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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炎黄春秋》夏衍“我从来不悲观”作者:袁鹰解读

首页 -> 2005年第3期
“我从来不悲观”
作者:袁鹰
夏衍同志1995年2月驾鹤西去,岁月不居,忽忽已是十年。哲人远行,他的崇高风范,嘉言懿行,长留人间。

——这是赵家说的

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夏衍的反革命真面目
第4版()
专栏:
旧文化部 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
中国赫鲁晓夫在文艺界的重要代理人夏衍,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党老手。他十分懂得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当他向党大举进攻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装扮成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利用他窃取的权力,力图从内部攻破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而当他需要掩护自己撤退的时候,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作家”、“文化人”,把自己的问题说成只是什么认识上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力图蒙混过去!
一九六五年初,旧文化部假整风快要收场的时候,夏衍假惺惺地作了一个检查。他说:我过去自问对党是没有二心的;现在才认识到:在自己头脑里保存着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就是对党最大的二心。
说得好轻巧,一句“头脑里保存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就行了吗?夏衍妄图以此滑过去,这是梦想!
回顾一下建国以来夏衍在两个司令部的生死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所谓“作家”、“文化人”的反革命丑恶嘴脸!

一九四九年,夏衍这个三十年代王明路线的狂热追随者、“国防文学”的积极吹鼓手刚刚回到上海,就立刻向党、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发动了猖狂的进攻!那时候,在我们党内正展开着一场新中国往何处去的大论战: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号召;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却尽力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在文化艺术领域内,也面临着一个文艺究竟为谁服务的问题。中国的赫鲁晓夫这时亲自到了上海,对文化工作作了一番黑指示。夏衍秉承主子的旨意,马上跳出来向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挑战。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虽然我们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可是这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而逐步做到,所以创作的范围并不限制得那么狭。”他主张上海的电影制片厂要着重表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海的报纸上也展开了“要不要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这是解放后文化艺术领域内资产阶级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发动全面进攻的第一枪。而发出这一枪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这个得力干将夏衍!
同这个进攻密切配合着,夏衍又支持昆仑影片公司重新拍摄解放前没有拍完的反动影片《武训传》。夏衍得意洋洋地说:“武训过去在城市里影响是很大很深的,一定会受欢迎”。周扬看了样片后也极力赞赏,说:
“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流了眼泪!”
为什么周扬、夏衍要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迫不及待地抛出这部反动影片?它的目的,就是要无产阶级象武训那样向反动统治阶级屈膝投降,葬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这部反动影片一上映,立即被毛主席发现了,并且亲自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大批判。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是对夏衍等这伙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多么鲜明有力的揭露!夏衍当时作了一个假检查,实际上更加怀恨在心。以后,他竟把这场大斗争说成是有人对他有计划的造谣攻击,使他“两年多不敢在文艺问题上发言。”这是对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大斗争的恶毒攻击和疯狂反扑!
一九五五年,夏衍被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黑司令部调到文化部担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一手把持了电影界的领导的大权。
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时,中国的赫鲁晓夫到处奔走,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大叫大喊:“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被消灭了”,“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以后革命斗争也没有了,土地改革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了”,借以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夏衍立即紧紧跟上,学着他主子的腔调叫嚣:“一场革命和战争的暴风雨过去了,人们带着兴奋的心情,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崭新的环境。”就在他们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的掩护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这次进攻,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攻击党的领导,准备夺取政治上的领导权。在文艺界,充当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急先锋的,就是周扬、夏衍等这一小撮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以“党的领导人”的姿态出现,鼓吹要把领导权完全交到资产阶级手里。周扬疯狂地攻击党“没有领导得好,真正领导一定要是内行。”“一定要科学家领导科学,美术家领导美术,音乐家领导音乐。”夏衍也叫嚣:
“电影象一个大家庭中兼挑几房的独养儿子,大家都喜欢他,大家都关心他,大家都要管。于是当这样一个孩子的保姆就难办了。”他恶毒地把党的领导比作“不是书法家”的鲁四老爷硬要把着“能够自己临帖”的阿牛的手“描红”,疯狂地叫嚷:“今后,艺术与技术上的问题,主要依靠艺术家自己来解决,来实践。”
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由于篡夺了文化界的领导权,因而就能在实际工作中直接推行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右派斗争前夜,夏衍派出一个电影代表团,到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南斯拉夫等修正主义国家,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学习”和“考察”。回来后,立即制订了一个《改进电影制片工作若干问题的报告》,进一步推行他们那套“三自一中心”(也就是:自由结合、自选题材、自负盈亏、导演中心)的修正主义路线。那时候,学校中的右派分子正在高叫“教授治校”,夏衍等人则在电影制片厂中推行“艺术家治厂”,在电影界进一步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力图从根本上取消党的领导。
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夏衍一看势头不妙,又和周扬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一起,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领导者,并且借着对冯雪峰的批判,歪曲历史,攻击鲁迅。在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这个早被鲁迅痛斥为“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又第一个跳出来,肆无忌惮地攻击鲁迅“进行了分裂左翼文艺运动的罪恶活动”,当场受到了许广平同志的严厉驳斥!这是夏衍对党对人民欠下的又一笔大账!

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新的辉煌胜利。
一九五九年初,苏修召开二十一大,赫鲁晓夫大肆反华,对我国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这年夏天,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毛主席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这个进攻,得到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同意和支持。在文艺界,周扬发出叫嚣:“我们的领导人物”“总是喜欢搞‘左’一点”,“头脑太热”,“虚夸得很”。夏衍也恶狠狠地跳出来,恶毒咒骂大跃进“有许多浮夸”,“把建设社会主义看得太容易”。更恶毒的是,他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什么:“毛主席做诗可以,实际上不可以。”真是猖狂已极!他还同赫鲁晓夫遥相唱和,大叫什么“生产跃进,使我们热了,翘尾巴了,表现国际主义少了”,直接配合苏修向党猖狂进攻。
到这年七月,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夏衍就正式抛出他那臭名昭著的反动透顶的“离经叛道”论。他说:“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离开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这样是搞不出新品种来的。我今天的发言就是离经叛道之言。”
什么“离经叛道”?他要离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他要叛的,就是人民革命战争之“道”。离了“经”,叛了“道”,干什么?他不要社会主义革命,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复辟;他不要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要的是资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在他提出“离经叛道”论的这篇讲话中,推荐了一批影片题材,什么《大波》、黄花岗、林觉民、秋瑾等等,不正都是歌颂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题材吗?经他亲自改编,在这一年抛出的《林家铺子》,不正是一部鼓励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反革命影片吗?
就在夏衍抛出“离经叛道”论的时候,周扬叫嚣:“题材尽是打仗,死人,闹革命,坐班房,出事故,哭哭啼啼怎么行?”下令要搞所谓轻松的、多样化的题材。林默涵叫嚷:“不是打仗就是流泪的影片”、“给大家搞得精神负担很重。”田汉也叫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惨烈,人们听到枪声就厌恶和害怕。”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同一段时间里,突然这样集中地高唱起同一个调子,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一九五九年,正是国际上修正主义逆流大泛滥、赫鲁晓夫高唱他那“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反革命口号的时候,夏衍在这个时候抛出“离经叛道”论,显然是同国际上的反动分子互相呼应的。

资产阶级在一九五九年的这次进攻,由于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又被打下去了。但是,阶级敌人是不会死心的,到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以为天大的机会到了,于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在这次进攻中,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夏衍也竭力煽动电影界的牛鬼蛇神向党“出气”,说什么:“气有大气小气之分,大气是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小气是对个人批评处理不当。”
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特别重视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党活动。周扬在大连会议上鼓吹:文学作品要写社会主义的所谓“缺点、错误、问题”,说什么“我看过去的作品都是有愤慨,现在也发一点愤怒,也许有好作品。”夏衍也胡说什么现在创作上有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就是“不敢写矛盾和正面接触矛盾”。他怕话说得还不明白,就直接举例说:“假如没有五风”,“为什么在某些地方发生很严重的问题?矛盾显然是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不写?怕。一个‘怕’字。怕写斗争,思想上还有顾虑。”竭力煽动作家起来反党。不仅如此,夏衍还伙同“三家村”的干将吴晗、廖沫沙以及反党大毒草《李慧娘》的作者孟超,在报纸上开辟了一个《长短录》的杂文专栏。他用黄似的笔名,在这个专栏中先后抛出九篇毒草。在《从点戏说起》中,他把党对文艺的领导比作大军阀韩复榘的父亲点秦琼打关公的戏,恶毒咒骂党“狭窄、专横和无知”。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了以后啧啧赞赏说:“那篇秦琼打关公,很好嘛!满有味道!”
夏衍还大肆叫嚣所谓“创作历史戏”。他说:“历史上的事情,常常可以借古喻今。历史上也有巧合,古代有这件事,今天也可以有。”就在这个讲话之后一个多月,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海瑞罢官》出笼了。接着,夏衍自己也大肆鼓吹这种反党的“海瑞精神”,说什么:“我们有这样一种人,就是坚持真理,见义勇为。是什么教育了他们?不一定是什么教科书,而是包公,是海瑞。”他所谓的借“古”喻“今”,就是借古人死人来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为了继续贩卖他那早就受到广大革命群众批判的“离经叛道”论,夏衍又伙同瞿白音抛出了由他授意并亲自改定的大毒草《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什么“创新”?其实正是道道地地的复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之旧!他还鼓吹要让香港片在各地上映,说:“香港片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人们看了不觉得枯燥”,“不象我们有些影片那样干巴巴!”并且要大量进口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影片,借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
在这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电影银幕上,戏曲舞台上,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为反革命复辟大造舆论。刮起这股妖风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扬、夏衍等一伙以及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中国的赫鲁晓夫!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看透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同伙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且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资产阶级展开了大反击。
在这样一股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面前,夏衍和他的主子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起,继续拚命顽抗。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耍出了种种花招,妄想把这场熊熊的革命烈火扑灭下去。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不久,夏衍在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公开地和十中全会唱反调。他疯狂地叫嚣:“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央敲了一下警钟,于是有少数地方……简单粗暴的领导方法又有所滋长。”并且宣传:“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在我国文艺队伍中不仅不占优势,而且很难滋长”。
但是,历史是不按照他们的反革命意志发展的。就在他们疯狂挣扎的时候,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次光辉批示先后下达,进一步敲响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丧钟。他们看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妙了,于是,就换一个新的调子,继续顽抗。一九六四年一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又亲自出马,召开所谓文艺工作座谈会,胡说文艺界的问题只“是个认识问题”,用来抵制毛主席的批示。紧接着,周扬、夏衍又指使陈荒煤到南京召开故事片厂长、党委书记会议,大肆鼓吹“解放以来电影基本上贯彻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只不过有些左右摇摆而已”。周扬、夏衍自己还亲自主持,搞了个新闻纪录片“优秀影片”和“优秀摄影师”的评奖,陆定一上台讲话,把旧新影说成是“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标兵”、“红旗”,直接和毛主席的批示唱对台戏,极力掩盖文艺界的黑线专政。
直到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以后,夏衍还向香港记者发表谈话,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霸占舞台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的严重政治问题,轻描淡写地说成只是什么“有缺陷”,而把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开端的伟大的京剧革命,说成只是弥补“不足”,妄图贬低京剧革命的伟大意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螳臂岂能挡住历史的车轮!就在这以后不久,夏衍这只老狐狸终于被广大革命群众揪出来了。尽管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一伙还想方设法保护他过关,但是,最后连他们自己也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一个一个地揪出来了!
回顾一下十七年来这段斗争的历程,我们就可以对夏衍得出这样几点简单的结论:
第一,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大头目,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麾下的一员得力干将。他和他的主子一样,梦寐以求的,就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他的要害。文艺,不过是他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一种工具。十七年来,在阶级斗争的每个关键时刻,他都根据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用文艺作为武器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剥掉夏衍“作家”“文化人”的伪善外衣,就可以看清: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第二,夏衍又是一直钻到我们心脏部位的极端危险的敌人!他不是个一般的作家或文艺评论工作者,不是一般地发发议论就算了。长期以来,他一直窃踞着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制订规章,调兵遣将,在文艺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电影界,他更一直以“祖师爷”、“老头子”自居,发号施令,直接指挥一切。他的流毒之广之深,决不是社会上一般牛鬼蛇神所能比拟!
第三,夏衍是一个一身而两任的双料货。他既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从三十年代开始,他就披上一件“革命作家”的外衣,大肆贩卖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黑货,在社会上有着一定的影响。解放后,他不仅提出了“离经叛道”论等一整套反革命纲领,并且亲自创作或扶植了《武训传》、《林家铺子》、《革命家庭》、《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一系列大毒草影片,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因此,斗争批判夏衍,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把他批倒批臭,叫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其总后台中国的赫鲁晓夫永世不得翻身!
1967-08-23  

——这是文化大革命说的

——孰是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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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悲观”
作者:袁鹰
去年以来,受浙江文艺出版社委托,我参加了由周巍峙、王蒙同志主持的《夏衍全集》编委会,同姜德明同志一起负责全集中文学、新闻两部分的编辑工作,得以重温夏公大量著作,从盛夏至寒冬,沉浸在这位世纪老人、文学巨匠的手泽中。夏公一生著作等身,范围很广,涉及文学、戏剧、电影、社会科学、新闻和翻译,文学范围内除诗词外各种写作形式他都擅长。过去我读的比较多的,主要是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报告文学和杂文随笔,而属于新闻类的政治、时评、通讯和匕首式的小杂感,虽也有不少曾经读过和编过,但也有相当多数量是从未读到或只是闻名而未得一见的。翻阅之际,仿佛又一次次地亲近老人温文儒雅、坦诚亲切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次地触摸他的心灵,感受他真诚坦率的忧国忧民、关注国家民族前途的大海般情怀。

——百度百科 周巍峙
人物经历
周巍峙 1916年(民国五年)出生于江苏东台一个贫民家庭,原名周良骥。
1921年(5岁)入私塾,在东台昆剧团敲锣打镲的祖父经常带他去茶馆听书。1925年,入小学三年级读书。
1926年,随在国民革命军当官、参加北伐战争的父亲赴绍兴、上海等地参与革命歌咏运动。1930年,在上海《申报》图书馆当练习生。
1931年,在戈公振主持的《申报》图画周刊部当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历任“国际联盟调查团”中国代表处宣传干事、邹韬奋主持的《生活日报》筹备处文书、李公朴先生秘书,参加筹建《申报》图书馆及补习学校工作,参与组织青年工作,并在《申报》发表文章,宣传抗日。
1934年,以大无畏的精神与旧社会巍然对峙意,改名周巍峙。

——周巍峙是个国民党党徒

——这个党徒的身份是“国际联盟调查团”中国代表处宣传干事

——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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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袁鹰
简介
袁鹰,原名田钟洛,1924年生,江苏淮安县人。4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以散文影响最大。
他在上海读完中学、大学,一度担任中学教员,长期从事新闻工作

——袁鹰是一个倭奸

——与戚本禹一样,在倭占区读中学。

——百度百科 之江大学
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是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中国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1951年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美籍教员离校回国。前身为1845年于宁波创立的崇信义塾。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解散,院系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之江大学宣告结束。

——1941年倭寇对美帝、英帝、法帝宣战

——1941年后没有基督教大学,是倭寇管辖下的学校。

——戚本禹、袁鹰都是倭奸。

——百度百科 之江新语
《之江新语》是200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习近平
    
——洗净姘为什么用“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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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子汉奸走狗称赞的夏衍是什么货色?

夏衍认为:人的素质差是最危险的第5版(理论)
夏衍在接受《世界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人的素质问题。
他认为,我国发生那么多滥伐乱砍事件,讲来讲去是人民群众素质差,没有文化,不然人们就明白这种事情的严重后果,就能分得清眼前和长远利益。工业农业方面的“一窝蜂”,一哄而上,这一切都是人口素质问题,没有分辨能力。人的素质差了,一切都无从谈起。新技术可以引进,引进了不会用,不会消化,生产力还是搞不上去。
夏衍指出,现在的科学与“五四”的时候有很大区别,科学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而且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因此,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最 关键的就是教育。
他认为,现代民主化的进程,同样需要教育的奠基。教育不发达,民主也难搞。在那种素质的基础上放任“自发”,只能搞个“文化大革命”出来。他说,十亿多人口,再不加强文化与科学的教育的话,整个民族的素质都要下降,这才是最危险的。
夏衍还批评了一种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讲人权的,凡是带人字的都犯忌,如人权、人性、人格、人道等都不行。他说,现在提出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但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人,长久以来都是我们最忽视的,许多弊端便由此而生。 (叶子)
1988-07-10  

夏衍认为:科学与民主不可分第5版(理论)
夏衍在去年第六期《方法》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没有民主的政治环境,科学是发展不起来的;而没有科学文化为依托,民主无论它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种文化精神,都是难以确立的。两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很难设想,一个科学文化不发达、国民素质低下的民族,能够有高度的民主化政治;也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民主政治的国家,科学能够获得真正的繁荣。我国在“五四”以来七十年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从历史上看,我国科学文化的欠发达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民主政治的薄弱。同样,我国民主建设的薄弱也是与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不发达有关的。科学是天生的民主派。只有科学的充分发展,只有国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一个民族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他指出,如果说科学与民主的不可分在近代西方表现为一种相互激励、同频共振的关系,那么在我国则表现成为一种互相牵制的关系。诚然,目前我国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经济的问题,因而也是发展科学的问题,但鉴于科学与民主的不可分,我们要发展科学,就应该科学与民主并举,打破我国在科学与民主上相互牵制的恶性循环。
1989-01-30  

我国杰出的革命文艺家 夏衍同志在京逝世第1版(要闻)
新华社北京二月六日电我国杰出的革命文艺家、中共中央原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中国日本友好协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夏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二月六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五岁。(附图片)
1995-02-07  

——夏衍是赵家的一条狗

——民主革命派?

——赵家人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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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悲观”
作者:袁鹰
十几年中写了上百万字的时评、政论,在我国现代文坛上能有几人?

——乾隆帝著有大量文赋,仅编成的《御制文集》即有三集,共一千三百五十余篇。这些文章固然有不少是逢场作戏敷衍成篇的,但也有许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

——这个怎么样?

【乾隆历史】学识渊博著作等身
来源: http://www.daqingtongbi.com  古钱币收藏网
乾隆帝著有大量文赋,仅编成的《御制文集》即有三集,共一千三百五十余篇。这些文章固然有不少是逢场作戏敷衍成篇的,但也有许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比如,他于乾隆五十八年写了一篇《御制喇嘛说》,全文如下:
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喇嘛之字,汉书不载,元、明史中或讹书为剌马,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始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毕勒罕,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毕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毕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毕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元、明曾有是乎……兹之降廓尔喀,定呼毕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
此文讲明了清政府兴黄教即安众蒙古的基本政策,以及创立金奔巴瓶制之原因和意义,文字不算太多,但论证有力,逻辑严密,确可算一佳作了。
乾隆帝作的诗数量更大,他的御制诗有五集,四百三十四卷,收诗四万一千八百余首,还有当太上皇帝时的《御制诗余集》收诗七百五十首,他当皇子时的《乐善堂全集》也载了大量诗,总计其诗约有五万首,数量之多,历史上还无人能与其相提并论,他可算是我国作诗最多的诗人。

——夏衍的包身工,是怎么回事?

——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喇嘛之字,汉书不载,元、明史中或讹书为剌马,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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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悲观”
作者:袁鹰
夏公生前一再说自己一生最值得怀念的是从事报纸工作的十二年,即自1937年起连续在上海、广州、桂林版的《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直到1949年离香港北上解放区的十二年。他在《懒寻旧梦录》中说:“这十二年的记者生涯,说来是十分坎坷的……但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

——百度百科 救亡日报
《救亡日报》,抗日战争时期报纸。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创办时,经国民党和共产党协商,由双方派出人员并共同提供经费。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内容侧重文艺,以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介绍前线战况。同年11月22日停刊。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停刊。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复刊,1941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勒令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0月10日改名为《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12天后再度被国民党封闭。

——共产党出资?

——蒋光头:共产党有钱办报纸,这笔钱从哪里来的

——蒋光头:查一查共产党有没有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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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日报,应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的报纸。

【1938年2月6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为部长,黄琪翔、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
——周恩来年谱

——夏衍是为周恩来服务的

——周恩来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独一份。

——周恩来办报,就是国共共同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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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自1937年起连续在上海、广州、桂林版的《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直到1949年离香港北上解放区的十二年。

——历史的先声,是谁的作品?

革命压倒民主
——《历史的先声》序
李慎之
看完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它又不太像梦,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它毕竟还是太真实了。收在书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并且宣传过的。这些文章、讲话、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领导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时,这些文章就是我们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新华日报》,由于是新手,那时还轮不上我写这书里所收的文章。我现在已无法辨认这书里的哪篇文章是谁写的了,但我还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大多已经过世: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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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悲观”
作者:袁鹰
八年抗日战争加上四年解放战争的十二年,正是中华民族从沉沦到振兴,从屈辱苦难到扬眉吐气的十二年,作为从“五四”大潮中走出来的革命志士,作为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处于危急时期毅然投身中国共产党队伍的老党员,这十二年正是他用笔直接从事战斗、椎心泣血、经受艰辛严峻考验锻炼的日日夜夜。

——百度百科 夏衍
人物经历
公元1921年(民国十年)二月,考入日本北九州户烟盯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
公元1926年(民国十五年)三月,明治专门学校毕业,获工学士学位。4月,免试入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部冶金科。10月初,夏衍赴东京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驻日神田总支部党委、组织部长,在日本各地华侨和留学生中宣传革命,发展党员。
公元1927年(民国十六年)年初奉命回国。5月,受国民党通缉并被开除党籍。6月,经郑汉先、庞大恩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公元1929年(民国十八年)冬,夏衍参与筹备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0月,与郑伯奇等人创办上海艺术剧社。

——夏衍加入共产党了?

——百度百科 夏衍
轶事典故
夏衍爱情婚姻
夏衍留学后,母亲挂念着他,尤其是他的婚姻,于是开始为夏衍物色对象,最后选中了后来升任杭州纬成丝织公司驻上海总经理的长女蔡淑馨。蔡淑馨原在杭州读书,后转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暑假,夏衍来到杭州正式相亲,两人彼此心仪。1925 年,从省女师毕业的蔡淑馨,在校长的鼓励下也来到日本,进入了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于是,夏衍在京都租了一套小木屋,也就是照片中的这幢透着浓浓爱意和诗意的小木屋。以后每逢假日,夏衍便常和蔡淑馨,还有朋友们来这里小聚。
1930年4月,夏衍和蔡淑馨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婚后,蔡淑馨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事业,放弃了自己的所学专业。在以后的岁月里,于各个历史时期,她都默默地协助着夏衍,殚精竭虑,风雨同舟。

——蔡大小姐追求革命

——夏衍与蔡大小姐志同道合,1930年4月,夏衍和蔡淑馨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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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悲观”
作者:袁鹰
他的“记者生涯”,并不单纯是负责采访报道的新闻记者,实际上是总编辑、夜班编辑、记者、评论员、副刊主编等多种职务集于一身,无日无夜伏案挥笔,从社论到时评,从通讯到杂文,从三四千字的述评到三言两语式的一二百字的短文(抗战后期的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他还创造一种只有几十个字的三言两句式小杂感,署名司马牛,当时读者称之为“司马牛杂感”)。只要报纸版面需要,战斗宣传需要,提笔就写,一挥而就,倚马可待,署许许多多不同的笔名,或者根本不署名字。篇篇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反应迅疾,观点鲜明,立论尖锐,文风犀利。举一个小例: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夏公奉命去上海将《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迅速出版,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党政军官员对沦陷区大搞“劫收”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他写了一篇短稿:“(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地下钻出来的。(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一种是封条。”寥寥五十多字,连署名都没有,立时在上海人嘴上流传,表达他们对那批发“劫收”财者的愤怒。

——百度百科 建国日报
《建国日报》是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报刊,由夏衍主编。
【建国日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报刊。1945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刊,前身是1937年8月24日创刊的《救亡日报》。由夏衍主编。发刊时宣布:“我们当一贯的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人民的意志为意志。”10月24日被国民党政府封禁。

——建国日报的前身是救亡日报?

——这是周恩来办的报纸

——钱从哪里来?

——“司马牛杂感”

——是什么东西?

官僚资本与美货泛滥市场 上海民族工业危殆 民族工业家胡厥文氏呼吁停止内战, 实行政治民主化,以挽救工业危机
第1版()
【新华社如皋九日电】由于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的统治与压迫,大批美货无止境倾销,致上海民族资本工业遭受严重打击。官僚资本方面,操纵丝织业的有“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拥有纱锭一百万个,占上海纱锭全数之半。统治煤的,有宋子文主办的“燃料委员会”。操纵进出口贸易的,有宋子文之弟宋子良所主办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以及宋子文的金山公司、立达公司,与孔祥熙之子孔令觉主办之“扬子建业公司”,操纵粮食的有向农民银行承办“米贷”的十七个大米商。“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与“扬子建业公司”,因有孔、宋等大批美金存在美国,二公司只须向美国发一电报或向中国银行转一笔账,即可获得大批美金,而民有资本则无此特权。同时,大批美货已运抵上海,单美棉 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四月,已运达六十五万担,上海一般工业家对此已感恐慌。据悉:全部美货的起运,须动员全上海起重机搬三个月以上,举凡吃穿日用品、轻工业机器、最新式的美式洋货,应有尽有。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官僚资本的支持,无限度鼓励外货进口,外汇始终保持二千元左右的低额汇率,较战前涨一百倍,而中国物价已较战前上涨三千五百倍,故美货运沪 虽 报百分之二十的税,但仍有二倍到十倍以上的利润可图,价格仍较中国货物低廉。例如一部八尺车床,美式为纯钢流线型,装有电风扇,只须二百四十万元法币,而一部中国厂造,设备简单之车床,须一千万元以上。棉花在上海须十万元法币一担,而美国上等米米特林棉,只须九百元法币一担。一磅美制牛奶二千元,可吃一个月,中国牛奶竟 须一万元至两万元。因此,游资泛滥市场,竞相推销美货,助长买办资本成长。中国产品因价格过高,无人过问。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亦受大批外货与官僚资本排挤,无法推销。
【新华社延安九日电】沪 联合晚报五月二十八日载:民族工业家 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对该报记者谈目前工业界的苦闷称:抗战期间,迁川工厂三百余家,辗转流离,损失惨重,仅在湘桂一带即损失三百二十万万元。胜利后,政府只允补助百分之一(即四万万元),现各厂因经济困难,只迁回一小部分,而原厂址多已毁损,无法复员。留川工厂则多变卖机器维持,精疲力竭,情况至惨。胡氏并举其所办之新民、合作、天中三厂为例,该厂于抗战中辛苦内迁,机器损失三分之一,然犹竭力为政府制造军火,占民营工厂出产量二分之一。胜利后,政府并未予以帮助复员,至今一人光身回沪,无法复员。胡氏继又感慨地说:“我办了三十年工厂,从没有碰到这么多困难,在抗战中什么苦也吃够了,总有一个目标,为了胜利,所以还有勇气战胜一切困难。现在感到八年的心血完全白花,苦也白吃了”。最后胡氏提出目前工业界赤忱希望称:“只有内战快些停止,多年来的苦难中国,这一点薄弱的工业基础,已经快消灭了,再打内战,这点基础就更扫荡无存。只有不 打内战,政治民主化,才谈得到经济民主,才谈得到工业化”。
1946-06-12
    
——国民党封了(建国日报是不是只存活了14天?)

——为什么要蒋匪区办建国日报?

——建国日报办报的资金从哪里来?

——是不是周恩来不明不白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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