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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走资派鼻祖托洛斯基关于工业的提纲十三、印刷业

关于工业的提纲托洛茨基
(1923年3月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 №02706

一、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总的作用
    
  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现有相互关系最终依赖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最终可能通过实现无产阶级本身再生产的工业,而不是通过国家机关、通过军队来保持和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党、工会、青年团、我们的学校等的任务是教育和培养新一代工人阶级。但是如果没有兴旺发达的工业基础,整个这项工作就会像建立在沙滩上一样,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牢固基础。
  在对于振兴国家具有头等意义的农业方面,苏维埃国家的活动虽然不断扩大和深入,但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内仍将主要具有辅助的、协助的经营教育性质,因为绝大多数的农产品还将长期由小商品生产者来生产。
  在财政方面,目前的政策——节约国家资金、正常的税收制度、正确编制的预算——应该并今后仍将以不懈的努力加以执行,但只有在国有工业获得盈利并得到大力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成就。
  我国的国防在大力缩编、几乎只剩下军队骨干、因而逐步向民兵制过渡时,其任务基本上归结为运输和军事工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预算的编制、国家信贷政策、整套国家军事安全措施以至整个国家活动都应该把关心国有工业的有计划发展放在首位。
  在我国总的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国有工业的复兴必然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工业向前迈出决定性一步之前,农业中作为超出农村消费的农产品余量应形成必要的流动资金。但对于国有工业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不应落后于农业,否则在农业的基础上会形成私有工业,而私有工业最终会吞并或蚕食国有工业。
  工业只有在产出大于消耗时才能取得的胜利。依靠预算即依靠农业而生存的工业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稳固而长期的支柱。关于国有工业创造剩余价值的问题是事关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生死存亡的问题。
  国家不积累剩余价值,国有工业就不能扩大再生产,而国有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又是我国农业朝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条件。
  因此,通过国有工业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二、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的优缺点

  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生活的良好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这一影响表现为工业活动的复苏、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的增加、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工人生活状况不容置疑的大幅度改善,以及首先表现为比较正确地对待基本的和局部的经济任务,这是今后切实完成这些任务的基本前提。但是工业的实际状况仍然极其困难。轻工业的复苏自然是由于收成不错、市场恢复这一事实作成的,但这一复苏并未成为所有的轻工业企业和部门进一步正常发展的保证。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尽管极其高昂(尤其是同农产品价格相比)却并非总是具有恢复的性质,因此,并不能保证生产的扩大。一些托拉斯活力的提高是依靠原有的原料储备,而恢复原料储备目前是国家经济政策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重工业刚同市场有所接触,实际上完全依赖国家定货,为了恢复,需要国家投入经过精确计算的大笔资金。铁路和水路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如此。
因此,由于整个经济的条件,轻工业价格尚未调整得正常(价格极其高昂又往往达不到恢复的水平),重工业落后于轻工业,这都是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的主要缺点,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时斯是由于此前的整个经济状况以及改行新经济政策时经济关系的必然破坏所导致的。在市场基础上达到比较符合工业发展需要的价格调节,确立轻工业部门和向轻工业提供原料的工农业部门之间比较正常的关系;最后,重工业和轻工业战线拉平——这是国家在目前已经到来的新经济政策第二时期中在工业活动方面的根本任务。这些任务只有在正确处理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时才能完成。

三、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

  在苏维埃俄国,工业和运输业的主要资料属于一个所有者——国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必然具有计划的性质,由于国家作为所有者和主人的统治作用,计划原则在初期就已具有特殊的意义。
  但是此前的整个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不能先验地通过理论途径或官僚主义途径来确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囊括相互关联的一切部门和整个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只有在国有化的基础上长时期进行准备性的经济试验、不断对各经济部门的工作努力加以实际协调以及正确统计成绩之后才有可能制订出这样的计划。
  因此最近这一时期的任务具有一般指令性质和很大程度上的准备性质。这一任务不能用任何一个公式来确定,要求经济领导机关及其基本任务、方法、实际工作始终不断地、百倍警觉地适应市场现象和市场关系。计划方法只有得到彻底发展才能并必然能控制市场并从而取缔市场。
  因此十分明显有两个由于近期采用国家的经济计划方法而引起的危险:(1)当试图通过计划干预超越经济发展,用尚未得到生动的经济经验必要验证的行政措施来取代市场的调节时,必然会出现我们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见过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局部的或全局的经济危机(“阻塞”、“堵塞”等);(2)当集中调节落后于对调节的迫切需要时,在适时的行政经济干预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用较少的人力物力取得同样效果的情况下,我们将用市场的非经济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
  由于我们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应向各个企业提供在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的必要自由,不试图用行政意图去取代这一自由。但是如果说每一个托拉斯为了取得工作成就应能自由定向并对自己的工作完全负责,那么,另一方面,国家应把托拉斯及其他联合组织看做自己的职能机构,借助它们摸清整个市场,从而使优于单个托拉斯或联合组织的市场定向的一系列实际措施可以实行。例如,中央经济机关能够早在一个托拉斯通过实践确信自己的处境毫无希望之前就得出必须撤销这一托拉斯的结论。
  轻重工业的相互关系决不能仅仅通过市场途径来解决,因为这实际上孕育着一种危险,即在最近几年摧毁重工业,然后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予以恢复,但已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了。
  因此,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计划原则在我国不局限于个别的托拉斯或辛迪加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工业。不仅如此,国家计划应包括工业与农业、金融业、运输业、内贸及外贸的相互关系。
  换句话说,由于国家对于大部分工业和运输业的生产力以及信贷资金来说仍然是所有者和经营主体,因此新经济政策时斯的计划原则就其规模来说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计划原则区别不大。但就其方法而言则区别极大。总管理局式的行政手段被经营的机动所取代。
  计划方法在行政实施时应通过仔细地摸清基础的办法慎而又慎地加以扩大。
  准备工作应表现为有关经济机关对在某种经济情势(由于新粮上市、资金流向农村,等等)下必然或十分可能发生的这样或那枰的现象作出经济预见或指示,并把这一预见尽可能在工业的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具体化,对利用预期的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作出大致的逐日指示。
  十分明显,工业基本计划的实现不可能靠工业本身内部即仅靠工业的行政领导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努力,这项工作应成为位于工业组织之上并把工业与金融业、运输业等联系起来的专门计划机构的任务。国家计划委员会按其地位来说应是这样的机构。但是必须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比较确定的地位、比较固定的组织、比较明确和肯定的权力,尤其是职贲。以下一点应作为不可动摇的原则加以确认:共和国各高级机关不能撇开国家计划委员会来处理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经济问题。而国家计划委员会,不管是由它自身还是由其他任何主管部门提出的倡议,应结合整个经济工作来分析新问题、方案或建议,从而确定其比重和意义。必须十分坚决地摒弃中央和地方的主管部门和机关匆忙草率、心血来潮、拐弯抹角地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的尝试,把这样的尝试看做是缺乏经济预见的表现和行政游击主义十分有害的残余。
  对每个主管部门工作的成功与否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应取决于该部门在多大程度上及时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以供全面研究和协调。而对国家计划委员会本身工作成功与否的评价则更应从以下角度来考虑:是否及时提出经济问题,是否正确预见未来和促使各主管部门及时在预算上和实践上协调其工作需要协调的各部门和各个方面。
  必须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来与我们国家工作中最大的祸害建立各种各样的临时性、偶然性的工作委员会(后续性的、指导性的、检查性的、筹备性的等等)的现象作斗争。必须保证通过正常的常设机构来正常进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改进这些机关,发挥其必要的灵活性——办法是使它们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适应其任务。
由于不预先决定今后是否需要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计划工作的领导机构、国家经济的总司令部以这样或那样的行政权力以及具体是哪些权力,近期内只需要确定当计划工作的领导人需要强制力时,应由中央有关权力机关(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予以批准。

四、托拉斯及其作用和必要的改造

  国家是生产和运输业固定资产的拥有者。各经济主管部门及其下属机关和联合组织(托拉斯)管理着委托给它们的一部分国家产业,其独立程度视目前市场条件下的经营需要由上面即上级国家机关決定。
  国家支配托拉斯、铁路等债务之外的财产的权力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实际上国家政权对经济机关的日常工作的干预和经济机关对各下属全权机构、托拉斯等日常工作的干预,其范围和形式完全根据经济上是否适宜这一点来确定,并由有关条例来调整。
  大部分国有工业组成托拉斯,即享有广泛的经济自主权的联合组织,它们在市场上作为交换经济单位自由行动。这些经济联合组织及其所属各企业的基本任务是:获取并实现国家积累所需要的剩余价值。只有国家积累才能保证我国物质水平的提高和整个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直接满足国家重大需要的国有企业,如军事工业,还应完全服从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要求。
  鉴于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来实现的,企业的组合及其划分成托拉斯、各托拉斯之间的资金分配、信贷等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带有先验的、官僚主义的性质。从经济计划工作的角度看,这只是大略的、粗线条的试验。对这些试验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对经验、对日复一日的市场和行政管理经验因素的配合的检验,而不是通过思辩来加以纠正,加以改变。
  对缺乏流动资金的抱怨只说明国家在改行经济政策时管理的工业企业的数量超过我国在由于几年国内战争和封锁造成的总的经济状况下的能力。其后果是企业不稳定,工作时断时续,主要是负荷不足,以致造成产品成本过高,市场萎缩及由此出现的种种经济困难。
  出路是坚决把生产集中在技术装备精良、地理位置优越的企业里。反对这样做的各种附带的、次要的考虑,不管其本身如何重要,与用必要的流动资金保证国有企业、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获取利润等基本经济任务相比,都应退居次要地位。
  从纯生产条件和商业条件的角度对托拉斯的结构和构成的重新考虑,应完全摆脱企业只按横向或垂直原则结合这种千篇一律的官僚主义偏见,因为这种重新考虑的指导原则应是关于企业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关于各企业间以及它们与交通和市场的地理位置(联合公司等)等的物质考虑,而不应是形式上的考虑。在摒弃部门的或地区的非分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与更有利、更能获利的生产组织原则发生冲突)的同时,必须认真听取和考虑到有关的托拉斯和工厂本身的呼声,因为他们的生动经验证明了必须放弃组织上的公式化。
  降低生产费用应从复兴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出发,而不是从取得市场上的短期成功的角度出发。
  按昨天的虚拟价格考虑原料的成本核算,同降低成本毫无共同之处,应该作为对国家财产的浪费而受到严厉惩处。
  通过直接或间接损害重工业来临时降价的政策,同样是完全错误的,致命的。不恢复重工业,轻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建设就失去了基础。煤炭、石油、金属——这些工业部门的成就才能切实保证共和国的经济繁荣及其外部安全。
只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常坚定不移地对托拉斯实施领导,按上述指示精神把工业的各基本部分结合起来,预见并酝酿其必要的组合,保证在生产的各个阶段正确而及时地利用生产的各个要素(燃料、原料、半成品、机器、劳动力等),工业战线上才有可能取得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成就。

五、工业和商业

  如果不能正确组织销售,生产成就今后仍将导致局部的阻塞,即导致即使在目前极为窄小的市场状况下也难加以认可的商业疲软的危机。应把建立能保证工业与农民市场真正的、尽可能多的联系的商业机关基层环节的工作提到第一位。至于辛迪加化,在近期内实施应十分谨惧,应充分符合市场的状况和托拉斯的资源。把辛迪加变成商业“总管理局”只会缩小商业活动和提高附加费用。强行辛迪加化在经济上应作好准备,在商业上应有充分理由。
托拉斯和各个企业较大的业务独立性,各辛迪加较灵活的活动,以至我国工业的整个现状,都要求纯生产活动和纯商业活动更加协调一致。这对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来说都是如此。在不预先规定这一协调的组织形式的同时,现在就应该确认,对这一领域中积累的经验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制定协调工商业活动的实际方法,是一项迫切的任务。这一任务只有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委员会不断强调,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总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后,才有可能完成。

六、工厂

  生产取得成绩或遭致失败的根子在基本的工业单位即每一个工厂。不仅从技术生产的角度,而且从商业的角度正确安排好每一个企业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问题。
  托拉斯在保持对企业的总领导并把为此所需的一切生产和商业部门和业务集中起来的同时,应尽全力避免集中过头,扼杀主动性和强行干预各企业的工作。
每个工厂的独立的成本核算应不仅能使人确定工厂获利多少、其发展或衰落的程度,而且能成为严格与企业特点相符的奖励制度的总的基础。

七、成本核算、平衡表和监督

  企业、托拉斯和国家的相互关系是否正确,整个经营活动是否正常、在目前条件下对此惟一重要而可靠的凭经验的检验,只有看其物质成果,看商业平衡表所表现出的这些成果。如果没有自上而下囊括整个国家经济的正常的簿记,没有决定国有工业产品实际成本的科学的成本核算,就无法保证防止国有化财产化整为零或遭到盗窃,而且托拉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国有财产流入私人之手的渠道。
  制定出统一簿记的方法和监督簿记的实际进行、全力使之更加精确和完善,应是经济领导机关,尤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且这一工作的目的应是实行整个国有工业(在今后则是整个国有经济)的统一的实际平衡表。
正确组织国家对工业成本核算和工商业平衡表的检查,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紧迫任务。缺少这种内行的熟练的监督会使其他各种经济检查化为乌有,造成与正确安排经济不相容的不负责任感。

八、工资

  前一时期的工资实践总的来说证明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尤其是关于工会和经济组织之间订立集体合同的决定是正确的。
  可以认定,去年各类工人的工资都有很大提高,因而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
  工资的总政策今后的方向应是把各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或多或少地拉平,并对平均熟练程度作必要的调整,以使不同工业部门中相同熟练程度工人的工资,尽可能不取决于市场的局部波动,在个人工资确实受实际产量制约的条件下大体相同。有关国家机关应与工会一起致力于使某一工业部门较好的形势不仅给这一工业部门的工人带来好处,而且给整个工人阶级带来好处,提高落后部门,首先是重工业和运输业的工资。
  国家机关和工会在大力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同时,应该牢牢记住只有在工业不断发展即工业带来利润的基础上才可能持续而全面地得到改善。从这一角度来看,如维持任务不足的企业开工,工厂养活的工人数量与该厂的实际生产率不相适应,这样的措施都是亏损最大最不合理的社会保障形式,因而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明天的。
  以各种不是出于生产需要也不是法律规定的附加费用来加重工业企业的负担,不管其用途多么重要,都会给经济和国家带来无穷的危害,因为这样做会破坏正常的成本核算的可能,以半隐蔽的形式把国家目前财力所不及的支出强加于国家。托拉斯的生产“赞助”,即不是法律规定的,也不是由国家调控的“赞助”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必须认真检查在目前形势下劳动法典以及关于劳动力、工资、各种工种工时长短、社会保险提成、文化教育提成等等条例的实施情况,以便一方面在工业现状容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取消或暂时修改目前经济状况下明显难以执行的条例。经济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应十分客观地共同挑选经过严格检查过的实际材料,供采取上述立法修正或行政措施之用。

九、拨款、信贷、税收和海关税率

  整顿和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必要条件,是切实调整国家预算,使之接近于国家的实际资金,接近于这些资金的有计划的支出。必须把以下财政上的做法当作最大的祸害来加以彻底肃清,在收支不符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卢布贬值来加以抵消,支付货币资金时随意确定折算率,从而从根本上破坏极其重要的经济机关的稳定性。工业(燃料工业、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产品无偿或按不能弥补产品成本的随意定价划拨给国家,主要是划拨给运输业和军事部门的做法带来了同样的后果。
  今后一旦发现实际收入和预算用途不符并因此必须削减预算的开支部分,这样的削减不应是遮遮掩掩的,而应是公开的,通过修改预算及由此带来的一定后果(有计划地压缩运输业、工业企业、军队等)来进行。
  工业信贷体制不仅是财政的任务,银行的任务,而且是组织和领导工业的活动的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对国有工业拨款必须尽可能集中由一个信贷机构进行,而这个机构则应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
  必须十分仔细地研究关于税收和消费税与工业支付能力和市场容量相符的问题、关于从保护有关国内工业部门的角度来确定某些进口商品的海关税率问题。
  从国外采购和定货,如果并非绝对必要,而有关定货在国内的配置会对我国有关国有工业部门的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原文如此,似应为:阻碍作用——译注),即使其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也应坚决放弃。
只有实行确定不移的社会主义保护主义制度,才能在目前的过渡时期里保证苏维埃国家工业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切实发展。

十、外国资本

过去一年的经验表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完全能在一定的而且相当广泛范围内与工业部门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并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有条不紊的措施来吸收外国资本以目前已发现的合理的形式(租让、合营公司、租赁)投入工业。要仔细研究以下问题:哪些工业部门和企业根据哪些原则向外国资本提供有利于国家总的经济发展。这一研究应成为共和国计划机关以至一切经济领导机关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十一、经济工作者及其处境和任务,培养新一代技术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

  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所规定的工会和经济机关的相互关系,其正确性已为最近一年的经验所肯定,今后仍应本着上述决定的精神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巩固。
  切实的一长制应在工业组织中自上而下地全部实行。工作人员的选拔以及调动和撤换,是经济领导机关握有的切实领导工业和对其前途负起责任的必要条件。工会机构的推荐和鉴定应得到十分重视,但决不能推卸有关经济机关的责任,因为现行条例给予这些机关以选拔和任命的充分自由。
  国有工业和商业的弱点是它们的组织臃肿,因循守旧,不善经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经济工作者的选拔不力,他们的经验不足,他们的利益与其本身工作的成绩挂钩不够。必须在这些方面采取正确的有条不紊的措施。尤其是对企业领导人的奖励应取决于平衡表,而工资应取决于产量。
  由于经济工作领导人(车间工长,工厂厂长、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等)的任务是降低生产开支和获取利润,因此他们的工作常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往往导致冲突、撤换和调动。经济工作者始终面临两个危险:(1)由于要求过高而引起企业工人及其代表机构或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反对;(2)在劳动生产率、工资等问题上采取阻力最小的方针,从而牺牲企业的赢利,因而也牺牲了企业的前途。苏维埃工厂的厂长当然应该十分关注工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关心他们的感情和情绪。但他同时决不应忽视,他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最高职责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扩大工人国家掌握的物质资料的数量。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应对苏维埃厂长在采取这些行动时给予全力支持。认真、坚定和精打细算,是苏维埃经济工作者的必备品质。企业的顺差是对他的最高鉴定。
  应当帮助工人群众懂得,力求获取利润的厂长同力求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保护工人的健康的工会工作者一样,是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
  对新的经济工作者的培养工作应具有系统性,同时也应具有深刻的专业性。应当用具有一定工龄按一定计划有步骤的学习来取代匆忙草率,不求甚解的大轰大嗡的学习办法。应向第一时期提拔的、还来不及获得必要知识的工作人员提供弥补最重大缺陷的机会。
  但是按实际工作类型划分的专业化应与提高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加强党内团结紧密结合,否则专业化会给党造成危害,如同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态度会给经济带来打击一样。
  党和工会应十分重视扩大各级经济系统工业管理机构中工人经济工作者骨干,尤其是共产党员。
学习技术对于新一代来说不仅应是专业化问题,而且应是一项革命义务。在工人国家的条件下,以往青年工人用于革命政治斗争的热情应转向掌握科学和技术。对待学习马虎的大学生应像对待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逃兵和叛徒一样。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说,不是追逐名利之途,而是建立功勋的事业。

十二、党的机关和经济机关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确认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工作和苏维埃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分工的决议,坚持要在中央和地方更全面更有步骤地贯彻这一决议,尤其认为必须确认党毫无疑问有权支配自己的工作人员,但这决不应在实践中变成未经协商就频繁撤换和调动经济工作者,而应在严格和绝对必要时才行使这一权力,而且党组织应全力支持这样的做法:内行的经济机构不仅有形式上的权利,而且有实际可能性来逐步培养经济工作者,并随着他们经验的积累和素质的提高正常地加以提升。

十三、印刷业

  正常组织印刷业的问题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巨大的文化意义。
  代表大会认为印刷业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加以改进。
必领改进出版物,首先是大量发行的出版物的技术。关于组织印刷工业的问题应在短期内解决,以便大型的和重要的国家出版社有可能广泛地、正常地、技术上令人满意地组织工作。
列•托洛茨基(签名)
1923年3月6日

这是关于工业的提纲的定稿本
维特
1923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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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业的提纲
托洛茨基        
(1923年3月6日)
十三、印刷业
  正常组织印刷业的问题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巨大的文化意义。
代表大会认为印刷业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加以改进。
必领改进出版物,首先是大量发行的出版物的技术。关于组织印刷工业的问题应在短期内解决,以便大型的和重要的国家出版社有可能广泛地、正常地、技术上令人满意地组织工作。

——托洛斯基:以便大型的和重要的国家出版社有可能广泛地、正常地、技术上令人满意地组织工作。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列宁
(1905年11月13日〔26日〕)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党控制出版物还是大型的和重要的国家出版社控制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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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

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 出版总署胡愈之署长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的报告
第10版()
一 人民出版事业在革命的战斗中长大
毛泽东主席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
从出版事业来看也是如此。
当全世界各国人民还在用泥版、芦草、羊皮之类当作书本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已经发明了造纸,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世界上第一本用白纸印上黑字的书就是在中国出版的,是我国人民劳动创造的成果。
勤劳的中国人民不但创造了优良的出版技术,而且用严肃的认真的态度干出版工作。版本的考据,书籍的校勘、编纂和翻译,很早就成为中国所特有的专家事业。我们要感谢前代的出版工作者,他们使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劳动生产经验一大部分得以保存到今天。
但是在从前,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时代,出版事业的发展究竟是极有限度的。历史上所有反动的统治阶级一贯地采取愚民政策。书籍典册被用来作为“载道”“卫道”的工具。所谓“道”,就是剥削阶级之“道”,封建地主阶级之“道”,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背道而驰。书本和知识为少数人所独占,出版事业也就没有大量发展的可能。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有了石印、铅印、彩印,并且翻译出版了新学书籍。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中国又有了新式的印书馆、合资经营的书局和期刊杂志。这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当时出版的一些新书刊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技术,对初期的民主革命和文化启蒙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虽然初期的出版业也沾染了资本主义的病毒,除了极少数优良作品外,大部分书刊只是为了追随市场的需求,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并不适合人民大众的要求,但是出版发行的企业化经营和印刷技术设备的近代化却在这一时期打下了基础。
至于新的人民出版事业是从五四运动开始萌芽,配合着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从战斗中长大起来的。五四以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走上反帝反封建的解放道路。从《新青年杂志》和《向导周报》开始,进步的书籍刊物成为革命斗争的武器,和人民大众的要求相结合。革命的出版事业在当时力量还很薄弱,并且遭受反动势力的摧残压迫,但是它对于中国人民觉醒所起的巨大影响和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国民党反动集团二十年的统治扼杀了中国人民的出版自由。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地区内,美国化的诲淫诲盗的低级读物,歌颂帝国主义、阿谀人民敌人的有毒书刊在市场流行,而为人民所需要的有益读物却遭受到严厉的检查和禁止。进步的书店、报社和杂志社被查封没收,人民的作家、人民的出版工作者遭受惨杀、拘禁和迫害,无法计算数目。
但是,反动统治阶级无论怎样残暴凶恶,到底不能阻止新的人民出版事业的成长和发展。一方面,进步的作家们和出版家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拿笔杆当作枪杆,拿纸弹当作枪弹,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长期的坚决的斗争,在文化出版领域中,建立起不可摧毁的人民革命的营垒。这方面留下了两个伟大的名字—鲁迅和邹韬奋。
另一方面,革命作家和革命出版工作者,从土地革命时期起,就在革命根据地建立起革命的出版事业的基础,在极端紧张的战争情况下,大量出版书刊,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和工农兵的文化政治教育做了出色的工作。毛泽东的旗帜成为革命出版工作者的旗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文化出版事业在国民党区日见衰落,在解放区不断发展。在物质条件十分缺乏的困难环境中,新华书店大批供应了优良的丰富的人民精神食粮,在大部分的解放区农村和解放军部队中,展开了革命书刊的发行工作,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在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友邦苏联对于我国人民出版事业的大力援助。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了中文本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使我国人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一般干部理论水准的提高收到了极大的效果。
不可否认,三十年来革命的人民出版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号召、影响之下,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的觉醒、团结、进步和统一,曾经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成为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人民觉醒了,人民团结起来了,人民胜利了。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亡,人民政协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整个国家的完全统一,货币物价的稳定,财政经济状况的开始好转,农村中以消灭封建剥削为目的的土地改革的稳步前进,城市中工商业的逐渐恢复和发展,所有这些创造了中国一切人民事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无限前途,也创造了中国人民出版事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无限前途。虽然出版工作目前还存在着一些困难,有待于克服,可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出版事业的稳固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础是不可摧毁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饮水思源,我们不能不向中国人民出版事业的先驱者,无数牺牲者和战士,表示崇高的敬意。这是无可置疑的,他们的英勇的斗争和勤劳的工作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胜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全国大城市解放后的出版事业概况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出版事业出现了全新的面貌。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堡垒,如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中国文化服务社等被人民接收。反动刊物停止出版。国营新华书店开始以城市为中心,大量出版进步的书刊。工人和青年分别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出版社。其他私人资本经营的书店自动肃清了在解放前印行的一部分反动书籍。封建迷信的、低级趣味的、于人民有害的书刊逐渐从市场上被驱逐。各种革命的、科学的优良读物在全国各地大量行销。出版事业现在不再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用以欺骗和麻醉人民的工具,而成为新中国人民精神生活中重要的战斗武器了。
新生的力量是活泼健全的,是有发展前途的。但是它还年青,还没有壮大,还有许多困难和缺点需要克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全国书刊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情况可以分作以下的几点来说明:
(一)书籍的生产数量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五○年一月到六月,全国出版书籍(不包括期刊),计初版新书二六一九种,重版书四二五七种,总印数为九五、二二四、五一六册。其中包含中小学教科书五七、六三三、一八六册。除去教科书不算,一般书籍的平均印数为六四一八册。
从这些数字来看,一九五○年上半年书籍出版总数量虽然比解放前有了增加,可是还没有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准。
据本年六月底的调查,全国公私营出版机关共计四二六家,但在今年上半年,只有一八五家出版新书。其他二四一家,生产是在停顿或半停顿中。
全国专印书刊的印刷厂,估计有百分之五十的生产力在目前是过剩的。这也说明了目前书刊的生产数量还没有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准。
如果下半年出版数量和上半年相差不多,则一九五○年全年全国出版的书籍杂志应为二万万册,平均起来,全国每二人或三人才有一册,比之于苏联今年度的出版计划,全国出版总数为八万万册,还不包含期刊在内,平均每一人得到新书四册,差得多了。要是再拿每册书的容量多少和用纸数量来比较,我们目前的出版生产量大约和苏联相差十倍。
(二)出版方向 出版总署成立以后,向全国出版家征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后初版和重版新书的样本,到七月底为止,收到的样书总计为四九六○种,其中由公营、公私合营书店及机关团体出版的计二○八八种,由私营书店出版的计二八七二种。
就出版物的内容来区别,所占百分比如下:
类别 百分比
政治理论及时事 二○•七
哲学、语文、史地 一一•六
自然科学及应用技术 一七•一
文艺 一八•九
学校课本 六•五
通俗读物 一八•一
儿童读物 五•三
其他 一•八
全国现在出版新书的一八五家出版业(除新华书店外,公营一五家,公私合营六家,私营一六三家)中,出版文艺书籍的有九四家,其中三九家出版在五种以上;出版社会科学书籍的有八五家,其中二八家出版在五种以上;出版自然科学及应用技术书籍的三九家,其中一六家出版在五种以上;出版通俗读物的有八八家,其中三二家出版在五种以上。以上的统计是极不完全的。但是大体上可以看出出版的方向主要是出文艺书,其次是通俗读物和社会科学书籍。出版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书籍的不到出版家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七月底为止收到的九二八种的文艺书中,文学理论占百分之七,文学创作占百分之三六,翻译作品占百分之三五,戏剧音乐美术占百分之二二。在文学创作中,新的作品不到一百种,大部分是旧的创作的重印本。翻译主要是苏联的作品,数量相当多,是这一时期出版的特点。
社会科学书籍销行册数一般都比文艺书籍多。这是十分自然的。由于汹涌全国的学习运动的高潮,一般干部和新解放区的读者,对于政治理论书的要求要比对于文艺读物的需要迫切得多。包含十二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干部必读》已经全部出齐,印行的总数达三百万册。《毛泽东选集》的新版,由于校订和注释工作的浩繁,直到现在还不能全部付印。全国读者渴望已久了。在不久的将来,这一部巨著的出版将是中国出版界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情。
除了这些以外,属于社会科学和政治时事这一类的书籍,大部分是有关政策法令的小册子和活叶本。大部头的专门著作或译作并不多。政治时事读物在今年出版的,比去年的版本较为统一整齐,排印校对上的错误已经大大减少。但是这类书籍大部分是编选政策文件报告论文而成,内容往往互相重复。在目前的情势下,这是无法避免的。
出版界对工农兵通俗读物和儿童读物的重视,还不过是正在开端,但已经收获了相当大的效果。北京和上海方面,公私出版家大量地编印了通俗故事、曲本、唱本、连环画和其他通俗读物,在市场上逐渐挤掉了旧的有毒素的通俗读物。所欠缺的是内容方面狭,偏重文艺性,介绍科技史地财经常识的太少。这一工作继续干下去,是有极大前途的。
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书籍的出版,还没有引起一般出版界的注意,在目前新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中,只有少数的译本和一些中级读物。关于财经和应用社会科学的书籍也出得很少。
解放以后,各种工具图书如字典、辞书、地图等,需要十分迫切。许多旧的出版物必须重加订正。有些出版家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把旧的版本改头换面,草率印行,引起了读者普遍的不满和批评。出版家要是用严肃的、认真的态度,修订旧的,重编新的工具书,对于我们的读者是有极大帮助的。
学校教科书的出版,在解放以后,情形相当混乱,各地所用版本不一律,供应不及时。今年秋季,中央教育部和出版总署作出了决定,把小学用书及中学语文史地课本首先统一规定版本,并抑低书价。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央教育部和出版总署领导之下,将建立人民教育出版社,逐渐统一全国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但由于目前学制和课程标准还没有确定,在若干时期内,教科书的全国统一编印和统一采用,还不可能办到。因此,在目前,私人出版家编印教科书,由教育部审核后发售,是被许可的。
从一般来说,解放以后出版情况是完全不同了。公私出版业者现在都同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一般出版家都能接受群众的批评,发现了出版物有错误,往往自动改正或自动停售,甚至自动登报声明更正,虽因此遭受物质损失,亦无所顾惜。报纸对新书的批评介绍,也帮助了出版事业的改进。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已成为出版界的一种新风气,但是另一方面,出版物内容还显得不够充实,和国家的建设工作、人民的实际需要还不能密切配合。作家和编译工作者还没有很好地组织和动员起来,因而造成稿源的缺乏。某些盲目性的投机的旧作风有时还存在着,缺少计划性,重复浪费无法避免。为了纠正这些缺点,今后出版逐渐走向分工和专业化是有必要的。
(三)书籍供应的情况 今年一月至六月,全国出版书籍九千五百余万册,总售价约为二千亿元。书籍销数比解放前已大大增加。一般书籍在战前每年只能销一二千册,现在可以销五千至一万册。通俗读物和干部学习用书有时可以销到五万至十万册。这是解放以前所不能想像的。
但是就我国领土的广大和人口的众多来说,目前书籍供应的情况还没有达到使人满意的程度。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民的出版物并没有真正深入到人民大众中间。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读者群还只是局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级以上干部,适合工人、农民和战斗员阅读的书本子是太少了,即使有了一些,也没有普遍地在他们中间推销。
第二、我们的书店和发行机构依然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一带,很少到内地去干书籍的推销工作。在上海和北京,一条街上可以找到十余家书铺,但在新疆,人们要赶几千里路才能买到一本书。除老解放区一部分地区以外,在广大的农村中,书籍的供应是完全缺乏的。
第三、书价贵,买不起书。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纸张来源困难,造货成本高,出版和发行费用太大,远处运费贵,基本定价制度造成书价的混乱。此外,发行工作没有很好的组织起来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第四、全国还没有普遍建立图书馆或大众文化馆,使大多数缺乏购买力的读者无法和书本子接近。
第五、发行工作者和读者群众的联系不够,替读者服务的工作做得不够。
这些情况是必须改变而且有可能改变的。国营新华书店改为专营书刊发行的机关之后,一方面对全国公私出版家担负起出版物的推销任务,另一方面也对全国读者担负起精神食粮的供应任务。新华书店和其他公私发行工作者应当联合起来,有计划地把书籍杂志尽量推销到基层的读者群,推销到工厂农村部队里去,推销到偏远地区,并且要加强和读者的联系,大规模展开读书运动。
除此以外,值得提起注意的,是杂志出版业和印刷业的目前情况。
杂志出版和发行的情况,一般都和书籍出版和发行的情况相类似。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现有期刊杂志二四七种,今年上半年总印数为一千四百万册左右,每期总销数为二百万份左右,其中销数达十万份以上的只有二种,十万份以下五万份以上的四种,五万份以下一万份以上的三十七种,其余销数都不到一万份,甚至有少至一千份左右的。在这里,重复浪费,缺少特性,缺少计划性是销数不多的主要原因。对于杂志出版业,今后提倡专业分工并使编辑方针与实际结合,是有必要的。
印刷业目前遭遇的困难要比出版家和书店的困难来得大。营业不振,也会影响到技术水准的下降和一般生产品质的低落。但这是一时的现象,是可以从各方面设法克服的。
三 新民主主义的出版政策和方针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的总政策和总方针,其中也包含了出版政策和方针。这全部的政策方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所应当共同遵守的,也是我们出版工作者所应当共同遵守的。我们出版工作者,在执行行政或业务中,不可能有别的政策,只能有一个《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总政策;不可能有别的方针,只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即人民民主主义的总方针。
为了更深入了解新民主主义的总政策和总方针,以求减少顾虑,并避免发生偏向和错误,不妨就以下四项问题作补充说明:(一)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问题;(二)出版和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问题;(三)统筹兼顾问题;(四)分工合作问题。
(一)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问题 除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必要时期内被剥夺政治权利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充分享有言论自由权和出版自由权。国民党反动政府过去所颁布的箝制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法令,现在已经废除。除了军管时期对付反革命分子的特殊情形有必要者外,国家不采取原稿检查制度。
但是,仅仅取消了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消极限制,并不就等于充分保障了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人民的国家有责任和义务领导并协助各阶级人民,从事言论和出版事业,使之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避免发生偏向和错误。由于此,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对于公私出版印刷发行业应当负领导和指导的责任,出版印刷发行业应向人民政府按时报告工作情况。人民政府在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下,应协助人民解决在出版方针和业务经营上所遭遇的困难。国营新华书店一方面应当担负全国人民所编辑出版的各种书刊的销售任务,另一方面也有责任联系广大的读者群,把他们的意见反映给公私出版家,以逐步改进出版物内容,消灭出版界的不良倾向。只有积极领导人民经营和发展正当的有益于人民的出版印刷发行事业,才能使人民大众的言论自由权和出版自由权有了实质上的保障。把言论出版自由解释为国家对言论出版的不干涉主义或绝对放任主义,是错误的,是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方针不相符合的。
(二)出版与实际需要结合的问题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毫无疑问,人民出版事业的总方针也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但是要实施这一总的方针,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人民的实际需要相结合。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主任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示了“在文教事业建设中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方针”。我们的一部分出版界,目前还残存着闭门造车的旧作风。目前我们的出版方向,和国家的需要是并不相符合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开始进行生产建设,而出版方面就缺少关于财经科技的书籍。一方面,我们的工人、农民和干部同志埋怨没有书本子可读,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出版家却在愁无书可出。这不是很矛盾吗?要消灭这一矛盾,我们就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出版计划,这个计划要和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计划密切配合。此外,我们要求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各专业部门和各种专业的人民团体负责领导和协助我们的公私出版业,就各别的编辑出版计划,稿件的征集审核,予以必要的指示。我们也要求出版工作者接受有关政府机关团体的指导,按照此时此地人民的实际需要,从事编辑与出版。每一本书,每一册杂志,都要对于人民的精神物质生活,至少有一点一滴的贡献,而不只是为出版而出版。这样使出版和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不但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在业务经营上,也确实可以解决一些困难问题。
(三)统筹兼顾问题 正当的书籍杂志的出版印刷发行,毫无疑义,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在这里面,也包含了五种社会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国营的书店、出版社和印刷厂),合作社经济(即书报合作社),个体经济(即书摊、书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私人经营的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出版印刷发行企业)。这五种经济成分应当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长期分工合作。人民政府对于私营事业并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扶助其发展,也是无可怀疑的。
目前私营出版印刷发行业一般都希望和国家资本合作,以解决其在业务经营上所遭遇的困难。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由于目前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基本好转,私营企业中也还存在着散漫的不合理的情形,国家不应当亦不可能根据单纯的救济观点,对私营企业加以普遍的资助。为了便于日后更进一步实行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合作(其中包含国营企业加工,国营书店定货,公私合资经营等各种方式),私营企业应首先进行必要的改进和改造,改善本身的管理与经营方式,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某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在可能范围内,实行联合经营,以便于国家的统筹兼顾。私营企业单纯倚赖政府或倚赖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协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国营书店对私营出版发行企业采取关门主义是错误的,但是采取单纯的救济观点和迁就主义也是错误的。只有公私双方从全局着想,分别负责,发挥出版工作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做到真正的统筹兼顾。
(四)分工合作问题 “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是克服中国出版事业中所残存的落后性,消灭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的唯一有效的总方针和总办法,这个方针和办法的具体执行却是一件长期的细致的工作。所谓分工合作,包含了很多方面。首先是公营和私营、公营和公营、私营和私营的分工合作。其次是不同的经营范围的分工合作。这就是专业分工,其中包含了出版和发行的专业分工,印刷和出版的专业分工;而在出版业中又有各种不同性质和不同读者对象的专业分工,在发行业中有批发和零售的专业分工,在印刷业中有不同的技术条件的专业分工。再其次,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合作和不同地区的分工合作。国家经济的整个生产流通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分工专业化一定会影响到其他部分的分工专业化。特别是中国出版事业,由于历史的传统,一向保持手工业作风,缺乏分工和科学化的习惯,现在要具体实施分工合作,是一次大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大革命。因此,实施分工应当有重点,有步骤,分别出缓急先后,特别重要的是要照顾全局,而不可单从本位利益出发,片面地考虑问题。国营出版印刷发行业首先要实行内部的专业分工,同时给私营企业划出一定的范围。例如国家建立专业出版社,只抓住几个最重要的方面来进行,而不是一切都包办。国营书店应当以担负批发任务为主,在没有必要时,不应无限制发展门市分支店,以免把私营中小书商挤垮。根据同一原则,国营印刷工厂在印刷业生产过剩时,也不应扩充机器设备,并应停止大规模建厂。至于私营企业的专业分工,应当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稳步前进。到了出版事业一般情况好转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不要向无限制的自由竞争的方向去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克服出版企业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才能真正做到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四 怎样克服暂时的困难?
中国人民出版事业是在发展的,在发展的途程中是有困难的。
这困难不是本质上的困难,只是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所残留的困难,也是国民党反动集团长期统治所造成的困难。
所以这困难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是长期的。这困难是有办法克服的。
什么办法呢?还是前面说过的八个字:“统筹兼顾,分工合作。”
首先,中央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全国公私出版印刷发行事业的领导和协助。全国出版印刷发行工作者也要加强团结,和人民政府保持密切的合作。
国营新华书店改为专业的发行机构之后,要对全国出版家和书店负起更多的领导和协助的责任。新华书店应当用总批发、定货等方式,对于出版良好读物而经营困难的书店和出版家加以协助。它也应当联合现有公私书店、书商、书摊、书贩,组织普遍全国的书刊发行网。新华书店对公私发行业进货发货应同等待遇;对于农村中和偏远地区的书商书贩尤应予以优惠待遇。
在目前,国营的出版社首先实行专业化。同时中央和地方的出版机关也要确定分工合作的范围。公营的出版社,不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对于私营出版业都应当担负一定的领导和协助的责任,这就是说:委托加工,相互交换出版稿件,相互商讨编辑出版方针及计划等等。我们欢迎私营出版业逐步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但要根据各出版家的特长和自愿。专业化亦不应解释为对于某一专业的独占。任何出版家选定他自己所愿意的书刊出版应当是有自由的。为了使出版结合实际需要,各种专业出版社可按出版物性质对象,和有关政府机关或人民团体分别联系,并接受其领导,以确定编辑出版方针,并协助供给组织稿件。
为了解决稿源的恐慌,政府机关和人民团体应当协助出版界,把全国著作家和编译工作者组织并动员起来,特别应当组织工农兵作家,鼓励他们的作品的出版。书籍和杂志的出版家应当在可能范围内提高作家的待遇和写稿的报酬。
为了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出版机关加强编审部的人员和组织是有必要的。
发行工作和出版工作都必须密切联系读者。读者俱乐部和读书会的广泛组织,不但可以增加书刊的推销,而且对于出版物内容的改进是有帮助的。一切负责的出版者都应当重视报纸的书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在出版事业中也是一样。
为了使书籍杂志的销路增多,必须逐步降低书价,减轻读者的负担。出版发行分工与出版专业化之后,发行与出版费用可以减省,书价有继续降低的可能。出版总署准备于有必要与可能时,选择公私营出版业出版的优良书刊,对某些读者予以适当的书价补贴,这样,一方面帮助了书刊的推销,另一方面也减少了读者买不起书的困难。
基本定价制度造成书价的混乱。在目前物价已趋稳定,应当争取于不久将来取消基本定价制,改用统一的货币定价制。
印刷业在目前是有困难的。但是在明年书刊生产数量增加,困难可能大部分克服。在目前政府和工会应首先协助维持,并有重点地救济或训练失业工人。
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目前最大的难关是干部问题。我们希望出版界和政府合作,进行在职干部的政治教育与业余训练。全国总工会已经提议建立全国性的新闻出版印刷工会。国营出版印刷发行业应首先实行民主管理制,以提高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效率。
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考虑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各部门工作加强计划化。我们希望全国公私出版印刷发行业协助中央出版总署起草并保证执行明年度的全国出版计划。经初步研究,一九五一年度,为准备扫除文盲,推广干部文化教育,出版书刊应以工、农、兵、青年、妇女通俗读物为重点。此外并应增加政治建设、生产建设所需要的出版物,同时改进学校教科书、工农课本的出版发行工作。出版总署并拟建立民族语文出版社,以使国内各民族都能用他们自己的语文大量出版书籍。此外,对海外的书刊供应亦在计划中。预计明年书籍刊物出版数量可比今年增加一倍,目前出版事业中的困难可以解决一大部分。在今后三四年内,相信出版事业可以获得基本的好转。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克服了无数困难,终于获得胜利。目前人民出版事业在发展途程中所遭遇的困难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而前途却无限光明。全中国的著作家、艺术家、出版家、编译、审订、校对、排版、制图、印刷、装帧、发行工作同志们和广大读者们,团结起来,站在共同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战线上,统筹兼顾,分工合作,克服暂时的困难,稳步前进吧!我们要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实现毛泽东主席的科学预言:
“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完)
1950-09-28
    
——出版总署是谁管?

——周恩来:我

——周恩来:我代表国家

——周恩来: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

——周恩来:武训传
  
  
  

 
 
顶端 Posted: 2017-07-10 02:43 | 2 楼
renbing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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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版自由”:给R.米雅斯尼科夫的信
列宁  
1921年8月5日
米雅斯尼科夫同志:
出版自由会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事实。
“出版自由”不会用来袪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正在一旁窥伺着我们。它已经雇用了米留可夫,而米留可夫又有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在“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劳(部分是由于愚蠢和对我们的宗派仇恨,而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的客观逻辑)。
   您“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
   您本想医治共产党,抓的却是一剂致人死命的药,──当然,杀人的并不是您,而是世界资产阶级(+米留可夫+切尔诺夫+马尔托夫)。
   您忘记了一件小事,一件极小的小事:世界资产阶级和它的收买报纸、收买政治组织中心的“自由”。
   不,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一千个有觉悟的工人有九百个不会走这条路。
   我们的毛病多得很。像1920年秋天和冬天在分配燃料和粮食方面所犯的(很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我们共同的错误,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都犯了错误)大大加重了我们的病情。
   贫困和灾难很严重。
     1921年的饥荒使这种情况急剧恶化了。
   摆脱困境要费很大气力,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摆脱,而且我们已经开始摆脱了。
   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的政策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估计到了国际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不粉饰太平。我们知道困难重重,我们看到了一切毛病。我们并没有慌张,而是在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医治这些毛病。
   您已经慌张得不能 自己,而且继续往下滑,已经到了似乎您不另组新党就得去自杀的地步。
   决不可以慌张。
   有没有党支部同党脱节的现象呢?有。有坏事,有祸患,有毛病。
   有这些现象。而且毛病很严重。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来医治,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
   您谈到振兴经济,使用自动犁和其它机具,争取影响农民等等。这些意见包含着许多正确的、许多有益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单独提出来谈呢?我们是能够取得一致并在一个党内同心协力地工作的。这会带来很大好处,不过不是一下子带来,要慢慢来。
   使苏维埃变得生气勃勃,吸收党外群众来参加工作,由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这是绝对正确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很多很多。
   您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切实地加以发挥,在给代表大会写的小册子中加以发挥呢?
   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工作呢?
   为什么害怕做吃力的工作(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党的报刊、通过《真理报》来讨伐营私舞弊行为)呢?有些人对吃力的、艰苦的、见效慢的工作缺乏信心,于是慌张起来,另寻“捷”径:想到了“出版自由”(给资产阶级的)。
   您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错误,明显的错误,坚持“出版自由”这个不合乎党性的、反无产阶级的口号呢?您为什么不去做不那么“出风头的”(出资产阶级风头的)、吃力的工作,不去切实地反对和袪除营私舞弊行为、切实地帮助党外群众呢?
   您在什么地方向党中央举出过某种具体的营私舞弊行为,某种具体的纠正和根除这种行为的办法呢?
   没有。 一次也没有。
   您看到这许多祸患和毛病,就陷入绝望,投入外人的怀抱,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给资产阶级“出版自由”)。而我还是奉劝:不要绝望,不要慌张。
   我们以及同情我们的人──工人和农民──有的是力量,有的是充沛的活力。
   我们的毛病 治得不好。
   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提拔党外群众、让他们来检查党员的工作的口号。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得而且一定会做得比现在好一百倍。
   我希望您经过冷静思考以后,不会因为爱面子而继续坚持明显的政治错误(“出版自由”),而会在定下神来、克服慌张心理之后,去从事切实的工作:帮助建立同党外群众的联系,帮助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
   这方面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通过这些工作,就可以(而且应当)医治毛病,慢慢地然而是真正地医治毛病,而不是被“出版自由”这个“闪烁不定”的鬼火迷惑住。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 宁  

——为什么列宁没有贯彻自己的主张?

——列宁丧失了工作能力

——托洛斯基站出来:以便大型的和重要的国家出版社有可能广泛地、正常地、技术上令人满意地组织工作。
  
  
  

 
 
顶端 Posted: 2017-07-10 02:44 |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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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苏 联 宪 法 草 案
斯大林

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
最后,新宪法草案还有一个特点。资产阶级的宪法通常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不注意实现这些权利的条件,实现这些权利的可能,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它们空谈公民平等,可是忘记了,既然资本家和地主在社会上有财富和政治势力,而工人和农民却没有财富和政治势力,既然资本家和地主是剥削者,而工人和农民是被剥削者,那么厂主同工人、地主同农民,就不能有真正的平等。又如,它们空谈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可是忘记了,既然工人阶级不可能拥有适当的集会场所、良好的印刷厂、充分的印刷纸张等等,那么这些自由对于工人阶级就会变成空话。
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它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放在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的问题上。它不仅仅宣布公民权利平等,而且用立法程序把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把公民已经摆脱任何剥削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它不仅仅宣布劳动权,而且用立法程序把苏联社会没有危机的事实,把失业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证劳动权。它不仅仅宣布民主自由,而且按立法程序,用一定的物质手段来保证这些自由。因此,很明显,新宪法草案的民主主义,并不是“通常的”“公认的”一般民主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
这就是苏联新宪法草案的各个基本特点。

——周恩来干什么?

——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工人阶级拥有适当的集会场所、良好的印刷厂、充分的印刷纸张等等?

——周恩来: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条例

——这是什么?

——把工人阶级当成了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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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改进出版工作 为“百家争鸣”创造更好的条件 本报邀请出版工作者举行座谈会
第7版()
专栏:
本报讯 为了改进出版发行工作,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本报最近邀请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工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通俗读物出版社和有关主管机关的负责同志举行座谈会。会上,大家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采取各种措施,扩大争鸣园地
大家一致认为,出版物是“争鸣”的主要园地。今后,出版界必须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敞开出版社的大门。要放,要大放,这是大家都没有异议的。并且,为使争鸣有更好的条件,许多出版社都已经和将要采取一些新的措施。科学出版社副社长赵仲池说:学术期刊是争鸣的最适宜的地盘,科学出版社在最近九个月内就增出了十二种之多,去年原已出刊的四十种中也有十八种正式决定扩充篇幅,十五种增加刊期。但是,目前还有许多科学部门没有期刊,有的期刊由于本科学部门各分支学科的发展也应以分支学科出刊,这就需要科学家们共同努力,创办新的期刊。目前,有些出版社不愿出版期刊,有些印刷厂不愿承印期刊,这种情况要加以改变。除出版期刊外,科学出版社还放宽了采稿面,扩大了出版范围,并已组织到了一些各种见解的书稿,有的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此外,在翻译外国名著、提供研究资料方面,科学出版社关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的选题初稿已经着手草拟,并已开始组织翻译。
商务印书馆副社长郭敬说: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商务印书馆决定为高等学校和学术界多做一些工作。过去已出版了一些有不同见解的大学讲义,今后还要继续出版,并把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最近,还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各大学征求对讲义的意见,并了解各大学可以出版的著作。现在,已收到不少书稿,打算订入明年出版计划。对于出过著作的作者,也已去信联系。现在,有的已对旧作作了修改,有的还寄来了新的书稿。
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梁纯夫说:国际问题涉及外交政策,有的不便争鸣。但是,世界知识出版社也要进一步开放。过去世界知识半月刊开展过一些讨论,很受读者欢迎,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世界知识出版社还要多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资料价值的书籍。
许多同志在贯彻这一方针时,也都感到还有一些困难。
掌握审稿标准,创办同人刊物
许多同志认为这个方针不好掌握。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顾均正说:争鸣一开展,书稿就多了,这就需要有个取舍标准。比如历史分期问题,各个学派的书籍都可出,但是“毒草”就不能出得过多。说是争鸣只要言之成理,但是这也比较抽象。同时,要是书籍出得太多,人力物力首先就成问题。顾均正还说:为了解决这个困难,过去不少人提议办同人刊物,办出版公司。这些办法也可以考虑。
关于国际问题是不是可以争鸣的问题,梁纯夫说,一般认为学术问题可以争鸣,而政策问题可否争鸣却需要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过一本陈翰笙的“美国垄断资本”,其中有些论点较新,也出版了,这就是争鸣。不过,目前国际问题的学术性书稿太少,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多多供给。
关于在通俗读物中是不是可以争鸣的问题,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说:在通俗读物中争鸣有些限制,但是也有弹性。在一定范围内,争鸣也是可以的,比如介绍一些争鸣中的问题。不过,介绍时一定要作批判。
清除教条主义,确定编辑责任
教条主义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重要障碍,这就牵涉到编辑责任的问题。顾均正说:过去,编辑对书稿应负哪些责任一直不够明确。读者对书籍的要求很高,许多书评又以教条主义批评书籍,这样,编辑为了避免受到苛责,就只得按教条主义审稿,于是教条主义的书也就大量出来了。今后,编辑的责任问题必须解决。学术观点最好由著作人负责,文字方面可由编辑负一部分责任,至于引文等等也不应由编辑负责。梁纯夫也说:社会上的教条主义风气影响了编辑工作,编辑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又影响了社会风气。过去,编辑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严重的。比如,李纯青写了一本“日本问题概论”,有的编辑就根据几本小册子给他提了一大堆意见,使作者感到困难。这就是教条主义的审稿方法。
针对目前出版物又缺又滥的情况,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彦修说:出版物又缺又滥的情况是严重的,除此之外还有“慢”。比如,出版工作缺乏整个方针,而让教条主义长期存在。出版社把出书看成技术问题,追逐出书指标。编辑光注意查对引文等枝节问题,而不注意书稿内容。因此,很多书籍质量不高,都是泛泛而谈,教条主义气味浓厚。书评对出版工作有很大作用。但是,目前很多书评十分肤浅,淡而无味,很少谈学术问题。今后,出版社的工作责任必须明确,可以少负文字引文等方面的责任,而多注意组稿等总的方面。
出版需要严肃,写作需要认真
有的同志还对出版界风气提出意见,并对著作界提出要求。曾彦修说,目前出书过于随便,这种风气是不好的。不少作者不愿意艰苦地写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而去拼拼凑凑地写书。杂志上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过了几天就交出版社出版,这种情况在上海特别严重。这在实际上就是浪费纸张,鼓励作者粗制滥造。并且,出版译本也不严肃。没有学术价值的教条主义的译本出得太多,上海人民出版社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缺点。希望今后出版界不要提倡浅薄,著作界翻译界也要注意提高质量。
解决体制问题,改进稿费制度
有些同志还特别提出出版事业的体制问题,并对领导机关提出一些批评。曾彦修说,体制问题关系到编辑、印刷和发行等制度,目前关于这些方面十分混乱,领导机关长期不作考虑,这是官僚主义的表现。蓝钰和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吴从云在基本上同意这个意见,认为如不考虑这个问题,贯彻百家争鸣是有困难的。他们希望领导上迅速召开会议研究讨论。
关于纸张不足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是严重的,但是只要调节得好,也可以得到适当解决。郭敬说,目前有的出版社感到纸张不足,而有的书却大量积压,今后应该更合理地进行分配。
此外,有的同志认为,目前稿费过高(特别是一部分报刊),而且很不统一,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957-05-03  

——本报最近邀请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工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通俗读物出版社和有关主管机关的负责同志举行座谈会。

——周恩来跑到哪里去了?

——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工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通俗读物出版社

——周恩来管辖范围

——国务院去哪里了?

——周恩来:给党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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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辩讨论是推进学术的最好办法
第7版()
专栏:
周谷城
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推进学术。经验证明,真理是发展的:常从模糊到清楚,从不甚正确到十分正确。“到”的过程,即是发展过程,必包括争辩讨论。否则便须承认真理不是发展的,而是第一次发见就等于最后的确定。第一次发见就等于最后的确定,这究竟不多。就算多吧,而充实、丰富、具体化、使人信服,仍须争辩讨论。唯有争辩讨论,是阐明真理、推进学术的最好办法。其次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加强团结。一些道理,不让人讲,而要人信,是很不容易的。人们就是信了,常常口服心不服,阳奉阴违。阳奉阴违,最不利于团结。让人讲了,经过争辩讨论,免不了有个胜败。败了的可能心服口不服,阳违阴奉。然而阳违阴奉,离团结却不远了。再其次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巩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大家常怕马克思主义在争鸣中受到不利的影响。其实马克思主义自身就是在争鸣中站起来的;在中国尤其特别,简直是在反动统治高压之下站起来的。在高压之下且能站起来,难道在百家争鸣的自由气氛中,反而会倒下去吗?最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使文化、教育、学术界大大活跃起来。这一点有划时代的重要性。
但贯彻这一方针,也要花些气力。我们过惯了封建生活,争鸣的气氛向来不甚浓厚。就是在资本主义先进国,例如英国,自由争辩讨论的习惯,单是在资产阶级的那个小圈子里,也经过两百余年的培养。我们要越过资本主义,使自由争辩讨论的气氛弥漫于全国,而不是限于某一个阶级的小圈子里,使各方面热爱真理的精神到处活跃,这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么办呢?领导方面多多号召,并把过去某些具体问题妥善处理,这是有力的办法;文化、教育、学术界人士自己动起来,树立信心,打破顾虑,这是有力的办法;主持报章、杂志、书籍编审的人采取一些措施,更是有力的办法。采取哪些措施呢?第一,看见文章上装了一个判决式的题目,如批判某人的唯心思想,批判某人的形而上学观点,批判某人的资产阶级理论,等等,最好送请原作者改一改。因为道理还没有讲,笔墨官司还没有打,判决书的主文就出来了,这自然会阻止人家打笔墨官司。至于文章中的加添语,可以请原作者减少些。例如道理已经讲明了,人人都看得懂;而要在已明之理的后面加添些话曰:这简直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等。这样的加添语,并不增加道理的说服力,而只令人生厌。第二,不要欢迎唯心主义;欢迎唯心主义,反使争鸣展不开。假如我办一种报纸,第一天作一篇社论曰,我们也欢迎唯心主义。我想这是很无效的。因为读者对此容易误解,认为报馆里的人自封为标准的唯物主义者,所以也欢迎唯心主义。否则自己还难免有唯心的地方,为什么要向外欢迎唯心主义呢?而且欢迎之义也极不明确。欢迎唯心主义者暴露思想然后加以围剿?则唯心主义者一个都不会来。欢迎唯心主义本身在社会上流行,则又违反了自己的愿望。因此我建议不要欢迎唯心主义。不欢迎唯心主义,欢迎什么呢?曰,欢迎提出问题,加以争辩讨论,希望获得真理。第三,见到文章中的形容词如“唯心的”、“唯物的”等等用得太多了。真理不是形容词所能堆砌成的,而是说理透彻的结果。道理说得透彻,虽无“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形容词,亦可能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常想,万一要用形容词,最好减少一些或稍稍变动一下。例如“唯心的”三字我便想改用“错误的”三字。因为唯心的固然一定是错误的,但错误的不一定是唯心的也。当编辑颇为难,推动百家争鸣,方法也不一律,我所讲的,并不需花多少本钱,无妨试试。
1957-05-03  

——只有资产阶级言论自由

——没有无产阶级言论自由

——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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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说话了
社论
对反社会主义谬论无法沉默 觉悟的工人群众起而应战
工人说话了
这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地谴责 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工人阶级的舆论,正在吸引着全国人民愈来愈强烈的注意。在这以前,有一部分职工曾经对某些资产阶级分子要求延长定息、撤消公方代表等问题表示过意见。现在,激起工人们发言的是性质更重大、范围更广阔的政治题目。在这一次,各地工人发言非常踊跃,情绪非常热烈。要求发言的工人很多,写信给报纸的工人也很多,报纸上发表的,不过是工人的意见的一小 部分。很明显,广大的工人群众看出了,在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有一股歪风,这股歪风是向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挑战的。觉悟的工人群众不能不起而应战了。
在近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发表的言论中,绝大多数都是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的善意的正确的批评,但是也有少数并不如此。这少数错误的意见企图使人们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削弱党的领导。而且发表这种错误意见的人,还力图造成一种空气,不允许人们加以反驳,甚至对于反驳者进行威胁。正是这种情况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愤怒,使他们在紧张的劳动中也无法沉默。
广大的职工群众看得清楚,如果听任这种右派野心分子飞扬跋扈,那末,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就将受到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就将受到危害。职工群众了解,我国工人阶级近几十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流血奋斗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知道,在过去的长时期奋斗中,各种不同的人们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态度,哪些人应该受到最多的信任,哪些人应该受到最少的信任。他们也知道,不管说话的人们怎样说得漂亮,如果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工人群众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从各地职工座谈会的发言中,我们可以充分感觉到,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对于自己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拥护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也有意见,他们也要帮助党整风,帮助党组织改正错误,克服缺点。但是他们懂得,当有人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活动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团结一致,击退这些人的进攻。因此,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
最近有一种论调,仿佛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再不需要改造了。因而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已经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工人阶级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学习,倒是工人阶级应该向资本家学习许多优良品质。但是话刚说完,事实的考验马上就来了。对于目前的种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究竟是谁更能够鉴别,谁更能够采取坚决明确的态度?工人阶级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有些大学生和有些大学教授是一种看法,而工人却是另一种看法?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可以煽动少数知识分子于一时,在工人和劳动人民中却完全孤立了。工人阶级的热情不但表现在英勇的建设的劳动中,也表现在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坚决的斗争中。这个事实不但证明了,我们的国家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而且证明了,工人阶级有充分的觉悟和决心足以领导我们的国家。
现在还有一种论调,认为既然放手让资产阶级思想“鸣”,就不能同时也让工人阶级“鸣”,因为据说,工人阶级‘一鸣’,就会妨碍别人“鸣”。怪哉!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还要等待别人给予言论自由!当然,这种论调是无法成立的。首先,工人阶级“鸣”了,并不是不允许别人“鸣”。工人阶级完全可以不同意别人的意见,别人也可以不同意工人阶级的意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谁也没有妨碍谁。其次,如果工人阶级‘一鸣’,有力地驳倒了一些错误言论,使得资产阶级在这些问题上再无理可“鸣”,那么,这种错误的言论受到一些“妨碍”,于国于民,到底又有什么不好呢?
1957-06-10  

——中国共产党整风,工人说话了

——是党领导还是国家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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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继续大跃进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黄炎培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第2版()
主席!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我很兴奋地倾听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又读了谭震林副总理关于为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而奋斗的报告。这三个报告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无比宏伟的继续跃进的图画。听了这些报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对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伟大成就感到十二万分的兴奋和激动,也都会对今后建设的宏伟远景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和决心。对于这三个报告,我首先表示最热烈的、衷心的拥护。
在这次会议开幕的那一天,在会议休息时,毛主席问我:“你看,这计划能完成吗?”我满怀信心地回答:“能完成,我敢保证能完成并超额完成。”我根据什么?敢于保证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一定能够完成并超额完成呢?
第一、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并集中地反映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热烈愿望而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全国的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地调动起来了。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广大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社会主义觉悟和热情更高了。围绕这条总路线,党又提出了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为广大人民群众发挥自己的力量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这就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度持续跃进提供了重要保证。在大跃进中,也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比如,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在大跃进中产生出来的,它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大跃进,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去年我国遭遇到几十年未曾有过的自然灾害,全国受灾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的三成。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如果发生在解放以前或者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不知将有多少万人流离失所,死于饥寒。但是,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公社这个组织形式的巨大优越性,战胜了自然灾害,人定胜天,使农业生产依然获得了跃进。有了党的正确领导和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找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法宝,我国实现国民经济高速度的连续跃进就有了根本保证。翻开每天的报纸,都可以听到一片大跃进的脚步声。去年11月,我在上海参观了闵行工业区,感受很深。我是老上海,对闵行这一地区是很熟悉的。在过去,那里有的是一些简陋的小工厂,破旧的草房瓦房,街道狭窄,弯弯曲曲。去年去一看,闵行完全变了样,我简直认不出来了。只见一条又宽又广的街,两旁是崭新的高大的建筑,还有树木花台点缀其间,是新工业区,又是一座花园城市,景象十分动人,四周围许多是新建扩建的巨大工厂,烟囱高耸,厂房栉比。啊!变化真是太大了。闵行新工业区就是大跃进的产物,事实上,上海何止一个闵行有变化,全国又有多少像闵行那样的变化。看了这些,内心多么感奋!
第二、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毛主席在领导我国革命运动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比如,合理地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就使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不断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党和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找到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大法宝,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就是最好的证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第三、有成为社会主义的六亿五千万人民这样一个伟大的生产力。我记得在1949年,全国解放的那一年,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曾经在“白皮书”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成功。”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因为人口太多了,是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十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的人口众多恰恰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我们已经在党的领导下,确确实实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大跃进的决定因素是人,因为,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解放了的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为社会的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蕴藏在群众中的聪明才智迸发出来,成为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劳动人民发挥着越来越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生产建设得到高速度的发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几年来,北京市各厂矿企业从工人中培养选拔了三千七百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近二百名工程师。他们原来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理论水平都较低,但基于一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责任感,他们听党的话,顽强地学习,勇于坚持真理,大胆革新,深入实际,同群众密切团结,在生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为推动生产跃进的重要骨干。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是会发出不可估计的力量来的。
第四、有过去两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记得在去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中,我就表示过,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1959年来一个继续大跃进是绝对可能的。现在,条件更好了,1960年来一个继续大跃进,当然也是完全可能的。在过去两年连续大跃进以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大法宝更加深入人心了,我们有比过去更加雄厚的技术物质基础,积累了比过去更加丰富的经验,培养了比过去更多的建设人才,又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友好援助,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实现持续跃进的有利条件。
第五、有越来越多的人民投入到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运动中去,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生动事例,在每一地区每一岗位上汹涌澎湃地出现,可以说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单就我所生长的上海市川沙县最近开采出来的大量天然气,工农业利用、生活利用、交通利用,几乎可以做到“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全国多少地区都在干着征服自然、改变自然的伟大业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高潮,有着极其深刻和伟大的意义,不仅为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实现今后持续的全面的跃进提供了重要的保证,而且也为我国高速度地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开辟道路。现在,在全国城市中,大办城市公社,大办街道工业,大办集体福利和服务事业的运动正在蓬勃开展,把大批家庭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到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去。这是大跃进中一支潜力很大的生力军。即以北京市西城区而论,1958年下半年开始举办街道工业,初期产值很少,一年多来,街道工业迅速发展,据今年第一季度估算,今年这个区的街道工业产值全年可达三亿六。单单一个区的街道工业,从无到有,从草创到发展,在短短的一年多中,就有这样可观的数字,真是令人可敬可佩。
所有这些,还不够使我敢于保证大跃进、继续大跃进吗?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认为,东风继续压倒西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既然这样快,那么我国要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从而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决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了。我国可以在六十年代里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已经是很有把握的事。与我国大跃进的同时,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经济建设也都在突飞猛晋。数不清的辉煌灿烂的成就,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春色满园。现在,苏联人民已大大超额完成了七年计划的第一年计划,正以旺盛的劳动热情,争取提前完成宏伟的七年计划。在六十年代里,苏联肯定地将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其他的兄弟国家也都加快了建设速度,出现了1959年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共同高涨的繁荣景象。社会主义各国的物质技术力量也在迅速增强,特别是苏联把三个红色宇宙火箭送上天,攀登了科学技术的新高峰,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苏联的加干诺娃运动、“共产主义劳动队”和“共产主义突击手”运动正蓬勃发展。我国人民的大跃进、朝鲜人民的千里马运动继续以磅礴的气势勇往直前,东欧的兄弟国家也掀起了争取“社会主义劳动队”光荣称号的群众运动。所有这些,都表现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强烈意志和革命热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日益巩固和发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民的和平运动也获得了广泛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国家方面,情况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情况,起落不定,动荡不安,形成了曲线爬行的姿态。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继续失败,内部矛盾重重。请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三章第七节所有资料都根据英国1770年到1867年的近一百年间官文书的记载,看出英国经济由繁荣而危机,而复兴,而繁荣,而又危机,大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经济一盛一衰趋于没落的规律性。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结论,就根据这些情况。最近帝国主义国家这些情况越加严重,一起一落越加频繁,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在此东风劲吹、西风萧瑟的日子里,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势力,美帝国主义被迫做出了一些和平的姿态,但同时却继续扩军备战,这正说明了美帝国主义陷于越来越孤立和困难的境地。只要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力量紧密团结,共同斗争,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假和平、真 战争的两面手法,就一定能够彻底粉碎美帝的一切阴谋诡计。和平一定会得到保障!
社会主义阵营将越来越胜过帝国主义阵营,东风要永远压倒西风,已经是很明显的事实了。这是第二件事。
面对着这些事物,我更加感觉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与我们大家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我记得刘少奇主席曾经在“论党”这本著作中这样地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因此刘主席曾经号召全党“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刘主席的这番话是对共产党员说的,现在我觉得对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全国人民来说,也是适用的。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尤其有必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因为只有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才能把我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改造得更加符合中国革命的需要。
李先念副总理在报告中把毛泽东思想作了精辟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所阐明的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关于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促进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用‘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以90%的力量发展生产,以10%的力量取得财政收入的思想;关于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统帅,坚定地相信群众,一切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的思想;以及其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给我国的经济工作、财政工作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些话值得我们大大注意。
我们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民族工商业者。处在国家正在各方面大跃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除了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做出工作成绩外,也要加紧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自己。毛主席曾经指示过我们工商界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因此,我们已经在计划与准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不久以后即展开历史唯物论的学习,使我们大家能够从理论上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增强自己的信心,主动地做一个加速人类历史进步的进步人士和革命者。
不久以前,当我们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党中央领导同志曾经明确地指示我们要“顾一头”、“一边倒”。所谓“顾一头”,就是要我们全国工商业者只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这一头,所谓“一边倒”就是要我们全国工商业者完完全全地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顾一头”、“一边倒”通过大会的传达,目前正在全国工商界中成为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的两句话。不少工商业者已经在用积极的行动响应党的这一号召。我个人相信,随着今后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历史唯物论的运动的展开,我们全国工商业者的进步一定能够更加认真地改造自己,并为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作 出更多的贡献。
根据这些,我看清楚新中国十年来种种事实正确地解答了两个问题:
一、大跃进、继续大跃进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二、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我们民主党派和工商界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参加劳动实践,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历史唯物论,来改造我们的政治立场,改造我们的世界观。
新中国全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为高速度地又按比例发展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继续大跃进向共产主义迈进而奋斗。
1960-04-08

——是党领导还是国家领导?

——毛主席:马鞍形

——黄炎培:大跃进、继续大跃进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顶端 Posted: 2017-07-10 02:57 | 8 楼
renbing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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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第一部分
(从第二十章到二十三章)
一、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二、关于过渡时期
书中说:“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328页)。究竟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要好好的研究。只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还是既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

这里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个转变时期中。我们的人民公社要在若干年内,实现从基本队所有制到基本社所有制的转变,而且还要进一步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实现了基本社所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
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328页)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在我国来说,大约至少要一、二亿吨钢吧。今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刚开始,经过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以后,六○年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

——周恩来如何破坏?

——毛主席: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个转变时期中。

——周恩来:共产风

——毛主席:经过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以后,六○年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

——周恩来与苏修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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