挑起的内战。现在可以说,文革中所有的武斗确实是内战,均无革命性可言,但责任不在文革和毛泽东的身上。

文革中的“全面内战”——“武斗”是阶级斗争规律的必然表现,责任在党内资产阶级和派性的身上,并不是文革本身的要求,也不是文革的缺点,因为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它的性质决定它根本不需要武斗和内战。如果需要武斗,毛泽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武斗?武斗虽然发生在文革运动中,但它不是文革本身的缺点,更不是文革的错误。而且正是有毛泽东的威望,才制止了全面大内战的危险。像六七年武汉的“七二O事件”,双方上百万群众动武,军队也乱了,如果不是毛泽东批评《红旗》十二期社论是“大毒草”,删掉林彪讲话中“带枪的刘邓路线”,全面内战真有爆发的危险。

革命一旦发生,各种社会因素都会参与其中发生作用产生影响。所以要对参与社会运动的各种因素进行阶级分析

,不能笼统地将革命运动之中的一切不良现象都算在革命的身上。必须将革命本身的缺点不足错误与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规律及非革命因素造成的不良现象严格区分开来,不能将这些副作用、负作用都归罪于文革本身。革命必有破坏,必然冲击旧事物,但这不是革命的缺点,而是一切革命的必然规律,而革命中又必然有反动势力、非革命因素的不良影响。所以,革命是背负着十字架进行战斗的,这是一切大革命的规律。切除病瘤,不可能没有痛苦,不可能不流一点血,不可能不切下一些好肉,这是一切手术都难免的。革命既然是必然发生的、不可避免的,那么缺点、破坏、损失、副作用、负作用就也是不可绝对避免的

。当然,革命政党应该尽量减少和避免损失、曲折。在阶级斗争十字架的血污面前

应该判明责任者到底是谁,不能一股脑全归罪于革命本身。文革是全社会的阶级斗争,一旦开始,各个阶级都会投入搏斗,必然出现一些根本不是文革本身要求的不良现象,如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阶级敌人的乘机捣乱。这就会拉偏文革的进程,离开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四边形合力规律。所以不能将文革“中”的一切社会斗争都归结到文革的身上。必须将文革本身的缺点与文革“中”的不良现象严格区分开来,有人认为文革“中”的一切不良现象都要由文革负责,他们说:“如果不搞文革这些问题就不会有了。”这是蛮不讲理。“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春天来了,细菌病毒也苏醒了,难道春天也要承担这个责任吗?

综上所述,文革确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但“全面内战”,不是文革的缺点,不是文革的错误,而是阶级斗争规律,主要责任在党内资产阶级身上。“打倒一切”的主要责任也在干部自己身上,在修正主义路线的贻害,不应控诉文革。否定文革的人们,对文革真正的缺点(即时代的局限性)没有找到,却将不是文革的缺点裁到文革身上。

文革的时代局限性

否定文革的人们认为文革根本就不应该搞,如果认为文革有时代局限性,它的历史合法性还存在吗?其实大多数大革命都是有时代局限性,每个大革命都有自己的历史遗憾。比如,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运动、辛亥革命、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十月革命、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北伐战争)等,都是如此。但各次大革命的时代局限性各不一样,巴黎公社运动是历史条件还不成熟,资本主义还在上升时期,所以马克思在起义前告诫法国工人阶级不要举行起义。巴黎公社运动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条件还不成熟。十月革命的时代局限性是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内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成功后复辟的危险性也就比较严重。中国的文革则是充分必要条件都具备了,它也有时代局限性,但不是不成熟性。

文革的时代局限性是:

(一)当时苏联还没有完全彻底复辟,它还打着红旗有欺骗性。中国的党内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尚未充分暴露,对它的认识还不充分,从文革初期直到中后期都只将它当作走资派,到文革后期才定为党内资产阶级;

(二)理论上没有深刻明确揭示出党内资产阶级滋生的国家管理制度(即执政党制度)和政治经济学上的根本原因,没有揭示干部待遇中的合法特权剥削问题,没有揭示这种待遇制度所以能实行的原因是执政党制度。因此受到批判的许多干部不认识自己的阶级性已经发生蜕变,他们对文革耿耿于怀总想翻案算账。没有揭示这两方面的原因,是由于文革的时代任务是揭示资产阶级在哪里,至于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原因,则是文革后期(或第二次文革)的时代任务。毛泽东已经触及到了这个问题,并做了提示,如果他再延寿十年,他一定可以透彻地解决这个时代课题。

(三)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当时对走资派缺少明确的定性标准,容易出现打倒一大片的缺点。

(四)没有挖到修正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源——蒲鲁东主义;

(五)文革的无产阶级阶级内容与主力军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局限的矛盾。

文革是用警告复辟危险性的方式反击正在猖狂进行之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它是在全世界还没有完全彻底复辟事实的情况下进行的试验,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胆识气魄。这是一场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的革命,而且许多干部受到修正主义路线的裹挟,使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在一起,一时难于分辨,许多难度就是由此产生的。因为还没有彻底完全复辟的事实,于是就产生了这个时代局限性,也就不可能没有一些缺点失误。如果苏、东复辟在前,文革发动在后,一切就都豁然开朗了,好多方面的局限性就不存在了,所以现在许多过去否定文革的老干部开始重新认识文革了。

也就是说,第一次文革主要是对修正主义路线产生的后果作战——打倒走资派,解决“资产阶级在哪里”的时代课题,还不是对修正主义产生的原因本身作战——还未进展到深挖“党内资产阶级到底是怎样滋生的”的课题。这个任务是第二次文革需要解决的课题,实际上粉碎林彪集团就是第二次文革。正是林彪叛变和右倾翻案风,使毛泽东深思党内资产阶级滋生的原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论述就是提示这个问题的,并安排张春桥、姚文元写这方面的文章。

文革失败的原因

文革最终失败了,失败的主要标志是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江青等四同志被非法逮捕,文革被中断,被彻底否定,中央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修正主义路线最终占据了统治地位。

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强大,在阶级斗争力量对比中完全压倒了无产阶级,也就是说干部的阶级性蜕变太严重了,打倒一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很快又产生一个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十年中实际上是连续进行了两次文革,第一次文革实际上只有前三年的时间,即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此后是第二次文革或说是文革保卫战。毛泽东的逝世,使力量对比严重不利于无产阶级,右倾翻案复辟势力反扑过来。

文革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林彪的背叛。文革失败的关键原因是华国锋汪东兴的投降主义。江青等四同志的左倾干扰也为右倾翻案复辟势力上台提供了可乘之机。

《决议》说: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

由被打倒的复辟势力评价打倒他们的革命,当然要判这个革命为死刑了。在波旁王朝复辟后,法国大革命只能被判定为恶魔。这就是所谓的“实践检验真理”的阶级性问题。文革不仅是被否定了,而且是被复辟势力推翻了。复辟势力要否定文革最便利的办法就是否定文革的理论,而他们最便利的手法就是实用主义

——“胜者王侯败者贼”。所以要探讨失败了的革命,必须探究它的深层次根源。

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的社教十条中说:“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般说来”和“多次反复”的论断,是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最新科学成果。在这一最新科学成果面前,以往的“一次实践成败定指导思想正误”的认识论便显出了严重的非科学性。这就是说,革命要取得胜利,有多方面因素,指导思想正确只是其中一个必要条件,除此之外,力量对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要取得革命胜利,指导思想当然必须正确;但革命失败了,并不一定就是指导思想错了,也可能是力量对比不利而导致失败。文革失败正好验证了这一最新认识论。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后,分析文革胜败的可能性时说,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失败,资产阶级打败无产阶级;第二种可能是胜利,无产阶级打败资产阶级。他将失败的可能性放在第一位。

林彪的叛变,是他的资产阶级阶级性恶性发展的结果,是阶级斗争现象,但不能因为他叛变就认为文革理论是错误的,正像蒋介石叛变并不能说北伐是错误的一样。但正像蒋介石叛变直接导致北伐失败一样,林彪的叛变也直接导致文革的失败。连续几个接班人都不成功,尤其是林彪的叛变,惨痛地说明干部队伍阶级性蜕变的严重性,恰恰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恰恰证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揭示出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执政党制度和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是毁灭干部的制度,是培植官僚资产阶级的制度。仅仅是揭示出干部队伍阶级性蜕变的严重性这一点,文革的功绩就不小了。

关于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

《决议》中提出了所谓的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仍然是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由于观察文革的立场、世界观、路线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由此对毛泽东的晚年也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出发,从防修反修反复辟的路线出发,再结合对苏东崩溃和改革开放严重弊端后果的观察,就会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充分肯定毛泽东晚年的伟大功绩,就会对那些攻击诬蔑毛泽东的言论嗤之以鼻,只能以“桀犬吠尧堪笑止”来蔑视他们。文革被否定后的反攻倒算和改革开放中那些右倾翻案复辟派的恶劣表演完全证明当年文革中对他们的大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反而应该说毛泽东和人民对他们有些宽大无边了。仅仅拿对人的处理问题来说,就可以看出两个司令部、两个阶级的高低优劣了。邓小平言之凿凿地两次向党中央、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但他重新工作后在1975年就用“整顿”“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1984年10

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说:“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1页。)毛泽东1975年底痛心地说:“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但是1976年“四五事件”后在处理邓小平时,毛泽东仍然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未将他置于死地。但是,在半年后,在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右倾翻案复辟势力就动用专政工具逮捕了毛泽东的未亡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江青,并动用刑法、刑诉法公审,原来曾坚决主张杀掉江青,在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改为判死缓。我们不禁要问,这样做法的人对历史问题历史人物还能做出公正的评价吗?他们攻击毛泽东晚年错误,甚至说毛泽东“建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这种说法只能反映出他们具有与赫鲁晓夫当年攻击斯大林时一样的卑劣龌龊心理。

此外,还有关于毛泽东功过“三七开”的说法,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占三分,这是缺乏高度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站在高度的历史唯物主义视点上,主要看他们在解决时代课题上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是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理论课题的高峰上,解决了那个时代的重大课题,所以他们只有历史功绩,就不存在什么功过几开的问题了。他们在探讨时代课题过程中可能存在有一些差错,但这些差错都是实践与理论的升华过程中必然的曲折和代价,不允许存在这些曲折和差错,也就是要封杀人类的思考,禁绝人类进步了。这种思考上的曲折和差错的代价是要由人类为获取进步目的共同承担的,将这些与人类巨大进步相比微不足道的坎坷由导师个人来承担,是极不公平的。当然,导师们探索真理之路过程中的曲折和差错都应该成为我们借鉴的宝贵的思想资料,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尽量少走弯路。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沿用对孙中山的评价模式,也不能沿用对斯大林的评价模式。因为孙中山和斯大林都没有解决历史时代的课题,所以他们就存在一般领袖人物的功过评价问题。

毛泽东不是神,他也有自己的性格特点,也有喜怒哀乐情感,也有脾气,但这些都要放到他的阶级爱憎之中来观察,他在原则、路线问题上是抓住不放的,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上是毫不让步的,因此他就不能不得罪一些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严重的人们的埋怨和嫉恨,这是无产阶级领袖无法回避的命运,这也是他的光荣。有的人在毛泽东这座大山面前,不过是一抔黄土。共产党人当然是有爱憎感情的,但他们是襟怀坦白的,他们不以个人得失论历史,也不以个人恩怨评人物,他们唯一秉承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这方面毛泽东堪称无产阶级战士的楷模。

采取上面这样的立论观点,就可以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击溃一切妖魔化毛泽东的谬论,什么“晚年错误”、

“建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三七开”、

“极左”、“好大喜功”、“个人专断”、“家长作风”,甚至有的人含在嘴里不敢明确说来的“帝王思想”等等。必须严肃地指出,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并不是什么普通的历史评论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一面社会镜子,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明确地实在地表现出每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普通群众的一些模糊认识属于认识论水平的问题,但对于某些人可以说如何评价毛泽东,不仅仅是世界观方法论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根本的阶级立场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人鬼界限的问题。

文革失败了,但文革的伟大原则——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旗帜——毛泽东主义是永存的。

鉴于以上的分析,决定撤消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错误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部分,恢复党的九大和十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文革的结论。关于刘少奇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中央将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重新调查。



提案和决议案之五

关于停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决定

(草 案)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弊端造成的社会后果,无可辩驳地证明改革开放政策是错误的。改革开放是以蒲鲁东主义为设计蓝图,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以引进资本主义为主要目标,在用资本主义方式使经济有一定发展的同时,却将中国引上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正在向完全彻底的复辟方向推进,使中国共产党陷入严重的危机,使中国陷入最危险的境地。

所以,决定停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行拨乱反正。为了不引起国家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拨乱反正应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首先从停止大型国营企业的改制开始,逐渐向其他部门进展,党中央将向全国人大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提案和决议案之六

关于使用“毛泽东主义”称谓的决定

(草案)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突破性的发展,创立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可以取得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创立了列宁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提高到列宁主义阶段;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夺取政权的道路,但主要是对马列主义继承性的发展,还不是突破性的发展,所以称为毛泽东思想,还不能称为毛泽东主义;斯大林捍卫了列宁主义基本思想,他主要是实践列宁主义,并未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时代课题,因此并不存在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是托洛茨基、布哈林、马尔托夫攻击斯大林时的讽刺性说法);苏共二十大出现修正主义后,毛泽东在领导反修斗争中,逐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了时代课题,对马列主义做出了突破性发展,创立了毛泽东主义,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苏东剧变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后果证明是正确的。这样,就将毛泽东思想自身提高到毛泽东主义高度,同时将马列主义也提高到毛泽东主义阶段,即毛泽东主义阶段;苏联出现修正主义中央篡夺政权后,出现了社会资本主义复辟,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领导了国际共运反对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复辟的斗争,将毛泽东主义提高到毛泽东主义第二阶段;毛泽东还提示了在出现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如何反复辟。当代,在前苏联和东欧出现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进入第三阶段,即毛泽东主义第三阶段。至此,毛泽东主义达到了完全的意义,完全地解决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时代课题。

归纳起来,毛泽东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学说,就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列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和已经发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复辟,以及已经发生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如何进行继续革命的学说。------也就是在夺取政权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出现社会资本主义复辟,和在失去政权后(即出现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社会帝国主义复辟和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后),如何重新夺回政权(即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防止再次出现社会资本主义复辟,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学说。

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夺权问题,已经由列宁主义解决了。毛泽东主义解决的是夺权胜利以后直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整个历史阶段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当然还会继续发展,不会停滞,在具体的运用上还会提出新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说,毛泽东主义已经原则地解答了这个整个历史阶段时代的基本问题,它将照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明确地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并准确地界定毛泽东主义的定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工作。毛泽东主义旗帜将对当代无产阶级革命起到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对唤起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继续革命的觉悟起到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的醒示作用,对当代修正主义迷雾起到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攻击作用。毛泽东主义定义的提出,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经过长期艰苦的炼狱思考已经冲破了修正主义迷雾,重新举起了马列毛主义的战斗旗帜。《五一六通知》是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它是帝修反的丧钟。

必须明确的提出毛泽东主义这个称谓,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称谓已经不能完全函盖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同时也对马列主义突破性发展了的时代内容。也就是说,毛泽东主义能够函盖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不能够函盖毛泽东主义。比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主要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毛泽东主义则同时是与国际共运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主义早在30多年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是客观存在,为什么不应该将它正式昭示出来呢?毛泽东主义这个称谓是科学的,准确的,是完全符合国际共运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的,是对当代国际共运最新理论的高度完整的概括,是毛泽东主义应该享有的历史地位,也是毛泽东应该享有的历史地位,这都是当之无愧的,而决非溢美之词。如果不高高举起当代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旗帜,就不能冲破当代修正主义借拥护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之名而高举邓旗、并为当代国际共运设置的禁锢障碍,就不能占据时代理论的制高点,也就不能击破修正主义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谬论,及各种反毛非毛反动势力妖魔化毛泽东的谬论。

毛泽东主义之要义

文革中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首次归纳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论点。1969年9有一个学习资料《毛主席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全面细致归纳了毛主席的论断,现从中选列二十五项主要内容。

一、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二、 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

四、路线是纲,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五、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正确理解和认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

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国外主要矛盾;

七、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分田单干,反对私有化;

八、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党内资产阶级。

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十、列宁为什么说,“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十一、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十二、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十三、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法(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

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党的阴暗面;

十四、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夺权!

十五、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十六、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容易变修正主义;

十七、必须坚持巴黎公社原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

十八、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十九、抓革命,促生产。

二十、斗私批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二十一、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二十二、 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对于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地服从,而应该坚决抵制;

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各省有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袁永松等人著《左倾二十年》);

二十三、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各个省顶住。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袁永松等人著《左倾二十年》);

二十四、“五七道路”是通向共产主义之路;

二十五、 反帝反修,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毛泽东主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即党内资产阶级。

兹决定郑重使用毛泽东主义的称谓,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的指导思想仍称谓毛泽东思想。


提案和决议案之七

关于撤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定性的决定


......逮捕这四个同志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党章的。

按法律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先立案,而立案之前必须有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据说逮捕四个同志的理由,是认为他们要搞反革命政变。这四个同志已被公审公判多年,但不论是庭审,还是时至今日,都未向全国人民提供他们公开或是密谋反革命政变的证据。据说,最初提议抓捕这四个同志的一位政治局委员认为他们要搞反革命政变的证据,是1976年10月5日《光明日报》的一篇社论中的一句话:“在这样的人民面前,任何修正主义的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没有好下场的。”说这是公开发出夺权的严重的信号和反革命政变动员令。他们认为这四个同志是想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打倒老干部,于是主张“以快打慢”先把他们抓起来。但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句话是反革命政变的公开信号;二、公审和判决书中对这篇社论中的这句话只字未提;三、那么,逮捕这四个同志之前确认的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是什么?那么,执行逮捕在法律程序上,是否有合法性?我国法律以法律真实为依据,不是以客观真实为依据,更不允许主观猜测的有罪推定。这种仅凭对一句没有确切反革命政变号令内容的话的猜测,便动用卫戍部队逮捕全国人大代表、副总理、副委员长,这是违反法律,更是违反宪法的。江清在被捕那天的下午还和工作人员一起摘苹果,这是要搞反革命政变总头子的动态吗?张春桥、姚文元被诓骗去开会而被捕,王洪文在住处也轻易被捕。他们如果搞反革命政变,能没有一点警惕性吗?这四个同志当时没有军权,也没有权力调动卫戍部队,只能调动首都工人民兵。但他们被捕后连笔记本也抄了,却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们密谋反革命政变和调动工人民兵搞反革命政变,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具体指示上海方面搞反革命政变。也就是说在逮捕这四个同志之前,并没有关于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因此逮捕他们的行动是违法违宪的。仅仅根据猜测就抓人大代表,而且至今没有犯罪事实直接证据,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另外,8341部队是中央警卫团,没有公安机关的职能。逮捕犯罪嫌疑人,应由公安机关执行,中央警卫团直接抓人是越权行为。

76年时虽尚无成熟的刑法、刑诉法,但相关法律还是有的。公审公判四同志时,已颁布了刑法、刑诉法,当时理应审查逮捕这四个同志的合法性问题。但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分别判处他们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这就是错上加错,这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最大的一起冤家错案。

兹决定,撤消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同志“‘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定性,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同时决定撤消对受他们牵连的毛远新同志所做的错误处分的决定,恢复毛远新同志的政治名誉。党中央将向全国人大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撤消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五同志的刑事处罚。

中央将组织专门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1976. 10 . 6. 逮捕事件”,然后对事件作出定性并作出相应的处理。



提案和决议案之八

关于撤消《关于清查“三种人”的决定》的决定

(草 案)

江青等四同志被逮捕和文革被否定后,中央曾下达《关于清查“三种人”的决定》。“三种人”指的是,一、“四人帮”帮派体系人物;二、造反派头头;三、打砸抢分子。这种“清查”实际上是右倾翻案复辟势力对文革的反攻倒算,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因为对江青等四同志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定性本身是错误的,因此“‘四人帮’帮派体系人物”的罪名也是不成立的,应予取消。



、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多数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投身文革的青年人,虽然在运动中有一些左的或右的错误行动,但除极个别人有较严重的政治问题或刑事犯罪外,多数人是思想认识问题,不应将他们当成坏分子打击。

三 、文革中确有一些人乘机进行打砸抢,应予处理,但不应将运动中的一般派性的冲砸问题当成犯罪行为的打砸抢处理。尤其不能将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下发生的冲砸机关行为当成打砸抢犯罪行为。

因此,决定撤消《关于清查“三种人”的决定》,对因此受到打击的“三种人”分别情况进行甄别审查。凡以“四人帮”帮派体系人物罹罪的一律取消罪名,恢复政治名誉,判刑坐牢的给予适当赔偿。凡以“坏头头”或“打砸抢分子”受处分的经审查后没有严重政治问题或刑事犯罪的,一律平反恢复政治名誉,被判刑坐牢的给予适当的赔偿。对在清查活动中扩大打击面,挟嫌报复,制造冤假错案的人员,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刑罚。



提案和决议案之九

关于重新全面正确评定1989年社会运动性质的决定

(草 案)

诱发一九八九年社会风潮的根本原因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指导下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私有化改革开放政策。私有化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自由化,它必然引导出社会上更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改革开放造成的腐败更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尤其是某些高干子弟的“官倒私倒公司”更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同时产生两股社会思潮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一九八九年的社会风潮中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它以“要民主”、“要自由”为主要口号,掩盖其“打倒共产党”、“全面西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真实目的,应该坚决反对。但同时也存在着以“反封建”、“反腐败、反官僚、反官倒”为主要口号、以反对新封建官僚腐败为主要内容、以工人群众为主体、并且是当时社会运动主流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在当时的群众游行队伍中,有大量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画像,有大量“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想念周总理”的大标语。这些就是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形象标志,这样的人民群众是决不会搞自由化、动乱、反革命暴乱的。当时的学潮中也存在这种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思潮。当时的自由化有组织、有纲领、有个别中央领导人支持、有外部势力支持,而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是群众自发的运动。为什么是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呢?因为当时的群众运动只局限于反对新封建官僚腐败,没有明确提出反对改革开放的私有化,反对新式剥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口号,因此是较低水平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也正因为如此,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未能与自由化严格划清界线,反而受自由化思潮的裹挟,至今为自由化背着黑锅。当时,自由化分子隐蔽在学生和群众中间,利用学潮和群众情绪,进行破坏和捣乱。

当时的邓小平和中央领导人没有从路线和自身上进行反省,更没有严格正确区分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思潮,一概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并错误地进行戒严压制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最终逼出北京人民公社大起义,而中央又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予以武力镇压。人民群众对这次武力镇压始终不满,成为群众对中央意见最大的焦点,而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进行认真反思,总是重复“当时的果断措施是正确的”。这就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反而被自由化分子占据舆论上主动权,使中央陷于被动。群众的疑虑情绪为自由化翻案风提供了社会与理论基础,自由化分子总是企图伺机制造新的动乱,这是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解除群众疑虑,剥夺自由化翻案风的社会舆论资本,使其彻底孤立,防止在一定气候下群众再次受自由化蒙蔽产生新的动乱,中央决定:重新、全面、正确地评价1989年的社会运动,在坚决否定当时确实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也明确肯定当时确实存在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做好运动的善后处理事宜。



提案和决议案之十

关于整党整风重建党的决定

(草 案)

鉴于党已经陷入严重的危机,中央决定进行整党整风重建党运动(简称整建党运动)。



整建党运动时间,预计需要五年时间,自十七大会议开始,在十七届中央领导时期完成,此期间同时基本上纠正改革开放政策造成的后果。重建党后的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彻底纠正改革开放政策造成的后果,估计也需要五年时间。

二 整建党运动的总纲领、原则方针和步骤:

1.

整建党总纲领: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反腐反修反复辟,认真实行党内外大民主,按照《共产党宣言》和巴黎公社原则,实行“惩腐毙修,治病救党”的原则方针,经过坚决斗争重建中国共产党,即将党重新建设成为马列毛主义高水平的党。可以简化为“反腐反修反复辟,重建中国共产党”。

2. 整建党原则方针:惩腐毙修,治病救党,坚定、积极、稳妥、有效、有序地进行整建党的工作。

3.

整建党应该先自下而上,然后再自上而下地进行。首先依靠党员和人民整建党中央,然后整建军队的党组织,然整建中央直属机关、政府机关,然后整建企事业、农村等方面的党组织,直至基层党组织。

三 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全民皆兵直接武装人民

1.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全国人民选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应由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经得起考验的人员组成,他们可以是现役军人,也可以是其他阶层的公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接管现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权力,现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即行解散。选民有权随时撤换罢免自己选举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在进行反复辟斗争的特殊时期,全国武装力量(包括正规军和民兵)要由中共中央整建党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调动。

2.组建城市、农村、大专学校基干民兵。

3.撤销武警、特警、防暴队的建制,大量裁减公安警察人员。适当裁减正规军人数,但保持和适当发展战略部队,并与基干民兵和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密切结合。撤销的武警、特警、防暴队和裁减下来的正规军、警察人员经考察合格的安排到民兵中担任各级指挥员和战士。

四 组建中共中央整建党委员会

1. 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以九大党章规定的五项条件为标准,特别是严格要求第一条,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

2.

首先,由八届——十六届全国党代会代表中现在不担任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工农兵知的普通党员代表进行整党评议,评出合格者。同时由全国基层党员和群众推荐一百名最优秀党员(可以是现届党员干部,也可以是以往各届党代会代表中的党员干部),与合格党代表共同组成中央整建党领导小组。

还应从国营大型企业中(如大庆、鞍钢、一汽、宝纲等企业)的产业工人党员、解放军战士党员、农村党员、知识分子党员和干部党员中评出十万名优秀党员,准备参加各级整建党工作队。

在评选上述党代表合格者和优秀党员时,任何党组织和领导人不得进行操纵,应该由党员和群众自主自由自愿评选。

3. 在中央整建党领导小组领导下,对中央纪检委委员进行整党评议,合格者补充入中央整建党领导小组。

4.

在补充后的中央整建党领导小组领导下,对中央委员进行整党评议,合格者补充入中央整建党领导小组,组建成中央整建党委员会,中央整建党委员会接管现届党中央的一切权力,现届党中央及中纪委即行解散。

五 认真实行党内外大民主,进行全党大整风大整党重建党

社会主义国家在整建党方面的多次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告诉我们,是否充分实行党内民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革命的胜败兴衰。面对严重腐败造成的严峻危机的当代中国共产党,首先迅速实行党内充分民主,并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开展大民主整党,这是强有力地遏制腐败从而挽救党和国家危机的唯一正确方针,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用和平方式挽救危机的最后一次机会。”

六 分批分期整建党

具体的整建过程和步骤另行制定方案。

我们相信,经过重建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成为马列毛主义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定能够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进行反腐反修反复辟斗争的先锋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做出优异贡献。

王士吉(M.L.M.毛继东)执笔

初稿:2007. 7. 28.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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