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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炎黄春秋》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李新作者:魏久明解读

首页 -> 2005年第3期
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李新
作者:魏久明
去年2月5日,正是大地迎春之际,86岁(1918—2004年)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原副主任李新同志,伴随春风西行了。他是中央党史研究室自1980年建室以来,年过80岁的、担任过室主任的胡乔木(1912—1992年,80岁)、胡绳(1918—2000年,82岁),担任过副主任的廖盖隆(1918—2001年,83岁)和谢筱(1916—1999年,82岁)当中,最后一位离开我们的老同志。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党在新时期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开拓者。他们有关中共党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他们主编的重要史学著作,为研究和编写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做了奠基工作。

——赵家一帮子骗子,即使活到100岁又如何?

——中国人民: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

——一帮子乌龟王八蛋

——这帮子乌龟王八蛋在毛主席时代高唱什么?

叶剑英谈国防科研(1967年7月8日)
1949年毛主席就指出:要尽一切可能扩充自己的炮兵。林副主席也提出:在政治、军事、技术落实各方面都要加强战备,争取在尽短的时间内使得武器装备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有了新的武器装备,我们部队就如虎添翼。
我们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核武器的飞跃发展就是例证。尖端、常规都要发展。支援世界人民革命,主要的当然是毛泽东思想,但也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
这次部队反映,要尽快搞出新的装备。这个要求是很合理的,技术装备赶不上人的思想,这个矛盾,要力争尽快的解决。
聂副主席很重视同志们的意见,他正在抓。武器装备不能很快改善,根本原因,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路线不断受到刘邓、彭黄、贺、罗的破坏干扰。
毛主席1964年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氢弹爆炸外国就很紧张嘛。
刘邓、彭黄、贺、罗,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他们搞的是奴隶主义、爬行主义、取消主义的反动路线。
同志们都知道他们是不积极支持研究设计的,彭德怀说什么“你打你的原子弹,我吃我的山药蛋”,罗瑞卿 还有句谬论“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完全依靠外国搞仿制,对尖端任务说什么“能安排则安排,不能安排则坚决不安排,工厂有权利,……错了,我负责任”。
看,多嚣张!
贺、罗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主席说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搞秘密活动。贺龙这一生专搞秘密活动的。毛主席说要打倒山头主义,贺龙偏到处树自己的山头。贺龙几十年做了不少坏事,就是扶植培养自己的势力,他与刘邓接触结合的非常紧。他们就是抓枪杆子。
他们是有阴谋的。他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罗经常排挤、打击聂副主席,他多少年来一直受打击,不管是受多少气,他还是这样艰辛地工作。他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党性很强。特别是彭真打击他二十多年,聂副主席闷在肚子里,去年才讲出来。
贺、罗 一直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 打击毛主席、林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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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揭发的邓小平的言论
1976.03.02
胡乔木揭发的邓小平的言论,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揭发(摘录)
1.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邓约我谈话。他说正在考虑要我和×××、××、××等同志当国务院的所谓“顾问”,主要是要我们还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他提了一些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也说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等。他说,“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从‘九评’以后,就很少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论证。”……他又说,要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他声明今天谈的这些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过,只是随便交换意见。
2.一九七五年六月八日,邓第二次找我,……随后又回到上次谈话的题目,不过说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名单中由我提议,加上了×××。这两件事既仍未经过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他这样对我说仍是完全错误的。……我当时提议多找一些革命造反派,而不要以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为主。这时他立即大发雷霆地说,你嫌他们名声臭是不是?你的名声最臭了!我说的确我的名声最臭,因此才想增加一些新人,减少一些我的臭气。他还是坚决不同意。
3.在毛主席批准我参加毛选整理工作以后,他通知了我。但是毛主席同时对我过去在这一工作中所表现的主观主义、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动主席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思想的严重错误作了严重批评,邓却没有正式通知我,要我严防老病复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主席说你“有时很固执”,“提了过去的老话”。他反而对我说什么“毛选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再由我送给主席审查”等等。……每次毛选整理稿送他以后,他表面上在一段时间里也召集我们开会议一下,但只是走过场,他从没有认真下过功夫。……相反,他常常利用这种机会鼓吹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谬论。他规定参加的人不要多,却同意并未参加这一工作的×××、×××两同志参加,而不要长期在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领导下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参加。……在毛选整理工作一开始,就接连不断地指使我担负这项那项“紧急任务”,这些所谓紧急任务基本上也就是刮右倾翻案风。这就使我们提出并经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毛选整理计划实际上无法按时完成。
4.七月上旬,在读毛选第一篇整理稿论十大关系时,他就借题发挥地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又说,“路线不是空喊”。……他还说,这篇文章在经毛主席审阅同意以后,应当发给全党讨论。这是理论学习的好材料,不学习毛主席的这些著作,全国的理论学习怎么深入得下去?论十大关系当然是毛主席非常重要的理论著作,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用它来打乱和代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示的学习。他的这个阴谋被伟大领袖毛主席识破了,没有得逞,但是这确是暴露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本质和破坏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险恶用心。
5.也就在读论十大关系的时候,他……要政治研究室帮他收集一些关于文化、教育、科学、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他同时还对文教工作的现状说了些不满的话(大意是说没有执行毛主席的双百方针)。
6.政研室的成立还未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时,邓就提出要政研室代管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他多次催促我一定要学部办一个综合性刊物,而且一定要政治研究室负责帮学部把它“办好”。由此可见,他的目的就是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争夺思想阵地,就是要通过政治研究室“帮助”学部办一个可以宣传他的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刊物。
7.在读毛选整理稿的机会,(邓)对我们大肆宣传所谓“高喊反复辟的人就是真正复辟资本主义的人”的反动谬论,借此掩盖他的复辟资本主义、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真面目。
8.邓曾说,这几年把党的作风“搞坏”了。因此他说,要恢复他所谓的毛主席在延安整风以来所提倡的党的作风。
9.邓在全国学大寨会议讲话回来以后,曾对我们说,他在会上着重讲了头脑要清醒的话。他说,就是不要吹。社会主义不是靠吹能吹得出来的。这又是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恶毒攻击。
10.邓对我们很少谈到主席的这一指示(按:指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只在一次说过所谓这是主席用三个月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有一次,我把报刊上关于宋江架空晁盖 的话 选了一些送他看,说这显然是影射他,他还故作镇静地说不会。我说这决没有错。他才看了一看,说要送给毛主席看。
11.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出笼,是邓掀起右倾翻案风的一件大事。……他要我转告胡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这是怕他们两个“乱放炮”,破坏了他的复辟美梦。……他交给我修改后,我因事忙,告他已请×××找几位同志共同修改了。他很不满,说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一定要我亲自负责,还要我约×××、××二人共同参加讨论修改办法。……在毛主席已对邓否认说过所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以后,我刚好收到我要学部编的一份马恩列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材料,竟送邓请他转主席,而邓竟转了。这是公然对抗主席的狂妄行为。在毛主席已将提纲修改稿退邓后,邓仍不收兵,还要我再次修改一次。我又修改了一次送他。不过这时路线斗争的盖子已经揭开,邓不敢再送主席了。
12.关于教育革命问题,邓在我面前说过以下的话:……教育革命搞了这多年,还没有作过一次总结。我说近几年也有些重要的经验,如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他说,朝农的经验还不就是社来社去?……他一次对我们说,清华党委有几个人写信给毛主席,告迟群,我转了。又说,迟群也去大寨了,你们知道不知道?
13.去年十一月十日,邓约我去,告我说他现受批判,起因是转刘冰的信。……他说主席对他作了很严厉的批评,但未讲批评的具体内容。他又说他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信既要他转,总是说明写信的人认为他是同情他们的。同时又要我不要提我转信的事,以免“事情复杂化”。……我接着就重提以前的话说,政治研究室今后一定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他听了马上摇头,说不要,只要吸收年青一点的就行了。
14.今年一月十七日,……他说政治研究室今后的问题要听候中央的处理。还说,毛选整理的工作也要停下来,听候中央处理。……邓未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擅自要我将已由毛主席批准的五卷整理工作暂时停止,这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
来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邓小平言论摘录(续编)》,一九七六年四月

——赵家篡党夺权

——胡乔木屁颠屁颠地跟在邓痞子后面

——胡乔木是揭发邓痞子?

——邓痞子保胡乔木过关的蒙混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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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红又专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
第7版()
胡绳    
为了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需要一批有高度水平的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其他技术专家。对于这样一支队伍,我们的要求是又红又专。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专家是同工农群众密切结合的、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这是我们的一切专家所应当走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十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队伍已经迅速成长起来。许多从旧社会来的老专家,逐步地改变自己对工农群众的态度,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而开始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大量的年青人,在新社会中,直接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已经和正在使自己成为具有某一方面特长的专门人材。还有不少党的干部,过去多年参加革命,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本来是门外汉,但是在近若干年来,根据党的分配,进行了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和学习,经过刻苦努力,也开始具有某方面的专长。这都是很可喜的事情。当然,这几部分人都应当继续用“又红又专”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在政治和业务方面都不断地进步。
在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中,年青的一代所占的比重当然会越来越大,长期进行革命斗争的干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专家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在年青一代人的身上,旧思想的负担,一般说来,总比从旧社会来的老专家少,他们又是在新社会中受到革命的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但是许多事实证明,他们要解决又红又专的问题,真正建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彻底地、毫不动摇地站在无产阶级的方面,仍然需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就是那些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干部,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专家的过程中,或者在成为专家以后,如果以为自己在红的一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不需要再注意这个问题了,那也会在政治思想上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所以每一个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不管他过去做过些什么工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了红与专 必须结合的这个根本道理,都必须警惕自己不要陷入所谓“只专不红”这个错误的倾向。
多年参加革命工作之后又从事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能够按照又红又专的要求而努力的。他们深切地感到,自己是承担了党所指定的一个严重任务;既然在党的安排下取得了充分有利的条件来学会新的本领,那么就应该发奋努力,完成这个任务。在有了任何成就的时候,他们并不骄傲自满,只是因为自己有可能进一步更多地承担 党的任务而高兴。他们也充分意识到,作为共产党员在科学技术战线上的责任,除了自己努力学会新的本领以外,还应当成为在这条战线上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骨干,因此他们努力在政治上提高自己,力求用无产阶级战士的模范行为来影响和团结周围的人,并且向各种错误的倾向作斗争。这种态度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有很少数的一些人采取了相反的态度,他们以为自己有了业务上的一些成就,就可以向党向人民闹独立性,他们不把这些成就看成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他们骄傲起来,把成就完全归于自己的名下,迷恋于名誉和地位。这样,他们就把红和专割裂开来,开始脱离作为无产阶级专家的又红又专的正确道路。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走上这种错误的道路呢?可以看到,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即使过去多年参加革命,但是并没有真正彻底解决他们的世界观问题,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这些同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立的观点,还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这种错误的思想既然还存在着,那么只要有了适当的条件,好像某种毒菌在适当的温度湿度下,就会滋长起来。在我们现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中,同资产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作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资产阶级思想通过各种不同的孔道向人们侵袭,不健康的人很容易在这种侵袭下被俘虏。当然,如果他们不是参加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而参加了别的方面的工作,他们的错误同样也有可能发作起来。但是应该指出,在作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而活动的领域内,往往能够提供便利于这种毒菌滋长的条件。因为,这方面的工作,就表现形式看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着个体劳动的性质,而且在这个领域内,资产阶级的传统影响很深。
列宁在谈到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的纪律性相对抗的特性时,曾经这样说:“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性和组织性;……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列宁又引用了考茨基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对于知识分子的一种分析。考茨基把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同无产者做了个对比,他说:“无产者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从他和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中汲取来的。当他成为伟大而强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伟大而强有力的了。”但是“知识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是这样或那样运用实力来进行斗争,而是利用论据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在这里,列宁和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时候的考茨基所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的“斗争”的目的实际上只是为了个人,因而他们就把个人的知识和能力等等作为自己的全部武器。这种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很明显地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他们的思想在没有经过彻底改造以前,必然 同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发生冲突。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家、技术专家的工作条件,由于加强集体性和建立同群众的联系,已经和在旧社会中有所不同了。这种不同,显然是符合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的。因为任何科学发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某一个人研究的成果,但实际上,总是有其他许多人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失败的经验)为他作了准备,并且一切科学知识,归根到底说来,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的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同时,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为一切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崇高的奋斗目标,把他们每一个眼前的工作和这个伟大目标直接联系起来,这就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奋斗的目标。当一个知识分子真正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时候,他就会感到,自己无论有多大本领,也不过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着伟大斗争的广大人民队伍中的一个战士,好像人们通常所说的一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一样。这样的螺丝钉,就一方面说来,如果脱离了整个机器,就会一事无成,因此没有什么值得自我吹嘘的;但就另一方面说来,又并不是渺小卑微的,因为它是从属于那个具有伟大生命力的机体上的一个分子。
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就很难抵抗在科学技术事业中从资产阶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习惯势力。他心目中的奋斗目标其实不过是个人的利益,当他在科学技术工作中稍有成就的时候,他就高高地翘起尾巴了。他觉得,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他已经取得“独立”的地位了。他总是竭力夸大科学技术工作所带有的个体劳动的性质,竭力为自己争取荣誉和地位。他已经忘记掉,他之所以能学到一点本领,是靠了党的培养,是由于社会给了他机会。他像农村中出身于贫农依靠革命而得到了富裕生活的刘介梅一样地忘了本,反过来埋怨 党的领导、党的纪律、党的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政策“妨害”了他的“发展”。
听任资产阶级思想的病菌在自己头脑中滋长起来,以至使自己完全为它所支配的人,在我们的同志中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一切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同志是应当由此受到深刻的教训的。
那么,在这里需要得到什么结论呢?结论当然不是说,应当避免成为专家,应当把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的工作看成是“危险的职业”而远远避开。结论只能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都不放松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制止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自己头脑中复辟,应当坚定地沿着党所提倡的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坚决地否定任何为了便于溜到只专不红的邪路上去的谬论。
“已经红了,现在的问题只是专。”——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要求只专不红。
对于许多党员干部,党的确给了他们一个任务,努力成为精通某种专业的专家。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再不需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再不需要加强自己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了。怎样才叫做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是贯彻在对待一切事情上的根本观点。人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一切事情,既不因客观环境的不同而动摇,也不因个人境遇的不同而改变,在顺利的时候是这样,在受到挫折的时候也是这样,在热烈的群众斗争中是这样,在静悄悄的试验室里也是这样,在作为一个“无名小卒”而埋头工作的时候是这样,在有了什么成就而受到社会的表扬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才叫做真正建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为了达到这一点,人们需要不断地进行锻炼。随着整个社会条件的变化(例如从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随着个人境遇的改变(例如从一个工作岗位转到了另一个工作岗位,从工作尚未取得成绩到已经取得成绩),特别需要注意不要脱离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还在全国解放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在过了“战争关”以后,还要很好地过“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这是就大的方面来说的。也可以说,在人一生参加革命的过程中,要经历许许多多的“关”。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人们才能过好每一个“关”。有人也许过好了这一个关,却过不好下一个关,例如过好“土改关”的,过不好“社会主义关”,过好“失败关”的,过不好“成功关”等等。并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下一个关不管用了,问题是在于他以为既然过好了这一“关”,红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因而离开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至于在这一“关”过得并不那么好的人,如果不加警惕,在过下一“关”的时候,那当然是更加危险了。
在政治思想问题上,没有绝对空白的领域。无产阶级世界观不去占领的地方,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来占领。“已经红了”,“不必再注意红不红的问题”,这就是向资产阶级世界观让步,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开门。
“专的任务这样迫切,再要提出红的问题就会妨害了专。”——这是为只专不红辩护的一种陈腐的老调。
专的任务的确很迫切,但因为要专 得 更快更好,就更要强调红。以为红会妨害专,是完全错误的。
不红的专家的确是有的,那就是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专家,对于这样的专家,无产阶级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雇佣来做工作,条件是必须老老实实,不准捣乱。当然,我们也要尽力帮助他们自我改造。他们如果坚持不改变资产阶级世界观,甚至在政治上继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就决不会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也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以为不管红不红,只要是专了,就可以向人民讨价还价,甚至站到人民头上,为所欲为,这种算盘是完全打错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会产生很多不红的专家,这样的专家尽管也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或那个方面有所不满,但总的说来,他们的世界观和那个社会中的统治思想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如鱼在水,当然很容易成长起来。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不红而成为专家却只会愈来愈困难了。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反对这种专家,不培养这种专家,而且因为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肯丢掉的人,必然在各个方面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互相抵触。他们所企求的个人目的不可能从这个社会中得到满足,自然就不愿意在求 专的方面花苦功,因为按照他们的世界观,在这种情况下是“值不得”花苦功的。
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什么力量推动人们在科学事业上不怕艰苦困难,披荆斩棘地努力前进呢?是什么力量使人们鼓足干劲,不达科学技术的高峰决不中止呢?这种力量就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进而建设共产主义的强烈意志,这种力量就是从无产阶级世界观出发的为最 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高尚愿望,这样的力量比那种个人利益的动机不知道高‘多少倍’。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个人如果脱离了这种力量,就只会意志衰退,没精打采,更谈不到什么努力求 专了。
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么?那种在业务上有了一点成就 就闹地位,争权力,这也不满,那也不满的人,虽然自以为是有了“专”的“本钱”,但是其实不但他们的那一点红已经消褪下去,而且在“专”的方面也已经到了他们的尽头了。他们满脑袋装的是个人利益的计较,哪里还装得进科学?如果他们不在政治上改弦更张,他们在专的方面也不会有什么出息,这是可以断言的。
“终究我是党内专家,比党外专家高明一些。”——有的人这样声称。
真正的党的专家,应当在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方面,在执行党的政策、贯彻党的领导方针的方面,比党外的专家更高明,因而能够成为党所领导的科学技术事业中的骨干和核心。如果丧失了这些特点,他究竟有什么比党外的专家更高明的呢?
有些党外的专家,由于接受党的领导,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可以变成为无产阶级的专家。而有些所谓“党内专家”也会因为在政治上的堕落而离开党。这难道不是实际生活中的辩证法么?
党不能容许某些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外的专家把持科学技术事业,同样,党也不能容许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所谓“党内专家”把持科学技术事业。
“科学技术事业是特殊的专业,党是领导不了的。”——这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使科学技术事业脱离无产阶级的政治,脱离社会主义,使专脱离红。
党能够领导一切事业,也能够领导科学技术事业。党的领导保证了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部分,也保证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按照社会主义的道路能够发展得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快更好。党的领导怎么能够取消呢?反对党的领导的人,心目中不但没有社会主义,其实也没有科学技术事业,有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这种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打算,同党的领导、同社会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只专不红的主张,结果必然要引导到反对党的领导,这就充分证明了,这是对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极端有害的主张。
在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域内,红与专的问题之所以需要反复地强调,正是反映了在这个领域内,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但是斗争的形势和它的发展前途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在这个领域内已经从几乎完全没有地位发展到建立了巩固的基础,已经结成了一个在党的领导下的可靠的队伍,这支队伍就是由上面所说的年青和年长的几部分人所组成的。任何歪风邪气,不论来自哪个方面,要想瓦解这个队伍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一切科学技术工作者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粉碎各种 同无产阶级世界观对立的歪风邪气,不断地为又红又专而奋斗,使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的队伍不断地更加扩大,使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的跃进而不断地向前跃进。
(原载“红旗”第二十三期)
1959-12-01  

——胡绳的世界观是什么?

——红皮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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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挂帅
第7版()
廖盖隆
坚持政治挂帅,批判和克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是当前我国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跃进的主要的思想条件和政治条件。
政治挂帅就是党的领导
政治挂帅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即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政治挂帅”的方针,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但是党内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反对党的政治挂帅,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他们反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异常荒谬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全世界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同历史上任何革命,都必须依据一定的客观的经济生活的发展规律(生产关系要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以及政治生活的发展规律(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规律);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同历史上的任何革命比较又有根本的区别。历史上的革命都不过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来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这种制度的基础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正因为这样,在当时,新的社会经济形式总是在私有制度的基础上、在旧社会内部自发地形成的(例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在封建社会内部就自发地形成了)。因此,革命的任务只限于为已经自发形成的新的经济形式确立统治的地位,只限于用破坏旧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和消灭旧的经济形式的办法来促进新的经济形式的顺利发展。因此,这种革命总是以建立新的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宣告结束。不仅如此,这种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也只是限于统治者的改变,而并不改变旧的反人民的国家机器本身。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却是不可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形成的,也就是说,它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自发地形成的。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有一个特殊重大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建立,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束,而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它必须彻底变革过去存留下来的一切阶级剥削制度和必然产生剥削的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必须彻底变革过去存留下来的一切建立在阶级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度之上的上层建筑,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在内。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要经历以下的发展阶段或者关键,这就是创立完整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武装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彻底打碎旧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人民的国家机器,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新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保护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在经济上消灭剥削阶级,改造小私有者阶级,由此逐步地发展到消灭一切阶级的区分;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完成各阶级的政治关系即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包括政治法律机构的彻底改造和政治党派、团体的改造),完成人们的思想、感情、习惯、传统和世界观的根本变革;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人们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方式等等;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等等。整个说来,社会主义革命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扫清道路的,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各个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互相交 错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各个战线上不断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它包括了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时代,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革命转变时代”。由此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在根本上就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客观的经济规律和政治规律,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觉地创立起来的,而决不可能是自发地形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试问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怎么能够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怎么能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呢?
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的一个“理由”是:党太重视政治作用,而太不重视经济物质的作用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这种论点,完全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人所散布的那种 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的再版。列宁在1920年12月所作“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一文中批驳托洛茨基离开政治来看工会的作用时指出:这种态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谈到这两个人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时候,进一步地指出:“这里存在着惊人的理论错误。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曾经重复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又说:“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值价,‘二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全部问题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难道列宁这段话的意思不明明是说,应当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吗?
政治是从人们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以及从被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中直接产生出来的。政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和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它具有促进或者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着 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着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来改造整个社会生活,为着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而进行的一系列的顽强的斗争。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用来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就是用来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用来团结自己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战胜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手段。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而进行的自觉的斗争。这种自觉的斗争,对于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决定的作用;因为如同前面所说,社会主义经济,根本上就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自觉地主动地创立起来的;而无产阶级的政治,则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这样,政治同经济相比,就不能不占首位了。
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卓越地阐发了列宁所说的“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的原理,他特别强调一切经济工作,都要依靠党的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来保证,也就是实行政治挂帅。他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政治工作所以这样重要,是因为在任何历史时期,在人民群众中总是会有先进和落后、革新和守旧、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的思想斗争的,而在过渡时期,则主要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人们头脑中的阵地,如果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一定会去占领。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虽然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不可能很快克服的。要克服,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需要我们党进行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早在1955年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就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他又说:“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于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的农村工作,当然还是完全适用的。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适用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人。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不但必须加强对于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作,而且必须加强对于工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思想教育工作。当然,一般说来,对于不同阶级的人们进行思想工作的具体要求是不同的,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要求他们根本改变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问题,而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则一般是克服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问题;但是,各阶级的人们都需要改造、都需要建立或者健全共产主义世界观这一点,则又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都离不开政治挂帅。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工作,不断地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因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过渡时期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的。目前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就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尖锐表现。
从上面说的看来,右倾机会主义者攻击党重视政治作用而不重视经济作用,只不过是暴露了他们拒绝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最起码的真理,右倾机会主义者由于他们满脑袋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怪,由于他们不但不肯解除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武装,反而妄图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和改造中国社会,他们也就最害怕和仇视 党的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
关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经济规律的关系
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攻击党的政治挂帅的方针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时候,还企图把主观同客观对立起来,把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主观努力,同客观的经济规律对立起来。他们硬说,党 太重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的作用,而太不重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了。这种说法,同样是极端荒谬的。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主观努力,正是以客观的经济规律为依据、从客观的实际可能性出发,而并不是同客观的经济规律和客观实际情况相对立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人们不能凭着主观的愿望去创立或者摒除客观规律,就是说,客观规律是不能违反的。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承认而且极为重视革命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承认而且极为重视革命群众创造历史的首创精神和主动性。这是因为,第一,客观的规律虽然是不能违反的,但是先进的人们却可以而且应当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不同,社会规律要发生作用,必须经过先进的社会力量战胜反动的社会力量的主动的自觉的斗争。同样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要发生作用,必须经过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自觉的积极的努力。第三,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必须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去计划自己的活动;但是,在这个范围内,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自觉的主动的努力,对于斗争的胜利或者失败,对于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或迟或早、或慢或快,却具有决定的作用。第四,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而且全部历史事实也证明了: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生产力的承担者和推进者,不仅是一切社会的物质和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并且是社会生产方式即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的实现者。但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武装的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阶级出现以前,人民群众还不可能自觉到自己的创造和推进历史的作用,而只能是不自觉地在创造历史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因而他们就不能不为社会发展规律所支配而成为客观规律的奴隶,因此他们也就总是被历来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所欺骗所支配而成为他们的奴隶。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装的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阶级出现以后,这种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在这种时候,无产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已经自觉到自己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已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掌握了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并且运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人民群众就从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奴隶,变为能支配和运用客观规律来改造世界的主人。这样,人民群众就使自己的创造力量扩大到不知‘多少倍’;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比之历史上任何时期,就不知道要扩大‘多少倍’。
正是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时代,正是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自觉地奋力建设按计划生产和按计划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的时代,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空前扩大,而他们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作用空前增长的时代,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大肆攻击起人民群众自觉性的作用即主观能动作用,而颂扬起社会发展规律的盲目的自发作用来了。试问,这不是完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吗?这不是在实际上完全背叛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吗?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是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相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认真贯彻执行总路线,就能使我国的建设事业大大加快;而一年多来的实践,也已证明了这一点。从客观条件方面来看,第一,由于我国经历了最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获得了彻底的解放,特别是我国最强大的生产力,即六亿多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这是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最重要的条件。第二,我国又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互相支援,又有苏联四十多年的丰富的建设经验可供我们学习,使我们能够避免走许多弯路。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有可能快一些。在主观条件方面,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可能快一些,是由于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党的领导和党的总路线所以是正确的,在于它是最科学的,是从客观实际的可能条件出发的,是遵循着客观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发展规律的,它又是最革命的,是充分承认和依靠六亿多人民的巨大的创造力量的;在于它把冷静的科学分析同坚决依靠群众的革命干劲卓越地结合起来。党的总路线的本质,是对六亿多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应有的高度重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总路线的“基本点”,要求我们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到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来;用几个同时并举的方法(这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我国条件下的具体化),来开辟最广大的阵地,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建设队伍能够展开,使他们的力量能够最充分地使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从而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的实现得到保证。从1956年到1958年逐步形成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过去四年的实践中已经充分证明了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却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党的把客观规律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结合起来、也就是把党的领导同最广大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的总路线,他们还把无限光明的当前政治经济形势说成是一团漆黑,这样就使他们自己达到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地步,这样他们就陷入了完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的泥坑,而在实际上完全站到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第一书记挂帅是加强党的领导的组织保证
要加强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和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必须用党的坚强的组织工作来保证。正是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指出,全党首先是各级党的委员会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到建设事业上来,必须认真地抓、切实地抓。所谓认真地抓、切实地抓,就是要抓得准、抓得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要由党的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来直接抓建设工作,也就是要由第一书记来直接挂帅。由第一书记挂帅来领导建设工作,这就是对于建设事业实行政治挂帅在组织领导方面的具体化。正是由于各级党委第一书记直接挂帅,切实加强了各级党委对建设事业的领导,使党的坚强的领导同广大的群众运动密切地结合了起来,才实现了1958年建设事业的全面大跃进和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进一步实现了1959年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并且使人民公社走上了巩固的健全发展的道路。
党委第一书记负责制,以及党委第一书记对某些最重要的工作直接挂帅,这同党委集体领导制、同党内的广大民主、同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不但不是矛盾的,而且正是实现党委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和执行群众路线的保证。我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和党内生活中,都是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就是说,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所自由地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批评,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先进经验,必须由各级领导机关党的委员会来集中;而各级党委除了必须由党委委员分工负责各方面的工作之外,还必须由第一书记来负总的责任,由他来集中党委会的集体智慧、集中群众的意见和经验,并且领导党委会的工作。在这里,民主和集中,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党委集体领导和第一书记挂帅,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集中,就不可能有民主;没有党的领导,就无所谓群众路线;没有第一书记负总的责任,一个党委就是散的,就不可能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但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故意“忘记了”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起码的真理,他们反对第一书记挂帅,硬说这是“不民主”,这是“独裁”。其实,他们只是要攻倒 党的走群众路线的、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领导,而由他们自己来篡夺党的领导,由他们自己来实行反党的资产阶级独裁罢了。
由上述看来,我们党同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要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即要不要党的领导的争论,实际上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大争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我们党主张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这实际上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坚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就是坚持根绝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性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实际上就是不要社会主义制度,而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就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即由他们自己来篡党、来“挂帅”,以便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和改造中国社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这种罪恶的企图已经被粉碎了。我们认真地学习和宣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坚持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坚持党的政治挂帅的方针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彻底地批判和克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无疑将会大大提高我们广大的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觉悟水平,从而进一步地大大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事实证明,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党的政治挂帅的方针是正确的,让我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奋勇前进!
1959-12-05

——赵家篡党夺权,廖盖隆的政治挂帅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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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周总理忆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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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怀周总理忆当年
  谢筱迺
  1998年3月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作为抗战初期党所领导下的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曾经多年受过周恩来同志的教育和关怀,现在虽事隔60年,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38年夏天,日寇占领南京、徐州等地后,分水陆两路疯狂扑向武汉三镇,骄横气焰不可一世。此时武汉地区聚集着许多来自京、沪、平、津、鄂、豫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和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强烈希望以文艺作为揭露敌人和打击敌人的武器,为保卫大武汉和全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国民党当局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进行抗战的,所以他们在骨子里害怕真正发动人民群众,尤其是害怕人民中间的进步势力进一步壮大,因此对这些青年的文艺活动处处加以刁难和限制,甚至直接加以迫害。例如,当时在武汉颇为活跃的民族先锋队(民先),青年救国团(青救),蚂蚁社(蚁社)等群众救亡团体,就是被国民党顽固派所查封解散的。
  其时正当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由周恩来同志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陈诚任部长,由一年前刚刚抛妻别子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同志担任第三厅厅长。三厅下面集中了冯乃超、阳翰笙、胡愈之、何成湘、潘念之、田汉、洪深、冼星海、徐悲鸿、张曙等著名的进步人士,人才济济一堂。周恩来同志鉴于当前的处境衡量了当时的内外形势,提出一个突破性的主意,就是把在武汉和河南各地分散活动的一些演剧队和歌咏队,合编成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还有一个孩子剧团,隶属于政治部三厅。有了“政治部第三厅”这块招牌,就可以“用他们的钱,演我们的戏,唱我们的歌”了。
  各个演剧队和抗宣队的编制都在20人左右,队员很年轻,平均在20岁上下,只有孩子剧团除外,他们最小的才七八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八九岁。各队都实行供给制,除衣食由队里供给外,一律都发给生活费2元(后来才增加到6元)。虽然生活比较清苦,但是队员们在“抗日救亡”这个大目标下彼此紧密团结,精神焕发,生气勃勃。各队在武昌昙花林经过短期集训和互相观摩演出后,于8月8日正式成立。在授旗仪式上,恩来同志亲临讲话,他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精神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并号召全体队员们“到前线去,到民众中去,为抗日战士和广大人民服务”,这是一声多么响亮的动员令!它给了队员们巨大的鼓舞,后来他们也正是本着恩来同志指示的这种精神,在极其艰苦和复杂的环境下展开自己的工作的。
  在15个队团建立完毕之后,恩来同志亲自为各队制定到各战区的计划:演剧三队和十队到西北战场;演剧七、五队和抗宣二队到地处东南抗日前线的第三战区;抗宣四队到第一战区的西安和洛阳;演剧六队到山东前线;演剧一队、八队、九队到第四战区、五战区和九战区的湘、鄂、桂、粤等地。临出发前,恩来同志又召见各队的秘密党组织的负责人,共同研究今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并指出如遇重大的问题,他们可通过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向他汇报和请示解决的办法。恩来同志把这些队团看成如同自己的孩子那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10月间战局逆转,武汉三镇落入敌手,日寇继而沿粤汉路向长沙步步进逼,国民党军事当局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在敌人尚未到达岳阳的时候,便听信谣言,不惜以牺牲广大长沙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实行所谓“焦土抗战”。于11月13日凌晨在事先对居民未作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在长沙城内四处点火,一时烈焰冲天,浓烟滚滚,许多居民在梦中惊醒,不辨东西南北,找不到逃向城外的出路,活活被大火烧死,惨不忍睹。那天上半夜恩来同志同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通过一次电话询问前线战况,张在电话中还称“前线平静无事”。谁料刚睡下不到3个小时,就被一阵民众的喊叫声惊醒,急忙走近窗前向外瞭望,整座长沙城已成了一片火海,便匆匆下楼向屋外走去。岂料平时停在门外的那辆小汽车已被人开走,不知去向,于是冒烟突火随着人流好不容易才冲到城外,和叶剑英同志结伴沿着湘江走了一段路后,才搭上了三厅的一辆卡车撤退到了湘潭。
  长沙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恩来同志系念长沙城内灾民,心急如焚,曾组织人几次想突入城内,因大火未灭不能如愿。后来大火熄灭了,他听说长沙城内的国民党机关已全部撤走,官员们也逃之夭夭,便急调三厅所属各部人员和分配在西南各地的四个演剧队和抗宣一队共120人,组成“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由恩来同志亲自带领进入城内,他们帮助扑灭余火,清理火场,从火堆中捡拾被烧死者的胃,以便统计死难者的人数。他们还协助向劫后的灾民发放赈灾物资,一天之内发放9万人的救济费竟无一差错。一个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长沙市民知道这件事后,连呼“真是奇迹!”如果真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这个“奇迹”便是全体队员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创造出来的。
  1939年以后,随着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就逐渐暴露出来。这一年发生了国民党袭击湖南平江八路军办事处的事件,继而又抛出了臭名昭著的《限制异党办法》,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各战区的国民党顽固派闻风而动,乘机加紧对在其控制地区内活动的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进行政治迫害,强迫各队队员都要加入国民党,否则将予解散。恩来同志接到报告后,及时通过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向各队的队长传达了中央的对策,这就是“如遇国民党强迫加入时,则集体加入之,但工作的最后界限是不演反共戏,不唱反共歌,不绘反共画,不写反共文章”。周恩来同志对分配在以国民党反共老手顾祝同为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工作的演剧七队、五队和抗宣二队尤其关心。这一年夏天他在视察皖南新四军路过浙江金华时,特别通过该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邵荃麟和骆耕漠,召见了演剧七队、五队和抗宣二队的负责人,详细了解这三个队在第三战区工作的情况和所遇到的困难,并指示他们要勤学习,勤交友,要勇于而且要善于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对周恩来同志亲手培植的15个革命文艺团队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从以前实施歧视和监视的办法,转而直接采取解散、逮捕、关禁直至杀害的手段。抗宣二队在被解散前,队长何惧一度被软禁,队副谢筱迺四处奔走,设法报告恩来同志,才由他营救出来。不久,金黎、徐家俊、程九仞等几名队员又遭逮捕,并被投入上饶集中营。后金、徐两人在“赤石暴动”中冲出牢笼,而程则被枪杀在狱中。抗宣三队被迫离开第五战区时,队长和全体队员都遭到过软禁。抗宣四队在西安工作,陷入胡宗南部军警宪特重重包围之中,环境十分险恶,队领导巧妙与其周旋数年,最后也因无法展开工作而被迫解散。演剧三队有个队员写诗揭露阎锡山假抗日真卖国的两面派手法,触怒了山西这个土皇帝,遂命他手下的大特务梁化之逮捕了该队的十三名队员,监禁了一年零两个月,队员赵寻等人还遭到严刑拷打,是经过恩来同志大力营救和狱内外党组织的艰苦斗争方才获释。演剧六队全体队员也曾经被捕,且险遭杀害,也是周恩来同志及时营救脱险后被迫解散的,但队员毕单惨遭国民党部队活埋。还有演剧七队女队员陆缤,因在该队无法工作而投奔中原新四军,在一次战斗中被国民党顽军俘虏而遭杀害。除此而外,还有抗宣二队的队员王炎和陈梅影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总之,10个演剧团队被解散了5个,4个抗宣队被解散了3个,连孩子剧团也被强迫改组,撤换团长,派国民党员来接收,只有极少数几个队在十分艰苦条件下,坚持到全国解放前夕,才由恩来同志来电召回到解放区。
  周恩来同志亲自培植和领导的三厅15个队团的大多数队员从抗日战争初期起,有的坚持到国民党反动政权彻底覆灭的时候为止。在日寇的飞机大炮下,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在生活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下,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和生与死的考验,风里来雨里去苦斗了十几年,为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表现是英勇的,不愧是一支在国统区的特殊环境下进行战斗的坚强的革命文艺队伍。
  然而在十年动乱的人妖颠倒期间,万恶的“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处心积虑陷害周恩来总理,进而迫害他所领导的15个队团的队员。1967年冬,在上海的《文汇报》上抛出一文,竟然颠倒黑白,污蔑演剧九队是“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别动队’”。此文一出,全国掀起了一阵追查、揪斗和迫害原来各个演剧队、抗宣队和孩子剧团的妖风恶浪,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在国家文艺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革命干部,被揪斗、被毒打、被关押,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面前没有倒下去,却在“四人帮”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下再也没有站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原演剧队、抗宣队和孩子剧团的队员被打死和被迫自杀的有22人,被打伤、被逼疯、被关病的数以百计,至于他们的子女被株连的更不计其数。国民党反动派当年做不到的事情,却被“四人帮”做尽了,这真是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
  现在,“四人帮”早已被送进历史垃圾堆,我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全国人民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经济繁荣,国际地位不断增强,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香港已在1997年顺利回归祖国,实现了恩来同志自少年时代起就怀抱的“为了中华之崛起”的宏图。今天我们这些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有幸在这样大好形势下来庆祝周总理百年诞辰纪念,心潮澎湃,心情无比激动,我们决心以恩来同志为学习的榜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祖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98-02-26

——一帮子乌龟王八蛋:缅怀乌龟王八蛋总头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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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冬,在上海的《文汇报》上抛出一文,竟然颠倒黑白,污蔑演剧九队是“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别动队’”。

——这是谁干的?

——周恩来

——四人帮知道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

——不知道

——文汇报是怎么知道的?

——周恩来、康生授意的。

——抓叛徒

——只有周恩来、康生行

——在档案里是查不到自首的

——安子文:组织营救。
  
  
  

 
 
顶端 Posted: 2017-05-14 07:28 | 5 楼
renbing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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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李新
作者:魏久明
  他是个坚毅自信的人
在这几位老主任中,李新同志的身体是比较差的一个。1988年,他得过一场大病。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医生根据他的病情,确定非要动手术不可,否则,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微微闭着眼晴,呼吸短促,身体十分虚弱,显示生命垂危。但是,他不听医生、家属和机关同志的多次劝说,坚持不肯动手术。他微弱的声音中带着坚定的口气说:我了解我的病情,我相信不动手术也能把病治好。医生说:你要相信科学。李新回答说:科学要实事求是。虽然大家都为他担心,但都了解他坚毅和自信的性格,他决不会在生命的问题上随便作出抉择。他忍受着病痛,慢慢服用中药治疗和调理,奇迹般地恢复了身体健康。连医生都称赞:李新的这种精神了不起。后来,他谈起“为什么冒这样大的风险”时,他说:如果我动了手术,保住了性命,但要少活几年;不动手术,痛苦一点,可以多活几年,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赵家人的心思在哪里?

——李新:我了解我的病情,我相信不动手术也能把病治好

——赵家五毛孔庆东:他们凭什么是大师?

孔庆东:他们凭什么是大师?
2017-04-21 11:34:35  来源:微信“孔和尚”  作者:孔庆东
人文素养,这是个非常好的概念。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一场关于人文精神是否失落的讨论,我们认识到了要增加“人文”,但是怎么增加呢?鲁迅、老舍、金庸他们都是有人文素养、人文精神的人,那么他们的人文素养是由什么构成的?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他们为什么就可以成为大师呢?

——鲁迅、老舍是大师吗?

——不是

——鲁迅:一把投向敌人的枪

——老舍:革命找不到路

——只有金庸,才是大师

——大师凭什么是大师?

——千年王八万年龟

——活得长
  
  
  

 
 
顶端 Posted: 2017-05-14 07:32 |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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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他们凭什么是大师?
2017-04-21 11:34:35  来源:微信“孔和尚”  作者:孔庆东
金庸的小说之所以超越于其它武侠小说之上,他是以出世的态度来写入世。最能代表这点的就是《天龙八部》。在作者看来,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整个世界都是一个让你想去抚摸的世界。萧峰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那样气壮山河地死去,是一个不幸的人;段誉这样一个风流才子,也是一个不幸的人,他每爱上一个女子,最后发现都是自己的妹妹……每个人都不能顺利地达到自己的目标,最后剩下的只有超越性的悲!

——金庸谈谈情,跳跳舞

蔡康永错了?金庸写吃其实也馋人的  
2017年04月18日 16:05来源于:六神磊磊
文/六神磊磊
这一篇,我是专门留到十点后发的。
话说,哪个武侠作家写东西最让人饿?史航、蔡康永说,是古龙。
在一篇文章里,他们说金庸写美食有个毛病:不容易让人馋。谁知道“鸳鸯五珍脍”是啥滋味?无经验则无从联想。
相比之下,古龙的牛肉汤和白馒头则真的让人饿,因为你知道那会是什么滋味,尤其是深夜的馄饨担子。深夜发吃,报复社会,其实是从古龙开始的。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是完全对。金庸写吃,其实也有让人馋的。比如下面这几样食物,还真的大大地赚过我的口水。

——金庸:鸳鸯五珍脍

——金庸成为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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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古龙(著名武侠小说家)
古龙,原名熊耀华,籍贯江西,汉族。1938年6月7日生于香港。
著名武侠小说家,新派武侠小说泰斗,与金庸、梁羽生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代表作有《多情剑客无情剑》、《绝代双骄》、《英雄无泪》等。古龙把武侠小说引入了经典文学的殿堂,将戏剧、推理、诗歌等元素带入传统武侠,又将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融入其中,使中外经典镕铸一炉,开创了近代武侠小说新纪元,将武侠文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1985年9月21日,因肝硬化、静脉出血,古龙在台湾去世,终年48岁。
    
——孔庆东,古龙是大师吗?

——活得长的好处:篡改历史

——巴金:文革是一场浩劫

——欺骗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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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李新
作者:魏久明
随后,他孜孜不息地继续编撰未完成的史书,并抽出时间写回忆录。近十多年来,他几次患病,也接到过病危通知单,但他都跨越了死亡线。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李新的主持下,先后编撰出版的有关民主革命时期的通史、革命史、民国史,以及相关的资料丛稿、大事记、人物传等,有数千万字。对李新在史学上的成就,国内外都有很好的评价。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李新的主持下,先后编撰出版的有关民主革命时期的通史、革命史、民国史?

——百度百科 李新
1960年~1962年,他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
1960年被授予教授职称。
1962年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先后担任该所现代史组和通史组组长。
1976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及现代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并兼中共全国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等职。
1979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成员赴美国访问并讲学。
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李新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对近代史所的发展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1972年,他受命在近代史所组建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民国史研究室,开始了一门新学科——民国史研究的创业历程。然而,史坛从来不歇风风雨雨,在中华民国史研究筹创之初,反对者就不乏其人。

——编写民国史,是1972年

——有成果吗?

——周恩来根本不想写史

——为什么?

——赵家可以有余地编造历史

——李新就是赵家编造历史的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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