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主题: 给毛主席周总理等做日语口译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盗跖
级别: 精灵王


精华: 2
发帖: 1058
威望: 1072 点
红花: 10620 朵
贡献值: 0 点
在线时间:202(小时)
注册时间:2008-12-30
最后登录:2015-05-09

 给毛主席周总理等做日语口译

毛主席周总理等做日语口译
  
刘德有
 
  
  我最早参与对日工作是1951年春,在我的家乡--大连。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大连就成立了人民政府,并创办了人民政府留用日本技术人员子弟学校--大连日侨学校,我被派到这所学校教中文。这便是我从事对日工作的开始。
  
  1952年12月,我被调到北京,参与了面向日本的综合性杂志《人民中国》的创办,从此开始了我长达12年的笔译和编辑工作。当时中日关系尚未正常化,还处于民间交往阶段。但在日本,要求日中友好的呼声逐渐高涨,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国民运动也此起彼伏。
  
  随着中日民间交流的增多,日本民间代表团相继来中国访问,当然人数还不多;同时,中国也开始向日本派出代表团。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些口译人员。我在做《人民中国》笔译工作的同时,也常被临时借调到接待部门去做日常的口译。后来,竟做起了重要会见和会谈的口译。
  
  我参与接待的第一个日本代表团,是1954年7月出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会议之后、返日中途来北京访问的日本超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团员中有后来分别担任日本总理大臣、众议院议长和外相的中曾根康弘、樱内义雄和园田直。当时,人们称他们为“青年将校”或“少壮派”。
  
  我一生中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郭沫若等领导人会见日本朋友时多次担任口译。
  
  那时,我还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刚来北京不久就担任如此重要的任务,简直就像做梦。
  
  当时,重要的会见都由国务院外办统筹安排。国务院外办根据工作需要,常向隶属外文出版局的《人民中国》编辑部借调我去做口译。
  
  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做口译,不同于一般的口译,每一场都感到很紧张。我是从“实习”开始,经历了从失败到逐渐熟悉的过程。
  
  首次给毛主席做口译
  
  我第一次给毛主席做口译,是1955年10月。那次,由于我过分紧张,一上来就出了纰漏。
  
  那是10月15日下午5时,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会见厅里摆放着一张长桌,上面铺了一块白色台布,看上去简朴、大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陈毅等中方领导人坐在外侧,日本客人在内侧落座。我被安排坐在日本代表团团长旁边。我从大连到北京后,只在国庆节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远远地眺望过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这样坐在毛主席对面、近距离看到他,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大概因为太紧张的缘故,我感到全身僵硬。
  
  会见一开始,毛主席先向日本客人让香烟。日方团长说:“谢谢!我不会吸。”毛主席风趣地说:“不吸烟?好,你的道德比我高尚。”说罢,自己点了一支香烟,开始用他那难懂的湖南口音说:“热烈地欢迎你们!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种。”
  
  如果我当时按字面老老实实地翻译,就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但我想把“人种”译做“种族”。结果,很糟糕。由于我紧张得心怦怦跳,慌乱中竟把“种族”译成“民族”。在场的周总理听到我的翻译后,立刻纠正说:“不是‘民族’,而是‘人种’。”周总理这么说,我更紧张了,陷入不知所措的“恐慌”状态。就在这时,坐在长桌边上的廖承志急忙坐到毛主席身旁(廖承志出生于东京,会讲东京土话),微笑着说:“我来,我来。”他自告奋勇担任了这一次重要会见的翻译。而我尽管感到十分惭愧,但心情比先前轻松多了。
  
  会见的时间,包括翻译在内,持续了三个小时。这次担任口译工作,对我来说,是学习口译难得的机会。我全神贯注地听毛主席的谈话和廖承志的翻译。廖承志的翻译,不仅语言流畅,而且很传神,该俏皮的地方俏皮,该严肃的地方严肃,这让日本客人能够感受到毛主席的讲话既有很深的哲理,又风趣、幽默,并不时引起他们阵阵笑声。
  
  毛主席说,美国的“手”很长,在世界各地到处伸“手”,各国人民一定会把美国的“手”顶回去。朝鲜战争时,中国“就顶过美国的‘肚子’……”廖承志把毛主席说的“顶”,译做“突き飛ばす(tsukitobasu)”。应当说,译得很传神,非常恰当。但是,廖承志在译到“顶”字时稍微迟疑了一下。毛主席忽然发现自己讲话中用“顶”这个字可能不好翻译,便问坐在旁边的廖承志:“‘顶’字怎么翻呀?不好翻吧?”说罢,自己笑了。廖承志微笑着说:“可以翻。”
  
  这一天,毛主席兴致特别高,他纵论天下大事,旁征博引,运用辩证法谈了如何对待核武器和世界大战以及世界和平等问题。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1961年10月7日11时,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盛典的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和教育代表团等。同时被接见的还有住在北京的、人们称为“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
  
  这一天,毛主席身着深灰色的中山装,红光满面,一头乌发,显得比往常更加精神。他站在门口迎接着日本客人。廖承志站在毛主席身旁一一介绍来访者。毛主席边与客人握手,边亲切地询问:“你是第一次来中国吗?”不用说,在这样温馨的气氛中我做翻译的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教育代表团中有一位客人告诉毛主席,他是搞儿童文学的。毛主席听了,风趣地说:“那你是安徒生的朋友喽!”那位日本客人异常兴奋,赶忙说:“今天见到毛主席,是我人生戏剧的最高潮。”
  
  勤政殿的客厅很大,正面挂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红色地毯上摆着藤椅和藤茶几。在中国国旗前合影后,毛主席随手拿起茶几上罐装的“熊猫”牌香烟,向24位日本客人都让了一支。客人当中有人不吸烟,但是毛主席让烟,盛情十分难得,便把接过来的香烟珍藏在上衣口袋里。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日本代表团的这次访华,是在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杀后一周年实现的。在这一年当中,日本政局发生很大变化,在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声浪中,岸信介内阁垮台,池田勇人就任首相。
  
  毛主席对客人表示欢迎后,操着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开始发表“朋友有真朋友,有假朋友”那篇著名讲话。
  
  毛主席说:“你们是真正的朋友。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广大的日本人民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朋友,有假朋友。通过实践,可以辨别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
  
  毛主席讲话总是海阔天空、谈笑风生,像我这样水平的人是无法跟上的。在翻译时我特别怕毛主席引经据典,讲一些我不熟悉的成语、谚语。而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毛主席在谈话中引用了中国一句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进入我耳朵里的是浓重的湖南口音:“Wu yi lei gyu yin yi kyun fen。”如果用普通话来说,就是“wu yi lei ju ren yi qun fen”。由于没有听懂湖南话,我紧张得脑子嗡的一声,不知如何是好!在场的廖承志看到我的窘相,又一次助我一臂之力。他用日语说:“類は友を呼ぶ(ruiwatomo-woyobu)”(同类呼友)。哦,原来如此。廖承志传神、准确的翻译,令我佩服之至!
  
  你是哪一年入的党?
  
  1962年1月2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会见了以铃木茂三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三次访华团。这一次也是安排我去做翻译。
  
  宾主落座后,毛主席带着赞赏的口吻突然说:“日本社会党不同于欧洲的社会党,是一个有战斗性的、‘奇怪’的党。”我听后立刻意识到,这是指日本社会党旗帜鲜明、坚决反美。
  
  铃木茂三郎在致辞中谈到,日本人民掀起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斗争之后,新任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一上任,就积极做日本工会和知识阶层的工作,以此削弱和瓦解从1960年初高涨起来的反美斗争。
  
  毛主席对铃木的话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问在座的廖承志:“赖肖尔的名字英文怎样拼?”我知道毛主席一直在学习英文,所以,毛主席问赖肖尔的英文拼法是不奇怪的。廖承志把拼法写好后,让另外一位陪见人确认了一下,便送到毛主席手中,说:“赖肖尔的名字很罕见,看来不像盎格鲁撒克逊的后裔……”
  
  毛主席在谈话中向代表团着重介绍了中国革命的过程。在谈到各个历史时期参加革命的人数时,说现在年轻的党员大量增加。毛主席一面说,一面把脸转向我,问:“你是哪一年入的党?”“1956年。”我回答。毛主席对客人说:“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入的党。”
  
  谈话中,代表团团员、军事评论家石桥政嗣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毛主席善于用兵,所以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请问,读的是什么兵法?是《孙子兵法》吗?”
  
  毛主席笑着回答说:“我不是靠看书本打仗。靠书本是打不赢战争的。我是边打边学。”
  
  “您读过克劳塞维茨的书吗?”
  
  “革命前没有读过,后来读了。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点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这句著名的论点,我曾在什么地方读过,所以还记得,使我能够顺利地翻译出来。译完,不觉松了一大口气。
  
  毛主席问:“你有德没有德?”
  
  在为毛主席做翻译时,我有两次被问过姓名。
  
  第一次是1962年1月3日晚,毛主席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时。那一天,日方出席者还有安井郁的女儿和在北京常驻的西园寺公一夫妇。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廖承志和王晓云。
  
  我比客人早一步来到会见厅。也许毛主席看我是生面孔,便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德有。”
  
  在一旁的廖承志介绍说:“是今晚的翻译。”
  
  我同毛主席“对话”,这是第一次。像我这样的“小不拉子”,毛主席是不可能记住名字的,尽管如此,我也感到很高兴。
  
  第二次是1964年7月10日下午。那天,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社会党系统的五个代表团。时值盛夏,天气炎热。进会见厅后,我看到毛主席和乔冠华、赵安博等人坐在藤椅上等待着客人的到来。我就发现,只有我一个人穿短袖白衬衫。我的这一身打扮似乎跟当天的庄重气氛不协调。我只好安慰自己:我不过是一个翻译,着装可以不必太讲究。
  
  按惯例,那一天还另外配备了一位译员。毛主席知道我要担任那一天的主要翻译,便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前面已经说过,1962年1月3日,毛主席在会见安井郁时曾问过我的名字,但他不可能记得,这也不奇怪。
  
  我回答:“我叫刘德有。”
  
  “德有?你有德没有德啊?”毛主席问。
  
  听父母说,我的名字是出生后请私塾的先生起的。据说出处是《论语》中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取其中的“德”和“有”。按汉语的习惯,应该是动词在先“有德”。但是,私塾的先生却按《论语》的语句顺序,定为“德有”。也许在毛主席听来不像汉语,觉得挺别扭的,便问了“你有德没有德?”
  
  毛主席这一问,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不好说“我有德”,又不好说“我没有德”。正在我发窘时,赵安博在一旁说:“他品质很好。”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
  
  “还可以”和“马马虎虎”
  
  我最后一次为毛主席做翻译,是在1965年8月26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的几批日本青年代表团。此前一年,我作为光明日报社记者已经常驻东京。当时我正好在北京休假,便接到通知要我去做翻译。
  
  当时,有400多名日本青年聚集在大厅里,团长和主要人员在另一房间里等待中国领导人先行接见。
  
  不一会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郭沫若、刘宁一等来到房间里。这样多的中国领导人同时出面接见日本青年是罕见的。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中日青年交流。
  
  常驻北京的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夫妇和住北京的西园寺公一作为陪见人也被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简要介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讲完后,毛主席请日本朋友发言。他问:“谁有什么要谈的?”也许由于砂间书记在场,日本青年们不好意思开口,都保持沉默。过了一会儿,砂间书记打破沉默,问候道:“主席身体好吗?”
  
  毛主席说:“还可以。”
  
  我把“还可以”译作日语“(maamaadesu)。”
  
  毛主席听见“(maamaadesu)”,便模仿“maamaa”,说:“马马虎虎。”
  
  这引起了在座的中国领导人一阵愉快的笑声。我立即又把“马马虎虎”译成另外的日语。
  
  然后,毛主席等中国领导人来到大厅,会见在那的几百名日本青年。这次会见结束后,我又回到东京工作。不到一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为毛主席做翻译,这次竟成了最后一次。
  
  日本没有虎吗?
  
  我为周总理做翻译,最初也是从“实习”开始。我几次在周总理会见日本客人的现场,集中精力观察周总理讲话的内容、神态以及发音的特点。当时在中国领导人中,周总理的话最接近普通话,很容易懂,但个别字的发音也有独自的特点。例如,“矛盾”,一般读做“maodun”,但周总理在20世纪50年代却读作“maoshun”。我觉得奇怪,回家查了字典,才知道“盾”同于“楯”,古音读作“shun”。周总理是按古音把“矛盾”读作“maoshun”,而没有按现代音读。有一次,周总理会见日本关西经济代表团。在谈到日本向东南亚渗透的问题时,周总理说:“东南亚人一听到‘日本’,就‘tan hu shik bian’(谈虎色变)。”
  
  “tanhushikbian”?什么意思?在那一刹那,我没有听懂。
  
  周总理把“色”读作“shik”,因此我把“色变”错误地听成“事变”。但是,从这句话的上下文分析,判断讲的不是“事变”。我开始犹豫,不敢往下翻,便停顿了下来。
  
  周总理诧异地把脸转向我,问:“怎么?日本没有虎?没有‘谈虎色变’的成语吗?”
  
  我一下子领会周总理说的是“谈虎色变”,便赶忙翻译过去。
  
  这次“失败”,一是由于我不熟悉周总理的发音特点,二是由于我平时对国际形势学习不够,应当说后者是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在那一时期,周总理同外宾谈话,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不止一次使用过“谈虎色变”这个成语。只是我到后来才知道这一情况。
  
  应当让年轻人懂得历史
  
  我在翻译中遇到困难时,周总理曾亲自向我伸出过“援助”之手。
  
  “阮玲玉”,当我从周总理的口中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心里着实发慌。“RuanLing-yu”,到底是哪几个字?我脑子一片空白。
  
  这是1957年3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周总理会见以著名导演牛原虚彦为团长的日本电影代表团。在谈话中,出现了“RuanLing-yu”。这个人是谁呢?
  
  “RuanLing-yu”,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红极一时但又遭受不幸命运的女演员阮玲玉。对于这位超级女明星,中国人太熟悉了。然而,由于我当时还很年轻,又出生在一度被日本占领的大连,对于内地上海的情况不甚了了,又没有什么社会阅历。尤其糟糕的是,我对于中国电影界的历史和明星漠不关心,根本不知道阮玲玉。
  
  我心里焦虑,急切地盼望着有谁能助我一臂之力。没想到周总理看我译不出,很为难的样子,便在我翻译用的笔记本上,用铅笔写了“阮玲玉”三个字。也许总理觉得字迹潦草了点,怕我认不出来,在本子上又一笔一划地写了一遍。我照着汉字译,说:“げんれいぎょく(genreigyoku)。”牛原等人听后频频点头。看来,他们早就熟悉这位名伶。不知道的只有“不学无术”的我。
  
  会见结束后,周总理把中方陪见人和我留下来,说起我翻译中“卡壳”的事。周总理说:“应当让年轻人懂得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割断历史,不好。”周总理的这一教导,指出了当时社会上一般不重视对年轻人进行历史教育的倾向,或者说只强调重视革命历史教育,而忽视进行全面的历史教育。而更为重要的是,周总理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和教育。周总理的批评,一针见血地触及了我的弱点,同时又明确给我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周总理当时留下宝贵字迹的本子,我一直珍藏到现在。每当我拿出本子,看到周总理那具有特点、饱含殷切期望的手迹时,总感到有一股无穷的力量在鞭策我、鼓舞我。
  
  我在工作中深深感到,周总理对翻译人员要求严格,但又特别关心翻译人员政治和业务方面的成长。周总理希望翻译人员能多学习和掌握政策,多了解情况,多熟悉业务,并指示有关方面给翻译人员创造必要的条件。
  
  有一次,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一批日本客人,接待班子负责人孙平化带着我和其他几位工作人员,先行一步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候周总理,以便向他汇报。周总理来到福建厅落座以后,孙平化便开始汇报。当时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翻译,而且顾虑所汇报的内容我听了不知是否方便,就选择一个离汇报的地方稍远的位子坐下。周总理发现后,用轻松而又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你过来坐嘛!你也来一起听一听。你怎么自外于人民啊?!”
  
  周总理的关怀,使我在进入那一场翻译工作前了解了更多的情况,这为我做好当天的翻译提供了有利条件。
  
  别开生面的“车中会谈”
  
  在谈到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时,我很自然地忆起周恩来总理和众多日本方面的“挖井人”。如果要我举出其中一位代表性的人物,那就是松村谦三先生。松村谦三是位在中日邦交未恢复前的那段严峻时期、推动中日关系由“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阶段发展的日方有功人士。
  
  从1959年到1964年,松村谦三总共三次访问中国,与周总理进行过多次会谈,我担任了这些会谈的翻译。
  
  松村谦三战后第一次访华,是在1959年10月。当时,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在法律上尚未结束,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但中日民间交流在加快发展。
  
  然而,1958年5月,在长崎发生的日本右翼分子污辱中国国旗的事件,破坏了中日两国间已经出现的友好气氛。不用说,这是当时的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的必然结果。由于“长崎国旗事件”的发生,中日两国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交往渠道几乎全部中断,剩下的只有中国方面向日本中小企业提供“照顾物资”这条细小的渠道。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从1959年起,日本一些有远见的政界人士忧虑日中关系的现状,开始展开活动,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位到中国来访问的、有影响的日本政界人士便是前首相石桥湛山。那是1959年9月的事情。紧接着,就在当年10月,松村谦三应周总理的邀请率团来华,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当时中日关系的僵局。
  
  说到松村谦三第一次访华,应当大书特书的是那场著名的“车中会谈”。10月25日上午,周总理陪同松村谦三一行,乘坐特别安排的专列,前往密云水库参观。在列车上举行了“周恩来、松村会谈”。
  
  这趟专列从北京出发时就挂有一辆公务车。列车启动后不久,我陪同松村先生上了那节车厢。车厢内布置得像一间客厅,秋日柔和的阳光透过车窗射进来,显得明亮、温馨。我看到周总理已经等候在车里。根据双方约定,中方陪同人员只有廖承志,而日方没有安排陪见人。这是一次深入的会谈,日方后来把这次会谈称为“车中会谈”。
  
  周总理和松村谦三利用往返北京、密云间的各两个小时时间,就中日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坦率交换了意见。在会谈中,周总理对岸信介内阁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和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动向明确表示反对;同时,强调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中日两国关系。松村说,日中两国有两千年的友好传统,不希望把现在这样的不幸状态持续下去,应当早日恢复正常关系,并且强调说,日本愿意与中国一道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但在会谈中,松村极力为岸信介内阁进行辩护。
  
  有一次,在会谈中,松村表示担心中国强大后会成为威胁。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样发展下去,会变得很强大”。松村用的日语是“(osoroshikuookinakuni-ninaru)”。
  
  我想,在外交场合,翻译要严密、准确,就机械地按字面把这句话译为“中国会变得可怕的大”。也许口语的“”,其意为“很大”,而没有“可怕”的意思,但我把它译作“可怕的大”。
  
  这样,就引出了周总理的一段阐明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话。他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苦。因此,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绝对不会侵略别国。中国怎么会侵略日本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由于我翻译不甚恰当,竟使会谈稍微偏离了方向。正因为这是一场重要场合的翻译,我深感自己的责任。不过,我当时却自己安慰自己,暗暗地想:由于我翻译的不准确,反而引出了周总理关于和平外交政策那一段富有哲理的谈话,这岂不是“歪打正着”嘛!当然,这是很不应该的。
  
  在这次会谈中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松村先生总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方面完全同意日方的主张。对此,周总理明确说:“我是中国共产党人,松村先生是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成员,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怎能都一致呢?不一致是自然的,不可能全都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中日两国实行和平共处,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我们是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周总理态度明确,毫不含糊,真不愧是周总理!
  
  1962年10月,高碕达之助率团来北京,于同年11月9日与廖承志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当时各取廖承志的“廖(Liao)”和高碕(Takasaki)的字头,合组成“LT”。这样,“LT贸易”--一种新型的中日贸易问世了。
  
  1964年4月,松村谦三第三次访华。这次访华的目的,就是为了顺利推进“LT贸易”。日方通过与周总理会淡,双方商定互设常设的贸易联络办事处,并且商定两国新闻界渴望已久的互换常驻记者事宜。双方就这两项事宜签订了协议。1964年8月,以孙平化为首席代表的廖承志办事处在东京纪尾井町建立。同年9月29日,中国的7名新闻记者(我是其中的一员,中方保留了两个名额)抵达东京。同一天,日本的9名记者到达北京。从此,中日之间战后第一次实现了互换新闻记者。
  
  松村谦三的三次访华,把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推向“半官半民”,应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1972年实现中日恢复邦交,也是有赖于“半官半民”所奠定的重要基础。我想,这样说是绝不为过的。
  
  那么,周总理是否曾想过访问日本呢?记得我在做翻译过程中,周总理曾关切地询问过京都附近的琵琶湖的情况。还有一次,在欢迎高碕达之助的宴会上,高碕问周总理:“您可否在适当时候访问日本?”由于当时中日之间尚未建交,周总理回答说:“现在不可能。不过,法律上有‘假释’,如果总理可以‘假辞职’,我就可以去。”由此可见周总理的心情,只是当时不具备访日的条件。如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很快就签订,周总理就很有可能访问日本。但遗憾的是,这个条约直到1978年才签订,而周总理已经去世,这实在令人遗憾!
  
  从郭沫若访日想到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50多年前,也就是1955年12月,作为译员,随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日的一件往事。
  
  郭沫若一到日本就提出要去北镰仓,为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扫墓。那时我还年轻,开始很不理解郭沫若为什么要为一个日本人扫墓。
  
  很多人知道,郭沫若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受到旧政权的迫害,在20世纪20年代亡命日本,住在千叶县的市川市。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郭沫若只身逃出日本,回到中国,投身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留在日本的夫人和五个孩子受到日本政府的政治迫害,在经济上也陷于极度的窘境,后来夫人被宪兵抓去。正当一家人进退维谷时,岩波茂雄到市川市找到郭沫若的长子,表示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费和孩子们上学的费用。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遗憾的是,岩波茂雄在新中国诞生前三年,即1946年故去。对于郭沫若来说,岩波茂雄是未曾谋面的恩人。郭沫若要利用这次访日的机会,去为从未谋面的恩人扫墓。
  
  当岩波茂雄的后人向郭先生道谢时,郭沫若正襟危坐,感慨而郑重地说:“我虽然没有见过岩波茂雄先生,但受到他多方关照,我非常感谢。18年前,我把家属留在日本,只身回到中国,而岩波先生出资供我的孩子上学。现在,两个孩子大学毕了业,长子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员,次子在上海工作。我不知怎样向岩波先生表示感谢才好。”说罢,郭沫若挥笔写了这样一首诗:
  
  生前未遂识荆愿,逝后空余挂剑情。
  
  为祈和平三脱帽,望将冥福裕后昆。
  
  “识荆”,是久闻其名而初次见面的敬词。诗的第一句“生前未遂识荆愿”,是说岩波茂雄先生生前,我未能实现与他见面的愿望。第二句“逝后空余挂剑情”,是说我本想向岩波先生当面表示感谢,但先生却已不在人间了,只得现在到墓前补上。这一句用了“挂剑”的典故。“挂剑”的典故出自《史记》和《蒙求》。春秋时,吴国的王子季札使鲁途中来到徐国。徐国国君见季札所佩宝剑,很是喜欢,但未能说出口。季札虽然看出徐君的心思,但由于是在历访各国途中,不能把剑送给他,就离开了徐国。回国时,季札想满足徐君的愿望,便又来到徐国,但徐君已经故去。季札把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了却了自己赠剑的心愿。这一句,是说我本想向岩波茂雄先生当面表示感谢,但先生却已不在人间了。最后两句“为祈和平三脱帽,望将冥福裕后昆”,是说我在岩波先生墓前祈念和平,并希望他的子孙后代能获得幸福。
  
  我认为,这段动人的佳话是为一般人所不大知晓的中日交流史上的宝贵一页。在中日关系史上,曾经有许多先人为构筑今天的中日关系付出了艰辛努力。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毫无疑义,彼此都要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但在两国人民的交往中,我认为“情”也很重要,在发展今后的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中,“情”是不可缺少的。
  
  说到中日关系,我深切地感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中,民间交流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中日友好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民间的“草根运动”。中日关系能够取得像今天这样的局面,凝聚着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挖井人”的心血。迄今为止的两国交流历史证明,中日友好的基础正是两国广大人民的友好。对于这样得来不易的中日友好的果实,两国人民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去加倍地爱护和珍惜,而没有理由去损害它。
  
  民间外交,在推进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继续发展,在教育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加深相互理解和信赖、消除两国间存在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制止和反对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活动方面,仍发挥着很大作用。
  
  两国的复交,使人民间的友好活动有了更广阔的交流渠道,而且更加增强了这种活动的力量。我认为,今后最重要的是两国人民要在坚持中日关系原点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包括文化交流在内的中日民间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从而继续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
  
  21世纪,中日之间应当和平、友好、合作、发展,而不应该不友好、不合作、反目、敌对!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应该追求的目标。
  
  
  

 
 
顶端 Posted: 2014-12-01 17:03 | [楼 主]
帖子浏览记录 版块浏览记录
中国文革研究网 » 润之评论
 
 

Total 0.018044(s) query 3, Time now is:06-25 15:43, Gzip enabled
Powered by PHPWind v6.3.2 Certificate © http://wengewang.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