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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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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远新谈刹住“三忠于”歪风

毛远新谈刹住“三忠于”歪风

  
  2017-02-22 往事越千年 重在人人参与
  
  《重在人人参与》编者按:
  在文革期间曾风靡一时的“忠字舞”、“戴像章”、“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实质是反文革的一种手段,即"打着红旗反红旗"将文革庸俗化,真正目的是让人们觉得厌烦而迁怒于被歌颂的人和事,用心恶毒。后来,下令禁止了这一套的是江青。确切地说,是1969年4月“九大”开幕之后江青有一个讲话,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不是宣传毛泽东,而是丑化毛泽东。当时康生还插话,说这是强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以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各单位,从此“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成为历史遗迹。
  总之,当毛泽东希望不断把权力交还人民,让领导在人民的监督之下,领导们感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的时候,他们就会制造出各种与正确方向和方法相抵触的各类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就经常出现各种偏离正常发展的情况。这些表面化、形式化,看似进步、积极向上、非常革命,却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这种形左实右,现在很多人一眼就能看穿的拙劣表演,而在当时,思想认识根本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百姓都会被蒙骗。跟着他们跑的结果,不但破坏文革,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对旧思想的改造,更重要的是物极必反。出了问题以后又被百姓误解和诟病,虽然会有少部分人觉悟起来,但大部分人受误导却失去了积极性。
  现在,有些人还把这些在当时就已经被揭穿和制止的东西又搬出来,一部分人是没有得到教育,思想没有进步,还停留在低级阶段。一部分人的目的,则是通过这些来否定和诋毁文革,搅乱人们的思想,破坏人民的团结,为反动统治的苟延残喘服务。
  
  *****
  
  主席重新点燃了一支香烟,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忽然,他扭过头来问我:“什么叫‘三忠于’活动?”
  
  “三忠于?”我一下子还没转过劲来,愣了一下,说:“三忠于活动,就是……就是在每天开会或吃饭之前,大家拿着语录本,对着主席像,集体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要连呼三遍呢。”我边说边比划。
  
  “哦?有这样的事?”主席瞪大了眼睛,“这是哪路神仙的发明?”
  
  “谁发明的我不知道。”我说:“今年五月,中央派我到辽宁去工作,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这一套。到了基层,花样更多,还要背语录,跳忠字舞呢。”
  
  “胡闹!”主席大吼了一声,说:“你也去跟着做,跟着跳?”
  
  “我不赞成这一套,他们呼喊口号,我不喊也不举手。”我说。
  
  “那你制止了吗?”主席问。
  
  “大家都是这样,我哪敢去制止啊。”我说,“我要是公开反对,岂不显得很特殊,显得脱离群众吗?还有忠字舞,我从来不跳。在营口县一个公社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人家还非逼着我背语录呢。”
  
  “哦?”主席说,“你背了吗?”
  
  “当时我说我是《辽宁日报》的记者,人家非要你背,不背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呢。”
  
  主席说:“不过,我还是要拿你是问。”
  
  “拿我是问?”我着急了,“原先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到辽宁后才发现,到处都是这一套。这又不是我决定的。”
  
  主席说:“你们辽宁的工人代表住进一中队的营房。我听身边一中队的干部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工人师傅主动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说他们教一中队的干部战士搞‘三忠于’活动,还教什么‘忠字舞’,说军民关系搞得满不错的。军民关系搞得好,我赞成。但我不晓得这个‘三忠于’是个什么活动。”
  
  “辽宁工人代表?”我说,“那我有责任。”
  
  主席说:“三呼万岁,是封建社会臣子们哄骗皇帝的办法。效忠个人,是国民党对付蒋委员长的办法,居然全都搬到共产党里来了。完全是胡闹!这些事,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的人知道吗?”
  
  “这我说不好。但全国都这样,他们不会不知道吧。”我说。
  
  “这个‘三忠于’,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主席问。
  
  “林副主席呀(林彪)。”我没加思索,就随口说了。
  
  主席头一抬,嘴巴抽动了两下,似乎要说些什么,却又硬咽了回去。他身体向后一仰,头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大口地吸着烟。
  
  我发现他手里那支烟的烟灰已经有一寸多长,快烧到手指了,就站起身来,从茶几上拿起烟灰缸,走到他右手边,想去接烟灰,却碰到了他的手,烟灰撒落在沙发的扶手上。他望了我一眼,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摁了两下,我顺手把沙发上的烟灰也掸进了烟灰缸。
  
  主席叹了一口气,情绪似乎缓和下来,说:“两年前,在武汉,我写过一封信,引用东汉一个名叫李固的人的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呐,这两句,说的就是我自己。人们喊我毛泽东万岁,人哪有一万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难得。但是,群众都那么喊,又不好泼冷水。我就喊‘人民万岁!’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万岁呢。”
  
  主席清了一下嗓子,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我熟悉他这个动作,忙端起他的茶杯递给了他。
  
  主席喝了口茶,接着说:“信是写给江青的。总理看过,还有武汉的书记也看过(后来我才知道,应该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我说,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主席恢复了平静,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还要听听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怎么个说法。”
  
  12月,我回到沈阳,把主席批评‘三忠于’的事告诉了陈锡联。
  
  1969年初,辽宁省召开关于落实政策的有线广播大会,广播线从省中心会场,一直拉到基层公社和厂矿企业。大会由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杨迪主持,我对他说,你就宣布开会,然后说由我讲话就行了,那套‘三忠于’活动,就不要再搞了。
  
  杨迪疑虑重重地问我:“这行吗?”
  
  “我和陈司令事先商量过,有什么问题我负责。”我说。
  
  大会就这么开始了。然而,我刚讲了几分钟,杨迪从后台匆匆跑到我身边,紧张得满脸是汗。他在我耳边小声说:“不少市地打来电话,追问会议是谁主持的?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有的还提出要追查反对毛主席的黑手。”边说边递给我一摞纸条,说是中心会场台下递上来的。
  
  我简单翻了翻纸条,全是这类问题,有的还上纲上线,骂得很难听。
  
  我对杨迪说:“放心,我会处理的。”继续按我原定的提纲讲下去。
  
  最后,我说:“会议期间,收到不少电话和纸条,追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还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决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会场上传来叽叽喳喳一片议论声。我提高了嗓门,对着麦克风大声说:“不仅这次会议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忠于毛泽东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去把落实政策的各项工作做好。”
  
  大概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当时并没有人怀疑我是什么黑手,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风,在辽宁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
  
  不久,去北京开会的陈锡联给我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在内部一个什么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三忠于”活动的严厉批评,今后全国都不许再搞了。我心想,这可能就是主席向中央碰头会询问的结果。
  
  原载微信公众号:往事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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