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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学”是一门大学问



2014-06-09 09:20:09  作者:玖江春  

http://www.redgx.com/haoshutuijian/shihai/4490.html



  一位知情人写了一篇纪念江青的文章,足以引我们的思考。

  从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明星“蓝苹”,到“文革”中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再到身陷囹圄的“四人帮”之一,她的人生跌宕起伏,可悲!可叹!

  江青已经去世二十年,如今回顾江青,不难发现她有着与众不同的政治智慧。

  蓝苹是江青二十世纪30年代在上海做演员时的艺名,虽然她从艺时间不长,但很快进入了明星行列。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是一位震惊中外的人物,“搅得周天寒彻”。

  “文革”是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回避不了的一段重大历史事件,而要研究“文革”,江青是绝然绕不开的人物――因为,人们一直把她作为“文革”的符号和象征。

  毛泽东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老先生赶到那个海岛上去了。”一件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毛泽东看重的更是第二件事。

  如果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也可以说,江青为这段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一、“文革”中的江青和毛泽东。

  江青的政治生涯发生在“文革”期间。她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战友,也是“文革”最忠实的始终不渝的支持者和合作者。

  在他们二人之间有一个问题需要面对,这就是在“文革”中,江青和毛泽东究竟谁利用了谁?因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实际上就是说,被林彪、江青利用。

  我们姑且不谈林彪。说江青利用了毛泽东的“文革”符合事实吗?从根本上说,不符合事实。

  毛泽东与江青是夫妻,在“文革”中,他们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夫妻关系了,更上升到了政治关系,江青确有利用毛泽东名义的时候。

  比如:她在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时说:“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据江青护士长马晓先说,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江青到小靳庄还跟群众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主席身体很好,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你们想想主席不批准我能来吗?”

  江青在“文革”中经常说通过她可以向毛泽东反映问题,她也确实反映过问题或转送过材料。

  如1966年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会议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递交了反映他们受压的信和他们写的两篇关于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稿,毛泽东8月1日即给他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这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红卫兵信还没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

  上面说的是江青在“文革”中利用毛泽东的威信,而在“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是更重要的事情。

  当时,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为领导“文革”的领导机构(简称“中央文革”),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后来任代组长),实际上是委托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最大的信任。

  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江青是极其信任的,最有力的证明是,毛泽东多次给江青写信,嘱托一些工作,而江青也不辜负毛泽东的厚望。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不论是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文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不论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还是“9.13事件”;不论是“批林批孔”,还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江青都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伟大号召,全力以赴贯彻执行的。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革”中,“立有大功”。

  当然,毛泽东对江青也有不满的地方,也不时地批评她,甚至还让政治局开会批评她,但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是“恨铁不成钢”。

  毛泽东请邓小平出山后,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批评了江青,毛泽东告诉邓小平:“我看(江青)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

  曾经谣传说,江青要做女皇,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认为:江青既没有武则天的本事,也没有武则天的“人脉”。毛泽东是不会将党和国家的大权交给她的。

  尽管如此,江青作为坚决维护“文革”的人,毛泽东对她还是十分信赖的。所以,笔者认为,毛泽东从来也没有要打倒江青,一直到他逝世,连一点这样的意思也没有。

  1976年10月华国锋等人一举粉碎“四人帮”,本来是违背毛泽东的意愿的行动——却打着毛泽东的名义和旗号,说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当时这样说是为了某种政治斗争目的,后来由于国内外对这种说法反响很大,也就不这样说了。

  江青对毛泽东忠贞不二、始终如一的。

  江青在特别法庭的抗辩词中说:“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最后陈述《我的一点看法》中,江青又说:“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

  江青的抗辩词意思很明显:你们哪里是审判我?分明是审判毛主席!

  江青对毛泽东是忠诚的,从粉碎四人帮时开始,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泽东的话。

  有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将军生前著书说:江青和毛泽东“背道而驰”,这完全是罔顾事实的一种说法——不会,终究不会被历史和人们所认可。

  二、从蓝苹到“文革”中江青有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

  人们一直说,江青年轻时就是一个坏女人。我认为不能这样说。

  江青,并不是其人的本名,而是她1937年到延安后所选用的一个名字。她童年读书时,老师给她起的名字是:李云鹤。这个名字一直叫到20多岁,上世纪30年代到上海后还这样叫――当然,江青在为党做地下工作时,也有几个化名。写文章时还用过这样那样的笔名。

  30年代中期,她从事文艺工作,如开头所说,她以“蓝苹”的艺名行事。江青出身低微,其父是一个做大车轮子的木匠,江青自称“轮人之女”。

  江青1933年离开青岛到上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怀揣抗日激情,又离开上海去延安。

  怎样认识江青在三十年代的思想和行为,是全面和正确认识江青的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

  实话实说,江青在30年代,主要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总的来说,她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

  特别是从上海到延安,这是从比较舒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江青所走的道路,是当时追求革命和进步的青年所共同走的道路。

  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在延安以及她在整个30年代的报道和宣传多是负面的,从历史角度讲,并不符合事实。

  国际友人白求恩对江青有一段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描述。

  1938年,白求恩为支援中国革命来中国后,曾于3月31日到5月2日在延安停留,他了解了延安的一些情况,于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歌颂延安“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的长文,专门谈论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

  在描述“抗大”的女学生时,他讲的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江青,是那个“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

  白求恩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眼里的明星,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她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

  试问:现在的各路明星们有象江青这样的人吗?

  “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设问,然后白求恩又自问自答的说,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

  从白求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江青到延安后是非常活跃的,幸福的。而白求恩当时看到的江青,还没有和毛泽东结婚。

  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

  1938年11月,江青和毛泽东在延安结婚了。

  “文革”后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和《毛泽东年谱(1893-1949)》的书中,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毛泽东“错误的选择”、“失败的选择”。

  显然,这不是历史的观点。这种“逆推法”没什么意义。

  就因为“他们”给江青定了罪,毛泽东选择江青做伴侣就是“错误”的?就是“失败”的?我认为不能这样看。

  这既不是男女平等的观点,也没有一点客观对待事物的眼光。

  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何不可?

  诚然,当时有人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其动机也是真诚和善良的——为革命领袖形象着想,为党的利益和事业着想。但其理由,说白了,也是旧观念的思维,他们认为江青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

  对江青的过去,毛泽东不会完全不知情,他当时到底如何看待江青,现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

  坦率地说,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难说明白。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劝阻没有影响毛泽东同江青的结合。从这一点看,也许可以说,毛泽东并不在乎人们劝阻的那些陈腐观念和理由。

  现在很多人都说,江青在延安演《打渔杀家》的戏演得好,受到毛泽东的垂青。这可能是事实,有一定的道理(电视剧《延安颂》就是这样表现的)。

  一次看电影时,江青就曾跟她机要秘书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江青这句话值得玩味,能够印证前述说法。

  江青在《打渔杀家》中受人欢迎的演技,显然不是到延安才学会的,是她在上海从艺时磨炼出来的。

  毛泽东既然从《打渔杀家》的表演中对江青有好感,“顺藤摸瓜”式的了解了解江青30年代的从艺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

  又据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和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香港共和出版社2002年版),这两本书都谈到同一件事情:

  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成员碰头会上,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

  给毛主席的信上说:“从(江青)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了。与会者纷纷签名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

  周总理是这个会议主持者。

  对中央文革成员签名的这封信毛主席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从毛泽东对江青《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确实实不在乎别人劝他不要和江结婚的那些理由。

  再从江青方面说,应该明确,她绝不是为了追求毛泽东才到延安来的。

  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青到延安后追求的第一个男人并不是毛泽东,而当时追求毛泽东的,也不仅仅只有江青一个女青年……如此等等,情况纷繁复杂,一句话,我们看待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态。

  关于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有没有“约法三章”?

  翻阅文革后大量有关江青和毛泽东的回忆录、传记文学、纪实作品,在谈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问题时,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曾经有“约法三章”,即对江青做出过限制性规定:“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因此,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很广,迄今不断。

  必须指出,这是“三告投杼”、“三人成虎”式地以讹传讹。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对这个问题我多次撰文辨证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央政治局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限制江青的“约法三章”(参阅我和王广宇合着的《问史求信集》中《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的问题》)。

  从2001年到2008年我著文反对所谓“约法三章”时,还不知道杨尚昆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现在,我把杨尚昆的观点亮出来,以告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和广大读者。

  其一,文革研究专家金春明在《同舟共进》2008年1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可能是在公开报告和文章中较早谈及“约法三章”的人。

  1984年7月,在海军举办的一个报告会上,我作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的报告,曾言: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中央规定她的任务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她参加政治活动”,这个报告的录音整理稿经海军政治部印发后,在全国很多地方翻印,流传较广。大概由此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

  1985年7月8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突然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办公厅,传达了杨尚昆同志的指示:“……有一个问题——就是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说当时中央有个决定,可以结婚,但江青不能参政。我找了几个老同志问了一下,都说没有这回事。我自己也不记得有这个事。请出版之前,将这个问题核实一下。”

  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同志把杨尚昆同志的指示转给我。此后,根据领导指示精神,在我的文章和报告、讲课中,都不再讲这个问题。

  杨尚昆还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

  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

  第二、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陈云说:‘根本没有那回事。’”

  杨尚昆,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工作,对党的历史非常熟悉,他如此执着地关心所谓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的“约法三章”的事,坚决地一再否定这件事,实在令人感佩。

  这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应该认真地向他学习。在这个所谓的“约法三章”问题上再也不要以讹传讹了。

  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在探讨所谓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问题时,也曾问过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但几乎一致地回答我“约法三章”这件事他们不知道;又说:恐怕不是中央对江青有什么限制,也许是毛泽东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

  我很认同他们这个观点,认为对我探讨这个问题即“约法三章”问题很有启发。

  再说一点,在探讨所谓“约法三章”问题时,我所以要问汪东兴、张耀祠,一则,因为我和他俩熟,他是我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秘书时的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这是当时中国的第一支部,包括毛泽东以及江青在内的支部;二则,我觉得他们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们的话有权威性,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但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对我探讨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四、建国以前的江青应该受到肯定。

  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担负起了在生活上照顾毛的任务。并在他们结婚差不多两年后,即1940年8月生下了他们的女儿李讷。李讷是毛泽东最小的孩子,她和毛泽东的其他孩子不同,一直生活在毛身边,毛泽东给予李讷是父爱最多的孩子。

  江青和毛泽东的夫妻关系存续了38年,应该说是始终不错的,毛泽东不止一次跟别人说: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很有帮助。江青也自称是毛泽东的“流动哨兵”。

  江青和毛泽东作为夫妻,在40年代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率领军队转战陕北时,一直跟随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中央直属支队的政治协理员,做思想工作、做群众工作,有时还帮助毛泽东起草文件和报告稿(毛口述,她记),作为中央领导人夫人一级的女同志,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江青最值得肯定的一段光荣经历。

  江青没经过长征,这是她和很多人(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大姐”)相比时一个弱点,但她确实伴随毛泽东转战陕北。

  大概人们都记得在法庭上,江青在抗辩词中说:“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按:指坐在审判台上审判他的人)都躲到哪里去了?!”

  转战陕北时,江青一直留在毛泽东身边。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描写转战陕北的电影《巍巍昆仑》虽然有毛泽东骑马行军的画面,在这个历史画面中也有骑着马的江青紧随其后,然而,这个电影不仅没有提到江的名字,连一个正面镜头都没给她,实在不应该。

  政治常常歪曲历史,这恐怕就是一个不大不小而又很说明问题的例证。而这种例证并不是个别的。

  如石家庄制作的电视剧《毛主席在西柏波》,有李讷的镜头,就没有江青的镜头――这种处理历史的办法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利益和一定的政治需要。

  无数事实证明,若历史(和艺术)服从于政治,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客观,做到实事求是。查查历史,看看现实,在“实事求是”是所谓“党性”的美妙口号下掩盖着多少错误和罪恶。政治是肮脏的!

  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是不可能长久被掩盖和歪曲的。

  与《巍巍昆仑》不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时,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放的由王朝柱编剧的50集电视连续剧《解放》,就有不少镜头和情节是真实的,也是很重要的:

  如毛泽东嘱咐江青好好照顾周恩来;毛泽东在窑洞口或门口,迎接黄炎培、陈毅等人时,有江青陪伴。

  正面表现江青,是否做得完全到位,不必去说。但敢于这样做,就是尊重历史的表现。

  这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逐渐冷静和理智了。

  该电视剧播放后,王朝柱先生说:这是32年来(从“四人帮”被打倒的1976年算起)江青第一次以正面人物出现。

  王朝柱先生这样做,其意义非同寻常。它表明建国前的江青是应该和值得肯定的。

  这当然不是说,江青什么都做得对,在她长期的生活和工作中肯定也犯过这样或那样,或大或小的错误,但错误不是“罪”!错误,特别是一般错误,不在我们讨论范围。

  五、江青崛起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江青在50年代,除了积极参加过批判电影《武训传》和做过“武训调查”外,参与政治和公共活动不多,因为她身体一直不好。

  从1949年算起,江青曾四次到苏联治病。江青崛起基本上是在60年代。这和毛泽东所遇到的政治局势有关。

  毛泽东与处于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产生了分歧――很大的分歧,毛泽东认定出现了“修正主义”。同“修正主义”作斗争,他感到孤立,要寻找政治助手和支持者,即能和他一起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人。

  我从叶永烈先生向我推荐的一篇文章(郑克卿、常志《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看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党史博采》2005年第1期)中,受到启示,甚至应该说,对建国后毛、江关系,找到了比较客观和比较详细的说明。我深切地感谢郑先生和常先生,请允许我把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和叙述摘要抄录在下面: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关江青的批示、信函、电报、诗词或谈话多达77篇。

  这些文稿真实、客观地记录了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建国后不同时期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过程。同时,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建国后毛泽东本人思想上的变化。

  1、从建国到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严格的,对她尽管也有政治上的支持,但无意支持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某种角色。

  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江青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然而,江青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照顾毛泽东的生活。

  1950年1月1日,她致电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要求到新区去“看一看”。经过思考,毛泽东于1月4日致电刘少奇并转江青,虽然同意她去新区,但提出了多条具体要求:

  一是此行须得少奇等同志同意;

  二是“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去,”;

  三是下去之后“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

  从这几条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四年后对“游泳池”问题的处理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1954年,江青擅自提议为毛泽东修建游泳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江青被迫于4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对自己的行为作了检讨。

  同月25日,毛泽东将此信批转刘少奇、陈云等人:“江青此信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严格态度。

  当然,这一时期江青的某些行为也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

  1951年下半年,江青参加了由文化部、人民日报社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并参与起草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该文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亲笔作了15处重要修改。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对江青在这场大批判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毛泽东的态度是肯定的。

  但此事过了几个月,毛泽东便在一份《关于拟任江青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的报告上批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只得再考虑一下。”

  这显然是毛泽东对江青的一种审慎、严格的态度。

  分析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文稿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特点:

  第一,涉及江青的文稿数量较少。

  从1949年到1955年,与江青有关的文稿只有4篇。

  第二,从涉及江青文稿的内容来看,以提出要求或批评的居多。

  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我们还看不出毛泽东有让江青登上历史舞台扮演某种角色的意图。

  2、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减少,政治上的关心、指导多了。

  从1958年到1963年,是毛泽东对江青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从《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涉及江青的内容陡然增多。如前所述,从1949年到1957年,有关江青的文稿只有4篇,而从1958年到1963年,涉及江青的文稿则多达21篇。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它表明,毛泽东对江青政治上关心、教诲多了起来。

  仔细分析有关江青的这些文稿,可以发现两个显着特点:

  第一,指示江青阅读某些重要文章、文件或其他材料的批示占绝大多数。

  在所有21篇文稿中,除1961年9月9日为江青写的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及1962年5月12日代江青草拟的一封给陈宗娥的回信外,其余19篇均为转给江青材料的批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际,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比如:

  1958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一份刊有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红旗》杂志封面上批示:“江青,陆定一的文章极好,必须看,至少看两遍”。

  1959年11月,他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日益深入》等三份材料上批示:“江青阅后,交林克阅,三件都可看”。

  1961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的指示》等两个文件上批示:“江青精读。两个好文件,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材料。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时候了。”

  1961年11月19日,他在一些材料上批示:“一批材料,送给江青,从中选一些看,不必全看”。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情况简报上批示:“此二件,江青阅。退毛。可看,很好。”

  其中一件是9月14日下午陈毅在华东组的发言。

  陈毅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即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即我们对亚、非、拉的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

  陈毅认为,“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

  对陈毅的观点,毛泽东很赞赏,所以批给江青阅读。

  1962年12月31日,毛泽东在读了《文艺报》第十二期刊登的三篇纪念《国际歌》作者的文章后批示:“江青,这里有三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后退我”。

  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来讲,毛泽东将内容如此广泛的材料批给江青阅读,是为了让她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掌握国内外动态。但是,在客观上,这对江青涉足政坛或介入某一方面的工作也起到了一种鼓励或推动的作用。

  第二,批评性、限制性的批语没有了,耐心细致的指导多了。

  在这一时期的全部21篇文稿中,没有一篇包含批评江青的意图或倾向,也没有一篇包含要求她注意某些问题、遵守某些原则等方面的内容。转而代之的是耐心、细致的指导。在批语中,毛泽东常常教导江青要“仔细地”读,要“精读”。比如:

  1960年8月,他将委内瑞拉共产党一位领导人的谈话材料批给江青,要她“仔细地慢慢地看”。

  1961年6月,他在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批给江青时写道:“江青精读”。

  同时,毛泽东还常常提醒江青,仅仅阅读是不够的,还要“研究”材料。

  1960年6月,原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之后在农得拉鲁公司举行的宴会上说,他在中国期间,看到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向前推进,并未受到损害。他认为革命对中国是有益的,贪污、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赶走了。

  蒙哥马利说,他见到的中国领袖都是有学问的,并且是很有智慧的。他建议所有出席宴会的人都去读毛泽东有关战争的著作。蒙哥马利还得出了两条结论性的认识:

  一是西方国家既然无办法消灭共产主义,那么就必须找出办法同共产主义共存;

  二是在共存的同时,西方国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存自己的基督教文明基础,并把它发扬光大。

  毛泽东在读了蒙哥马利的演讲摘要后批示:“江青阅。应当研究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着重号为毛泽东所加)

  1963年9月26日,毛泽东将25日的《参考消息》批给江青,告诉她“第一版、第四版都要研究”。“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用谆谆教诲、悉心培养几个字来形容此时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是不为过的。

  毛泽东如此广泛地让江青接触各方面的材料,以及他对江青的耐心、细致甚至是不厌其烦的指导,这既是对江青的关心,也是对她的一种支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同建国初期相比,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转变。

  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有两条:

  一是江青职务的变更。1956年,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江青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除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外,还负责收集和研究国际资料。

  二是党内高层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对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成绩与问题的估计上出现分歧。毛泽东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不满意。

  3、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毛泽东对江青政治上信任、倚重。

  从1964年至1969年九大召开,是毛泽东对江青信任、支持的五年。此时江青由幕后走到前台,在中国政坛迅速崛起。

  江青在政坛上的崛起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

  在50年代,江青就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但基本上挂衔不干事。进入60年代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1964年5月9日,林彪就部队文化艺术工作发表了一个谈话。谈话认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部队文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还说,文艺工作者搞好创作,要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生活和练习基本功这三项过硬功夫,等等。

  6月4日,毛泽东在刊载有林彪这一谈话的《工作通讯》上批示:“江青阅。并于6月5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让江青去转达自己对林彪谈话的支持,这在客观上成了毛泽东鼓励江青走向政治舞台的重要信号。

  仅仅过了十几天――6月23日,江青便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

  她在讲话中说,对京剧演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那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以来十五年的现实生活,要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

  26日,毛泽东在江青的这个讲话记录整理稿上批了5个字:“已阅,讲得好”。表明了支持的态度。

  从1964年8月到10月,他又连续四次将反映国内国际情况的材料批给江青阅读。

  毛泽东频频将材料批给江青,这件事本身体现了他对江青的器重。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是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关键时期。透过《文稿》收录的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对江青进行培养的轨迹。

  从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批给江青的材料内容看,毛泽东的主要意图还是让江青了解国内外的情况。

  就国内而言,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教育几大方面,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如下内容:

  一是关于山西省举办农民讲习所的材料。

  毛泽东在《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的材料上批示:“江青阅。共四件,如精神好可以一看。”

  该材料说,去冬至今春,山西省各市县普遍举办了农民讲习所,以毛主席的部分文章为主要学习内容,以搞思想运动为学习方法。材料详尽介绍了搞思想运动的五个步骤。

  二是关于“四清”部署情况的材料。

  10月30日,毛泽东在全国第二批城市“四清”部署情况简报上批示:“江青阅。大有希望,明冬后春可完。”

  早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运动的搞法等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方法将正确的思想、路线贯彻下去,但“四清”并未达到这样的目的,转而发动了“文革”。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过程中,江青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她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就抄录到此――我已经抄录得够多的了。

  (需要申明一点,我非常赞赏郑、常两位先生这种研究,即利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提供的有关材料,研究建国后毛、江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他们这种研究大概是首例,是“破冰”之举,但对他们的观点我并非完全认同)。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革”应该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以后的情况,即毛、江在“文革”中政治关系的情况,我在已发表的文章中有所论述,因此也就不抄录郑、常二位的叙述和观点了。

  1965年元旦,《人民日报》遵照毛的指示,在醒目位置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胡乔木的《词十六首》。

  在胡乔木的十六首词中,毛泽东最欣赏的是《沁园春·杭州感事》,其结句是:“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这句出自毛泽东之手笔。

  诗言志。毛泽东所以这样修改胡乔木的诗词,是很反映他的心态的。

  毛泽东说“谁共我”(胡乔木原文为“天共我”,毛将“天”改为“谁”)?这不是表明他在找革命伙伴吗?

  应该说,毛泽东找着了,找对了。能够与他相“共”的,不是别人,就是他的妻子江青――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也应了古人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遴选政治助手和支持者时,江青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毛泽东也选择了江青。这是江青在六十年代崛起的根本原因。

  1961年9月9日毛泽东为李进(即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题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这首七绝显然是赞扬和称颂江青的。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又和江青一起会晤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这是过去——特别是建国以来还没有过的事情。

  江青崛起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1962年起搞“京剧改革”(或叫“京剧革命”)。

  大家知道,在1963年和1964年,毛关于文学艺术工作有两个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第一个批示写道: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第二个批示写道:

  这些协会(指关于文学艺术的各种组织,如文联、作协等等――笔者)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根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文学艺术工作所做的严厉批评。

  江青搞“京剧改革”,就是按着毛泽东的这种精神或指示做的——就是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具体地说,江青表示,就是要在舞台上使工农兵的形象代替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形象。

  江青会同北京和上海等地京剧界人士创作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后改名《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

  各地京剧团也都排演了现代戏,如云南京剧院的《黛诺》、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等等。

  1964年6-7月在北京举行了有30多个剧目参加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这次活动中,江青于6月23日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她说:“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个问题不仅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对江青这个讲话,毛泽东6月26日批示:“已阅,讲得好。”

  江青的这个讲话,于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以《谈京剧革命》的题目发表。

  5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转载了。

  《红旗》杂志还为江讲话配发了《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指出:“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

  当然,我们不必讳言和否定江青在京剧改革中做的工作,她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我亲眼看到,江青在用餐时,都经常听所谓“样板戏”的唱腔,她反复说“十年磨一戏”,一个戏要不断地改,等等),对这一点,业内人士有不少肯定的评论。如: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亦称头牌京剧女演员)、第一个在《沙家浜》中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虽在“文革”中遭到批斗,而在“文革”结束后仍然说:“平心而论,江青还是是懂艺术的。”

  著名作家《沙家浜》编剧汪曾祺,曾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而其才华为江青赏识,在京剧改革中受到重用。他自称“唯一可以在江青面前翘二郎腿和抽烟的人”,他真诚地认为:江青在高层领导中比较懂戏,对京剧比较内行,唱词好坏有鉴别力,有些话能说到点子上。

  至今人们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魁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

  研究京剧艺术的著名学者章诒和也说:“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内行。”

  但把京剧的所有功劳通通归在江身上,那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然而,赞扬京剧改革,就是赞扬江青,却是真实的。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于1966年7月24日在广播学院讲话时说:“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郭沫若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时,朗诵了他作的一首诗,说是“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在座的各位同志和各位同学”(见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其中专门有关于江青的这样一段: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

  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着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

  江青,就是凭借着京剧改革,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结束语

  江青如何从演员蓝苹,一步步演变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江青,其过程、轨迹、原因是什么?无疑这也是“江青学”中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江青学”是一门大学问,不是哪一个英雄豪杰所能单独完成的,它需要集体的力量,我愿意做其中一员,希望有意研究“江青学”的朋友,共同为之努力。
  
  
  

 
 
顶端 Posted: 2015-09-06 21:08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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