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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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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陆州专著《文化大革命简论》(续)

水陆州老师《文化大革命简论》前面的文字,请见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594


斑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节  坚持阶级斗争,反对三股歪风

一、刘少奇等人刮起了黑暗歪风

按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六二年要抓紧的工作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久,刘少奇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进行研究。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
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当前的经济困难:1,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2,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3,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4,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5,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
三月八日,周恩来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同时他又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关于“恢复时期”的提法问题,他说: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刘少奇说: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说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会议通过了转发陈云讲话的指示。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达武汉,当天晚上,就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三月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随即,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根据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出席了第二次会议,先听了讨论刘少奇报告的发言,然后讲话。
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毛泽东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
刘少奇的讲话,带有总结性质。他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

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
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
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
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
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
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一九六二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插话:“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罗瑞卿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
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的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关于形势的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到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毛主席就把这两次会议(指1962年2月召开的西楼会议和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实事求是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
邓力群说:与毛泽东讲话的原文相对照,“留在我的记忆中的’黑暗风‘,很显然是很不准确的。”
《毛泽东传》说: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实际情况,与这种说法也相差甚远。七千人大会以后,如何估计当时的形势,又成了中央领导层中的一个有分歧的重大问题。
原来,七千人大会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认为下降的趋势已经到了谷底,此后将逐步好转。然而,七千人大会以后,特别是在西楼会议上及以后,刘少奇反复强调: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不要怕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也就是说“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改变了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基本估计”(《文革前十年史》第816页)而周恩来虽然也强调当前的形势困难是严重的,但认为已经到了谷底。周恩来的提法“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这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判断是一致的,而与刘少奇是不同的。现在的一些文章作者们之所以要强调周恩来与刘少奇是一致的,是为了贯彻他们的一贯的策略:敲打林彪,拉拢周恩来,孤立毛泽东。
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分析是正确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下降的趋势到了谷底,从一九六二年开始逐步好转,到一九六四年就完成了调整的任务,并没有要五年、八年或十年。
以最重要的农业产品----粮食的产量来看:

年份  产量(万吨) 百分比  比上年增长% 
  1958  20.000     100% 
  1960  14.350     70% 
  1961  14.750          2.8 
  1962  16.000          8.5 
  1963  17.000         6.3 
  1964  18.750          10.3 
  1965  19.453     97.5%   3.7 
  1966  21.400          10 
  1967  21.700          1.4 
  1968  20.900        ─3.6 
  1977  28.273              比六七年增长30%
  1978  30.477               

从上表可以看出,一九六零年最低,比一九五八年下降30%,到一九六五年基本上恢复到一九五八年的产量;一九七七年比一九六七年增长30%,平均每年增长3%。

关于形势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形势问题。
肖冬连等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王稼祥的“这些意见和主张,在当时堪称空谷足音。这又是一次冒险的陈词。”(下册第945页)
《毛泽东传》说:这些意见却遭到错误的指责。后来,毛泽东还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这里涉及的是有关王稼祥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提出的有关政策的建议问题。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王稼祥给中央写信和会议上发言,提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主张。
在世界战争问题上,他说:“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
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他说:“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和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他说:“我们应当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
他建议:一,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二,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三,在国际斗争中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四,对外援助要实是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乱开支持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要某些地方甚至还要适当收缩。(参见《王稼祥选集》)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华东组发言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实事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所以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意志不坚定的人吓昏了。
毛泽东十分赞同陈毅的发言,把登有这篇讲话的简报批给江青阅:“可看,很好。”
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实行了王稼祥的这一套主张,所以,现在的一些出版物对王稼祥当时的主张称赞不已。效果究竟如何呢?左派和右派各有不同的评论。
过去说当缩头乌龟好,现在说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也不知究竟谁是谁非。

二、刘陈邓又刮起了单干歪风

在农业合作化中曾经行之有效的一些生产责任制,在人民公社的初期被放弃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以后,又提倡在人民公社逐步建立一套严格的任务到队、管理到组、措施到田、责任到人、检查验收的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推行三定或四定、六定一奖制,实行“三包”(包产、包工、包投资)制度。
  
一九五九年五月至七月,有些地方实行把全部农活包到户的办法,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并在批示中指出,这(指包活到户、包产到户)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一九六一年三月,安徽部分地区(约为39.3%的生产队)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三月二十日,曾希圣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采纳包产到户的办法,而是吸取它的好处,又规定办法防止它的坏处,所以特别强调了“五个统一”。

一九六一年五月,毛泽东转发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胡乔木等人关于农村政策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认为,当前只有实行评工记分的办法,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中说,分田到户不行。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

一九六一年七月,安徽省委又写了《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强调他们实行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行的。八月,曾希圣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毛泽东关于可以试一试的认可。到秋末,安徽实行这一办法的生产队达到85.4%。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将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编印上报,在第二部分:存在的问题中指出: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现象;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的做法,如“田间管理包到户”或“田间管理责任制”,结果,引伸到“包产到户”,或者部分包产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九月六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作了批示,要求对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解决。

一九六一年十月,毛泽东提出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变为生产队的意见后,认为体制上的问题已经解决,搞“责任制”之类的试验已不必要,不同意安徽的办法再搞下去。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中指出: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原则的,要逐步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

一九六二年三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广西农村有不少党员干部闹单干的情况简报》中说,广西有25%左右公社以下的干部,有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恢复单干的思想倾向,这些人认为,分田到户、恢复单干,是彻底解决平均主义,彻底改变农村生产面貌的唯一办法。不少生产队已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对此件批示,搞单干的情况,最近一个时期,在不少地方继续发生。要向农民很好地进行说明解释,使情况逐步地改变过来。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一九六二年七月初,一次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毛泽东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
陈云是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的,以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七月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邓子恢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会议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两批去北戴河。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毛泽东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否则生产就要破坏。”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又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关于单干风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单干风’的做法是不对的。第一,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弄错了。……它本质上仍然是集体经济,只是分户经营,联产计酬,多劳多得,是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与农民分户经营的积极性统一起来的较好方式。可是,八届十中全会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把‘单干’说成是搞资本主义,这就把事物的性质弄错了。第二,片面追求经营管理上的单一模式。……第三,动辄把生产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上纲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去分析。”(下册第1089-1090页)

《毛泽东传》说:“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业的技术条件下。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仍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部分优点,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可以实行双层经营,以至条件具备时发展为规模经营。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几次出现要求包产到户的浪潮,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而受到压制。”“但是,它(指集体经济)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仍然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许多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究竟怎么搞,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需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在实践中去探索的。”

他们的这一套所谓“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的说法,今天还会有人相信吗?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他们说的“包产到户”,就是在土地挂着集体所有的招牌下面的单干,而单干(个体经济、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八日,陈云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一九六二年七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的是陈云,而他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
(以上两段转引自〈〈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1136-1137页)

邓力群说:“毛主席在1962年8月北戴河工作会上批评,单干风愈到上面愈厉害,应当承认是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有些事情,事前无法预料到。就在总路线所需要的各种具体工作路线已经制订完成的时候,纠正”左”倾错误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一种倾向掩盖着另外一种倾向,右的倾向又冒出来了。这时,田家英从农村调查”包产到户”回来反映说,被调查的人民公社的多数社员认为退得不够。怎么办?只有分田到户,才算退够了:是多数社员认为应该这样做。当时,因为我们的错误而造成的农村和农民的困难,确实太惨重了。听到田家英反映的这种呼声后,中央常委中,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同意田家英的意见,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是也没有反对。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在全力纠正”左”倾的时候,右倾来了。而且确实像毛泽东讲的,这种倾向越是到上面越厉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合乎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我们的工作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我们过去有经验,在这点上,应该说,毛泽东既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又接受了庐山会议时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庐山会议的方法,来解决当时确实存在的右倾。在这一点上,应该讲,毛泽东是接受了教训。这时确实是右倾。中央常委中有四个人赞成分田到户,这还不严重啊?应该解决,但是又不能用庐山会议的办法,实际上是用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在会上,没有批评任何一个常委。只是在会前个别谈话时,对陈云作了严厉的批评。对刘少奇批评他没有顶住。对中央常委的错误,采取个别谈话的办法来解决,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全会上,用党内整风的办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把这个右倾向端正了、纠正了,使经济调整工作没有走入邪路,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到后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八届十中全会采取的办法,中国的历史在1962年5月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样,完成了经济调整的方针的制订和实行,并使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实现经济调整、经济恢复。经过1962年、1963年两年恢复,1964年后就转向全面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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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刘少奇彭德怀刮起了翻案风

三、刘少奇彭德怀刮起了翻案风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说: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

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

有人说:“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

还有人说:“彭德怀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给毛泽东写信,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指出“大跃进”中的一些偏差和错误,反映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组织原则来说,都是正确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毛泽东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 “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说:我们只坚决反对背后搞鬼的,不怕搞阳谋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国外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

一九六二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布置把彭德怀的两次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

那末,庐山会议的斗争是怎样引起的?其性质及影响如何呢?
不妨再分析一下会前会中的情况。

下面把《庐山会议实录》提供的情况作一些梳理:
1959,7,1 在专列上,李锐与胡乔木、田家英等在一起谈话:
几个人“对1958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第一版,第12页,以下简称实录)
几个人都认为:“1958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如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司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应当如何来转变了。”(实录,13页)
李锐说:“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据李锐说,这是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实录,158页)
1959,7,1,在专列上,彭德怀说,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实录,96页)
1958,7,3 中南组开会传达十八个问题。李锐感到“依然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绝对肯定”,“大跃进等‘三面红旗’不根本怀疑,实难从根本上纠‘左’”。
李锐与田家英交谈:“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实录,35页)
1959,7,5 周小舟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组织和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说起铁托左右有几十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此时毛泽东脸色顿时发红。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展开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他自己对某些工作的缺点,倒是敢于说话的,并且还给毛泽东送上些反面材料,例如这次送的广州军区材料。毛泽东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否则,不愿转弯或回头。有些意见想找他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实录,99页)
1959,7,3-10日,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发言说:
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一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则不止3个月。
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实录,98页)
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的娘”。(实录,119页)
1959,7,12前,张闻天与彭德怀多次交换意见:
张闻天说:庐山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彭德怀不同意张的说法,认为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不同。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包括对他的批评,他是不满意的。毛泽东自己犯了错误,不认帐,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
两人都认为,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也有些骄傲了。
(实录,100页)
1959,7,12日上午,周小舟再次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演示文稿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周小舟很赞成写信,说将那些发言加以充实,就很好了。(实录,99页)
1959,7,12日以后,彭德怀的信写好以后,把内容都讲给张闻天听了,并告诉张:信中安了五条刺毛泽东同志的“刺”。并叫张看信。张没有看,怕说搞宗派。(实录,266页)
1959,7,14日下午,彭德怀把信送到毛泽东处。
1959,7,16, 在这天之前,周惠在一次打牌中说:“1958年是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看风使舵。”“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实录,69页)
1959,7,16,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信,并对参会人员重新编组。
1959,7,17下午,毛泽东又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谈话。
1959,7,16日之后,李锐、胡乔木、田家英、张闻天等聚谈,李锐说:我们这是“低调俱乐部”(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持悲观论调,自称为“低调俱乐部”)。胡乔木马上说,不是,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实录,122页)
1959,7,21日早,胡乔木给张闻天打电话:“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实录,122页)
1959,7,21日,张闻天在第二组作长篇发言。
张闻天把发言提纲给彭德怀看,彭德怀赞扬讲得全面,张闻天说“这是支持你的”。(实录,266页)
1969,7,22日前,田家英对李锐说:“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等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会议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周惠。他们知道彭德怀同毛泽东之间有历史上的宿怨,说这封信的矛头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些话都是指着毛主席说的。说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还有传言,彭德怀在拉队伍;说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等等。(实录,119页)
1959,7,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
1959,7,23日晚上,李锐去周小舟、周惠住处谈话。周小舟说: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李锐、周惠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说: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斯特朗曾当面称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而毛泽东没有答话。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李锐说:毛泽东确是喜欢高指标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周小舟说: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实录,141页)
1959,7,23日夜,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处谈话。
周小舟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
李锐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
彭德怀进来后,周小舟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真有三十公里了。
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
(实录,141-142页)
1959,7,23-29之间,李锐同周小舟、周惠之间还有来往,田家英也悄悄与李锐联系。
“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我,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这期间田家英还告诉我一些重要情况: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毛泽东独自在房间时,林克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我向二周转告了田家英的关照之后,觉得有必要作最坏的打算了。约定三人之间所谈的种种危险的东西,如同烧掉一般,任何情况之下不要再提了,免得情况说不清楚,搞得越来越复杂。“
(实录,169页)
1959,7,29日,田家英向李锐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李锐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二十三号夜晚的猜疑”。(实录,172页)
1959,7,30日,毛泽东与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
李锐在毛泽东处谈完话出来,遇见田家英。田家英对李锐说:决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去批斗,太不应当了。毛泽东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担心总理被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实录,173页)
当晚,李锐接受胡乔木的意见,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当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这样的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他的相信。”(实录,174页)
1959,8,13日,周小舟给毛泽东写信,其中写到李锐与田家英等来往交谈之事,特别是提到田家英准备在离开中南海时向毛泽东的三条进言(即: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实录,34页)
后来周小舟在大会上作交待时又重复证实这件事。当场,李锐为了保住田家英就站出来说: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无关,大概是小舟听误会了,这完全由我负责。(实录,305页)
以上只是根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提供的某些材料。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1、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是有根据的。

首先,彭黄张周等人确实是反对“三面红旗”的。
在他们那个小圈子内部谈话时,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反对“三面红旗”的。
彭德怀说,大跃进的缺点,我也做了调查,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
李锐与胡乔木、田家英等“对1958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1958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如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司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但是,在公开的场合,他们都说自己是拥护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年后,在新的流行思潮中,他们中一些人,争先恐后地亮明身份,都说自己当时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

其次,他们都宣扬: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张闻天说: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周小舟对黄克诚等人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
李锐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
所谓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慈禧太后”是什么意思呢?
在会上,胡乔木对“斯大林晚年”说法,作过一些分析说明: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的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污蔑。他从六个方面作了比较:(1)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2)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3)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4)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致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5)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6)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实录,282页)这里,暂时不评论胡乔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这番话,以及他讲这番话的真意是什么?但是,他至少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
李锐在《实录》中也说:“8月10日这一天,是揭批‘军事俱乐部’中突破最后‘堡垒’的一天,在三个临时小组中,都是上午开始揭开所谓‘斯大林晚年’这个问题的。”(277页)“斯大林晚年这个爆炸性的问题一攻破,人们的‘攻坚战’取得最后胜利,当时我就感觉到,庐山会议可以结束了。”(284页)
这说明,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这是小圈子中的人的一个共同的、带有纲领性的口号,因而成为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也成为判定“反党集团”的重要根据。`二十后,依然是其中的某些人,更鲜明地提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口号。这就说明“很像斯大林晚年”这个口号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而且始终没有放弃。

再次,他们之间确实有一个小圈子,有一些非组织的活动。人们称之为“湖南集团”、“湖南派”,他们自己称之为“低调俱乐部”。

正是根据以上几点,1959年8月1日,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说:“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实录,196页)

2、里通外国问题也不是“捕风捉影”。

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批彭德怀的重要原因,是他“里通外国”。”
  “1959年彭德怀到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去访问,在苏联的时候,赫鲁晓夫利用会见彭的机会批判我们,内容没有比我们党内自己揭发的错误有更多的东西,但是,彭德怀当时没有把赫鲁晓夫这些批判给顶回去。同他一起去访问的,还有肖华,回国以后,肖华给党中央、给军委作了汇报,彭德怀没有汇报,这可能成为后来所谓里通外国的证据。”
  “庐山会议期间,北京只留下陈毅同志留守,陈毅对尤金讲,我们中央同志都上山开会啦,北京就剩下我一人了。也不知道是出于开玩笑,还是有意试探,尤金说,那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当天晚上向中央发了电报。”
“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彭德怀对康生等说,我们大跃进的缺点,他也做了调查,搞不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这种话可能引起毛主席的注意。”
“后来听说,随彭德怀出访中有一个人在庐山会议后,编了一些黑材料。直到1962年,毛主席对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还一直不放。”
肖华是怎样向中央汇报的?另一个人编了一个什么样的“黑材料”?这些情况只有待将来文件全部解密以后,才能搞清楚。

3、历史旧帐也确有不得不算的理由。

本书原文说:“彭德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一样,他在历史上也有过失误,而这些问题都早已解决。因发生意见分歧而算历史旧账,不仅无助于弄清是非,而且必然伤害同志。”“说彭德怀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同盟者”,这个论断显然是不对的。这个观点,正是后来把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这个错误观点的初始。”
“历史旧帐”问题是由彭德怀自己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西北小组会议的发言中说:延安整风时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的娘”。这里虽然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但这句话的份量是很重的。它说明彭德怀对延安整风、对华北座谈会的根本态度。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召集华北座谈会“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做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的娘。”(实录,200页)
罗瑞卿在庐山会议指出:“华北会议你还不服,我看你怎么也赖不掉。因为我们批评你的四大错误:反对洛川会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执行王明路线;对群众运动鞋泼冷水;闹独立王国。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怎么也赖不掉的。”(实录,
1959年8月1日,刘少奇常委会上说:“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实录,199页)我与彭“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眼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实录,200页)
“历史旧帐”与现实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彭德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同张闻天搞在一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难道没有他的政治根源和思想根源吗?

4、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考虑

《毛泽东传》说:“由于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做出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方针,其结果只能使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是怎样判断的?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十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十个大将更不在话下。”(实录,190页)“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要准备后事了),如果我有三长两短,谁还能管得住你。(216页)。许多同志有恐慌,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实录,193页)“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实录,195页)
1959年8月1日,刘少奇说:“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实录,203页)“元帅心情,不好合作。我也有此心情。难道都怪这些人,你就那么好?”(实录,206页)
1959年8月3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训。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实录,170页)
正是由于考虑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才下决心作出决议的。站在不同立场的人,或不处在政治高层的人,恐怕很难理解这样的良苦用心。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中外的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

5、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毛泽东传》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改变中共八大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而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成为毛泽东失足的地方。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直接延伸到共产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成为毛泽东又一个失足的地方。”“把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大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使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影响深远。”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它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我们再看一下毛泽东的这个批语的有关段落:
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批语中,他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
毛泽东在第一段话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是就这场斗争的实质来说的;在第三段中又说“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就这场斗争的性质来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为什么说它是阶级斗争,它与阶级斗争是什么关系?毛泽东说“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里说得很完整、很清楚。

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交了一封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八月二十二日,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自找处理。”
这个问题双方的观点已经非常明确,就无须再讨论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小说《刘志丹》及习仲勋的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本书原文说:毛泽东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但是,毛泽东把它用到小说《刘志丹》上,用到习仲勋等人的身上,则是完全用错了。而且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本书把小说《刘志丹》及习仲勋问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观点上是错误的。
事实是:一九六二年夏天,小说《刘志丹》印出送审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八月二十四日,康生给杨尚昆写信,说小说《刘志丹》“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九月八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九月二十七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促勋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这一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作出结论。(参见《回顾》下册第1095-1097页)
事实说明,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观点是正确的,他并没有简单地把这个观点用在小说《刘志丹》和习仲勋的身上。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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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再次提出阶级斗争问题

四、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再次提出阶级斗争问题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他的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上议论的问题很广泛,从国际形势到莫斯科和平裁军会议,再到国内形势、东南沿海备战、党内出现一些右的苗头、精简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差不多都涉及到了。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指196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七千人大会”以后,王稼祥等多次就对外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中央陈述意见。他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晚,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参加。这一次,比较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问题越来越集中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出的。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毛泽东在这里用提问题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见。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在讲两类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放到这样突出的地位,这同他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先开工作会议,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从明天起,开始讨论,刘××建议成立核心小组,还有许多小组,解决六个大组不能畅所欲言的问题。核心小组有常委、书记处,再加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二十三人:毛、刘××、周、朱×、邓××、彭×、富春、先念、谭××、伯达、陆××、富治、谷牧、罗××、陈毅、杨××,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
  一、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这个问题是否谈一下。我同几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话,了解到有的人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斗争,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二、形势问题,也要谈一下,国际问题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
  国内形势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工业上半年不那样好,有主客观原因,下半年怎样,还要看一看。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那种对?如果都不对,是不是应有第三种看法?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问题不少,确实很大。回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彻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三、矛盾问题。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那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竞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闹单干的。
  再有,生产和分配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积累过多,消费就少了。
  再有,集中与分散的矛盾,七千人大会之后,我看没有解决,还要继续做工作,民主与集中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要让人家讲话,不民主,集中不起来,还要做工作。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敌对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积累过多,民主与集中还要做工作。阶级存在不存在?国内形势如何?矛盾,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有个肃反问题,还有反革命存在,要看到,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同志揭露邓子恢的问题)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康生、吴××、胡×。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娱,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
  三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年大跃进。六一年开始搞十二条,六○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
  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发言,在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毛泽东插话,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这是毛泽东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这时,毛泽东插话:“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现在是十点,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重要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三个是党内团结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薄××说明。另外,还有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
  会议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会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实际问题在八、九两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不需要很多时间了,大约三天就够了,二十七号不够就开到二十八号,至迟二十八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
阶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末,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的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刘××,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地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了,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阿联偏右,出现了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它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一千万人口,法国八十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
  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原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黑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的好,改好了就好嘛!李××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很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允许我犯错误,允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的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广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们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可不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们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抄者按:此指对敌斗争)。现在已经组成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也没有杀嘛。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再未搞清楚。把问题说清楚,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专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爆破案,杀人放火的人。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上层建筑。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的好,问题就解决的好些,结合的不好就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请邓××宣布那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
  (×××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习、张、黄、周,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的头脑。
  一九五九年八届九中全会胜利粉碎了彭反党集团向党的进攻。十中全会又一次揭露彭反党活动一高饶反党分子成员习仲勋。


当陈伯达谈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时,毛泽东说:“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一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以下文件: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
《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
《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
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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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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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于毛泽东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五、关于毛泽东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说来说去,毛泽东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没有,《毛泽东文集》上也没有。人们要想看到讲话的全文就很难很难了。
下面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各种资料,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及其前后的讲话,整理如下: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
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
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
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他的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
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参加。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
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
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的讲话:
“第一,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在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是叫作‘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个时候,同6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为什么搞了这么久,还有阶级存在呀?民主人士中的极右派,他们历来是不主张有阶级存在的,认为资产阶级早已没有了,资产阶级已经改造好了,天天要改造呀?大家知道,资产阶级是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的。因此,它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100多年就说有阶级无阶级,有阶级斗争无阶级斗争。其实,资产阶级天天在那里专政,它天天在那里斗无产阶级,它不讲,它总说没有阶级。比如孙中山,他就是不承认有阶级的,只有大贫小贫之分。这是个基本问题。
  “第二,形势问题。国内形势,国际形势,恐怕也要讲一讲。国际形势,究竟是种什么情况,恐怕需要有一个同志准备一下,在我们这样的会上,或者中央全会上,谈一下。无非是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有工人,有农民,有城市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它的知识分子。
  “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去年、今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么,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看一看。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那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有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怎么样看法?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那么,就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第一次庐山会议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成绩不少,是讲去年、今年这两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我们谈了3年,进入4个年头的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的次序,实际没有认真实行。有些东西就没有下去,就在中间停了,有些东西是成为废品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得用的。总而言之,过去这三、四年(1959年以前不算,只算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以后到1962年的4个年头),对于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的次序,举了手赞成,实际上根本不做,或者做得很不好。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这个意见。现在,那种一片光明,毫无黑暗的问题不存在了,现在转成另外一个方面,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
  “第三,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于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那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还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还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就越大。
  “再一个,就是阶层的问题。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么一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现在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再有,积累同消费的矛盾。过去几年积累太多了,分给个人的消费太少了。现在这几年,减轻负担了,物价现在也调整了。
  “再有,集中同分散的矛盾。这是今年1月7000人的大会所讲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说解决了?我看没有,还要继续做工作。
  “再有,民主同集中的矛盾。这是今年1月会议提出的。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民主集中制,过去几年的方法就集中不起来,要让人家说话。
  “关于矛盾的问题,需要谈一谈。“敌我矛盾,有个肃反问题。现在对敌人应该如何对待?看得不严重也不好;相反,看得大严重也不合事实。”
(转引自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
毛泽东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
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
李井泉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
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我在周游‘列国’时,在光明、黑暗的问题上只是露了一点,提了个题目。这两年讲困难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
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
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讲话:
毛泽东说:“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毛泽东说:“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
毛泽东说:“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毛泽东说:“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否则生产就要破坏。”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找来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印发过的一个文件,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要求重新印发,并写了一大段批语批评邓子恢。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的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说:“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
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
李先念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毛泽东说:“减少了七十万吨,就是十四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他问周恩来:“今年进口粮食减少七十万吨,明年能减多少?”
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
李先念带有检讨的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泽东说:“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李先念提出一个问题:粮、棉、油是否进入自由市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一致做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他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
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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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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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举行八届十中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并讲话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举行八届十中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并讲话:
他说:“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
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0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
“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
毛泽东讲完话,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说明。毛泽东又有一些插话。
当陈伯达谈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时,毛泽东说:“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一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陈伯达谈到经过一九六0年下半年的“十二条”、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0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
在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在陈伯达谈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时,毛泽东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发表公报,由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一段话,全文如下: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一九六二年六月至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在当时,按照有些人的说法,会议上的形势是一边倒,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大家都一致拥护毛泽东提出的观点。但实际上,有些人是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公开表示拥护,实际竭力反对。一九八0年以后,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的否定的评价,才公开拿出来。

《历史决议》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

胡绳的《七十年》说:“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并且说这个时期比几十年要更长,可能是一百年或几百年,这个论点更是武断的和不清醒的。……这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第393页

薄一波的《回顾》说:“1962年下半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的消极影响是突出的,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的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把当时党内关于国内形势、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不同主张,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批判。从而,使国内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由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下册第1070页) “问题出在,毛主席把当时在党内开展的不正常斗争,也说成是反‘复辟’斗争了。”

《毛泽东传》说: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当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生产,不讲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在许多情况下,他总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方法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样做总是事与愿违,往往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越来越把国际方面的斗争(主要是同苏共的意见分歧),同国内、党内的问题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开始了。而今,干脆就把“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为“修正主义”,并且确立了在国内要解决“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提法。他认为,这两种斗争,国际的和国内的(主要是党内的),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观点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化了。

对照讲话的原文,再看看上面那些评价正确吗?

邓力群说:
“8月6日的讲话,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叫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去年(1998年)我才从文献研究室搞到全文,细看全文,跟我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这篇讲话,完全正确。”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由毛主席修改定稿的一段话……这段话能够说不对吗?能够说同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违背吗?能够说和我们中国的情况相违背吗?十中全会公报的这段话是总结了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我们要理解马、恩、列、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

一些人攻击得最多的是公报中的这一句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不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要搞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要实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说“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有什么不对吗?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之所以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因为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就完全可以说“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段话里面说“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应该说是说少了而不是说多了。在毛泽东的讲话中,说过甚至于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可能比较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可能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还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呢?

薄一波说: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阶级斗争,在中国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样一来,“问题是,毛主席把这种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扩大化、绝对化,看成是普遍现象了。”(第1098页)
理论上的分歧恰恰就在这里。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另一些人认为:阶级斗争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性,只具有特殊性(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他们所说的这种“特殊性”,并不是说只有中国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或只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中国不存在。而是说这种阶级斗争只存在于人民与反动阶级残余之间,而不存在于人民内部,更不存在于党内。他们之所以认为人民内部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党内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就是因为阶级斗争再也不可能反映到党内来了。问题在于:原来的资产阶级在经济范围内基本上被消灭了,是不是就等于在政治思想范围内也被消灭了呢?原来的资产阶级被在经济上被消灭了,还会不会有新资产阶级分子或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呢?既然有阶级斗争存在,为什么它就不再反映到共产党内来了呢?

薄一波说:“为了说明阶级斗争是普遍存在的,8月5日毛主席说: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存在着两类矛盾一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村富裕阶层是反革命想复辟的助手。显然,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如果把这些也看成是阶级斗争,那么,阶级斗争将永无终止。”(下册第1099页)
菠一波在这里引用毛泽东的话时,断章取义。毛泽东在八月六日的讲话中又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看,毛泽东在这里说了三种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即人民与地主阶级、富农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即劳动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劳动农民之间的矛盾,即比较贫的阶层与比较富的阶层之间的矛盾。第三种矛盾不属于阶级矛盾,而是劳动农民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也可能反映社会存在着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说的;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农村富裕阶层是反革命的助手。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这样分析就会导致“阶级斗争将永无终止”呢?

归根到底,八届十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
邓力群经过二十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以后,他说:“现在看,这次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是正确的。过去只讲恢复发展是西楼会议的功劳,应该讲十中全会端正政治方向和调整工作结合在一块,才有1961年以后、文革以前的最好形势。过去的印象里头,十中全会重新提阶级斗争,认为是一种干扰。现在看,十中全会是端正政治方向,没有十中全会,确实可能走偏方向。及时提出这个问题,避免了这样一个危险。1962年调整工作取得成绩,不应该只讲刘少奇的贡献,应该把毛主席的贡献,中央集体的贡献放在一起来估价。”
他的这种看法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意见,供人们参考吧!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正如中央文件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分析和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离开了毛泽东同志这种正确的分析和论断,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使我们的农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健康地发展。

2006年7月31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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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1963—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三章 1963—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节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专门讲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再次提出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
他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
他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

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说:“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他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
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晚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最后,他说,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二、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转发了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转发,毛泽东审批时重新拟写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一九六三年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 (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 (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

五月二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对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的批语:
批语指出:“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
批语在肯定河南的试点工作后指出:“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
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批语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
这个批语,毛泽东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发,意在大力推动全国农村的社教运动。同时,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
他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
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 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

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
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 “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毛泽东提到的河南的两个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五月九日,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毛泽东形象地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说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
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

五月十二日,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
杭州会议结束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做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提出来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
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又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後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
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附在这个决定后面的有下列一些材料:湖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东北局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件,河南省委报告一件,湖南省委报告两件,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县委、区委、社委报告四件,重发山西昔阳县材料一件,河北省材料两件,浙江省材料七件,共计二十件。材料虽多,但是好看。最好先看材料,后看本决定,因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本决定基本上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作出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决定。
目前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

(一)形势问题。

党中央在一九六一年提出了农村工作六十条以後,接着,又发出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和调整农村负担的指示,除去一部分严重灾荒地区和办得不好的社队以外,整个农村的形势已经大大好转,农业生产逐步上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并且发出了六十条修正草案,进一步地对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全国农业生产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在起着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一部分同志过去对于农村形势和农业生产情况抱有的悲观情绪,是没有根据的。所有这一切,也证明了党高举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还强调指出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决定,就是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出发的。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分析和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离开了毛泽东同志这种正确的分析和论断,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使我们的农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健康地发展。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很多事实,证明上述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正确的。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
  (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
  (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事实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

  应当说,上述阶级斗争的各种严重现象,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注意到了。许多同志对于这些现象,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毛泽东同志批转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的报告是正确地反映了问题的。报告中说,“有些同志说得好,‘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中央认为,在干部和党员中,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端正无产阶级的立场,克服这种违背无产阶级立场的错误,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

(五)依靠谁的问题。

  无论在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依靠真正可靠的力量,才有可能争取可能的同盟者,才有可能鼓励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在进行土地改革、打倒地主阶级的时候,在实现农业集体化、实行是改造的时候,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都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在实现集体化以後,这条阶级路线是否要改变呢?据说,有的认为,“合作化以後生产资料都归公了,大家都一样,都是靠工分吃饭,还分什么阶级,还要什么阶级路线?”还有的认为,“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有这种观点的人,就是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就是缺乏阶级的观点,在实际上也就是根本缺乏群众的观点。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包括老雇农)、下中农,是农民中的多数,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对头,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要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不依靠他们,怎么样能够有效地、巩固地团结中农呢?他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
  在农村中,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实现,才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很好地管理国家,才能办好农业集体经济,才能有效地镇压和改造一切敌对分子,才能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负责,这些都办不到。所以,湖南的同志说:“离开了贫农、下中农就等于失去左右手,就成了光杆司令,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寸步难行。”这是很中肯的。

(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

  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党中央认为,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分清敌我矛盾,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是非,以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继续贯彻执行六十条修正草案和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发展农业生产。教育的方法,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六十条修正草案,以及中央现在作出的这个决定,同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事例,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向干部和群众讲解,启发他们,边讨论,边提问题,让他们能够掌握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懂得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学会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同时,使犯有轻重不同、多少不同的毛病的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直接同群众见面,解决多年存在的许多干部和群众之间不正常的关系问题。在十中全会以後,有些地方比较认真地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不但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各种矛盾揭开了,把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毛泽东同志在今年二月中央会议上介绍了湖南和河北的成功经验。他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些地方原来没有注意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或者没有抓着要点,或者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但在二月会议以後,也抓紧了,也抓着要点了,找到好的方法了。例如河南,对这个工作就已经做得很有成效。他们还采用结合本社和本队的革命斗争历史、土地改革的历史,让老一辈重新回忆过去身受剥削阶级压迫的痛苦,身受地主富农剥削的痛苦,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也让年青的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这样,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很快地提高了,积极性很快就调动起来了,他们决心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决裂,阶级队伍就能很快组织起来。
  根据河南的经验,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大体上可以采用一下的步骤:第一步,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首先训练一批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更多的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这些步骤的时候,都要经过试点。中央认为,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办法,是正确的。河南的经验,还后东北的经验,均见二十个附件中。关于这种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各地方也都有一批成功的经验,都应当认真地加以总结,并且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认真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

(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

  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必须同农村的贫下中农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湖南农民说得对:“要不是我们贫农组织起来,地主是不会老实的。”他们又说得对:“这几年没有贫下中农的组织,就好似珠子离线,树叶脱枝。”
  河北省从一九六○年整风整社运动以後两年间,陆续建立其一大批贫下中农的组织。在十中全会以後,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又正在进一步地整顿并继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
  中央认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贫下中农组织应当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首先是在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起来。已经建立起来的要抓紧教育工作。进行整顿;没有建立的,要在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创造条件,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建立。
  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下中农为基础。在开始建立的时候,要把根子扎正,把基础打好。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对于同地、富、反、坏分子有勾结的人,除了真正坦白交代、洗手洗澡,并且经过贫农、下中农群众讨论,认为确实改正了错误的以外,一律不要吸收他们加入。但是,也不得借故把那些在生活细节上有点毛病的贫农、下中农关在门外。就是说,既要注意这个组织的纯洁性,又要注意它的群众性。
  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要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组织对社、队管理委员会的协助和监督作用。贫下中农委员会可以派代表列席社、队管理委员会和监委会。社、队一切重大事情都应当同他们商量,使他们了解,不得加以封锁。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让贫下中农的组织包办代替社、队管理委员会的日常行政事务,以致妨碍他们的根本任务。对于贫下中农组织的领导成员一律不补贴工分。

(八)“四清”问题。

  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现了农民迫切要求社、队认真地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因此,保定地委抓紧领导了四清工作,并且把四清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新阶段。
  保定地委的报告说:“四清好比照妖镜,‘真老包假老包’一照就清楚了,干工作更有底了。犯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干部,经过检讨,卸了包袱,心情舒畅,庆幸早日洗了‘温水澡’,打了‘预防针’。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也都表示决心悔改。由于干部虚心检讨,积极退赔,除少数坏分子和完全丧失群众信任的人以外,一般都得到了群众的谅解。群众说:‘干部为社员操劳一年,有错改了就行啦。’干部卸了包袱,群众放了心,干部群众更加团结了。”这个经验是重要的,应当推广。
  保定地委叫四清,也有的地方叫三清、五清、六清,实际内容大体相同。不论叫几清,但农民最关心的是清账目、清工分。从集体化以来,相当多的社、队,对于账目、工分,或者一直没有清理,或者敷衍了事。
  现在,首先应当发动群众把去年以来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同时把由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地彻底地清查一次。这是一次同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正在进行的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两个运动的完成和胜利,必定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地推进一步。
  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所谓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对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坏人坏事,要有分析。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应当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人。对于犯有一般缺点和错误的同志,要好好帮助他们洗手洗澡,下楼过关,努力工作。但是,不管什么人都必须退回贪污盗窃的赃款、赃物和其他应退的财物,真正做到手脚干净,不能马马虎虎。当然,退赔也要合情合理。只要说清楚了,群众是不会做得过分的。
  对于一切手脚不干净的党内外干部,这一次“四清”,是一场严肃的考验。是老老实实地洗手洗澡、轻装前进,还是执迷不悟,越陷越深,以至蜕化变质?这是一个过社会主义的大关。要使他们知道四清是非清不可的,被迫清不如自动清,迟清不如早清,不要企图侥幸。
  应当看到,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其中有些人犯了一些毛病,经过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是可以改好的。应当而且可以团结这些同志共同做好工作,以利进一步地孤立敌对分子。
  这次运动要有坚强的领导,要依靠贫下中农组织,要在群众中做好调查研究,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处理,都应当在群众中充分进行酝酿和讨论。要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批评错误缺点,揭露坏人坏事。但是,也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和采用任何变相的体罚。要允许被批评的干部申辩,让群众民主公议他的申辩是否正确。
  对于贪污盗窃分子,一般不采用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可以一面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较小范围的群众会上,让群众充分揭发和批评;一面组织专门小组,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根据确凿的证据,核实定案。那些大的和情节严重恶劣的贪污盗窃犯,经过群众讨论同意,可以经过法律手续判处。对于那些领导核心毛病很大的,或者领导干部太弱的单位,上级要选派得力的人去加强领导。这个运动要一批一批地、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严格防止敷敷衍衍“走过场”,也要防止拖拖拉拉。已经搞过的,要进行复查。凡是搞得不认真、不彻底的,必须重搞。一些必要的制度还没有建立的,必须建立起来。
  今后,除了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定期公布各项账目之外,每年还要大清一次到两次,使“四清”成为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首先是基本核算单位的一项经常制度,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教育。
  为了把这几项工作领导好,县一级干部要结合五反运动,监察、改进领导和作风,手脚不干净的,要首先洗手洗澡,卸掉包袱,端正阶级立场和思想作风。这样,才能在县一级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集中力量,有效地领导好这几项重大工作。

(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我们的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在劳动中是最积极的分子,力争成为生产的能手,成为劳动模范。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对浙江省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七个材料的批语中指出,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要有深刻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
  支部书记按照规定的制度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表示我们党的干部都同样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爬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支部书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就能够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及时地了解阶级的关系、群众的问题和生产的情况,及时地同群众商议,通过群众路线,解决问题。那些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基层干部,往往不能如实地反映情况。
  山西昔阳县的群众对干部参加劳动,有这样的评论:“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作到,能说到,生产还能搞不好!”
  这些话说得很对。
  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除了支部书记应当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外,还要教育公社各级干部不但要工作好,而且要劳动好,要做到工作、劳动两不误。
  为了保证支部书记每年能够有必要的时间参加集体劳动,必须切实精简公社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的会议,凡是不必要开的会,一律不开,必需开的会,要事先充分做好准备,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先提出来,在干部中交换意见,进行酝酿,有些会还可以到下边去开,或者到地边、田边去开。这样,既能减少会议次数和缩短会议时间,又能真正解决问题。县社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应当认真改进领导方法,提高领导水平。
  县社以上干部也要坚持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布的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山西省委关于昔阳县干部长期坚持参加劳动的报告,中央已经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批转了。昔阳县的干部既然能够这样长期坚持,其他县的干部也应当是能够办到的。

(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事实证明,有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重要的,在于我们的同志能不能接近群众,会不会做调查研究工作,会不会把群众中间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并且经过酝酿、讨论,在领导干部中取得认识上的一致。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一种最方便的了解情况的方法以外,各级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还必须有计划、有选择地蹲点,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几年来,党中央重新提出调查研究的问题,有些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认真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不是走马观花,不是东张西望,不是道听途说,不是搜集一些表面的、片面的个别材料为自己的主观主义的设想辩护,而是真正地深入基层,蹲下来,对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系统的、最基础的知识。这样,也就迅速地改善了工作,并且大踏步地把工作推向前进。但是,有一些同志则不这样,他们口里也讲调查研究,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因而他们就不会做、也不会做好什么调查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这点上,对于某些同志,确实还有大喊一声的必要。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理论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上面说的十个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有关我们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这十个问题,就是我们依靠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用自我教育的方法,办好公社的可靠的道路。这十个问题解决了,或者基本上解决了,也就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上整顿好了。请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和地、县委把这些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去研究,并且就有关工作,定出计划,全面部署,抓紧时机,在不误生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并力求办好。
  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同志最近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同志团结起来!

这个决定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分析和论断进一步具体化,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确指出: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这个决定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得出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五个不可忘记”的结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这个决定初步地系统地解决了在我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路线、政策和方法。

对于这个决定,右派们当然是反对的。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这里,对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估计,已经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然而,毛泽东却认为已经获得了正确认识,他写下了一篇著名的哲学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种讽刺,还是一种悲剧呢?

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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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

三、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时提出一些意见。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后十条”首先肯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并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两个十条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但“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一段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肯定“后十条”是一个“重要文件”。指出:由于“后十条”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作了修改,“前十条”通知中的规定要作相应的改变。原先规定,暂不搞社教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前十条”暂不传达;现在改为:“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向农村每个支部发两本,由县、区、社的党委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军队,都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发给他们阅读。对地、富、反、坏、右也要向他们宣读。“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中央通知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第六稿。刘少奇建议,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刘少奇、邓小平及柯庆施与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再次讨论修改“后十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后十条”,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通知一起下发。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才正式下发,三个月之后,中央就决定起草“后十条”。在毛泽东看来,当时并无充分的实践经验作根据,但他为了尊重集体的意见,还是同意起草并下发了“后十条”。

四、一九六四上半年毛泽东巡视南方各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通知提出: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把“双十条”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听说山西全省从去年十二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双十条”:点上正在公社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并说:“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当汇报到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双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他了解到一些人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立即表示:革命要革到底。我看从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紧了不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要什么今年搞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明年要搞完,何必那么急。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无论“五反”也好,“四清”也好,时间长一点,搞好一点。急了就不能达到目的。当然也不是说要慢腾腾地搞,现在不是慢腾腾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就是太急。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提出几个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粗一些好,还是搞细一些好?时间长一些好,还是短一些好?他说:中央最近发了一个指示,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搞彻底,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听说湖北当年计划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又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人手?”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人手?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就城市街道是否可以成立劳动人民协会,进行阶级划分这个问题,明确的回答说:“我赞成。农村有阶级,工厂有阶级,城市无阶级,那是全民党、全民国家了。城市也有阶级,过去没有划就是了。”这样,社教运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把坏人搞出来,把坏人制服,“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有人提出,过两年“六十条”是否修改一下,“六十条”对社办企业的劳力投入的限制有问题。毛泽东说:“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他还说,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不要动。浙江还有恢复蚕桑、桐油、茶叶的问题,要订出计划。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到十三日,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要算这个基本账。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
他说:“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毛泽东说:“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了给大家。”
毛泽东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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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制订“二十三条”


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制订“二十三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的不满,已经积累一些时间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
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周恩来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会议没有就陶铸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反映阶级斗争形势严峻。
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
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毛泽东先到会场,同已到的一些人谈笑风生,气氛没有什么异常。刘少奇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
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 “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立即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接下去,大家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
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他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
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对四不清干部都主张打击面不要太宽,在经济处理上也不要搞得太挖苦,要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会不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怕泼冷水。所以他又嘱咐:“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立即表示:“赞成。”
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
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位部长的名字,说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
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接下来,双方没有再发生争执。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请了一些人吃饭。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
毛泽东一到场,就宣布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他接着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
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出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
当陈伯达说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董必武发言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在大会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文件的第一条“运动性质”,其中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
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了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文件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舌,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
毛泽东说:“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
他还说:“在同志中间,不要使人怕。在敌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间那么凶,使人怕,那不行。我说,有鬼,不然为什么怕你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话,使刚才还比较轻松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周恩来答:算集会。)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
  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这次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讲得很少。这同前几次会议刘少奇不断地大段讲话,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的话,讲得很尖利,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

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
“十七条”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

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十七人(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指“二十三条”)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他说:“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他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他说:“归根到底,我们中央工作成绩多一点,错误少一些。……你这个文教,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转变点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办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那一天。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十七条”还不满意,觉得还没有解决问题,他还有许多话要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十七条”是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二十三条”则充分肯定和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以来毛刘争论的一个结论。从两个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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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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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
           讨论纪要,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一、形势。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全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努力,我们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军事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了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国近年来迅速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进一步地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信任和希望。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必须把两年多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下去,进行到底,绝对不能松动。
  现在的问题,是要总结过去这一时期运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的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三、统一提法。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後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四、搞好运动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次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
  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
  1、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
  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
  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
  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这几条用以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否做得好的标准,是适当的。现在我们也认为是适当的。

  五、工作方法。

  1、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下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2、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
  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
  3、工作队必须在运动和斗争过程中,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4、在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
  5、要从当地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群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6、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象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同时,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作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7、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极少数。有些人犯了错误,还可改正。对四清的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把最坏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经过初步的调查研究,进行初步的排队。
  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从那些问题最多、影响最大的重要地方着手,突破一点,推动全局。
  点的工作不只是指大队,要上下左右适当地结合起来搞。
  要分批分期,波浪式发展,解决一批地方的问题,又解决另一批地方的问题。
  各省、市要有调配力量的机动权,必要时可以调集一些干部,在运动中培养训练。
  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这样,点可以多搞一些,也利于走群众路线。
  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配备能够掌握党的政策和懂得走群众路线的骨干。

  七、蹲点。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
  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
  蹲点,解剖麻雀,是一种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运动和斗争中,取得比较系统的经验。
  蹲点,可以有不同的办法。
  要有一批人比较长期地蹲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把运动搞完。
  中央局、省、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要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除了选择一个地方蹲下来以外,他们还可以在自己蹲点的地方或其他地方,召集会议,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他们还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巡视,或者组织小型巡视团,以便掌握动态,互通情报,交流经验。
  八、抓面的工作。
  必须兼顾点和面。
  现在进行四清运动重点以外的面,占全国的绝大部分。这些地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必须认真做好。
  中央局、省委和地委要抓全大区、全省、全专区的工作。
  面上,也要适当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启发自觉,洗手洗澡。应当向他们明确宣布,问题不大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退赔好的,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既往不咎。
  面上,有的县,如果有条件,经过省委批准,也可以进行一些四清试点的工作。
  可参考一些地方整训干部、由点带面的有效办法。

  九、干部问题。

  1、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
  2、情况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情况严重的。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
  3、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对于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又说过:“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
  现在,我们仍然必须遵守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
  我们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4、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
  对于那些错误性质一时分辨不清楚、又不适宜留在原工作岗位上的干部,可以调换工作,或者集训,进行审查。
  5、经济退赔,不能马马虎虎,同时要合情合理。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过群众同意,退赔可以减、缓、免。
  6、对于有些犯错误的干部,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这是为了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只要他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就会团结他们,群众就会团结他们。
  7、不称职的干部,有的可以调整,有的可以改选。不够条件的党员,可以劝他们退党。这些都可以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性质严重、领导权由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的,要夺权。先斗争,后撤职。一般的,党籍问题放在后头解决。个别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撤职,开除党籍,以至拘留。
  钻进来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都要开除党籍。
  在要夺权的地方,或者在民兵组织严重不纯的情况下,要采取妥当办法,把民兵的枪支、弹药收上来,发给贫下中农中可靠的人。
  8、个别对群众有严重威胁的反、坏分子,必要时,有的可以暂时放在当地看管起来,有的送农场劳动,同时审理他们的案件。
  重大案件,例如,杀人放火或有其他严重罪行的现行犯,要逮捕法办。
  9、有些坏干部是会有集团的,但不要把集团划得太多,划得太宽。

  十、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

  贫农下中农协会,是贫农下中农在共产党领导下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它监督、协助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进行工作。这种组织将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贫农下中农的人数和在生产中的劳动力,在农村总人口和总劳动力当中,占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是大多数。贫协一经组织,富裕中农和其他一些愿意上进的人就会靠拢,就把这些对社会主义经常处于动摇状态的人们也团结起来了。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基层组织瘫痪的地方,在新的领导核心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可以实行一切权力归贫农下中农协会。

  十一、时间。

  一个大队,半年左右。一个县,一年或更多一些时间。
  从一九四年秋冬算起,三年左右,搞好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
  六、七年内,全国搞完。
  只要在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正确,运动的进展,就可以争取快些。

  十二、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

  瞒地,经过群众讨论,自愿公开后,国家对这部分土地,五年左右,不加负担,不加征购。

  十三、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配合。

  不准因为那里搞了四清,就增加负担和多收贷款。财贸机关应当在投资、贷款等方面,适当支持进行四清地区的生产建设。

  十四、工作队的成员。

  不一定要十分“干净”。犯过错误的,也可以参加,一方面便于教育改造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有些人可能熟悉内情,对工作有用处。
  工作队要不断总结经验,定期整顿。

  十五、给出路。

  对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要在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
  犯了严重四不清错误的人,有的不当干部了,不当党员了,可以让他们当社员,好好劳动。
  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帽子?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都由群众审议决定。

  十六、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

  拿一个县来说,在四清中,四清后,要逐步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逐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
  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像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十七、生产队规模。

  生产队可以在四清过程中,经过贫下中农充分酝酿,充分讨论,由群众决定,进行适当调整或者改组,是否以三十户左右为有利?居住比较集中的,可以超过三十户。居住比较分散的,可以少于三十户。这些都不要由上面决定。

  十八、基层干部任期。

  要按六十条规定,定期进行民主选举。连选连任,一般的,以四年为限。贪污的,犯严重错误的,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

  十九、监督问题。

  干部要有上下监督,主要是群众监督。在四清运动中,要同群众研究出一套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监督机构的权力,要大于同级的执行机构。

  二十、四大民主。

  所有社队,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

  二十一、工作态度。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

  二十二、思想方法。

  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
  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
  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二十三、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二十三条”加了“形势”问题,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关于“运动性质”,“十七条”列了三种提法,只说“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对前两种提法并未批评。“二十三条”则以相当篇幅批评前两种提法,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关于运动的重点,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工作方法”。“十七条”中第三条的第一点,就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二点讲扎根串连,说“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从头到尾,都要这样做”。在“二十三条”里,“扎根串连”没有了。相反,强调的是: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单列为一条,却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关于“蹲点”。这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特地写了两段关于调查研究和调查会的话,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还讲到从中央局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除了在一个点上蹲下来以外,还要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关于“干部问题”。这也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要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指示。还说到,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群众同意,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
“二十三条”还保留并着重强调了“十七条”中一些积极的内容,例如: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要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进;在运动中始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等等。
此外,“二十三条”还沿用了“十七条”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的规定。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或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第二,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整地富反坏分子?第三,对干部问题的估计是大多数是好的?还是一团漆黑?第四,运动的作法是依靠贫下中农、分期分批进行?还依靠工作队、打歼灭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和第二两个问题。
二十三条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在坚持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十条中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发展。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
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要纠正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

历时三年的“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次运动,还只是在部分地区开展,而且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并且纠正过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因而全国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而且还有所增长。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除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论之外,党的领导层的认识似乎是一致的。其实这是一种假象。一九八0年以后,这些人的立场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在他们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关著作,对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采取了基本否定的立场。

胡绳的《七十年》中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后十条“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一个‘左’倾的方针”。“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些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执行。”(第394-396页)

薄一波的《回顾》与胡绳的《七十年》有所不同的是,它首先肯定了“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把党、干部队伍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这些,是符合广大干部群众愿望的。关于开展运动的方式方法,在原则规定上也大都是正确的。”(下册第1110页)然后话锋一转:“但是,这场运动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甚至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孪生反革命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声浪下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势必走偏方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难于达到运动的预期的目的。”(下册第1110页)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少奇同志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下册第1128页)
“不容否认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在1964年下半年,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甚至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了是非,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下册第1135-1136页)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它认为:
“官僚主义本是许多社会的一种通病,它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才可能遏制。然而,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官僚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出现官僚主义,那就是蜕化变质,就是阶级斗争。”“高度集权的体制和运动式的发展模式,偏偏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发展”(下册第1011页)。
“任何运动一旦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就具有了敌对斗争的性质,难免发生过火行为。”(下册第1026页)
“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就像一根魔杖,它合人们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力,甚至失去同情心。”(下册第1089页)

《毛泽东传(1949-1976)》也说:
“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加深,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
至于毛泽东转发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语,“这个批语中不乏精辟论述,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估计上,因而对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产生了“左”的影响。”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同时他又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指导思想。他的锋芒也越来越指向党内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层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甚至混淆了两类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甚至被否定。”

综合以上的议论,可以看出,他们加在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几条:
1,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甚至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孪生反革命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
2,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一个‘左’倾的方针
3,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4,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
5,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声浪下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势必走偏方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
6,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在1964年下半年,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甚至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了是非,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
7,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分歧,二十三条的一些规定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四清”工作影响下各地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过左作法;但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毛泽东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8,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的一种错误理论:官僚主义本是许多社会的一种通病,它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才可能遏制。然而,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官僚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出现官僚主义,那就是蜕化变质,就是阶级斗争;任何运动一旦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就具有了敌对斗争的性质,难免发生过火行为;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就像一根魔杖,它使人们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力,甚至失去同情心。

1999年7月13日,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五)》的讲话中,也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他认为:
关于前十条,“总的精神就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个好文件,跟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会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对形势的看法,“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对中央内部少数人讲,我们的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是在敌人手里,是在地主、富农手里。事实证明,这个看法过头了。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坚持这种看法,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还讲,三分之一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手里。”(前一种看法是过头了,后一种说法恐怕不是过头了,而是过高了。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当时,我们的政权、党的领导权,难道有三分之二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吗?中国党当时有那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关于主要矛盾和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讲了“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应该讲这是不对的,本来前十条讲的很清楚,农村也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具体情况、方针、政策、措施,其中一个措施是清理贴目、清理工分。提出实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些具体措施这样一个问题。少奇同志没有认真研究,前十条是怎么样提出问题的。把“四清”的问题突出起来,说这次“四清”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
关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和二十三条,23条“在文字、语言、提法上没点名,实际上是批判了刘少奇同志那些提法,那些做法。批评少奇同志的缺点错误,不能说过分。23条所确定问题的性质,维持了前10条的提法,也是维持了十中全会的提法。23条讲,这个提法就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提法。在这个问题上,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的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的意见是站不住的。毛主席反对他的意见是合乎党的规定的,这样批刘少奇同志不能说不对。现在看,23条的文件和前10条的文件可以互相衔接,也应该说23条合乎实际、合乎理论,是站得住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学说,“我们要理解马、恩、列、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
邓力群的讲话不仅回答了那些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这就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所在,也就是现在左派与右派的根本分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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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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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毛泽东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第二节      毛泽东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一、一九六四年一月毛泽东提出“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一九六四年,为国际反修而开展的中苏论战,和为国内防修而开展的社教运动,都进入高潮。毛泽东越来越把两者联结起来,并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反修转移到国内防修的问题上来。

一九六四年一月上旬,他在审阅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加写了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实践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科学预见。

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也谈到中国国内反修防修问题。他说:
“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
“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
“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时,甚至向客人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这个话,他又反复地向日本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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