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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回忆:六渡桥的黄昏

 转发者按:应作者要求先转发该书的部份章节。该书真实地记录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与转发者无关,
本书主要作者彭祖龙生于1937年,文革前为武汉橡胶厂技术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宣传部长、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6年。
(转发内容随后跟帖


    本书仅献给那些因种种原因而介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武汉市民,各派群众,凡因此运动被枪击,自杀,劳改、劳教、逮捕、拘留、交群众监督劳动、戴上帽子、关进牛棚、五不准学习班,隔离审查,被视为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保皇派坏头头(百万雄师坏头头),造反派坏头头,5.16份子,决派份子,四人帮帮派骨干份子,“三家村”、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代理人,黑后台,篡党夺权分子。
    被批斗游街、抄家,被打致残,打死,在两派武斗致伤被杀。
    被开除党藉、公职、军藉被强行遣送农村,被下放当工人的干部。
    公安局,检查院,法院中因二派斗争被清洗出公检法队伍的人民警察,人民检查官、法官。以及,共产党内二派矛盾而殃及的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历史反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资产阶级份子,(资本家)的子女们,让他们了解他们父帮所遭遇的种种不幸的来龙去脉。
    让我们兄弟姐妹携起手来,忘记过去,丢掉仇恨,团结向前进。
    正是:
             往事已随寒风去,春回大地花自开。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于武汉

本书仅献给——
• 为反压迫,要民主,争自由而献身的(弱势草民)难友:
朱庆芳(女)。戴鹏。王明扬。李长亮。张兴荣。王兴汉。杨文学。
乔长远。余望生。胡双全。等49位同志。
• 为反压迫,要民主,争自由而含冤去世的(弱势草民)战友:
夏帮银。朱鸿霞。胡厚明。李相玉。龙梅生。潘洪斌。等同志。
• 为反压迫,要民主,争自由而被军宣队,工宣队。专案组迫害(被逼迫投江,跳楼,卧轨,上吊,服毒致死)的党内外同志,
教授,工程师,教师,医生,演员,领导干部,工人。农民。
1. 徐筱芳,(女。武汉医学院。学生) 18。桂美和。(武汉锅炉厂。工人)
2. 汤玉莲。(女。武汉市电汛局于部) 19。姚忠义。(省航运局)
3. 李 莉。(女。武汉测绘学院 20。田学勤。(武汉市公安局)
4. 李 达。(武汉大学。校长) 21。武齐华。(储运部。661仓库)
5.孔晓春。(长办,中央十级于部) 22。戴海洲。(湖北省科委)
6.何泰之。(长办,箸名水利专家) 23。胡家奎。(省新华书店)
7.戴树德。(资料不详) 24。万寿明。(市汽车运输公司)。8。郝梦奎。(资料不详) 25。胡幼华。(市温度计厂)
9.徐文彩。(华中农学院) 26。童启俊。(武汉橡胶厂)
10.陈刚龙。(资料不全) 27。胡桂林。(武汉汉剧院)
11.乐亭。(资料不全) 28。陈纳福。(长江航务局)
12.柳和生。(武昌机车车辆厂) 29。任祥瑞。(一治机关于部)
13.吴斯望。(461军工厂) 30.吴明超。(一治技校。学生)
14.吴连生。(3506军工厂) 31。李##。(一治业校老师)
15.杨爱国。(省交通客运总站) 32。杨 权。(一治机关干部)
16.胜 南。(资料不详) 33。黄祖豪。(一治技术员)
17.黄运鹏。(省交通厅)
说明:
A,以上名单不包括6。17。 6。24。 7。15。等死者。
B,以上名单仅作者所知,并不完全,请知情者补充。
文革期间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文革期间,因支持造反派和同情受压迫劳苦大众而受到冲击(迫害)的党的高级干部和地方领导干部以及先支保后支造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党内外领导同志:
• 1,海山王(湖北省副省长),2。孟夫唐(省北省副省长)3。陈一新(湖北省副省长),4。刘 真(湖北省委秘书长)5。张华(湖北省委副秘书长)6。王盛荣(中央六级高干)。7。任爱生(省农委主任)8。薛朴若(武汉市副市长)9。杨春亭(宜昌地委书记)10。孙德枢(黄石市委书记)11。毛远跃(武汉测绘学院党委书记)12。曾(敦)(湖北省宣传部长)13。武克仁(武汉市文联副主席)14。何定华(武汉大学副校长)15。李长根(710军工厂党委书记)16。( )17。崔放呜(武汉市统计局局长)18。江涛(武汉钢铁公司组织部部长)19。王敏青(女)(武钢)20,陈抚生。(省办主任)21。王 舜(女)老红军,省物资局局长) 22。熊晓春 23。赵文华24。杨友山(市电讯局党委书记) 25。鄱志律 26。赵亭苍 27。李镇南 28。仆盛光(中央七级高干,武钢) 29。李守宪 30。干 毅(华中工学院一级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毕业), 31。周岳森(华工附中校长) 32。李振宇 33。赵秀安 34。李锦加 35。朱邵天(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等等。

• 先支保后听毛的话改支造的党内高级干部:

• 1。张体学(湖北省省长)2。宋侃夫(武汉市委书记)3。赵辛初 (省委书记)4。赵修(省委副书记)5。王克文(武汉市委书记)6。王瑞杰(武汉市化工局党委书记)7。陆天虹(武汉市委副秘书长)等等。

说明:
以上名单仅凭作者亲历所记,年数久远,遗漏较多,欢迎知情读者补上。小有出入,也希指正。
本书是一本申诉书。一本历史教科书。
造反派下狱,保皇派下岗。二派都苦不谌言。一言难尽。为给武汉后代留下真实文革史料。09年7月28日二派尚存老人。共商记录“非官编武汉文革真史”图为二派合影



前排左起:
汪仕奇:原武汉市公安局干警。中共党员。《武汉公安》二号头(属《百万雄师》)
刘天喜:原武汉电车公司干部。〈百万雄师〉保卫部”雷达兵团”一号头。下岗。
朱爱华:朱鸿霞遗霜。〈钢工总〉队员,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
谢望春: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武汉国棉三厂工人,中共党员,市级劳动模范。〈工造总司〉队员。
俞文斌:原市机械局人武部干部。中共党员《百万雄师》一号头。后武汉市经委副主任。(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现香港居民)
顾建棠:原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干部 中共党员“长办联司”一号头。因篡党夺取罪判刑七年。
后排左起:
陈昌雄:原昌雄:原市粮食局干部。中共党员。〈钢工总〉队员。
胡秀娟:原国棉二厂干部。”钢工总”办公室主任,毛死后以打,砸,抢罪被判刑五年。其弟胡厚明,
胡厚明,“钢工总”二号头,原武汉造船厂工人。中共党员,毛死后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八年,死于狱中。
杨道远:原武汉测绘学院 学生。中共党员。原钢二司一号头。毛死后以反革命罪先后被判刑十六年。
彭祖龙:原武汉橡胶厂技术员(工程师)“工造总司”宣传部长。因攻击英明领袖华国锋罪被判刑六年
彭 勋:原湖北大学教师(教授)中共党员 “新湖大”二号头。
吴焱金:原武汉无线电元件厂,共青团员,工人“工造总司”一号头。毛死后以颠复政府罪被判刑八年,因不堪当年日批夜斗跳楼时致残。
章迪杰:原市房地局干部。“百万雄师”总联络部长。下岗,
目 录(上)
第一章.。六渡桥的春天。(略)
第二章。。六渡桥的秋天。(略)
第三齐。。桃园争夺战,四清动运。(略)
第四章.。红色恐怖,文革开始,扫四旧,(镇压)
(红五类保皇派学生和红五类保皇派工人,四清工作队队员对阶级异已分子,五类分子,资本家和落后群从疯狂镇压,批斗,抄家。挂牌游街,人格羞辱,被整的这些人不敢恨谁。因为解放后历次运都这样,当时逼死不少人)
第一回合 (1966年6月——10月)
第五章。。白花齐放,红花争呜,怀疑一切大辩论
(红五类学生开始分裂成二派。群众中出现二派。二派争辩)
(1966年10——12月)。
第六章。。一月夺权,白色恐怖,文官(党委)政府倒台。(反抗)
红五类中少数派和非红五类学生成立造反派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一起对整过自已的当权派和工作组,党委干部实行报复,批斗,抄家,挂牌游街,人格羞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共产党的官员做梦都没想到,解放后在共产党的天下内,自已第一次
次尝到当五类分子的味道,他们中很少或根本没有人被斗害怕自杀。
这些当权派(走资派)恨毛泽东,恨黑五类造反派。他们说文革不好就是指这一段。不包括扫四旧和清队。
与此同时,红五类保皇派也摇摇身一变。也打“造反派”大旗,继续揪斗出身不好的“当权派”,“四清下台干部”和“同情并支持非红五类造反派的干部”,抄这批人家,将他们挂牌游街,对他们人格羞辱。
所以这一类人(当权派)就恨共产党,恨红五类保皇派。他们也说文革不好。就是指“扫四旧“和一月风暴时还斗他们的保皇派们。
第二回合。(1967年1月——3月)
第七章。。二月逆流,军队(党委)政府上台,(再镇压)
(红五类中多数派和军队对非官办造反派再镇压)
军政府(党委)对造反派第一次大逮捕
第三回合 (1967年3月——7月)
第八章。。三大血案,617。624。715血案。
(军政府组建“百万雄师”,血洗造反派群众组织,准备夺回省市大权)
第九章。。龙颜大怒。“7。20事件真象”的真象。
毛泽东秘密住进武汉东湖,全面了解到武汉运动实况,认定武汉军政府方向错了,不符合他的路线。毛明确支持占市民少数的造反派,并派王力前去做军区工作,没想到军区党委书记陈再道不了解内情,以为是王力个人意见,不服,毛被迫直截召见陈。表明支持少数派意见,陈明服暗不服。暗中怂恿保皇派“百万雄师”持大刀长矛冲击东湖宾馆,要揪王力。以表武汉群众认为陈再道是正确的。毛大惊,大怒,此即是‘7。20事件真象,
可毛死后,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和各级“派党委”,所编党史写成
“江青背着毛主席。派死党王力同武汉帮派在汉挑起大规模武斗,打死革命群众600余人,打伤18万余人。武汉群众到东湖找王力辩论,这即是7。20事件真象。(请问,7。20后,陈和百万雄师都土崩瓦解,那有大规模武斗,)
本文以祥实史料还原真象,
第四回合 1967年8月——69年10月
第十章。。扶不起的阿斗,疯狂报复。抢枪,全国支左(派)。
(胜利者的悲哀。,毛泽东支持的造反派胜利后,对保皇派实行血腥 镇压,疯狂报复,由受迫害者变成迫害他人的凶手,弄得毛不好下台,毛深知野儿子还是不如亲儿子好,毛开始改变对造反派态度,对亲儿子表示歉意,此时起,造反派日子开始不好过,但他们还不知道灾难即将来临)
第十一章。。同室操戈,钢新之争,拳头下组建“派革委会“
(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国共纷争再版,春秋无义战。在“新“军方党委的支持下成立以造反派一派掌权的“派革委会”)。
第十二章。。六渡桥的夏天,复旧,(再受迫害)。
毛说:(对选进要革委会的新干部)“既要当官,又要当老百姓”,回家吧!
派革委会中的新干部被否定。
第五回合 (1968年10月——69年3月)
第十三章。。反复旧运动,(反迫害)。
新干部被冷落,造反派认为是新军区党委搞的鬼。造反派发誓“誓死 保卫派革委会(革命成果)。决不回老家。”
第六回合 1969年5月——9月
第十四章。。六渡桥的冬天,清队,血腥镇压下组建“派党委“。
新军区党委用党解放后历次搞运动的办法。在军区党委领导下。由解放后历次运动的老打手,整人专家保皇派上场组成专案组,用整五类分子老办法,对进入派革委会的新干部,和支持过新干部的老干部和跳得高的造反派群众。用莫须有的罪名日批夜斗,逼,供,信。深挖516,北决扬。逼死不少人。共四年。
军方改变态度,支持保皇派成立以保皇派一派掌权的“派党委”)
新军政府(党委)对造反派第二次大逮捕
第七回合 1969年11月——73年11月
第十五章。。9。13事件发生。省市军政府(党委)下台,
毛说:“请对造反派高抬贵手”
省市新文官政府(党委)上台。
基层由 “派党委”落实造反派政策,
第八回合 1973年10月——74年3月
第十六章。。反潮流运动起因和结果。基层落实政策受阻。
(省市二赵一王书记认真落实中央政策,上层造反派已召安,由于
冤案太多,基层落实政策受阻。受害群从上街申冤。游行)
第九回合 1974年5月——10月
第十七章。。“派党委造反“。
“派党委”推卸“冤案”责任给军方。
(“派党委“深知军政府罪责难逃,怕连累自已,纷纷造反,推“整造反派”责任给军方)
(1974年6——7月)
第十八章。。流放,邓小平上台,将造反派“充军”
(造反派的派革委会和保皇派的派党委会对抗。生产和工作无法开展,邓将造反派从革委会中调离,以便一派掌权,便于统一指挥,恢复生产。)
第十回合 1974年8月——75年3月
第十九章。。返乡,邓小平下台,。再次落实政策
(造反派再次解放,下放农村的造反派回城。)
第十一回合 1975年3月——10月
第二十章。。六渡桥的黄昏,毛泽东逝世,对造反派一网打尽。
英明领袖华国锋和汪东兴及叶剑英三人“受毛泽东生前秘密请求,受全党,全国人民一致秘密要求。秘密逮捕(绑架)四人邦”成功后。开始对武汉造反派血腥镇压和疯狂迫害。共八年。
文官“新派党委”对武汉造反派第三次大逮捕。
第十二回合 1975年10月——1983年5月
附 录。。
1.文革期间的“中央文件”
2.文革期间的“湖北军政府文件”
3.文革期间武汉主要群众组织简介
4.文革期间武汉群众组所办“报纸”简介
5.军宣队。工宣队的来历



目 录 (下集)

第二十一章,军管时期的武汉
(1967年2月—74年4月)
第二十二章,周思来武汉之行
(1967年10月10日)
第二十三章,十年文化大革命武汉政权变化。
《湖北日报》,《武汉晚报》摘录
第二十四章,清队。深挖“516”北决杨(决派)冤案在武汉真象。
〈杨子江评论〉何物?鲁礼安何人?军政府和保皇派分子的专案组对造反派疯狂报复,报7。20被整的血泪深仇,因此冤假错案在量出现,逼死不少人,如果二月逆流时是用武力镇压,那么,清队是文(力)镇压。
第二十五章,戴鹏同志被活埋市委大院和枪杀汤忠云案情始末。
第二十六章,文革中死刑案例,(10例文革死刑案,看谁在杀人)
A,文革中第一祭刀的人,
第二十七章,当权派和走资派的生死角遂。
(支造当权派和支保当权派的权力之争)
第二十八章,归元寺,莲青寺,古德寺的命运
(文化古迹)
第二十九章,文革中,省市委,省市人委(政府)中的“普通干部造反派“和普通干部保皇派斗争纪实。
(省市机关)
第三十章,省市直管各大单位支持造反派的当权派干部纪实。
(当权派干部队伍)
第三十一章。省市直管各大单位支持保皇派的当权派干部纪实。
(当权派干部队伍)
第三十二章。文革期间,文化,教育,卫生界,造反派和保皇派
知名人士纪实
(文教卫生界)
第三十三章。文革期间,先支保后支造的省市委,政府领导干部。
(基层干部)
第三十四章。文革期间,武汉造反派知名人物介绍。
第三十五章。文革期间,武汉保皇派知名人物介绍。
第三十六章。文革期间,武汉学生中造反派,保皇派知名人物介绍。
第三十七章。武钢,武重,武船,武锅文化大革命运动简述:
(大型工厂)
第三十八章。长办,中科院水生所,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文革纪实。
(中央在汉和科研单位)
第三十九章。汪玉霞,品芳照相馆,中南旅社文革纪实。 (小型单位)
第四十章。人民中学。武汉一中,武昌实验中学,武汉关小学文革简述。
(教育界)
第四十一章。省新华印刷厂。武汉染料厂,肉联,震环纱厂,省柴油
机厂文革简述。
(中型工厂)
第四十二章。《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电台》,《武汉电视台》文革纪实。
(宣传部门)
第四十三章。银行。武汉电讯局,邮局,供电局,自来水公司,电
车,汽车公司,轮渡公司文革简述。
(城市服务部门)
第四十四章。公安局,检查院,法院文革二派知名人士简介。
(公检法部门)
第四十五章。武汉歌舞剧院,京剧院,汉剧院,楚剧院,越剧院,
豫剧院,杂技团文革简述
(文艺界)。
第四十六章。文革期间,武汉各派武装保卫人员。写作宣传人员
介绍。
(文保部门)
第四十七章。文革期间,武汉军区机关,造反派和保皇派二派斗
争实况简介。
(军事部门)
第四十八章。文革期间,造反派,保皇派,支造干部,支保干部,
支左军队的罪行。
第四十九章。造反派,保皇派,支造干部,支保干部,支左军队
文化大革命大结局。
第五十章。春天在那里?
A,毛泽东已被赶下神坛。
B,由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路
在何方?
C,何时才有一支,只忠于国家,不介入政治,不忠于任何
个人和政党的国家军队,
D,和谐社会,用什么来慰藉历次运动中的冤魂。
E,何时才能停止对毛泽东先生为对付刘少奇而抛弃老打
手(保皇派),临时雇佣的“新打手”“抢夺四清运动成果”的“造
反派”不再作妖魔化的宣传,文艺创作,内控使用,还
武汉化大革命的真实面貌
G。何时才能将六类分子(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右派分子,造反派邦派分子)从内控名单中
删除.给六类分子人权,国民侍遇.







(无 牌 词)《游南京紫禁山》
紫禁山头,
看天高云低。
十方景色,
尽收眼底。
一江横卧,
追溯源流一万里。
南雨北雪,
大海高山各东西。
江山如此娇艳,
引来多少英雄奔息。
※※※※※※※※
想当年,
洪郎眼浅,
手持雄兵百万,
不图燕山青壁。
到头来,
只落得子散妻离。
害多少人杰丧生,
血沾吴王旧地。
败者为寇,
千载功罪谁记。
※※※※※※※※
空留余恨,
俱往事唉!
我今重游,
仅多此一笔。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武汉七。二0事件后)


代 序
在武汉市,你问任何一个人“六渡桥”在哪里,可以说人人皆知,能马上回答你。
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盐市口、南京的新街口、广州的海珠广场,都是这个城市的代名词。武汉的六渡桥还有另一个特色,每到黄昏,聚集在这里除了一些购物的人外,还有不少老头儿,各种品种都有,背景多不清楚,由于这里没有建党支部,没人监视,所以他们通宵达旦,在这个灯火辉煌的夜幕下谈论稀奇古怪的事,正应了那句: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笔者一有空,就去听,时间长了,终于听出道道来,笔者选了一些爱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故事的圈子,将他们所讲的收集编辑成册,由于是在六渡桥黄昏听到的,所以取名“六渡桥的黄昏”,读者千万不要和那本有名的“紫禁城的黄昏”相提并论。
稿写好以后,笔者为生计,到内蒙古大沙漠(又说大草源)谋生去了。
几年后回到武汉,武汉形势大变,街口中间建了一个人行天桥,六渡桥的老头子们已越来越少,在上面已经找不到当年谈古论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老翁了,但仍有一些老翁,别人告诉我,你千万不要接近他们,他们在“寻花问柳”,当初,天桥上每到黄昏,流莺不少,后来到处有发廊、宾馆、娱乐城、酒吧这些流莺便成了合法正规部队,被那些单位召去为有钱人服务去了,据说政府还准备找她们抽税,说抽税并不等于合法,这不知是哪里来的荒谬理论。现在,这儿还剩一些等外品流莺来为打工的穷人服务,每次扫黄,全部抓的都是她们。大宾馆警察不敢管。
我听了吃一惊,忙说,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吧,那老头摇头说:“现在当官的和有钱的才叫无产阶级,穷人改了名字,叫弱势群体,工薪阶层,”你没听说,“革命搞了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吗”。
我听了不知什么滋味,准备回家将写收集到的文章书稿烧掉,正准备走时,桥下有几个老头子又争了起来,一个说“共产党一党专政”,另一个说“共产党从来都没有一党专政过”,我一听连忙跑开,这些话要是被便衣警察抓住了还得了,不是坐牢就是杀头,正走时有个原来爱讲文革运动的老头过来抓住我不放,我大吃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个老熟人,他说你怎么这么怕,现在言论有一点点自由,刚才那个老头的话并不是攻击共产党,他说:共产党从来不是一党专政的意思是说“共产党从来是党内一派对另一派专政,这样被专政的一派又为劳动人民的讲话,台上的共产党再不好,台下的共产党总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同情老百姓,所以老百姓对共产党总抱有希望,就整个共产党来说,并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党内一派专政”
我说,我们不说这些好不好,过去武汉市有个叫XX龙的造反派头头,文化革命十年,他被斗了八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事件发生,省、市党委层层秘密传达,当时,XX龙所在的化工局正好还没有传达到,这一天全厂停工召开对XX龙罪行批斗大会,上台挨批斗他的人发言说:“XX龙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妄想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江山,死保其后台主子刘少奇、邓小平,为其后台刘、邓鸣冤叫屈”。下面口号马上跟上,2千人齐喊,“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反对林付主席就打倒谁”,“打倒XX龙”,“打倒XX龙的黑后台刘少奇。打倒XX龙的黑后台邓小平““打倒刘少奇,邓小平”••••••
当天下午,上级叫马上停止斗争会,因林彪事件已传到局一级,明后天就要传达到单位, XX龙反对“林付主席”岂不成了英雄,岂不要平反。军代表和保皇派组建成的派党委马上开会研究对策,最后决定抢在传达前再开一次批斗会,把影响扭过来,第三天,又开全厂批斗XX龙大会,职工莫明其妙,全厂才斗二天,又斗,是不是发现新的罪行。当时,全厂又停产开批斗XX龙罪行大会。
大会发言稿一时不好准备,还是原班人马,原稿照念,中间只是反对林付主席的一句不念,大会开到最后,最后一个人发言时使全厂职工大吃一惊,控告人说:“XX龙竖起你的耳朵听着,你的后台老板林彪已经被我们揪出来了”接着喊口号,“打倒林彪、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XX龙••••••”“揪出XX龙的后台林彪大快人心。。。。。。”
此言一出,全厂哗然,应声的很少(好在党内主要骨干已打了招呼)由于职工还未听传达,虽有风声但不敢相信,一时下面乱轰轰,顿时,人们发现站在台上低头挨斗的XX龙突然瘫痪倒在台上,专案组马上派人将他拖到医务室急救,大会主持人在广播内马上说:“这个坏家伙一听他后台倒了就急摊了”,顿时,台下又乱起来,原来又有几个老红五类共产党员也吓瘫了,下面又一阵混乱,七手八脚将这几个人也抬到医务室,此时,几个老工人开始议论,“没想到新党委连这要砍头的话也敢在大会上讲,弄不好全厂都成了反革命”。
反正,当时谁在台上,谁就是当权派和保皇派及红人的后台,谁在台下,谁就一定是造反派和牛鬼蛇神,五类分子的后台,还有,只要有人说中央某某被打倒了,第二天就有不少有先见之明者炫耀自己,“我早看他不是个好东西的,贼眉鼠眼,早就该下台的”。有人问,那现在台上还有坏人吗?他马上开骂。。“放屁!现在台上都是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你想,税务局一方面要收妓女的税,一方面又不认同她们合法,这很正常,有什么好争的,“党”永远是正确的,“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理,可一些人还要为真理而斗争,真是一些苕货,”,一句话把大家点醒,几个剩下的党员老头子垂头丧气,一言不发,又有几个老头说。。“我们这一代人活得太伤心了”。
“太伤心了“,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决定不烧掉书稿,将这些老头儿讲的故事记下,说不定有一天是正确的,所以署上“伤心人”(商欣仁)的笔名。微求意见,看看这六渡桥
黄昏后一些党内外老头儿们说的真话有没有人相信。让历史作见证。

和 毛 泽 东
七四年于秦皇岛
毛 词
大雨落幽燕,
白浪涛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揭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彭 词
风过燕山边,
浪接云天。
秦皇岛内小洋楼,
点点连成了一片,
歌绕青烟。
※※※※※※※※
往事重浮现,
扬子江前,
饥翁捕鱼红楼晏。
富、贵、贫、贱何相似,
还在人间。

文化大革命纲领文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即十六条)
1.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民,力求达到他们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个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於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2. 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份子和革命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国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陷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的大的革命动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产阶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派。同时也是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档。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从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击跨。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段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1)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这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的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2)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3)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事实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4)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派把持著。这些当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採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原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的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辩代替的辩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5. 坚决执行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徹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有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辩法。要保护少数,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不是武。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学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的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1. 好的。
2. 比较好的。
3. 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4. 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络的最好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侯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10. 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撤底改变资产阶级知
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撤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撤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另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晨、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时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重点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判。团结的方针,对於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当加以保获,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的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运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掛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上的谈话》。《关于领导文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到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来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文中黑字原文没有,是编者为提示读者加的)


摘录者按:
十六条的意义:可以说是所有文革文献中,最重要的一篇。在文革群众运动期间,具有文化大革命“法”的地位。从法律意义上看,这个“文本”本身是粗糙的、模糊的,很容易作不同解释。只能看作是提出的一种法律的精神。这种粗造就是毛泽东先生一贯“作风,他从来说话都是模菱二可。越模糊。越有水平,
“只有美帝怕人民,没有人民怕美帝”
文化大革命和解放后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
“这次动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也就是说,历届运动都是由上面当权派派人(工作组或专案组)来整下面的普通干部,行政工作人员,老百姓,弱势群体,五类分子。这次却要由下面的普通干部,行政工作人员,老百姓,弱势群体(五类分子除外)去整上面的当权派(时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筒称走“走资派”),因此,阻力和反抗是可想而知。
问题是“五七年反右”时,也先是叫下面的老百姓去给上面的领导干部(当权派)提意见。结果提意见的人中不少人最后都成了右派分子,所以老百姓再也不上那个“毛当“了,可想而知文革初期发动群从是多么的困难。为了解除这个顾虑,毛泽东才在“十六条”上明确规定::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的酌情处理。
这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给普通老百姓发誓赌咒,保证再不会把揭发斗争领导干部(当权派——走资派)的群从打成反革命,毛在世时基本是这样做的,但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三位“毛死后的开国功臣”,打着“保卫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清查“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的口号,,把“十六条”中法律性最强、最具有创造新意,也最受群众欢迎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 “豁免权利”作了废。使那些当年害怕当右派,又由于受到当权派和党的积极分子(厂矿红五类红卫兵)迫害的群众和基层干部,在毛的诱导下,露面“造起反来”,去参与斗当权派,最后还是再次上当,毛死后被当权派——走资派疯狂报复,遭到灭顶之灾。其结果比当年右派更惨,当权派——走资派们以及他们的枳极分子。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却把自已解放后唯一的一次挨斗的仇恨都有发泄到支持毛的造反派身上,成了继反右后的又一个大冤案。其罪名也很奇特:
“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命运动” “ 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为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四人邦呜冤叫屈” “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翻案” “充当资产阶级的打手”“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阴谋篡党夺权“ “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妄想资本主义复辟“ “妄想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使我们无产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荐罪“ “ ”打着红旗反红旗“。。。。。。。。总之罪大恶极,
罪状中有一条实在并不冤。那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一条。
事实上文革中二派都打着红旗反红旗;
造反派高举毛泽东的旗子痛击共产党(基层党委)。
接受毛一人独裁(一元化)。不同意下面党委也独裁
保皇派高举共产党的旗织掣肘毛泽东。(中央文革)
就象中国在世界上反对美国一国独裁。提倡多极世界(多元化)。而在国内却强调(一元化)党委的绝对领导。
二派都打着红旗反红旗。
按作者肤浅看法:
自反右运动后,党内,党外民主二字已经成了对党的一种挑衅。欺上瞒下。阳奉阴违,假话成风。,已经危急到党的生存,毛已经听不到一点实情,,因此他希望在无产阶级内部(五类分子除外)。在群众中实现一种大民主,让群从能从法规上来监督全党。以畅开言路为先。
毛的“文革“实际上是一次”政治改革“的试验 ,民主的试探,和邓的”经济改革“同样重要。可惜被走资派(当权派)们搅了局。使运动进行得困难重重,反反复复,
走资派(当权派)至今还不敢提“政治改革”其原因就在此。
试想。毛的“文革”是在“无产阶级内部”进行的“政治改革”,结果就出现了另一派“篡位“(篡党夺权),若无产阶级以外的人也参加进来,那共产党岂不土崩瓦解,除非共产党人个个都成百万富翁,掌管国家经济命脉否则决不能轻易提政治改革。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给经济改革者代来的教训。






公 安 六 条
(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动中规定的纲领性重要文件)
(编者按:不准参加“无产阶级国家”政治运动的,地。富。反。坏。右等五类份子和被杀,关。管,劳改。劳教释放份子相关人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活动规定)
(中发67)19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 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系,
为此
特规定:
12. 对於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抡劫,制造交通事故,暗杀,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窈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13.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14. 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 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15. 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的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中的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已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16. 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其它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17. 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捍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以上规定,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执行任务,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周恩总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在汉接见群从代表时合影



原载《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
前排左起: 中排左起: 后排左起:
曾恩玉:武汉军区 司令员 王富山:华中工学院 学生 白振行:武汉市公安局 干警
龙铭鑫:湖北大学 学生 杨道远:武汉测绘大学 学生 夏邦银: 汉阳轧钢厂 工人
邓金福:武汉钢铁公司 工人 谢烨之:武汉大学 学生 。。。。。。: 。。。。。。。。。。。
李想玉:武汉钢铁公司 工人 沈福礼:武汉锅炉厂 技术员(工程师) 史灼华: 东湖中学 学生
郑 军:中共湖北省委 干部 陈文汉:武汉市一中 学生
徐筱芳:(女)武汉医学院 学生 彭 勋:湖北大学 教师(教授) 蒋顺章: 新华社记者
方保林:武汉机械学院 学生 高玉泽:华中农学院 学生世间 。。。。。 。。。。。。军人
王彩珠:(女)武汉师范学院 学生 张兴旺:武汉公安学校 学生 徐 键:军区三办 任
。。。。。:(女)公安干警 杨连成:武汉钢铁公司 工人 。。。。。: 。。。。。。。
周恩来:国务院 总理 。。。。。。:武汉公安局 干警 。。。。。: 。。。。。。
张立国:华中工学院 学生 吴焱金:市无线电元件厂 工人 王成秀:武汉空军总医院
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 工人 杨。。。。:武汉公安系统 干警 赵正杰:武汉公安局 干部
丁家显: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学生 蔡大祥:武汉机床电器厂 工人
李向阳:武汉重型机床厂 工人 。。。。。:。。。。。。。。
彭祖龙:武汉橡胶厂 技术员(工程师) 。。。。。:(军人)
刘 丰:武汉部队 政委 。。。。。:(军人)
张玉华:武汉部队 副司令员

周总理十月十日上午
在武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现在请你们座谈座谈(三司革联代表提出,大家还是希望总理去一下。)我没有时间了,马上又要起飞。我昨天在湖南的“湘江风雷”等八九个组织,座谈了四五点钟,从节目演完之以后,精力也不行了,现在还要起飞。(曹司令员插话:将来还有时间。)
同学们,战友都交谈了,由二司、新华工准备传达。但是有一个条件,无论如何涌贴大字报,你们一贴大学报,我等于白做了工作了。国为大字报必然是各取所需,对我有利的就写上几句,对我不利的就不写。这样搞,又变成我挑运群众斗群众,实际上我并不如此,因为是跟们谈心嘛!主席告诉我们,要跟你们常谈。就是要告诉你们,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说把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我已经给你们讲了些。主席还有几句话,我就没有写上总是不断地做工作嘛!现在就给你们两个,一个是新华工,一个二司。但是这只能限于勤务组,不能和广大群众讲,因为你们自己还没有培养成熟嘛,要用你胶的话讲,一下子开大会传达,那不行,那马上就会大字报贴满大街。这是跟你们谈心,把主席讲的话传给你们。
主席一个重要指示,我们按照中央通知,已经发出来了。那个重要指示,请会思玉同志、刘丰同志,可以把你们各个组织勤务召集在一起,口头传达。那个是可以逐步下达的,因为那是主席看过的,我们还是写未经本人审阅。主席看东西,我告诉你们,不象你们发一篇公告,连看都没看就发出去了。昨天“湘江风雷”说,一下X月三十一日的通告,不知你们看过了没有,简直是很大的错误,特别是他们对形势的估计,还是不足,还是过去二司的,到北京转了一趟,受北京清华井岗山的影响,那是八月,说面临着全国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前夕,要武装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当然,这不是二司本身的,是受北京的影响。我们批判了多次,这是极“左”的思潮,现在夺谁的权,现在是大好形势嘛!主席讲嘛,不是小好,是大好,七八九三个月。原来建立革命委员会,还有七个地方,包括青海。六七八月我们一下子解决八个,基本解决,或者初步解决,有湖北、河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内蒙古、甘肃,一下子解决八个省区。这说明速度之快,过去一月到五月,解决了七个省,办成了革命委员会。还有反复,如黑龙江。但革命委员会,必须维护,江青同志九月五日在安徽会义上的录音,你们不是听了,要每一个单位去传,在工厂里去传。所以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要维护,要加强,要加强,要发展。初生的婴儿,都是粗糙的,毛手毛脚,慢慢地就无限的生命力发展起来了。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八个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我们现在与十一个省市正在解决问题,广东、广西、福建、江苏、安徽、辽宁、吉林(黑龙江处是补课的)、河北、天津、陕西、宁夏,共十一个。如果这个问题在十月十一月解决,七个、八个再加十一个,共二十六个,剩下来的就是新疆、西藏、云南,估计十二月份可能解决。主席给我们的时间很宽,说是春节前全部就序,争取初步或者基本的全部解决。为什么说是初步?因为有些是单管,有有搞筹备小组,如湖北、河南,就进一步搞革命委员会,国防科委不大成熟,还有反复,期货的还没有树立典型,还要抓。各省军区又要抓地县,地县也要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地县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市里要建立各区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这样子就全部解决。再剩下一个年头,明年到六九年就扫尾,准备三年就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阶段的胜利。我们打了三年解放战争,取得全中国,打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打败了美国鬼子,这一次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三年,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打倒,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战略性的阶段,对你们来说,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你们有经验了,因为你们参加了,你们今年二三十岁,我们总算对你们有交待了嘛!毛主席健在的时候,领导你们,直接领导你们,工人也好,学生也好,农民也好,机关也好,军队也好,都行到了自己实践的经验。如果这三年胜利了,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干一次的,必须几次,十几次,或者更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还有全世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消灭,这样,我们中国的胜利和解放,也算不彻底。因为谁战胜谁的问题,在世界范围还没有解决嘛!它就是影响中国资产阶级分子嘛,影响我们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搞复辟嘛!即使全世界革命胜利了,就象我们所说,没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中国,这个话是这样说,但这只是一个远景,这个目的是一定就实现的。但是即使全世界没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到那个时候还有思想问题,还有争执问题,还是会有人有野心篡夺领导。主席说了,世界革命真正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真正能实现和巩固,这是几百年的事情。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嘛,那能这样容易地去掉!你们虽然得到经验,但是你们的经验还是初期的,当然你们很幸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年轻时搞革命,那时脑筋里还没有生长毛泽东思想,没有认识到毛泽东领导的伟大,还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的,就是要搞革命,就犯了许多错误。你们现在一犯错误,就有我们提醒,毛主席提醒,我反毛主席的话,告诉你们,说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你们,要把自己的当作经验当教训。
刚才还有个什么没写上,(会司令员插话:谈心。)要给你们不断谈心,十几个人,不但谈一次,要谈多次。主席要我们这样做,即使如此,等到你们接班了,不是一般的接班,你们接班就掌权了。你们一、二十年后就掌权了,占领导地位了,那时候有新的问题了,你们就不犯错误?不能说,我昨天问了“湘江风雷”的同志,问了所有湖南来的同志,我也问了话多地方,我同样问你们,现在叫你们做湖北省的第一领导人,就军管会的主任,或者是军区司令员行不行?(众答:不行啦,还差很远。)是嘛,那很好。朱洪霞不了吗?你行不行?(朱洪霞答:不行。)不行嘛,武钢的?(李湘玉答:我更不行。)不行,很清楚嘛!刚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还有新化农站的,行不行?(新华农代表答:根本不行。)新湖大的?(龙铭鑫答:根本不行。)是嘛!还有工造总的,行不行啊?(吴焱金答:不行,不行。)还有公检法的行不行?(公检法代表答:不行。)女同志行不行?(一个女同志答:不行。)是嘛!不是将来不行。主席有一段话,你们最有希望,最有将来,将来属于你们的,人人有这个可能。要经过无数次的锻炼,犯了不少的错误,希望不犯大的错误,在毛泽东时代。我跟他们讲了,他们也告诉我。单只大方向对,就不能保证,政策搞错了,同样还不是犯错误!可以使大方向失败。
要不断地自己总结经验,总结那么几条条。成绩固然要总结,但大家知道的,只要有几句话带,进去就行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总结那些缺点错误的经验,以便有所改进和有所前进。这段话是我在一九六五年政府工作中发表的时候,我说了几句,这是毛主席说的,当时只发表个摘录,我还记得,主席就告诉我们了。主席为什么在我那个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几段呢?因为我不大会总结经验,经过做几十年的领导工作,这也是我的弱点。你们不同了嘛!你们年轻,一学就会。这是我给你们谈心,你们把这个贴出大字报,外国都知道了,这有什么好处,对我们党的中央领导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些事情,我不希望你们贴大字报,这也考验你们,能不能给你们谈心。这个我就不能作为自己的话来说,我就加上一句,这是毛度席说的。这是主席一段哲学的话。你们就要学总结经验。特别是总结错误的经验,可是不容易啊!总结成绩可不容易,要人家说你们的长处,自己要说自己的错误、缺点,这就有希望了,才能前进,不然就不能前进。北一个大包袱,怎么能前进呢?轻装上阵,就能立新功。在座的有很多空军嘛!空军战斗就是轻装上阵,背一个包袱就上不去。他要打敌人,他冲得了,你一上,怎么行。(曾司令员插话:飞机带的副油箱,到战斗时候要丢掉。)所以希望你们好好总结经验,能够总结经验,你们就便于联合了。我昨天在群众大会上讲的,关于我们自己的事务不怕乱,乱得越彻底,不越能暴露,越暴露就越解决得好。
二、关于大联合。在什么基础上,什么原则上大联合,如何实现在联合,目的是大批判,斗批改,“三结合”,成立临时机构—革命委员会。
三、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尽管有时期下降,总的方向是好的,因为农业丰收了嘛!昨天看锅炉厂,它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但是一般的说,工业上是受到影响的,今年可能在计划指标上不能实现。不要紧,今年只要第四季度赶上来,明年很显然是大跃进,后年是更朋的跃进,是飞跃的发展,总之五年计划会要大大地超过,而且有许多新的技术发展。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子弹爆炸,导弹上了天,带着核武器上天,这不是那一个国家敢做的。我们是在人头上过去的,去年十月我在搞这件事时,可是担心啦!一掉下来,可要出大问题。今年的氢弹是在这空中爆炸的,不是在地面上爆炸的。怎么样?都成功啊嘛!时间就这么长,那时候动员,还是把氢弹装好了,有一点粗糙,到了现场检查,又改进了。这就两个地方,一个生产的地方,搞完了以后,他们就可以睡觉了,两派打架,现在还没有停下来,另一个是基地,也弄起来了,所以我们年轻人可是容易忘了大局。一动员,就是干劲冲天,但搞完了以后,他就闹,所以派性和党性经常转化的。(曾司令员:要打架。)你们有了党性,就放心了。我们都要防止头脑中的私字嘛?难道你们就那样没有私字,不能这样说。(曾司令员说到坊内有些年轻人时,总理问了几个女同志。)你今年多少岁?(答:二十一岁!)你今年多大?(答:二十岁!)你是哪单位的?(“中这红联的”。)你今年多大?(答:我也有二十岁,还没满。)那就十九啦!所以希望你们好好总结经验,有所前进,生产要搞上去。特别是钢工总、钢九•一三、工造总,就是你们三个,要很好的搞。关于工作阶级的话,我昨天念了主席语录了。
四、教育干部。首先要教育领导干部,也教育你们自己,所以希望你们去北京训练班。听说你们去了几个人,你们钢二司已去了几个?(钢二司答:没有。)我现在要求你们到北京训练班里,大的组织去五个人,小的组织去三个人。去的时候,勤务组也要有人,去一个嘛,你们十几个人去一个去不起喝。如果你们有了干部部出来了,新华工的也可以去一个干部,让他们也受到教育。就是主席说的,学习班里要有左中右。这个右是中间偏右的,不是右派。但也有右派,陈再道总处是右派了吧!主席还要把他也摆在训练班里去,我还正在做工作嘛,你们听到了,是不可设想。我昨天也讲了,要做工作。主席是教育干部,主席说我们十几年,固然刘、邓搞的不好,我们没教育他们,没告诉他们。八条命令,突然袭击,搞得小将们没有准备,老将根据八条,支左就支错了,就做过了。这八条。十条又没有打招呼,弄得军事领导同志都被动,小将们又趾高气扬,就冲了。这是十条命令。我们想,十条命令,以后就补空子,来一个
“六•六”通令,不灵,因为太早了,闹得还不够。尤其是武汉,“百万雄师”是五月发起,六月成立,六月下半月,七月上半月就大打嘛!可见不灵嘛!那时怎么能拿“六•六”通令来搞呢?他利用“六•六”通令嘛。陈再道他们呵!所以必须要通过七、八月,这些东西都江堰市暴露了,所以九月五日的命令就比较多灵了,就是收枪。这是比较而言。也还有些地方收不上来,还要做工作。你们这里就搞了个荆沙事件啦。我看在坐的组织,那个组织有点关系,自己就想法子检查一下,不要别的单位来指责。听说还搞警备司令部,那就不对了。有了大军区的指挥领导了嘛,有什么事情告诉大军区领导,有什么不好,还可以换嘛。只要派了以后,就要支持他们嘛,特别是三“三钢”,要跟军区合作得更好,人们队伍大嘛,很重要嘛,荆沙就不要去了,不要搞对立。你看荆沙,听说死伤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过问了这件事情,又与自己有关,好好地检查,我刚才说了,多检查自己。所以我昨天讲文化大革命的四部他是针对你们武汉,当然也针对着其他地方。今天报纸还没有出版吗,登了没有?(曾司令员:已经登了。)你们是听了的,再好好计论计论,这作为我的建议,好好联系到武汉计论计论,还有,那天说了,就是你们不要去干涉人家的事务。这话一点不错,“三钢”你们也想一下,难道你们就没有过问人家的事情?你们派了一些人到外地区,有没有这件事?(丁家显答:有。)还不是看到人家“三新”来过问工厂,你们不高兴,那你们过问外地的事情,那不是一样?彼此彼此。(大家都笑了,曾司令员插话,汽车上有标语,把阿尔巴尼亚还加上一个钢字。叫我理解是钢阿尔巴尼亚了。大家又笑。)我们不是说新的胜利嘛,拿钢来形容,是坚强的意思。我们说坚强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它在“三反”的斗争是坚决的,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不要去计较名字。康老已经说了,再不要提“不钢则康”了。我说“康”字有什么不好,接受康老指示。现在还什么康有为呢?因为保守派已经瓦解了嘛,也已经瓦解了,陈再道搞的。他自己总是评功摆好,看人家部是缺点错误。你们看看毛主席的这段重要指示,大概今天就要收到,明天或是后天就要传达,首先在勤务组小范围然后大范围波浪式传达,就会深透。好好地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
最后,要回答你们的问题,就是如何联合,其他的地方法,我那个讲话里都讲了,你们都在坊,不要重复。
另一个问题就是组织形式的问题,那个时候不便于谈,我跟钢二司说的比较清楚。不过你昨天没有到(指丁家显),你在水运嘛,到的是杨道远,你们好好告诉一下,你们都有记录。我说的比较具体,这些情况都不用说了,不要再详细说了。我的意思要有步骤,要有目的地来进行联合。所谓有步骤就是不要急,一步登天不行,一下子大联合,把各种组织都取消,这是主观主义。因为群众都还没有懂得。特别是群众的头头还接受不了,他们的头山还没有解决。主席在延安整风说过:要承认山头。因为我们是各个解放区,各个方面军,客观存在的事实你不承认,这不等于无现实吗?最主观主义的,第二叫尊重山头。自己的山头靠在一起,总是亲热的很,总是讲的热火的很,受了一点委屈马上就支持。昨天湖南的造反派,我为什么同他们谈四、五点钟呢?我给他们说了一些心里话。开始他们可是不通呀,一来,先没有接见他们,接见除外们,他们就生气了。你们看这事笑话不笑话(你们不要贴大字报)。我说我主要是为湖北的事情来的,招待阿尔巴尼亚竞政代表团,把你们请来是附带的,这个道理一说,他们就懂了,通了,他们检讨自己。他们说觉得自己同观点的,过去共患难原,稍微受了一点气,非要出气不可,人家就不管了。这怎么行?主席常说:一个人山头的见到,什么话都说,骂都可以,可以听得了。如果是对方说你一句,轻轻说你一句,就要火了。这不叫山头气呀,你说你是钢二司的,你可以骂他几句,杨道远骂他几句,他可以不在乎,不要紧。如果新华工说你们一两句话,轻轻的就要计较的,这不叫山头气呀。主席有一个办法就是尊重山头,我不说你,各人说自己山头的不对的,不说对方。第一承认现实,客观现实,第二尊重对方,只说自己,不说对方。然后才能做到逐渐地消灭山头,还不是一下子消灭。(曾司令员:解放军都是统一的。)解放军是统一的,但是我们解放军来自五湖四海,最初的红军有三个方面军,(曾司令员:还有好几个。)一方面军的三军团、五军团、七军团,二方面军有江湖、湘的,还有湘鄂的,还有湘鄂西的,四方面军即有鄂豫皖的,还有二十五军,还有到四川的,还有留在本地的,多那。这是历史,到现在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四十年、三十多年了,痕迹呀,常常还没有消除,要经常注意呀,我们解放军同志是最统一的,我们主席一声号令,奔赴前方没有价钱讲。可是,彼此之间稍微不留神,就会计较。你看我们老将四十年的战斗,我们老将怎么责怪你们有山头呢。希望你们一下子消灭山头,那是不现实的,我们的每一个步骤不是十全十美的,组织步骤不要急,逐步的有目的的进行,先从车间、工厂,然后全武汉市,到全湖北。这次接待外宾领导上没有安排工造总参加,有缺点,你们就不高兴了,以后你们们来,还有点气。
工代会,不要再争钢,争新了,要革命的工代会,以钢和以新为核心都不对,以自己为核心就是不能成为核心,核心要由大家来承认。委员会要协商解决,组织有大有小,委员可以适当照顾,常委也可以考虑,但是主任、副主任要有,不管是委员、常委、主任、副主任,可以有各方面的人,要协商解决,你们不是谁领导谁。我们开新政协会议,民主人士的委员占三分之一还多,文化大革命初期,经卫兵抄了一抄,做得有些过火,但主要还是搞走资派。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要他改正还是可以让他革命。小组织给个委员也可以,正因为他小没有联合起来,就让他一个委员,有利于大联合,你们钢工总、钢九•一三把他们团结起来。这是考验你们,他们发言权不高。你们要有这个气派。建国初五年多,政协是权力机构,民主人士点三分之一还多,还是主席掌权,难道你们比毛主席还高明,正因为你们没有主席高明就学嘛,所以没有大气派,你们小组织多了把你们拖垮了,委员可以,常委不能那样多,主任、副主任由你们三个组织,主任嘛,工总大些,当主任要协商。军队在打仗时,两个人都要商量,司令要找政委商量。过去一个时期中央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我还代军参谋长,我们决定问题都要商量。毛主席写出战略战役部署指示时,都叫看一看。叫我们提一提修改意见,我们提的东西不一定对,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昨晚和“湘江风雷”座谈,“湘江风雷”就由两个人决定搞个二十多个组织的革委联合委员会,那怎么能行,这是搞分裂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千万不能这样做。
对于学生方向在问题,钢二司人多,三司革联人不少,新华工是一个学校,还有些中学,但总比不上二司嘛,你们不要飘飘然嘛,前天开座谈会,我试了一下,我讲是钢工代全,你们大鼓起掌,还是有人不鼓,一试就看出来了。
大、中学校先在一起,不忙分开,都合在一起先搞个筹委会,也可以搞个小给,搞小组小,搞筹委会。当然搞小组也不一定小,中央就搞文革小组,文革小组也不小嘛。它是中央参谋部,代理中央书记处,搞筹委会也好,小组也好,委员得多,二司、三司革联要多一些,但是常委六个方面都要有人,主任、副主任也要有人,就是说二司、三司革联、三新、中学红联这六个组织都要有主任、副主任。这样,你们会说,你们还不是按比例搞了吗?是的,你们应该表现现你们伟大的气派嘛!
我们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只有三个共产党副主席,还有三个副主席李济琛、张、宋庆龄,现在至少有两个要到倒。有的是反动大军阀,有的是大地主,宋庆龄也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现在刘少奇、高 垮了。朱老总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工作,过去他虽然有错误,但他是一名老将,面昌起义失败后,他后来和林总把部队带到井岗山去了,在沙河坝有功嘛,对四方面军的斗争没有屈服,主席总是给他记着这个协嘛。我们不要因为人家人少,就看不起别人,要看看真理掌握在谁手里,看谁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常委里头实际上还是有个小主席团。你们现在组织名称都要改,杨道远同志也赞成,三新也同意,在组织常委时,有一条必须注意,有一点不同意的意见还得再协商。
刘少奇是三次,不行了,他推选副主席就不肯多推选项嘛,现在国家元首有困难嘛,那里他推选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就好了。斯大林就吃了这个亏,他融会贯通了就出赫鲁晓夫,实际上斯大林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卫国战争,三大功劳不可磨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贡献,列宁死后,还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不愧为当代的列宁。
教育干部问题。你们要把学习班办起来,中央办集副班,要你们去,大军区也办要你们去,省军区就一定再办了。你们自己也要办集训班(短期),新华工对待干部不错,一百多,(张立国:一百三十多。)解放了一百零几嘛。没有解放的少数也不是都打倒。湖北的干部有困难,省、地县的干部领导站出来很少。你们工代会、红代会不要人呆他反对,他保你反对,我把孟关唐都要放到学习班做考验。(有一位同学说张体学是否可以回来。)主席有这个意思,但不要给群众说。是主席说的,最高指示群众一听就执行,叫群众酝酿好,姜一也放到学习班去考验,(有一位代表说,姜一回来了!)姜一回来,我们就反对,反对就要他去学习,参加大军区学习,通过学习再看。(有一个代表说,姜一不行!)你们年轻人就是喜欢事先下结论。我们对陈毅是一批二保。对陈再道还有意识加同志,那是主席亲自起草的批示,只要他认真改正,还可以站出来工作。主席起草的批示第二条说,(念)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刘政委你是不是党结委员(刘政委回答说:不是。)王新称是不是不,(王新说:不是。)对。是指孔庆德、叶明,那时是他们主持党委工作。(继续念)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误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这一条几句话就讲了五个意思,主席的话精煤炼到了极点。就是这样,主席起草的文件,都还征求常委的意见。我还给你们念一个文件,你们不要去贴大字报,(一位代表说,前天总理讲话有人贴大字报了。)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外国人知道,影响不好。你们这亮相干部要一批二支,一批二帮。中央是一批二保,你们不要保,因不了解情况,容易保错,中央了角可以保。如果他们不要人帮,那就是他的事。主席对刚果(布)讲:我是不包庇犯错误的人的,但要一批二帮,不然三结合就搞不起来了。
新华工另有一个少数派,别有少数派去支援,大吵大闹一顿,有没有这个事?(龙铭鑫:有这个事,新湖大也是这样。)这个就不对嘛,要敢干正视,不要去干涉人家。大联合要有步骤从上而下的搞,最后组织就不存在了,但你们要慢慢消灭,水到渠成嘛。
毛主席对江表同志拍照有首诗:
“幕色苍茫看劲松”,你们是劲松吗?还不够,是嫩松,经过锻炼,可以成为劲松,有的可能成为松柏。
“乱云飞渡仍从容”,不管你乱得怎么样,仍是从容不迫,不着急,秀沉着的。
“天生一个仙人洞”,天,这是自然的。
“无限风光在险”,你们在前进的道路少不了还会出现困难,你们现在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这很好嘛,你们这一次组织几十万人在街头欢迎做得很好嘛,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很满意嘛。
一个人不冒一点险是不行的,打仗就是这样嘛,你们既要认真,又要勇敢,既要大胆,又有认真。不讲了。
注:此次座谈会参加人有:钢工总朱鸿霞、夏邦银、李向阳,钢九•一三李湘玉、杨建成、胡启生、工造总司吴焱金、彭祖农、蔡大祥,钢二司丁家显、杨道远;新华工张立国、五富山;新湖大龙铭鑫、彭勋、新华农、高玉翠,余望京;中学红联史灼华;三司革联湘明;公安联司XXX。
(原件系军区毛著学习班船印)
工造总司斗批改办公室翻印


编著者按:
读者请注意周总理讲话中有三个重点:
第一是 公开了党内山头林立,各自为政,至今尚未解决的事实和现象,理解群从运动中山头林立一时不能消除的现实。毛说:要承认山头。尊重山头,
第二是 正确对待“百万雄师:”(造反派们不懂毛的“统战政策”,)
第三是 明确告诉造反派,毛(党中央)就是要在他们中间选拔党的接人。

















附录:
一、武汉文革期间大事记
(1)林唤运事件(2)汉汉快活岭事件(3)新中原事件(4)八•一渡江惨案(5)四•二九五棉事件(6)人民中学涂仰豪事件(7)民生轮船公司事件(8)赵桂林事件(9)陈汉寿消防车事件(10)杨壋事件
二、武汉文革期间各群众组织简介
一,造反派组织
(1)工人总部(朱鸿霞)(2)九一三(李湘玉)(3)工造总部(吴焱金)
(4)新一冶(曹承义、黄家祥)(5)甄别平反委员会(6)红艺兵(7)红工(丁喆生、周望生)(8)湖北工农联盟(9)817造反司令部(余平、涂家富)(10)政法尖兵 罗世栋(11)(12)省机关红司(郑军、)(13)红卫军 张军(14)红教工(15)中学红联(陈文汉)(16)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二司、杨道远)(17)三司革联(谢华之、雪湘明)(18)红桥兵(19)新华农(高玉泽)(20)红尖兵(张需林)(21)小教工(22)交通联司(付廉、余明生)(23)长办联司(顾建棠、严常、刘永喜)(24)红工兵(杜向东)(25)红色革命敢死队(孙厚志)(26)红工(袁冰)(27)红学兵(付格非)(28)赤卫军(薛海澄)(29))文艺总部(何祚欢)(30)红医兵(蔡桂琴)(31)银行红尖兵(王小青)(32)市机关红司(曾凡斌)(33)市委机关人民勤务员,(魏绳武)(34)下略

二,保守派(保皇派)组织,
(1)红武兵,(2)乌兰牧骑(周德武)(3)永红军(4)百万雄师(俞文斌)(5)新工造(胡崇远)(6)职工联合会(崔景德,杨庭峰)(7)红卫兵总造反司令部(一司)(漆林)(8)红城公社(9)红卫兵(机关于部组织,王学年)(10)造反大军(谢敏华)(11)红色造反大军 (汤宝云)(12)红色造反兵,(蔡俊善)(13)硬骨头战士(林正双)(14)野战军(纪登树,(15)革命工人第三司令部(沈邦金)(16)贫下中[农协会(孙运东)(17)红城公社(邢爱芳)(18)革命造反军(耿汉清)(19)体育尖兵无产者(余均才)(20)二。一八红星军(张文)(21)革命文工团艺大军(郭贤栋)(22)“二七”红铁军(孙德洲)(23)工人造反队(刘瑜)(24)市工业建筑公司革委会(徐汉)(25)长办革命造反委员会(马镇河)(26)红色造反派联络站(汤春保)(27)红色药工(许学薄)(28)红色军工联络站(周景杰)(29)毛泽东思想园艺军(雷荣华)(30)野战兵团(马福奎)(31)红星军(王道学)(32)红色政权红卫军(赵涛太)(33)红战土(肖德霖)(34)红色工艺兵(唐云南)(35)红色通讯兵(胡水珍)(36)韶山战土(胡正生)(37)捍卫毛泽东思想武汉工人革命脉造反总司令部(徐能进,武昌造成船厂)(38)冶金工业系统革命派出所联络站(阳文焱,汉阳轧钢厂)(39)中等学校东方红联络轧)站,(郑吉良)(40)湖北日报井岗山(谢杰民)(41)武汉晚报东方红(姚荪)(42)红色工会造反团,(余继生)(43)武钢一冶大联合指挥部(马长明)(43)共青团红卫兵武汉革命造成反总部,(44)省委机关联司(46)略,

三、武汉文革期间主要报,刊 杂志
(1)《战斗报》(工总)(2)《红色造成者》(工造)(3)(九一三)(4)《文艺兵》(5)《新华工》(6)《新华农》(7)《新湖大》(8)《钢二司》(9)《新一冶》(10)《百万雄师》(11)〈红教工〉(12)〈文艺革司〉(13)。〈公安联司〉(14)〈工造总司〉(15)〈江城前哨〉(工总)(16)〈不忘6。24〉(工造)(17)〈杨子江〉(工总武重)(18)〈钢武司〉(工总长航)(19)〈省直战线〉(工总省直机关)(20)〈红楚囚〉(21)〈新公校〉(市公安学校)(22)〈市机关红司〉(市面上直关)(23)(电影战线)(24)《文艺战土》(25)《电迅战报》(市电讯局革委会)26(武汉钢工总)(27)《铁军战报》(工造总司)(28)《三司硬革联》(29)《红司新华工》(30)〈红旗战报〉(北京,地司红旗总部)(31)《新闻筒报》(东湖中学)(32)《武汉红体兵》(省体委)(33)《武汉红八月》(34)〈为李达翻案〉(武汉造反派沏底为李达等“三家村”翻案串联会)(35)《江汉红司》(江汉区机关干部造反团)(36)《燎原报》(武汉农代会)(37)〈江城激浪〉(工总文艺兵团)(38)〈江城体育〉(武汉体育学院)(39)〈红色战报〉(原市总工会红色造反团)(40)〈仙人洞〉(工总新印兵团)(41)《武汉卫生》(武汉市卫生系统工代会)(42)《戏剧战报》(武汉汉剧院文艺革司)(43)《文艺界通讯》(工造文艺系统总部)(44)《战江城》(红卫军,红学员总部合办)(45)〈红旗通讯〉(武汉邮电学院)(46)《杨子江评论》(47)下略,
说明。。文革期间,保皇派很少办报,据后来走访“百万雄师”负责人章迪杰先生(百万雄师13头头之一,被关四年8个月)得知,原因有五。。
一,一是,一般他们以党报为主,党报就代表他们观点,如〈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另外,他们许多人都能看党的内参,所以都不重视小道消息,没想到文革中没有正道消息,全是小道消息。,
二,二是听惯了上级指示,不敢自作主章,按你们(指造反派)的话说,叫当惯了奴才,我们(指保皇派)称,和上级保恃一致
三,三是我们解放后历次运动都是党的极极份子,没有多少冤屈,不象你们那样要到处申冤,
四,四是我们在历次运动中的确有扩大化的现象,本意只是整五类份子,(指地富反坏右资,港台,海外敌特)没想到伤害了自已的阶级兄弟(指造反派)所以对你们办报纸还是很理解的,就算你们说(写)错了,我们也很少反驳,
五,五是相对来说造反派中文化水平普遍比我们高。“百万雄师“总部共13名头头,除蔡俊善先生高中文化外,其它12位都只是小学,初中水平,对办报不内行,也不感兴趣,只懂得”枪于子出政权“,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实在不行,失去耐心就动武
〈四、文革期间,各群众组织活动经费来源
说明 ;; 文革时期,初期群众组织都是经上级党委批准的,当时分不清谁是造反派,谁是保皇派,当时中央和各级党委都动员群众由自由结社,按16条规定办,没想到后来造反造到自已头上来了才开始限制,当初,凡全市属性大组织,都由省市出经费,所谓大,就是能号动几万人,十几万人上街游行示威支持党中央,支持毛泽东才算,所以当时要想成全市性组织必须四处串联各大小單位参加进来才行,这就须要三个有力条件,一是有号召能力,有权威,出身好的代头人,二是有权威的大單位代头,中小單位跟随参加,三是必须党委批准合法进行,所以武汉各大全市性组织都是合法的,后来军政府支左部队接管省市政府以来,经费仍然照发(工人总部暂停),

组织名称 每月经费 发放单位
工人总部 1万元 原省政府后武汉军区
九•一三 8000元 武汉钢铁公司
工造总司 4000后改6000元 原市政府后武汉警备区
(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 (5000元)1万元 原省政府,后武装部
其它群众组织情况不详
五,军宣队,工宣队的由来。
——记毛泽东接见北京五大领袖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夜约两点多钟,北京市革委会办公室通知我,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有中央首长召见,还说到大会堂西侧南门口有人接你。我马上要学校的车送我。在车上我想,怎么说是“召见”呢?感到和往常有些不一样。反正是中央首长叫去开会的,也没有多想。凌晨大街上没有车,也没有人,车开得很快,直奔大会堂。
我到大会堂西侧南门时,谭厚兰、王大宾已经到了。很快韩爱晶也来了。我们正在讨论许多工人包围清华大学一事的时候,谢富治副总理出来对我们说:“今天是毛主席召见你们,还有中央首长都参加。”又重复说:“是召见你们,不是接见啊。”接着又问:“蒯大富怎么没来呀?”我们说:“不知道。”谢富治就领我们往里面走,我走在后边,走得较慢。快走到湖南厅门口的时候,谢富治突然站住问:“你们身上都带什么东西没有?”同时,他好像摸王大宾和谭厚兰一下,我心里聚然想,这是干什么?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谢富治的手已经伸到我的身上来了。当时我很不高兴,心想:这是干什么!?你相信我我就进去,不相信我我就走开。一气之下,我转身就想走,可是这时谢富治已经把门推开了,我看到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坐在里边,他们也看到了我们,这时不进去也得进了。
随即毛主席和陪同的中央领导人已经起在迎我们。我们走向前跟毛主席握手问候:“主席好!”
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我就坐在茶几旁边的椅子上。
陪同毛主席见我们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和黄作珍。
毛主席说:“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暸解。又问:“蒯大富怎么没有来?是出不来了,还是不愿意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有人说,没有找到他。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派去的,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转向我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兵团?”
温玉成和黄作珍说:“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我说:“是北大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是二月逆流,老保。”
毛主席说:“我说谢富治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说去了十几万,我也没有那大的野心。”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总是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也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生也不高兴 ,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
“七二八召见”以后,由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全国所有大学和中学。
工军宣队一进校,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掌权者,仅管说,我这个校文革主任和后来挂名的北大校革委会副主任在名义上还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工军宣队进校起,我就交权了。而且处在被批斗的状态,即使是没有正式隔审批斗的时候,在校大会上也是经常被点名批评和训斥的。到一九六八的国庆节以后,即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把我和北大原来的两派头头一起隔离或者说是半隔离起来审查批斗了。
工军宣队进校,领导一切,工军宣队就是支持“保守派(指地派)”的。工军宣队实际是谁指挥的?就是林彪、江青、康生他们指挥的。林彪、江青他们支持“保守派”,工军宣队也支持“保守派”。
摘录自《聂元子回忆录》(港版)
第282——285页

编者评述:这次召见,即是毛泽东要向前阵子被他所支持造反派“整”过的干部赔礼道歉的姿态,是文革的转折点,政策的大调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语,毛想将他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通过军宣队,工宣队慢慢收场,至所以收不了场,原因并不复杂,是他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设国家主席一事上发生重大分岐,最后导致九一三事件,要不是出现九一三事件,文革即会在“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胜利结束,等待造反派们的只是“宽大处理”四个字”。九一三事件后,毛是否想推卸责任,把他支持的军宣队,工宣队“整”造反派的罪行推到林彪身上,他又摆出了另一个姿态“请对造反派高抬贵手,他们犯错误,我们也犯过错误嘛,”这向造反派示好的姿态,又使造反派们疯狂了一阵子。
其实,不管在毛死前,或毛死后,造反派都不过是被愚弄,被耍猴,被作游戏笑料,被最终下地狱的结果。
毛并不是阴谋家,他是政治家,他明确告诉造反派:“现在是轮到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这话再明白不过的告诉造反派,第一幕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已结束,第二幕是“斗想要走资派权的造反派”还有第三幕。
此次接见之后,全国造反派开始长达四年整治,批斗,抄家。吊打……抢演前段走资派的角色。
由此可见,支待造反派的是毛泽东,打击造反派的仍然是毛泽东,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最深,时间最长,结果最惨的还是造反派。
世界上从来没有公平过,所以人人都求公平。
当初受了造反派冲击的当权派们不过几个月的批斗,那些专门整人的,军宣队,工宣队,专案组,党的骨干分子,保皇派,在四清,在文革中一直以整人为职业的人,眼疾手快,接过中央口号,脚下还踏着人,上身却痛苦流涕地控诉,诉说自己在文革中如何受迫害,把他们罪行全推在别人身上,明明是他脚踏在别人身上,硬说踏在下面的可怜人就是自己,不让被踏在下面的人讲话。
谎言连说十次就能成真理,现在用广播、报纸、文艺创作说了几万次,就铁定成这一套真理。
“十年文革期间,四人帮当道,武汉造反派当权,到处打杀,逼人游行,只让唱样板戏,把广大劳动人赶往农村,把吃过糠的,过过江的,人民欢迎的干部打倒,武汉到处紧张空气,不准人民说话,要早请示晚汇报,早晨起来要向毛主席鞠躬,将出不好的人下放农村,将家族出身不好的人不当人看待,不许上大学,把不符合他们口味的干部当走资派斗,破坏生产,扰乱社会,干涉人民自由,武汉人民被压迫了十年……总总总总,总之,一切他们做的,都由造反派认帐,这叫“阎王犯罪,小鬼领刑”。
注:据《聂元子回忆录》介绍,她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她当党总支书记时,总支内几个人一起研究写成的,并没有受任何一个人的指使,当时她并不认识江青这些人,后来毛主席为她的大字报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时,她们感到很突然,没想到自己一下成了名人,更没想到恶运从此开始,自己被长期关押,流传最广泛的是说她受江青,康生指示而写,纯是胡说,后来整她的人正是林彪,军宣队,江青的工宣队,毛死后,又将她划到林彪,江青四人帮一边,天下那说理的地方,王洪文本人就是上海的保皇派头子,上海造反派组织叫“上柴联司”,王洪文派上万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上柴联司,杀死杀伤不少人,据传说毛还在看电视直播,现场战斗场面,这一切都鲜为人知,上柴联司被撤和武汉百万雄师6.24围攻《工造总司》一摸一样,不同的是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武汉俞文斌被关押,都是毛的主意。
六、文革期间各主要群众组织实际在册人数调查报告











前言的前言(A)
——作者述评文革
文化大革命就其主体来说,是一场党和政府官员的夺权斗争,在斗争中,双方都争取老百姓(群众)的支持,于是在老百姓(群众)中引发了红五类中既得利益者(保皇派)同红五类中未得利益者加上非红五类群众中被压迫群体(造反派)的冲突,为了显示自已是真正革命派,双方都斗黑五类和资产价级份子,双方都斗当权派,尤其是被压迫群体(造反派)在反抗压迫群体(保皇派)的斗争中,尤于一直处于劣势,所以付出的代价最大,双方的胜负,决定双方后台的胜负,特别是中央二派斗争的胜负,在双方的后台(当权派或走资派)的胜败中反复多次。因此,文化大革命最后演变成一场毫无意义,毫无目的的混战,直至毛泽东逝世,才草率收场。
由它制造出的无数冤案,(包括三大血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胜利者将自已挨斗,称为”受到迫害”,都要平反昭雪,了才了之而把被自已压迫和批斗的对象,一律称为"受到冲击”,不了了之,
青年读者只要读懂这二个词,就能分出当时”革”与”保”的身份.“红”与“黑”的地位。
至于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份子,),连这“受到冲击”一词都不够资格用,因为解放后历次运动中,他们都是“受到(迫害)式冲击”的对象。时称“政治运动员|”,其中不还有冠军。亚军,季军和“三级运动员”的谑称。,
”三大血案”中保皇派和支保当权派的杀人凶手和7.20后造反派和支造当权派的打人凶手,都被受害群众批斗过,毛泽东死后。胜利者都以“受到迫害”,平反昭雪,了而了之.而被杀,被打,致残,致伤的造反派和支恃造反派的当权派对象,都以”受到冲击”,不了了之.
本文作者评语及“三大血案“,是为二百年后的武汉子民留下的真实记录。
文革中二派有一个明显区别特微:
凡保皇派当道,都有有一个“清“字。以表明他们才最清白。最优秀。别人都不清白,不优秀。因此,要对别人开展“清查”活动。
如:“四清”“二清”“清队”“清查五一六”“清查北决杨”“三清一查”“清理阶级队伍”“自清自洁”,,,,,等等。
凡造反派当道:都有一个“反”字。以表明他们受压制,受冤屈,受迫害,要反抗。
如:“反复四”“反潮流”“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带枪的刘邓路线“”三反一粉碎““反回潮”,,,,,,等等。
““文革”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改革开放运动“。毛的运动只谈政治,不谈经济。
“改革”是邓小平在经济上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邓的运动只谈经济,不谈政治。
二大运动在大陆中国都是一场动荡或说动乱“。二者都未能成功。困难重重。
二者在当今中国大陆都有受益方也有受害方。
中国大陆最需要的是政治和经济二者的同时改革。在乱中求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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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的前言

往事已随寒风去,春回大地花自开

前     言(T)

    
    一、炮打司令部
    
    四十年前的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重大事件,在当时即有“史无前例”之称。
    所谓“史无前例”即由一个“皇帝”出头,要平头老百姓去夺他们父母官的权。而且再三保证,“决不治罪”(当然,毛死后许多无辜百姓被害,治罪那是另话)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就行,请问历朝历代,那有这种事情发生。
    (1)这当然是一场“试验”,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出乎意料之外,包括毛泽东本人。
    (2)这是一场“游戏”,这场游戏从开始到后来,都使所有的人摸不着头恼。弄得大家莫明其妙,不好执行。好在忠于毛泽东的人提出了“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3)这是一场“战争”,运动从一开始到结束都在血流中进行,无数无辜被镇压,枪毙。尤其是出自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份子和其子女们,他(她)们天天心惊肉跳,生怕说错一句话,写我错一个字,当时有一种“红色恐怖”之感。
    和已往运动不同的是,这次运动使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是,连靠整人起家的当权派,党的积积份子也难免。
    这条党的一贯路线(方法)在66年文革中被毛泽东先生打破,他在66年四清运动还未收尾时突然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要尝试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不过这种民主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他这前提就出现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谁在中国执行“专政”的职能,从理论上来说,人民是专政的执行者,但人民当时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人民,地富反坯不算人民,苏修提出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我们不赞成,我们只赞成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就是和修正圣人的最大区别。
    中国共产党只属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属于无产阶级以外的“人”,那么专政只能是无产阶级才能有的权力,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是执行“专政”职能的单位,党委就是专政的执行者,所以毛泽东先生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本身就是一句错误的口号,就好象要女人当一个“贞洁的卖淫女”一样荒唐,严格的讲,只要共产党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民主”二字就根本不存在,不能实现,在理论上、思想上、实践中都会产生混乱。
    积积分子也难免。他们也出现和五类份子一样的心理。此时,他们威风扫地、提心吊胆,生怕有什么辩子被造反派抓住。因为造反派可以随便抓人揪斗,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平时整惯了人的当权派,爱打小报告的党的积积份子,此时也心惊肉跳。
    天昏地暗、人人自危、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是每个经过文化大革命人的共同感受,包括各派。
    保皇派被造反派整,造反派被保皇派和当权派,军代表整,当权派被保皇派(假整)造反派(真整)实际上二派都整。所以,后来邓小平有一句二派都是“造反派”之说,因为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被保皇派、造反派都整过,当时有毛在,谁敢当刘邓的保皇派呢。
    到了下面就不同,各个单位当权派内部本来就有亲疏之别。一部分人支持这个,一部分人支持那个,结果在群众中形成了二派。
    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区别:一个是死斗“五类份子”,以及出身不好,历史不清的人,这些人都是历次运动中党的骨干份子。二是死保工作组,党委书记。昏
    另一派相反,矛头对准当权派、党委,工作组。
    高干子弟组织的“红卫兵”(俗称三字兵),乌兰牧骑,都被二司等“造派”砸垮。在当时真有一种“白色恐怖之感”,这种敢于同高干子弟拼的“造反”红卫兵时称五字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竟然不能治罪,是使所有“忠于党”的保皇派人都始料不及的。
    这是一场“游戏”也好,一场“战争”也好,毛能在中国大地既能放,也能收,就凭这一点,人们也应该承认他是一个伟人。
    文化大革命是由共产党借政府名义《5、16通知》发动的,尽管如此,但还必须写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国的最后一任“皇帝”。
    以往文件报纸都公开宣称,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先生,不但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还亲自蹄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蹄造了“伟大的钢铁般的人民解放军”,蹄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之,他是国父,他把原先的国父孙中山降格为“革命的先行者”。
    他的目标不止如此,他要蹄造一个“新世界”,他恪守“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已”的马克思主义信条。因此,他除了反帝还反修,他的革命道路艰险不断,他要一往直前,决不后退。
    为了这条革命道路,他在国内都要牢牢掌握大权,他要建立以他为首的党中央,他要把党办成16世纪前的“梵蒂冈”。他要和上帝、真主、如来佛齐名。当然,光靠他的力量是不够的,他要壮大他的力量,他首先只想当个第三世界的领袖,他要击败第一、第二世界的几个“苍蝇”,他要重建愿意跟他苦干的干部队伍,他不希望他的党只是一个解决百姓幸福生活的“资产队级政党”。
    他的臣民和他的干部跟着他受了苦。
    他的心是好的,他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由自由王国走向自然王国——现代人民公社的美好社会(不同于原始的公社)。
    那时,人们集体婚姻(共妻),共同劳动,同享劳动成果(共产),人们互相友好,互相帮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美好社会。
    在这个社会内,通过由10—30人的集体家庭婚姻制度,把各种肤色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的人互相交配而产生“新生代”,代代相传。他深信只要消灭了现行家庭这个私有制的堡垒,人类就会从以金钱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新世界。从此,罪恶也随之消失。
    他深信《共产党宣言》所讲的一切。
    他多次讲,我们党内真正懂马列主义的人很少,可以说全国共产党员对共产党要通过“共产共妻”制度来消灭私有制的人简直太少了。他们入党其实是为了做官,为了利益,为了更大的自私。
    因此,他们和毛泽东简直是二条道路,他们甚至认为,“共产共妻”是“敌人”对共产党的污蔑,丑化。中国六千万共产党党员,有几个读过《共产党宣言》,有几个懂得共产党的任务是要消灭私有制,而消灭私有制必须消灭私有制的“坚石”家庭制的。
    “入党做官论”是刘少奇的观点,毛找他开刀。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夺权斗争
    1949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先生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人民(共产党)站起来了。”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的”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就是要最后达到共产主义,要达到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由劳苦大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制度,要和被打倒的中华民国(台湾)蒋介石匪帮,和日本,美国以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
    解放后的一系列运动,包括此次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搞的,毛再三警告全党。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又说。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
    试想,有朝一日我国出现了和台湾,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一样的社会制度,计划经济变为自由经济,中国再次出现地主,资本家,财团,私有老板的天下,劳苦大众再次沦为资本家,有钱人的奴才,使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我们的革命岂不全功尽弃,那么我们的长征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解放战争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牺牲的烈士岂不成了冤魂,我们还有什么光荣可言,我们涛涛不绝地讲述我们光荣的革命传统时,老百姓会笑掉大牙,认为我们当初就不该打仗(革命)。反正共产党,国民党都一样,当初不打仗就不定中国还发展得更快,老百姓可少受不少罪,少死不少人,他们只会认为我们的长征只不过是一伙“土匪”被另一伙土匪打得四处逃窜,大革命期我们革命需要打土壕吃大户岂不成了“土匪”抢劫,我们的解放战争只不过是二个“土匪”为争地盘的血拼,解放后各种运动岂不了祸国殃民的邪恶教神精病。我们成了只会放火的州官。
    我们现在已是箭在弦上,革命决不能半途而废,一国的胜利并能代表无产阶级最后的胜利,世界上还有些被压迫的国家和被奴隶的人民需要我们支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和资本主义水火不溶,一旦我们革命失败,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资本阶级就会向我们全面清算,我们将会千百万人头落地,我们还有什么光荣可言,到那时,我们共产党员甚至于不敢承认自己是党员,我们的子女会因为父母曾参加过共产党员而羞愧,我们如何向几千万党员交待,我们的党员如何向全国人民交待,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邀请我党参加,我们拒绝了,为的就是要达到我们的目的。高官厚禄不去,幸福生活不过,为的还是这个目的,全党应明白,我们的道路还很艰难,还很曲折,我们还要继续革命,我们入党不是为了做官,为了享受,而是要继续革命,不然,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历史先清算全我,再清算全党,你们不信,我信。
    美国为什么反对中国,其实他反对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共产党,反对我们的制度,如果有一天我们不搞社会主义,他就会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他们和台湾一起来反对我们,我们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随时提高警惕,防止国内外敌人的反扑,因此,这些道理一定要让全党明白,我们要天天讲,时时讲。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内一个真正的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伟人。
    如果中国革命真的错了,那也只能怪马克思教授,不能怪毛泽东。
    毛泽东先生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所以他力排众议,坚持已见,走上一条孤立无援的路,唯一支持他的是一向不被他看好的具有自由思想的所谓“造反派”的青年们,他“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这些怀才不遇又最受打击的一群年青人,因看不惯另一些不学无术,只会阿依奉承的所谓“红五类”青云直上,以及一些只会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热衷于打小报告,说假话,热衷于搞阶级斗争,以斗人为乐,赢得不断升官的党内干部和党外积极份子,而结成了另一个问题,此同盟即后来称之为的“造反派”,而前者称为“保皇派”,这些造反派们溶进了毛的大革命中,成了毛革命失败后的最后一批殉葬品,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目的)被造反派们听懂了,尽管他们并不完全赞同,但他们为了改变命运“明知不是伴,命?且相随,”义无反顾的爬上了毛的战车,成了毛一生中最后一次战役的盟军,他们在毛的最后一役中死得惨烈,为他们和毛泽东掘“墓”的正是那些曾海誓山盟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所谓”“红五类”。
    这一点毛看出了,他的战友们其实都不懂马克思主义,他们欺骗了自己。
    这一点造反派们也看出来了,他们一开始就和毛泽东的老打手们发生矛盾,为各自利益大打出手,老打手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另一无产阶级争夺起来的凶残程度,不亚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是说,为利益,并不分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即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还未被毛泽东先生的实践来得到印证,还称不上真理,进而推之,那些口口声声说自己到延安去是为了追求真理,为解放全人类的老干部所说的话也大部分为诺言,其实他们大部份并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他们只为利益,只为生存,只为入党做官,谁损害了他的利益他就动手杀人,把对方置于死地,他们比那些资产阶级更自私,更贪婪,更残酷,他们若当了老板时,工人们只会更受苦,更受压迫,他们的生活会比资产阶级更腐化,靠这些人去解放全人类怎么可能。
    这些人对“共产党中国”建设立有功劳,他们居功自骄,不可一世,只会吹自己打、砸、抢、抄、抓、杀的老革命业迹,用这些本钱来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要官要位,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为人民服务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所谓“解放”,就是解放他们自己,以使自己作威作福,发财致富,革命到此为止,他们只相信“入党做官论”,显然,他们和毛先生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成为毛先生要达到目的的“绊脚石”,毛要清洗掉一批绊脚石,他要重新培养一批能和他一道来完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达到他的目的。
    想当年,共产党处于劣势时,民主党派给共产党很多帮助,解放后我党对他们高官厚禄,相处不错,可是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等先生,因不懂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搞什么“政治设计院”,反对“党天下”,要和我们平分政权,推行他们的民主制、议会制,我们在万般无赖之下发动了反右运动,踢开了这个绊脚石,没想到下面各级党组织将一些并无这种思想和要求的人也牵扯遘,弄得我们很被动,在这次运动中各级党组织培养了一批接班人,没想到这批“接班人”仍不清楚的目的,他们热衷于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成为刘少奇路线的忠实信徒,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不但要搬掉这些绊脚石,还要不依靠基导党组织,在下面直接发现和培养接班人,由他们来完成共产主义事业。
    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任务就是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先生决心已下,他要像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一样发动一场“圣战”,将巴列维国王赶下台,使全世界都成为真主的土地(斯坦圣地)。
    毛泽东先生的圣战是“因特拉雄拉尔就一定要实现”(解放全人类)
    毛泽东的“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决心已下,他要对提倡“分田到户”国,宣扬“入党做官论”的刘少奇“国王”(主席)发动一场“圣战”,要把混进党内的、政府内的、军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派统统清洗掉。(结果他败在军人枪下)
    他不顾一切的站出来,“炮打(刘少奇)司令部”。
    在苏联,自从斯大林死后,苏联一帮新的领导者为了享受新的生活,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根本的修改,否认了共产党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的理论,否认了集体婚姻制度和消灭私有制的原则。修改的目的,是对“帝国主义”(美国)资本主义(法国、英国、德国)飞速发展的科学,特别是国防科学,武器的害怕,不敢继续革命,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彻底抛掉,只管一国的胜利,只管国内人民的生活提高。
    他们要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以和平过渡的方式达到共产主义,少支持世界人民的斗争(简称三和一少)。他们放弃武装(暴力)斗争,他们提倡议会斗争,他们不把加紧生产的东西去支援未解放的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他们提倡和平过度到共产主义,他们提出,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无产阶级最终要战胜资产阶级,那我们忙什么呢,先把当代人的生活搞好再说。
    他们只提倡“土豆烧牛肉”的幸福生活。
    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修改主义。
    特别是他们否认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崇拜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①“帝国主义是纸老虎”②“抢杆子内面出政权”的二大毛泽东主义新观点。
    在国内,这种风吹得党内许多同志昏头转向,,拍手叫好,应声风起。
    这是一场路线斗争,毛要端正这个方向,他深信他在国内有这个力量,他不希望路线斗争让党内一些和他干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功大如山的同志受到伤害,他希望通过教育的办法达到目的。
    为了不伤感情,他把国内迎合修正主义观点,应声呼应的同志或说修正主义份子取了个奇怪的中国名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
    首先申明“走资派”是内部矛盾。
    不过,搞去摘来谁也没有注意这一规定,最后“走资派”一忽儿是敌我矛盾,一忽儿变成了内部矛盾,造反派们弄去弄来也未弄清楚,他们是和敌人斗争,还是同“党内犯有错误路线”的同志作斗争。
    直到“走资派”把造反派全部关进监狱,说他们“反党,反毛主席”时,他们才想起毛主席还说过另一句话。
    “只有少数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当权派)走资派”才是敌我矛盾,当权派们(走资派)一场虚惊,造反派们如梦初醒,但一切都晚了,他们这些打手错入了山门,拜错了菩萨,乱打一气,人人罪不可恕,走资派成了受害人。
    造反派——一批糊涂虫。
    造反派,共产党说他是国民党,国民党又说他是共产党,二边都骂,美国说造反派是毛派,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说得清——坏蛋。
    对保皇派,毛泽东也原谅了他们,说他们是一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难道造反派就是不能教育好的子女,非要课以重刑,把他们弄得身残腰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落街头,把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给他们造成伤害,怨恨,统统发泄在他们身上才难解恨。
    造反派本来是个政治问题,应象毛泽东一样,用政治办法解决,可是走资派他就没有这个气量,所以尽管有人扛共产党的牌子来打击毛泽东,总免了有“将才”与“帅才”之别。
    毛泽东——当代无人可比的帅才。
    造反派是一批糊涂虫,保皇派也聪明不了多少。请看当时武汉有个叫刘道玉的留苏学生,由于和中国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在62年5月1日前苏联总工会大会上发言时,公开批评苏共的“三和一少政策”,要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内,言论是没有自由的,苏共这个独裁国家很快对他采取了措施,但在国内,他成了光荣的“反修战士”,硬帮帮的“造反派”,明符其实的毛派份子,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可在文革中,保守派红卫兵揪斗了李达之后,67年2月造反派红卫兵,(毛派)又揪斗了这位(毛派)“反修战士”,这位毛派不服,和造反派红卫兵成为对头,站在保皇派一边,就因为这一功劳,毛逝世后,为他平了反,并提升他为武汉大学校长,这位大毛派和小毛派的斗争结果令中国人不解。在“六·四”运动中,他又不想当“反修战士”,公开支持王丹等六·四运动干将,结果他完蛋了,他的下场和小毛派没有区别,其实“六·四”运动并非造反派所为,那时造反派都在受审,“六·四”运动是保皇派的“反复旧”运动,和造反派毫无关系。
    〔《六·四》运动,将保皇派的精英一网打尽(例如刘道玉)严格讲《六·四》运动是造反派的思潮,保皇派的行动,(当时造反派正在受审,不可能参与)从这一点可以判断出三点,一是二派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希望中国大陆实行民主和自由,二是造反派不一定都支持毛的继续革命的极左思想,他们只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卷入造反行列,保皇派也不一定是保,刘、邓路线,他们也是因为当时的自身原因而介入保守一方,三是当时,刘、邓谁都不敢去保,二派都是根据自己利益而发生分歧,后来,邓小平也不承认那一派是造反派那一派是保皇派,(那时谁敢保他)二派都斗他,他的儿子邓朴芳就是被高干儿子组成的联动保皇派打伤的,所以六·四运动时,他毫不客气,说二派都不是好东西,都是造反派:(四人帮)。〕
    政治是一场莫明妙其妙的游戏。
    毛和其它人之间的路线斗争由来已久,这种斗争核心是共产党取得一国胜利后,是把党建成资产阶级政党,还是为共产主义理想继续革命的政党,为了这个目的,毛要全党“斗私批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要牢牢掌权,而表现为党、政之间。
    党、政矛盾是制息共产党政权的毒药,现在还没有一个医生能治好这种病。
    毛要达到目的,就必须牢牢撑住大权。有大权必须独裁,必须一党专制,必须有亲信班子。
    毛崇拜中国历史上有能力的皇帝,他要当一个没有皇帝桂冠的无冠之王。
    他其实就是一个“皇帝”,是几千年帝制阴魂不散的余影、余威、余声、余痕。
    其实,按我们局外人来推测,毛泽东先生其实是很痛苦的,他没有有能力的朋友帮他,他孤军作战,宏图大略,无法完成。他眼光很远,可惜性子太急,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去完成这些任务,但年龄不绕人,他的最终愿望一个都未实现,他含恨而逝。
    如果说他称不上是一个伟人,那是因为他没有统一中国。
    在北方,蒙古被苏联侵占了,在东方,台湾被美国支撑着,他在世时,中国实际上是三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蒙古共和国。
    尽管我们当代可以写:“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过百年后,我们的后代都不这样写历史,他们不会把推翻满清、抗日,建立联合国的历史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些都是中华民国的功劳,因为这是事实。因此,他恨美帝,更恨苏修,让他更恨的是国内不听党的话的那些人,他想在国内建立自己的梯队。
    有人说,蒋介石失去中国,只是犯了一个小小错误造成的,那就是他在菠茨坦会议上,同意苏联人在中国东北接受日本投降。结果,苏联将东三省(东北)轻易地交给了中共,
    在当时,苏联为了在南方抗击德军,为了稳住北方,他们和日本签定了“互不侵犯友好条约”。日本承认蒙古“独立”。苏联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
    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不能公开支持中国抗日,,就是武汉解放公园内的几位苏联抗日烈士,也从来说不清他们是在武汉那次空战中牺牲的,同他们一起牺牲的还有那些中国人。他们可能是一些地勤人员或机械师,那么,中国空军英烈为何没有纪念碑呢。
    美国8月4日、6日二颗原子弹炸降了日本,苏联才从8月6日向日宣战,由于地理有利,很快占领东北,而中国国民党军队在东南亚、四川作战,一时到不了,所以蒋同意苏联接受投降,(因大连是俄国占领地)这下坏了大事。苏共和中共同为一体,苏联很快将所缴获的武器,伪满洲国伪军下级士兵统统给了中共,中共一下子拥有三十万大军的实力。等蒋介石军队进入东北时,一切都晚了,日本军事装备和下级士兵,全部为中共所有,蒋军只能在几个城市孤军求援,中共由东北而打入关内,一举消灭了蒋氏王朝,这就是历史。
    但毛泽东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也是因一件小小事而引起,大家知道,毛自北京建国以来,一直洪运齐天。国民党留下的大量财产和以“阶级斗争”名义没收的资本家财产,使共产党简直富甲天下。
    同党共患难的党军队,人人都得到好处,贫苦农民分到了田地、衣服、工具、牛。工人地位提高了,部队战士大小头头都当了官,喜气洋洋,右派说农村苦也被压下去。但毛这人是伟大的政治家,他调处人与人之间关系有“天才”之称,他对经济却一窍不通。当时喜欢听好话,解放后历次运动产生了一些“新干部”。喜欢“阿谀奉承”,“浮夸虚报”,弄得他沾沾自喜。他以为中国经过他几年更治已不一般,离共产主义不太远了,他要人民更快一点,来个“大跃进”,以便早日达到达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试验,除了没有集体婚姻制度外,其实都是共产主义所要求的。
    “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办钢铁”三面红旗,当时搞得热火朝天,干部为了当官,尽报好消息,“粮食满仓、猪满圈”歌声遍山野,毛高兴了,要“15年赶上英国”,他把粮食运到苏联还债。又买一些苏联机械回来搞大跃进。
    结果,把国库搞空,人民百姓开始忍饥挨饿,民不聊生,泡沫消退了,他失败了。
    好在刘少奇出面为他打了园场,刘硬编了一个“遇上了三年大灾荒”的童话来蒙混过关,好在中国人好哄,党说是“三年大灾荒”,那一定就是。
    饿死的人不计其数,修水库时,饿死在挑土的队伍旁,没有人去救,因为他们也快饿死了。当时,笔者亲见这样场面,笔者自已是个干部。每月二十六斤粮,年青力壮,每日也饿得头昏眼花那能去救,别人。
大跃进运动进行时,毛密切注意运动发展,听取各方意见,但坏消息比好消息多,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已出现对他不利的风声。五八年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会议上,毛自知“罪责难逃”,接着,在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主动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实为下台),已平众怒,但他再三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至高无尚“,为了体现党内民主,特别是体现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
    他这个小错误,让他后来犯了大错误,这就是一步步走进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潜在原因。党能领导政吗,党、政矛盾是使党走向死亡的病症。
    接着,
    很快,刘用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个大字,使全国经济形势大转,各行各业,重新走向新生之路,对阶级敌人的政策也缓和了。农村三自一包,城市可以自谋职业。对地、富、坏、右、资本家等政策也放宽不搞阶级斗争,大家都可以发辉一技之长,只要为社会主义做贡献,都可以当模范……。受到重用,刘的政府门庭若市,相对而言,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干部,由于文化低,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纷纷坐冷板凳。刘的势力越来越大,毛的心好象不平衡,毛就象现在退入二线的干部,有失落之感。
    毛其实是很有教养,很有内函的人,他非常高兴的看到这些,并写些诗来歌颂。可是党内就有那几位只知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彭德怀等),抓住大跃进失败不放,在庐山会议上向他开炮。他本来想把刘的功劳写进党的功劳里,大家的功劳的,结果硬要把他(毛)分开去,怕他沾了光,结果弄得他老人家实在忍无可忍:结果把好好的会吹翻了方向。最后,他决心要拨乱反正将“主席职务”,“行政大权”要夺回来。
    当然,以上只是小民,草民之见,真正原因当然比这复杂得多。
    不过,自庐山会议之后,笔者参加了四清运动,总觉察到有一种夺权,与被夺权之感。其实,下面一些干部都比较好,除少数有问题之外大多没有问题,但工作组总在为组建新政权方面讨论去讨论来。四清开始来了个“前十条”,后来又来了个“后十条”,来了个“挑园经验”,又来了个“二十三条”,叫下面人摸不清中央要怎么办。
    最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由刘少奇:制定《5.16通知》毛(当时在杭州并)还未参加,从法律上来讲,文化大革命以《5.16通知》为准,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刘少奇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党中央批准了,《5.16通知》制定了16条。
    按以往运动的习惯,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必须成立“工作组”来指导。但这次不同,毛要全国人民在运动中学习运动,自己教育自己,要保护少数,只要大方向正确,不追究法律责任。结果下面出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苗头。
    运动到底怎么进行,当时正在领导“四清运动”小组撤不撤,是重新建立“文革小组”,还是利用“四清运动小组”,四清成果保护不护,四清中下台干部怎么处理,提升干部,算不算数……一系列问题弄得刘少奇无所适从。他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此时,毛在武汉游泳,刘在北京跳脚。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刘少奇说:“你们不知道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毛不搞,因为这是政府的事。
    当时全国大乱,刘无法,决定派工作组。
    刘上了圈套。
    接着聂元梓大字报一出,毛急忙以个人名义向政府写了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
    这真是奇文,堂堂的党中央主席也象平民百姓一样写起大字报来,而且还要炮打司令部。
    中国的司令部到底在那儿?!
    毛本来是中国的司令,他却出来炮打,他炮打谁。其实,毛非常懂法律,他当时是党中央的司令,不是政府的司令,他打的是政府的司令——刘少奇。
    接着,中国人被他老人家和他们的党内矛盾,拖入无休无止混战之中。
    多少人死于非命,多少人被关进监狱,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被游街、上吊、投河、自杀、斗争会一个接一个……。“牛棚”“监督劳动”……。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在何处?!其实这是个鬼话,谁见过党,谁有权,谁就是党。
    接着,围绕着“工作组”展开了斗争。
    “工作组”提升了谁,给谁好处的人,保工作组,成了保皇派。
    “工作组”整过的人,下台干部都反工作组,成了造反派。
    此时,“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牛、鬼蛇神”这些五类份子,成了“观战派”,他们谁也不支持,谁也不反,但可笑的是,那一派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们拖上台去斗一顿,已表示自己忠于党的立场。造反派上台也斗“五类份子”,保皇派上台也斗“五类份子”。
    所不同的是,造反派上台虽然也斗“五类份子”,那是“假斗”,他们对他们不感兴趣,他们自己多半挨过整有些“类聚”之感。有些人家庭出身不好,对五类份子同情,他们的兴趣是斗(走资派)当权派,而保皇派斗五类份子动真格,因为这些人过去就是被他们斗倒的,他担心他们借机翻案,所以拼命的斗。
    对当权派也有二种,保皇派斗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和五类份子亲近的当权派。而造反派斗的是有实权的纯共产党,过了江的,吃了糠的,整人上了档的,红帽子干部。所以,当时,保皇派认为造反派就是五类份子的代言人,在战斗中把造反派当阶级敌人杀。
    这一场混战,毛在世时,造反派算是合法组织,毛逝世后,四清工作队变成“二清工作组”,对造反彻底一清,造反派全完蛋,“桃园经验万岁”!“修正主义万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万岁”!“官僚无产阶级资本家万万岁”!
    最后又把十年文革一切罪过,包括他们自己所犯的罪过,统统都推到了造反派身上。
    
二、自由王国,到自然王国
    
    “共产主义”不过是“梦想天堂”,太平天国洪秀全是最早提出(进入共产主义)“太平天国的”人,只可惜他只是一个乡村教师,没有教授头衍,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写出理论。
    应该说,毛泽东并没有错,他相信“太平天国”他希望人人过快乐的生活,他的一切都是按马列主义办的,他真正懂得了马列主义。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错了。
    或许马克思说,我错在那里,我只不过是说说而以,我是个理论家,谁教你们当真去做的。你列宁,毛泽东,未经我授权,随意去做,你们侵犯了我的“知识产权”,一切后果由你们负,与我马克思无干。
    谁都没有错,造反派错了。
    有人说共产党是一党专政,其实不,共产党从来是一党内的一派专政,陈独秀、王明、张国涛、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都如此。
    就整个文化大革命而言,造反派因处于弱者,他们反贪官不反皇帝,保皇派因处于优势,他们在保贪官的前题下保皇帝,造反派并非当年陈胜、吴广,虽然打着造反旗号,但所有行动都是在毛的默许下进行的合法斗争,严格讲,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说他们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观点是不准确的,二派都是历史的破坏者,最大的功劳,是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孕下新种子。
    在实际行动中,一派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侧击共产党(如造反派),一派扛着共产党的旗帜,掣肘毛泽东(如保皇派),双方都打着红旗反红旗。
    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世界的一场灾难。
    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也并非全部照搬,他只相信它的第一阶段和目的地,就像他认为孙中同先生的革命是对的,他只是个先行者,不能达到目的一样。
    对马克思:他深信他的理论能唤起革命的力量,他深信列宁的暴力能达到目的。马列主义中把党看成永远存在的观点,他不能苟同,他认为党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当目的达到后,党应该完成历史史命,让世界由自由王国,回到自然王国,即公社时代,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他认为私有制的罪恶在家庭的建立。公社时代,没有小家庭。而且公社在人类社会延绵了近5000年,而资本主义不过300年左右,社会主义不会超过三百年就会到演变公社时代,人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尽管自然科学已今非昔比,基因,电子非速发展,但只要消灭了以家庭为首的私有制,新的公社就会产生。
    人民公社是在私有制为前题下建立起的试验,毛要把他的主义超越: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从而快速到达共产主义目的。
    人类最终的目的应该是毛泽东主义——公社时代。
    但现阶段,把党置身于一切之上,是非常重要的。把暴力,阶级斗争这根弦要弦拉紧是非常必要的,要达到这目的,他必须把党的权力介入一切之上,他必须找一个在党绝对领导下行使行政权的人,而且全国层层都要服从。
    这人不是刘少奇,也不是邓小平一帮人。
    毛要把刘的权夺回来,而且他要全国所有夺权的人都成刘少奇的对头,只有这样,那些害怕刘少奇、邓小平回来之后他们会“人头落地”的人才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干革命,紧跟他的路线,高举他的红旗……。
    他要建他的新梯队,他要发动场新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发现人才,这场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
    在实践中他发现,造反派、保皇派、中间派,这三派他都很失望,他们都“打着红旗反红旗”。
    造反派不过要为被共产党斗倒的历史反革命,“地、富、反、坏、右”“革命叛徒”翻案。
    保皇派是由一批既得利益者组成,他们希望过资产阶级式的好日子。他们对他要建的“公社”毫无兴趣,更可恶的是这些高干子女,死保刘、邓的既得利益不放。
    中间派是些什么人组成,他们有的是对毛的方法了如指掌,窥透了共产党内在秘密,历次运动漏网之鱼,他们有的是些不相信共产党也不关心政治的人。
    三者比较起来,造反派还有可利用价值,起码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他们需要利益,他们和当权派人有这样和那样矛盾,这矛盾正是可利用的动力。再者这些人中不少是,怀才不遇,士途受阻。能静观时局,能清醒看出共产党党内疵病的人,是党和政府需要的人才。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人由于和当权派的种种矛盾而坚决支持毛的政策,特别是毛的大鸣、大放、大字报迎合他们自由,民主思想,自由主义方法。
    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倾向于造反派,但又不公开支持,以免把自己卷入支持牛、鬼、蛇、神之嫌,从而受到其它高级干部的攻击。
    (7、20事件属例外)
    在很多人看来,毛泽东先生是个大独裁者,是的,毛是个独裁者,毛自己知道自己独裁,但一个伟大的事业者,要完成伟业不独裁是不行的。蒋介石也独裁,希特勒也独裁,因为他们是王者,都肩负重任,孙中山,蒋介石革命初期都独裁,革命本身就不是一个民主的词,孙中山先生要实现三民主义(民族、民生、民权)首先提出“军政”、然后“训政”(由国民党教训人民)最后才搞“宪政”(宪法)可见他们都不首先搞民主。
    宪政是民主,但在最后,先是军政,战场上处置人的方法是枪毙,没有时间调查、核实,没有地点关押,完全是独裁,军事胜利后实行训政,上面说下面照办,没有民主选举规距,(现在共产党搞的就是训政,一切选举先由党内先决定),只有在这一切办完之后,一切社会秩序稳定之后,才能由人民大众民主制定宪法,中央和老百姓都按法律条法办,在法律条文上人人平等。
    但在中国,毛泽东肩负建立共产主义重任。解放后,直至毛逝世,一直处于军政时期,所有的头头都是军人出身,按军队制度办,虽然表面上制定了一部宪法,并且修改了几次,那只了是一个摆式,宪法上明明写着:国家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是谁,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代表,直到今天,我们一些人仍未弄明白我们国家的性质,我们公开宣称我国是个“专政、独裁的国家”。现在宪法仅仅将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那么“人民”是谁,还是共产党,三个代表写得明明白白,共产党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是人民的代表,因此只能由共产党来实行专政,“专政”是什么,专政就是“独裁”。
    实际上共产党并没有完全专政,他在各方面想方设法用民主的方法办事,但由于制度所限,他无法做到真正的民主,毛泽东也一样,尽管他身着重任,但他想方设法用民主方式在党内寻求合作理解,由于他下面的一些干部满脑子是在作威作福、吃、喝、玩、乐,享受人生,很少去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忍无可忍,他只想要党内干部“自己整自己”,“教育自己”但这些干部做不到。最后毛狠下决心,让这些人的敌人出面整他们,或者由这些敌人的同情者整他们,使他们有危机感,“文化大革命”只是毛的一种下策。
    他们的敌人敢整他们吗,显然不敢,但他出了优惠政策让这些敌人的子女、亲戚,同情者出面整他们,并且保证不治罪,这种方法可以说是自古绝无仅有,由皇帝老祖宗下令,让全国老百姓去整当官的简直未听说过,没听说过吗,那就叫“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尽管史无前例,但还是没有人敢出面整他们,因为此前有“反右派”的教训,人们学精了,对共产党说话不算数领教过,这些干部,他们都代表共产党。
    毛烦了,下令全国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首先发动学生打先锋,五·四运动就是学生带头。
    工人、干部、群众,还是没有人动。
    毛无法,亲自跳出来带头搞“炮打司令部”。运动虽发动了,但让毛始料不及的是高干子弟组织的“保皇派”挡在前面,阻力重重,使运动反反复复。造反派要斗干部,首先要过“保皇派”这一关,实际成了二派相斗,当权派观战。毛上了他的战友们的大当,一个都没斗倒,到是最后斗倒了自己。
    他死后文化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他的支持者遇上灭顶之灾。
    “使多少人杰丧生,血沾吴王旧地”。
    毛说,我一生只做了二件大事,第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小岛,把日本人请回老家,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少,反对的人多。
    毛说的把日本人请回老家,纯属吹牛,给全党要面子。当时,日本军队近二百万,伪满汪伪军队加起来近60万,而共产党仅三万多人,由三万多把日本人赶回本岛,岂不是说梦话,讲成人童话故事。
    尽管这是成人听的童话故事,但共产党一直这样讲,谎言说十次就成真理,说了十万次,这就成了真理的真理,就连毛自己也弄不清,日本人到底怎么走的。“地道战”“地雷站”“铁道游击队”……等等。大概就这几个战役把日本人打跑的,实在不行就说:“我们发动人民战争,用小米加步枪,把日本人赶回小岛,反正在中国人好哄。
    后来想起来不是滋味,光“地道战”不是规模,西安事变后,蒋迫于各方压力,同意将各地游击队组建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队有支持国民党的,如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有支持共产党的,并不是说游击队就是共产党),并发军队军响后,国共合作,合作初期毛为了表示诚意,曾向当时总司令蒋介石请求,来个大战,总计能集中三十个团,共三万人左右,号称百团,协助蒋的政府军,打一个大仗,可惜蒋未批准,这事也流产(中央电视台十频道05年5月全文播放毛的请战令,落款是,职:毛泽东),这就是毛死后的人们才抬出来壮军威的“百团大战”。其实根本就没那回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敌人是日本那个军团?!(这只是拍电影,并非历史)
    百团大战流产了,历史解密文件公布,但百团大战电影却拍出来了,百团(十万人)何时共产党有十万正规武装,毛想打仗、打日本可惜没有钱卖枪,苏联人从来不支持枪。国民党可以通过税收收钱卖枪,美国说毛有坚韧不拨的精神,仅四万人苦苦周旋在日本人的二百万大军,国民党的三百万大军之间,最终天助其成,日本投降,东北由苏联接收,共产党一下子由弱变强,最终占领大陆,这是一个历史奇迹。
    日本人助了共产党的成功。
    但是,全国的烈士纪念碑有上万个,抗日的烈士不多(因为多是国民党人),打内仗的烈士占90%。为庆祝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05年武汉效仿外地,在某公园建了一个: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碑建好后才发现,没有一个真实的抗日烈士名字,因为武汉抗日保卫战中,没有一个共产党的烈士,国民党的烈士早就以牛、鬼、蛇神名义铲除了,没有办法,只好登报寻找,要求各地提供。
    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谁之罪。
    武汉保卫战中,黄石市西塞山前线的抗日勇士,弹尽粮绝后援无望,为不落入敌人手中,壹佰余人跳崖壮烈殉国,其惨烈远远超过“狼牙山五壮士”,只可惜他们不是共产党的军队,他们的坟墓在西塞山下的野草丛中,孤独无望地湮没了60年,直到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才被当地文物部们提起。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无赖,无耻。
    历史书,不一定就是历史,武汉六渡桥旧时叫“铜人像”因为那里街心有一尊孙中山铜像,周围有以三民主义命名的二条路,民权路,民族路,显然这是国民党政府建造的,1989年政府对铜像作了一次修整,并在前面竖了一个小碑记,上面写明这尊像是由毛泽东、何香凝等革命老志士,在27年捐款修建的。——历史从来是由胜利者来写,国父的铜像,国民党不建,反而由共产党在27年来建,27年是什么年代。27年2月,共产党在武汉发动扶汪(精卫)倒蒋(介石)运动,结果得罪了蒋介石,而那时陈独秀是党总书记,33个中央委员中没有毛泽东,他只是共产党内24个候补委员之一,根本不能出头露脸。国民党到处屠杀共产党,共产党人到处奔命,大革命失败,此时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参建孙中山铜像叫人怎么信,说不信,上面几个字赫然在目,不信也得信。
    这就是历史书。
    抗日英雄,解放后成了“五类份子”,“专政对象”,后来他们的子女成了文革中造反派的有力支持者和同情者,成了造反派的群众基础和势力。
    对马克思的洋理论,毛先生是无限崇拜,但崇拜的并不在理论本身,而在实用本身。
    在接触马克主义之前,毛和所有中国青年人一样,满腔热情、一肚牢骚、一脸无赖、毫无办法、无治国方略,当时流行的几名言是,国家太大了,人口太多了,中国几千年没有皇帝是不行的,虽说皇帝不好,但在中国没有它还不行,除了它没有第二个势力管得住,军阀都是一介武夫,无治国方略……等。
    自毛见到了马克主义后,如获至宝,原来可以砸乱旧世界,用阶级、阶级斗争方法获取政权,并可以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成了毛的一部天书。
    对马克主义书内面一些消灭私有制,共产共妻的一些东西我们想毛也未必就赞成,因毛生在中国,受中国儒家思想,理学思想引响。一下子要去消灭私有制,灭人欲,恐怕不一定合理。
    在中国人思想理论中“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
    在中国人看来,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来自于天,天为道,地球上万物符合天称为理(即合理),人的行为符合天称为德(即有德)。
    按后来科学的说法是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来自于太阳、月亮、星空、没有天、地球上一切都不存在。所以,国民党推翻满清制定的国旗上是个太阳,他们认为满清人(皇帝)把自己当天是不正确的,任何人民族、团体、政党都不能同天(太阳)比,天大、地大不如党大是歪理。
    天生万物,出阴阳、生五行、派生一切。
    地球上的万物,同天(太阳)一致的叫理,否则就不合理,如水往下流、热胀冷缩、宜者生存,生死,物为人用,奇数,偶数,物极必反,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男女相吸,交媾,遗传,都来自于天。
    说水往上流不合理,物体越用越新不合理。
    又说天生万物相存相依,有多少人,天会给多少植物,供人耗费,说植物不够吃不合理,只怪人不去找,或者分配不合理。
    自私为人的天性,私欲、情欲、性欲为天生,没有私欲,自己不管自己,地球上动物不都饿死了,那天给植物干什么,没有情欲、六亲不认,人畜同类不分,岂不消亡,没有性欲人和动物公母都不喜欢交构,世界上动物岂不绝种……。
    总之,私欲是天之所愿,人之所求,万物所共。
    又说,动物并无家庭,为什么照样自私,一个猴子将其它猴子用武力赶走,将多个母猴子占为已有,妻妾成群,他们怎样搞共产主义?!
    恰恰相反的是马教授要消灭私有制,消私欲。佛教也禁欲、和尚、尼姑都不爱财产,和尚、尼姑和道教之争就在于此,道教认为和尚、尼姑最可恶,只想修练上天成神,把性交这种苦事交给别人,假若地球上的人都去当和尚、尼姑不到二代人都死光了,那还有和尚、尼姑自己呢,所以道教对佛教提出的人的四欲(酒、色、财、气)提出相反观点。
    佛: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
    道:无酒不成席,无色路断人稀,无财不成世界,无气反被人欺。
    毛并不反私欲,从毛的著作中我们理解到他老人家只认为,反私欲,共产共妻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要解决当前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矛盾,当这此矛盾消失之后,人在自然的私欲中生存就不会出现资产阶级私欲中的许多罪恶。
    所以他提出共产党在消灭家庭、种族、宗教、政党之后,共产党最后就消灭自己,只有这一天,“英特拉雄耐尔”才会实现。
    关于共妻问题,一直是共产主义者感到最敏感,又不好解释的问题,连毛都不敢正面对待,不过《共产党宣言》上写得清清楚,这并不是个什么大了不起的问题,这只是资产阶级早已实现了旧制度,只不过“我们共产党人要正式地,有秩序,有组织地,科学地,进行而已”。
    试看一组现在的镜头:
    某宾馆、某房间,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正从一个漂亮小姐身上做完爱,滑下来穿好衣服,离开房间,下电梯出了宾馆,半小时后,一个50岁的老板匆匆上了电梯,慌忙中进了这个小青年刚走出的房间,半小时后,这位老板爬上了这漂亮小姐洁白身上,欢声再起。
    晚上,又一个老板正抱着这位漂亮小姐在另一宾馆过夜。
    揭开内幕:这个老头子正是刚下楼青年的父亲,那个抱小姐过夜的正小青年舅舅,这一切,他们互相都不了解。但一切是如此和谐,自愿,自然,快乐。
    这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讲的资产阶级的共妻制度,这制度由来已久。
    但上面镜头中出现的父亲、儿子、舅舅一起不道德的共妻,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允许,“我们共产党人只不过要正式的,有秩序,有道德的进行”,这怎么值得大惊小怪
    。
附《共产党宣言》原文
    “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
    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代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将使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997年8月第三版    第46页
    有人说,毛泽东在中国“完成了共产”,邓小平在中国“实现了共妻”,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共同组成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要从自由(党)王国,走向自然(天)王国。毛说,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的确是这样,用这种中国式的理论去解释马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人内的确很少,难怪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们,在反右运动中全部划成右派的。对马克思的共产共妻思想,毛是赞成的,但要指出,那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毛在回答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对共产共妻的描述很有道理(原文已被收回)大意是,一个地区根据男女比例,适龄男女(男女合计20-30人)按一个党支部建立家庭,将不同种族、宗教、国藉,肤色的人组合在一起建立的家庭,孩子生下后交党统一教育,这些孩子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这个婚姻党小组内包括容各种思想,习惯,肤色等,待下一代时就渐渐消失,不出三代,种种矛盾没有了。国家概念没有了,肤色矛盾没有了,民族矛盾没有了,宗教矛盾没有了,小家庭概念没有了,这就出现了新的人类:他们只知道集体,不知道私有,他们仍有私欲,不过他们很快将私欲服从公欲——新人类出现后,党消失了,他们只会习惯过新生活。
    笔者在中央工作期间,曾于1958年9月,在湖北沔阳县(现仙桃市)张沟区,排湖人民公社,接触到这个共妻小组相似的试验(详文另述)。
    可惜“亲子鉴定”术发明后,马克思主义破产了。
    希特勒也办过新人类,不过他只是将最优秀的日耳曼人放在一起配种,妄想用最优秀的日尔曼族流治全世界,这远不是马克思这种高尚思想,由无产阶统治全人类(世界)。
    其实德国二个伟人的二种制度试验都失败了。对这,毛并不感兴趣,因为在他有生之年这是办不到的,他并不希望共产党永远统治人类。他希望共产党快点消失,回到自然王国,他的干部都不懂,对他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无所知。
    毛说他一生做了二件事,第一件支持的人多,第二件支持的人少,毛明明知道他的这些干部真正抗日的不多(心有余,力不足),只有打内仗的,没有打几天内战,就当了大官,作威作福,当然他们支持的人多,反对人少。别人种的树上的果子被毛带领穷弟兄们摘光了,并把园子没收了,能不高兴吗。
    而文化大革命,毛本来要教训他们一下的,却没想到他们势力如此之大,都不支持毛,并打着红旗反红旗,毛只好妥协,并请求他们的战友们对他偏爱过的一条“狗”,请“对造反派高抬贵手”。
    他死后他的战友们将这条狗打入十八层地狱,算是对他的回报,算是对他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认真执行。
    打狗欺主——! ! ? ? ?
    更巧妙的是,毛死后,中国大陆在毛的战友们领导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变化完全是毛预计到的,但他的战友硬说是“打倒四人帮”后发生的变化,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后中国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弄了半天,造反派们又错了,原来中国的一切变化,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按全国人民的要求,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才真正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国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安排的,包括将造反派打入十八层地狱。
    毛完全理解中国的未来,他经常说中国会变色,“你们不信,我信”,并对他老婆说“我死了你怎么办”。
毛对共产主义到底相信于多少,从他多次谈话资料中可以看出,毛对洋派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他多次讲共产主义最后是从自由王国进入自然王国。

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主刘少奇的反动路线
    
    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是一场路线斗争。
    路线斗争应该说是“党内对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或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上的分岐,它不同如阶级同阶级之间的斗争。
    但不知从何时起,这场路线被彼此之间“上纲上线”演变成了阶级同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把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把互相的争鸣,变成了对骂,最后动手打架,最后动起了刀子,最后杀起了人,象一群不文明的小流氓为一句口角,最后打了起来。
    “这是我党生死成亡的一场阶级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冈孟什维克的斗争。”
    “搞阶级斗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看来世界上一切矛盾都是这个规律,外部矛盾下降了,内部矛盾必须会上升,穷了,全家人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心齐人顺,一致对外,富了互相勾心斗角,要是蒋介石先生还有几百万军队在江南,共产党内决不会出现这种惨斗。
     能同苦,不能共甘。穷则思变,富则思修。
    路线斗争理由很充分,论据十足,引经据典,为小题大做,那么我们局外人能不能谈一谈局外人的看法呢?
    中国有一句话叫“久病成良医”笔者虽然是些局外人,但在二位伟人之间的路线斗中深受其害,不免就有“久病成良医。”的身价来谈局内人的事。
    毛泽东要将刘少奇办倒,只要他一句话或在党中央之间开个大会一下子就解决了,何必要全中国人都介入其中呢?
    奇了,这就是毛泽东路线的特点,他要办什么事,一定要把大家都拖入其中。让中国人人人都不能下台,让大家都沾上火星,人人都有苦难言,不信可举二个例子:
    一是扬尚昆为什么能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那是因为刘少奇在66年《5、16通知》时彭、罗、陆、扬就内定成反革命,全中国从上至下无一人能为他们讲话,无一人为他们伸冤。最后,毛又将把彭、罗、陆、杨四人打成反革命的人的干将(刘少奇、 邓小平)一起,也打成了反革命。这时他们才想到对不起彭、罗、陆、杨。后来为自己翻案时,才想到应该先补赏一下这四个先死在他们的手下的冤鬼……让杨尚昆八九十岁的人(此时正在提倡干部年青化时)过几天国家主席的瘾,等把他安置了,再为自己平反。
    这就是毛泽东路线的奇效。
    我们不妨抄一下满妹所作:《我的父亲胡跃帮》中介绍的全文。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文化大革命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回来参加。
    会议议题有两项,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错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 是5月16日会议通过这个通知,后来就简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批判清洗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仅管毛死后中央为彭、罗、陆、杨平反时,口口声声说这四人是受“四人帮”迫害,但自己脸上还是发红,因为1966年5月16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开会制定“5·16通知”并内定四人为反革命时,中国还没有“四人帮”,此时王洪文还在上 海某厂当小干部,江青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姚文元只是个编辑,张春桥在上海当他的市委付书记,他压根就不知后来怎么样会变成“四人帮”。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他们如何在此时去迫害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被非法关押了十三年,谁迫害了这四个人呢,大家都不做声,只是都明白,四个人中已死了二个,让这活着的一个当当国家主席,平息一下自责的良心吧。
    再一个就是刘少奇,中国6千万党员扪心自问,谁没有举手或喊口号“打到刘少奇“呢,这个可怜的人在中国没有保皇派,没有一个人敢为他说一句话,党中央的大干部怕,那么小老百姓中的党员又怕什么呢?
    他活活被害死了,中国人人人难过,其实人人有罪。最后又说是“四人帮”“造反派”害死的,请问,1966年9月前,中国并没有“造反派”(当时只有学校红卫兵反四旧,工矿企业和机关干部不准介入文化在革命)他们如何去迫害刘少奇呢?在武汉,王任重先生和湖北省委,将武汉大学李达、武克仁、何定华、及付省长陈一新,市宣传部长程云都定为“反革命”,最后王任重自己也变成了反革命,此后,在1978年为李达、陈一新等平反时,照样说一样的话。说 :李达是被四人帮及湖北的帮派(造反派)迫害。请问1966年8月武汉并没有造反派,那时武汉造反派和李达、武克仁、陈一新、程云一样,都被各个工厂的四清工作组(后改文革工作组)关在工厂牛棚内和李达命运相同,怎么又变成了“四人帮在湖北的帮派骨干分子呢?”再说,十年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根本未当权,怎么迫害别人呢。另外,造反组织是群众组织,没有执法权,要定谁是反革命还要执法权,准党委、军队党组、造反派恰恰不够条件,他们中党员人,党委会钻不进去,有什么权去制造冤、假、错案呢?
    这叫“阎王犯罪,小鬼领刑”。
    如果不这样说,那能说是王任重先生,湖北省委将他们内定成反革命而迫害至死么?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后来自己也挨整,岂不是罪有应得么?
    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神奇之处。
    时至今日,当有人在骂毛的时候好象也在骂自己一样,因此,在中国不敢对毛进行批判,因为这么一来,可将共产党批垮台,因从中央到小生产小队,居委会,所作所为都和毛保持着一致,我们能怪毛吗?毛不好你们能好多少呢,各单位被整的人,难道都是毛亲手办的吗?不可能,这就是毛主席路线神奇论。
    有一个简单办法好办,把一切都推向“四人帮”和造反派,但四人帮和造反派在文革初期并没有,那文革初期又怎么推呢?再说,文革期间,除武汉因7.20事件,毛表态公开承认“三钢三新”是造反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外,全国各地二派都称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皇派,那那一派属四人帮呢?
    都推向“造反派”那造反派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8年被关在牛棚,被监督劳动,被清队,被当“决派516”,二清和一打三反,他们都是被整对象,那又怎么算呢。
    再说,文革中武汉被军管,一切权力都在军队手中,造反派是群众组织,他无执法权,他说谁是反革命,谁不是反革命,只等于放屁。臭了一下而已。根本不算数,只有军队才有权,例如,《3.21通知》将工总打成反革命,将朱洪霞等逮捕,关进监狱,将陆达枪毙 ,军队说干就干。造反派说红武兵是保皇派,是反革命,红武兵就打他的人,把他们打得四处躲藏无家可归,他们有什么权呢?
     造反派的话等于放屁。
    造反派无执法权,怎么把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冤假错案都怪在他们头上呢,把武汉人们所受的迫害都要他们承担呢。
    那么,能怪军队么,——狗胆包天。
    实际上是军队,军队中的党委。
    军队何时出面整过人呢,没有,军队利用被打倒又扶起来的当权派(走资派)和被取缔的四清骨干分子组成的工作组。职工联合会、民兵、红武兵、百万雄师保皇派。
    时至今日,武汉文化大革命实际中的三个大问题被有意回避,①是军队,②是保皇派,③是支持造反派一方或支持保皇派一方的领导干部。
    军队,保皇派,被军队,保皇派迫害的支持造反派老干部。如孟夫唐、陈一新  等(这一批当权派被军队保皇派整死不少)莫明其妙的消失了。
    这当然都是毛主席改变革命路线带来的恶果。
    那么,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刘少奇的反革命路线呢,试想,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刘少奇的路线来进行,就不会出现冤、假、错案,就不会使中国倒退二十年么。其实一样,说不定出现的冤假错案更多,所不同的只是,受冤的不是现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而是一些历次受压的出身不好的弱势群体,他们受迫,不叫、不吵,人们没有感觉,而有权有势的人,受点小气就扩大几万倍的死叫,利用手中的权力,报纸广播,文艺大势宣传,而几十年来,被他们整过的人一个屁都不敢放。
    现在,不要说得那么神乎其神,中国根本就没有刘少奇路线。所谓刘少奇路线(方法)就是共产党几十年来一贯的阶级斗争路线(方法),即运动来了,由党组织层层传达学习文件,组织运动班子,调一些可靠的积极份子组成专案组,材料组,宣传组,调查组,先从面上发动,再由面对面改为背对背再抓重点对象,再设专案,再由自我检查,帮助检查,再批斗,再检讨,再批斗,最后定案,一股运动1-2年。每个单位必须揪几个反革命,平均分配,杀鸡吓猴,制造紧张气氛,代动生产,使人人害怕党和积极分子。
    就总体而言,二者区别在于,毛要坚持马列主义原理(原脂型)要解放全人类,而刘少奇认为首先应解决改善工人、农民生活。
    就近而言,刘少奇按党的一贯作法,每个运动都由党中央领导,层层下达,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种方法毛也一贯这样做,也赞成这样做。但这次不同,毛要反其道而行之。要踢开党委自下而上,要尝尝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方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方法(路线)。
    文化大革命是毛试尝民主的一种方法,但前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所有造反派们也只是在“专政”条件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对准一点,造反派们并没有越过界限,大方向正确。
    但有不同,毛的方法路线将群众发动起来了,将共产党的功臣们斗得落花流水,让他们亲自尝一尝,被他们打下去的那些反动阶级人群在共产党的天地里过的非人的生活。
    这也算是报应,(被他们整过的阶级敌人暗自好笑)。
    这当然也是仇恨,(整他们的人并不是阶级敌人而是内部的人,做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文化大革命若完全按刘少奇的路线搞,照样也是冤魂遍地,只是当权者的不体会罢了,因为被害者只是另一些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摘录一段,已解密内部资料,抄录如下:
    原载,《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141页-143页
    “陕西省,位于黄河中游,全省面积19万平方公里,人口2千多万,是西北区的省中心省份,省会西安有3000多年历史,也是举世闻名的古都,前有曾十几个王朝建都于此,抗日战争期间,陕北人民为全国的胜利和解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964年11月,中央任命父亲(胡耀邦)任西北局弟三书记兼陕西省第一书记。
    父亲(胡耀邦)赴陕上任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弟三书记兼陕西省第一书记张德生因病无法工作,日常工作暂由省委第二书记和省 长分别主持。
    那时,正是三秦大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左”倾潮漫延最烈之际。用1978年主持陕西省工作的王任重的话说:“在社会运动期间,陕西省“左”倾的程度和恶果超过全国的其它省份”。
    陕西省在1964年社教(四清)运动中,粮食产量由1956年的108亿斤下降到87亿斤,单产比西藏还低,棉花132万担,单产只有40多斤,多处经营被“以粮为纲”而“割资本主义尾巴”据有八百里秦川富遮之地的社员过得比河北、山西的农民还苦,但全省在一期社教(四清)中共清出“四不清”问题的竟达17560人。逮捕6470人,拘留5000人,平均每天抓30余名,高于全国各省。受到开除公职处份的干部教师1450人,受开除党籍处份的有3200多人,被整死的有670人。基层干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长安、延安、和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共清查应退赔现款813万元,平均每个基层干部183元(当年全省平均收入122元)(退还)多出61元,就连上山砍柴,进真城当保姆的收入也属四不清,要退出,3县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王光美是四清运动干将,她倒底整死了多少人呢?《桃园经验》没沾血吗?)
    读者看了上面一段曾经的绝密材料,就能很快理解,文化革命为什么会变成一场共产党干部内部的复仇运动,上面所指人人自危的四清下台干部(后来都成了造反派,和支造干部),和靠整这些上而上台,当权及其积极分子(后来成了保皇派,和支保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权派马上将“四清工作组”改为“文革领导小组”接过口号继续整治别人,没想到毛泽东利用矛盾,反过来整,这就使这些整人上台的干部和积度分子自己成了被斗对象,他们所指文革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其实是指他们这一帮天生不应被整的人挨了整,并不包括被他们整过的人。
    四清运动中所整的干部,和同情这些干部的其它党员,革命群众教师,医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造反派群体,这些干部也是过过江的,吃过糠的,苦大仇深的,由于他们挨了整,首先体会到过去自己整五类分子,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是不应该的,他们同情五类份子,对造反派中有些不良分子,他们能容忍。
    四清工作队中升官的干部造反派叫他为走资派,因积极参加四清派运动敢整人的人,苦大仇深的人,全部成保皇派。他们把四清中挨过他整的干部叫走资派。他们保什么,保自己既得利益,按武汉人说话叫“说穿了,漏水”。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是句空话,爱自己的利益才是真。
    文化大革命中,四清运动上台的干部和积极份子,本来要挨整,没想到部队介入,全国军管,军人绝大多数是农民组成,农民文化底,什么都不懂,只懂得“成份论”,他们到工厂,机关、学校、当权之后(军管之后),什么都不管,成份好的是依靠对象,而站在造反派一边的干部、工人、教师、医生 、艺术家成份好像都有点问题,他不懂什么路线(方法)不路线,依靠工农兵,苦大仇深的人是根本。因此,他们,上台就依靠保皇派,而保皇派又利用军队来整自己的对头造反派,所以他们一上台,把毛的计划打乱了,将造反派当清查对象,四年清查运动批斗了造反派四年,90%清出权力机关革委会,又由他们主持组建党组织,由于历史的原因,造反派中党员少,加上站在造反派一方的当权派双或多或少上有历史问题,这样一来,新的党委四清一色的红五类,清一色的保皇派,清一色的整人专家,造反派想入党,比登天还难。后来毛发现了这一问题,他的“伟大革命路线”算白搞了,特别是913(林彪)事件之后,毛发现他亲自缔造的军队,将他再次缔造的造反派全部赶下了台。全国各省市第一把手全部是军队,(如湖北曾思玉)他突然想起,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这下子,造反派们算是又快活了半年,没想到,毛突然仙逝,这些可怜虫又变成了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再次打成反革命,永世不能翻身,并把文革的一切罪过,都强加在他们身上。那些,四清下台的干部们本想翻点身,没想到又因支持过造反派沾上了边,这下子他们又完了。造反派的冤案,是一个更大的冤案,用一个新的冤案去平抚旧的冤案成了规律,冤案何时才有止尽。
    满妹所写的《我的父亲胡耀邦》一文中所列举的材料,在过去是绝密材料,全国仅几百人知道,时至今日,湖北省在四清运动中到底有多少冤案,杀了多少,逮捕了多少,判刑了多少,开除了多少,自杀了多少,抄了多少人的家,使多少人的子女因父母的政治问题受到牵连,仍是一个绝密材料,我们有无权利推想一下,四清运动中漏网而未被杀掉、关掉的干部因参加了造反派而又以四人帮骨干份子名义杀、关、开除、劳教、劳改、判刑多少人,又成了一个绝密材料。
    进一步推理,反右倾、反右运动、反胡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民主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命运动、又有多少冤案的     绝密材料为历史迷团。
    好在这一切武汉市内领导人心中有数,在78年8月由邓力群主编的《当代湖北》中有这样的介绍:
    湖北省共平反了多少冤假错案,摘了多少反派帽子,多少地主的帽子。
    打倒“四人帮”后(实际上是毛死后),党平反了历次冤假错案,党为他们伸冤(党将他们打成革命,又为他们伸冤,党真好),党肩负全国人民的重托,按人民的要求将(造反派消灭了),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定的。
    由胜利者来写历史是很自然的,但胜利者在写历史的时候又写下许多无法“自园其说”的疑点,使得真正的共产党员看到这些胜利者写的历史也不断摇头。
    历史不是艺术家们写的电视剧。在中国,没有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能写成伟人、英雄、刚正不阿、为共产主义不惜牺牲,坚持真理,因为毛泽东先生早让他的“人人都有一部难念的经”,王光美其实是无辜的,值得同情的,但他的自传体,《王光美访谈录》回避了四清运动中他整过别人的历史,其它人也一样,你在这次整过我,我在那次整过你,“人人都有难言之隐”,说他刚正不阿,一贯正直,连他自己都怀疑,在中国,像周恩来这样的人太少了,就拿王重任先生为例,他在陕西省看出了四清的问题,同情被整的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首先将李达等打成反革命。后来,他自己挨了整,武汉造反派将他斗得死去活来,好容易捡回一条命,据说他对儿子王三保说:“以后三代不准介入政治,千万莫当官”。毛泽东逝世后,他当了第十六位付总理,(为了安抚被整的人,当时中央安排了十八位副总理,成了世界之最),湖北省委请他回汉,特地安排了一次群众大会,请他从曾经受到羞辱这地吐口气,在这次会上,他满面笑容,精神很好,但他一句话都不说。
    王任重是共产党的难得的才子,他这一亮相,使得曾经批斗过他的造反派们无地自容。
    王不怪他们(指造反派),因为他和他们(指造反派)都是受害者,而且,他内心感到内疚,我们也无法理解这些高端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一言不发,(不象一些低挡的人,身负有罪之身(整人专家)上台去控诉另一个有罪的人(造反派)),正说明王任重的学识,身不由已,博学多才、见多识广,他认为他也有罪,而那些上台控诉造反派整自已的人都不能和他一样地认识到他们自己也有罪。
    文革刚开始,1966年7月,王任重在湖北省就抛出了,武大三家村,将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被整死)朱劭天、何定华、定为反革命,将付省长陈一新、将宣传部长,程云,将一大批和文革有关的人全部打成反革命,将武钢工人宠玉来枪毙,在他的指导下,全市发动工作组大揪三家村黑帮,全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医院、都有三家村,批斗会一个接一个,全市数万人被关在各单位自办监狱中,五类份子首当其冲,游街、抄家、站板凳、戴高帽把武汉闹得沸沸扬扬。出身不好的而又混入党内的领导干部人人自危,四清下台干部被下放当工人,有的送去劳教,武汉市每天都有投江自杀的人,一时间武汉黑云压境,官办的红五类红卫兵到处扫四旧,大量破坏文物、古迹。将历次运动的牛鬼蛇神揪斗游街、抄家。武汉橡胶厂一个青年工人叫唐桂生的,有一天和一个叫周玉楚(资本家)一个叫扬光跃(现行反革命)开玩笑,说他们二人是“周杨”首长,结果被批斗,戴上牛鬼蛇神牌子上班,工作组说他们是武汉橡胶厂内的“三家村”,全厂日批夜斗,好不热闹,从武汉橡胶厂可推想全市,仍至全省。湖北青年教师张维荣,被定为湖大三家村,被关押至疯,而此时,中央并不准许工矿企叫机关学校介入文化大革命,所以也不存在造反派,更无造反派组织,但1978年请王任重先生上台亮相时,正是为李达、何定华、朱劭天,武克仁,陈一新所平反冤假错案之时,省委说这些冤案,主要是“四人帮”及其湖北的帮派体系所为,是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明、张立国所为,这四人罪恶滔天,罪该万死。
王任重能说些什么呢?

四、武汉文化大革命慨述

一、从个人得失,利益上概述
    人们一提起文化大革命,都有一种痛苦感,所以当人们咒骂文革时,千口一词“灾难”,所谓“灾难”,记忆最深的是那些重大事件给自己带来的“灾难”,但是,重大事件中受难者和受益者同,也即是说,在这个重大事件中,受苦的是某甲,而此时,受益者正好是某乙,所以,一提起文化在革命,控诉点都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因此,说文革是“灾难”二字,并不代表全部事实。
    例如,出身不好的人,党内异议份子,文化界、教育界侧重点在“扫四旧”,揪头“三家村”揪斗“五类份子”时,骂得一种“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而此重大事件,正是红五类红卫兵以及各级事、企业单位、“工矿红卫兵”四清积极份子们引以为荣的革命业迹,毛泽东死后,全国各省、市党委都肯定地宣传这种段光荣革命精神和业绩。
    又例如,“一月风暴”,中央发动全国群众夺走资派的党、政、财文大权发生时,所有的当权者,特别是一把手,大到省长,小到大小队长,居民委员会主任、班长、组长,都被当走资派“揪斗”过,使这些大小“官员”威风扫地,人格受到侮辱,把原先党中央叫办的“错事”,都怪罪他们,而且,连居委会主任老太太也要交待和刘少奇、邓小平的秘密勾结,所以,这些人,一提文化大革命就说:“那是四人帮想推翻共产党的阴谋运动”,“要把吃过糠的、过过江的老干部整死”,“以便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其中尤其指责夺权的造反派,“个个是流氓”,“人人出身不好”,“思想反动”,“和刘少奇一样是一些野心家”,“这些人好逸恶劳,品德极坏,想踢开党委闹革命”,“是受反革命操纵的阶级敌人”,而此时,受益的原“弱势群体”,普通工人、职工,平时受积级份子欺压的造反派们看到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会拍马屁害人,爱打小报告的人,落得今天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他们都说文化大革命好,让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又例如,三大血案时,军队和百万雄师在武汉全市围攻造反派,制造了有名的7.20事件,那些被杀的人、被打成重伤的造反派和亲属一提起文革,一提起“二月逆流”,一提6·17、6·24、7·15·血案就恨“陈再道”,恨“8201部队”、恨“百万雄师”恨“人武部”以及恨“杀人凶手”,恨“文化大革命”。
    当时,全市造反派全部被赶出市区,市面安静、平和,生产停顿,最高兴的莫过如保皇派的一些人,一提起文革,他们就能向别人讲述这段革命故事,讲述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光荣历史,革命功绩,就像陈再道将军解放后经常在党校向年青人介绍他当年是如何吃大户、如何杀敌、如何对日本人打游击一样,越讲越神奇,讲到后来竟忘了,把别人讲过的也拿到自己讲稿内来讲。
    又例如,7.20后,陈再道倒台,百万雄师取缔,8201解散,造反派们得势,此时,对参加杀害造反派的百万雄师杀人凶手,全面镇压,好不痛快,都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有些人借机会,将平时对自己有仇,又参加了保皇派,但没有参加围攻造反派的普通群众,也按杀人凶手惩治。当时这帮人一提起文革这段,纷纷叫好,此时百万雄师兵败如山倒,不敢反抗,他们不少人是自解放以来,第一次挨整,过去整别人拼了命,今自己挨整要了命,所以,这些人一提起文化大革命,就血泪控诉,他们控诉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指这一段,他们骂的文化大革命,也只指这一段。对他们前段“扫四旧”、“斗三家村”、“抄五类份子”的家,“二月逆流”时围攻打人。对自己在军政府支持下,进入专案组报复整过自己的人,将别人关起来,日审夜逼,逼死人的事只字不提,对那一段“文革”,他们内心是舒畅的,是一个复仇者成功之后的快乐。
    又例如,长达四年之久的:“揪5·16”、“北决扬”、“一打三反”运动,办“五不准”学习班、将造反宽派和支造干部关牛棚、隔离反省、(私办监狱),造反派一提起来就咬牙切齿痛骂,而此时,支保当权派和保皇派的如遇春风,得意非常,当时全国各宾馆、饭店、公路、铁路全住满了和坐满了由军政府统一组建的保皇派专案外调人员,他们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好不快乐。文化大革命真好。
    又例如,毛死后,英明领袖华国锋宣布按毛主席遗嘱“按既定方针办,硬说毛生前不敢抓“四人帮”,委托华国锋按遗嘱要求逮捕“四人帮”,全国大清查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称批揭四人帮运动),这一运动又是四年,从中央到生产队居委会,凡参加过造反派的人个个都要交待,人人必须讲清楚和江青、王洪文秘密会见时的情况,一件件、一桩桩说清,听来的也行,想来的都行,反正要交待。
    此时,全国各宾馆、饭店、公路、铁路又全住满了坐满了专案外调人员,随便一个二千人工厂,至少要抽三百人脱产,总厂办专案,车间也要办,你厂部全国旅游为什么车间不能全国旅游呢。这段时期,支保干部、保皇派好不快乐,文化大革命真是好,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此时华还未宣布文革结束),把四人帮骨干分子统统揪出来,斗倒斗臭。好不快活。
    可以说,保皇派在文革中,80%时间在搞专案旅游,对文革是非常拥护的、称赞的,所不好的就是7.20后,因6.17、6.24、7.15事件受牵连挨打挨批,支保干部最恨的:是“一月夺权”,造反派最恨的是:“二月逆流”、“三大血案”、“四年清查5.16”、“北决扬”,以及毛死后四年的“清查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最高兴的是7.20后一年时间当家作主整治那些一生以整人为乐,以整人为业的保皇派,除此之外,80%时间自己挨整。
    保皇派和支保干部整人全部在一个“清”字上做文章,如:清队、清查、二清、清“5·16”、清“北决扬”、清“四人帮骨干分子”等,运动的一切行动都关起门来静悄悄秘密进行,逼死的人比杀死的人多,造反派整人水平低,整人公开化,只会在“反”字上做文章,如,“反复旧”、“反二月逆流”、“反潮流”得寸进尺,叽叽、喳喳、闹得水响,其实一个人都未整倒,公开打死的人比秘密逼死的人多。
    
二、从重大事件上概述
    
    文革十一年,共六件大事,永记人心,不可磨灭,但并非人人都日月同感。
    (一)、扫四旧 共40天,逼死人最多,高潮在1966年7月18日至9月8日共40天,扫除对象为解放后定为五类份子的人,他们不属于人民,因此无权参加文化大革命,他是解放后历次运动挨整对象,和当年希特勒统治时期的“犹太人”有相似之处,他们毫无后台,已经绝望,人人都可以整他们,抄他们的家,挂牌游街,所以逼死的人最多,投江、上吊、跳楼不少,官方公布数字只为162人。
    (二)、一月风暴 共50天,当官的共产党官员全部被斗,抄家、挂牌游街,时间67年1月10日至2月23日共50天,这些当权派被逼死的基本没有,因为他们有后台,有群众保护,相信以后能弄清楚。
    此事以造反派为主,但保皇派也参与,有些单位造反派斗张书记,保皇派斗李厂长,厂内、党内二派各有势力。
    (三)、二月逆流 共四个月(含三大血案)67年3月21日—7月21日,毛号召群众夺权的,同日,又令军队介入,实际上毛对刘少奇实行了渐进式军事政变,军政府在群众的夺权闹剧中产生,军政府一上台,就和梦想夺权的造反派发生矛盾。军方出面向斗支保当权派的造反派反击,并以复工、复课、拨据点,恢复当权派进入抓革命促生产指挥之名,组织民兵组织围缴造反派,造成三大血案。共杀死36人,重伤三百余人。
    时间67年3月—21日开始,高潮为6月4日公告后,至6月24日止,共二十天时间,(7月15日又一次)至7.20止。主要制造事件者为军方和百万雄师民兵组织,杀死36人,重伤三百余人。
    (四)、7.20事件 7·20事件为陈再道目视他的部下人武部8201·29师军人和百万雄师在东湖,当毛泽东的面抓走毛的代表王力造成,可毛死后,官方和各级党组硬是颠倒这段真实历史,把它说成是,“林彪、四人帮和武汉帮派体系,背着毛主席派王力,在武汉制造的大规模武斗,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大规模的武斗责任推给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7.20事件前后7天)。
    (五)、7.20事件后 共一年 武汉变了天,陈再道被捕,(时称隔离反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等人被捕,工总翻案,朱鸿霞解放。共一年。
    造反派得势,全面报复保皇派,以参加过三大血案之名,打死所谓参与“三大血案武斗杀人凶手”17人,打伤四百余人,(但官方公布死600人,重伤6万4千人。(轻伤18万4千人)。
    因百万雄是民兵组织,拥有枪技,为防止兵民持枪反抗,造反派开始收缴民兵枪技,人武部为了赎罪,也向造反派交枪,由于造反派内部勾心斗角,为了利益,山头林立,互相争抢枪枝,开始全市抢枪,由抢民兵枪发展到抢正规部队抢枝。学生到全国支派,搞得毛不好下台。
    时间67年8月10日至68年6月止,共10个月。
    (六)、清队和清查运动 共四年
    所谓清队,全称“清理阶级队伍”军政府由陈再道将军,改为刘丰将军,借反复旧运动错误对全市造反派实行全面报复。
    此时,造反派已结合进省、市革委会,军政府对进入革委会人员当然要清查一下,这本是理所当然的,可刘丰政委却另有打算,他先以清5.16为名开始,整了造反派近一年,由于武汉造反派和5.16毫无关系,仅原市委干部魏绳武老婆的同学,叫吴传啟据说是个5.16份子,因此,以这条线,将全省联在一起斗,斗去斗来好像也不像,最后刘丰将军又不得不拿一个叫鲁礼安的华工大学生所办的“扬子江评论”来做文章,将杂志中一些激进一点的言词,硬说是要推翻共产党,把二十几个学生说成是要颠覆共产党的大本营。在武汉制造一个“北决扬”的大冤案,长达四年之久,直至9·13刘丰自杀为止。
    专案组全部由“百万雄师”保皇派组成,专案组长是军代表,刘丰就用这个办法搞了造反派四年,逼死不少人,这几年,生产蒸蒸日上,刘丰在总结大会上说这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提起这四年,造反派有血的仇恨,他们恨文化大革命,讨厌文化大革命也包括这一段。这四年,保皇派、军代表、支保干部最快乐,春风得意,随心所欲。
    四年的整治,武汉最终并没有查出“5.16、北决扬”有关系的人,那斗了、关了、监督劳动了、扣发工资了,开除党籍、团籍、厂籍的人该怎么说呢。
    9.13后,军方失宠,造反派反潮流要落实政策,你整了我四年,说我是“决派份子”,那你拿证据来。
    官方答复,当初关你、斗你,让你上五不准学习班,并没有错,这叫“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因为你内部有人检举你,我们为了对你负责,所以才关你,现在查清了,我们都算了。(白关了,白斗了)。
    (七)、清查“四人帮运动” 共五年,所谓清查,全称“清查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
    毛泽东死后,武汉不倒翁韩守夫同军方组建的新党委,用同样方法一按清查5.16,北决扬原班人马,继续同样方法整治造反派。时间共5年,76年—81年。
    毛泽东死后,由被造反派斗过的当权派和这些保皇派(包括三大血案中杀人凶手),专案组成员,造反派们所受的苦可想而知,所不同的是这些人整人比渣滓洞还狠,外面静悄悄,不动声色,学习班地点保密,这个工厂的造反派头头,放在另外工厂的仓库、车间、办公室关起来,然后日夜四班,每班7—8人,轮班上场,日以继夜,几天几夜不让睡觉,让你半梦半醒中交待问题,白天全市或各系统、各车间批斗,晚上四班轮班审问,就几句话,“江青什么时候秘密接见你的”,“你们准备复僻的夺权名单,你们应变的方案”……
    这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其实他们也知道,目的是要整你,你不说就不老实,就对抗……
    全厂停工斗争大会,一天斗几场,莫说人权、人格、人身,一切都不存在,汪东兴在中央三个月搞一个斗争高潮,全市一万多人关在学习班中,抽掉专案人员5万多人,一个对象规定了3—5名专案人员,但一个单位至少5—10名“主要”审察对象,30—50名,“次要”审察对象,五不准学习班,还不如正式监狱,好在邓小平69年视察武钢时说,这么多人脱产搞专案,关起来办学习班,不做工,对生产不利,要边交待问题,边参加生产,这个指示太好了,专案人员减少,斗争会也少了,还可以参加劳动(放风)。这五年,逼死了不少人。
    清查五年之后,武汉无一人和“四人帮”有联系,五年来,只清查到武钢一个叫董明会的中央委员,在北京开会时见过王洪文,并听过他的报告,跟本没有和他说过话,而这个董明会是造反派中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当初武钢军代表指定他代表武汉造反派当上中央委员,他和武汉造反派从不联系,所以没有危及到任何人-----这又是一场大冤案。(白斗了、白关了、白判了)
    学习班种种内幕作者不多述,和清队方法相同,但力度、残酷度大得多,动力(保皇派)对象(造反派)和军政府时期整造反派时用5·16、北决扬完全相同,只是上次借口是5.16、北决扬,这次是借口和“四人帮”的关系。
    当年中央抓5.16时,江青、王洪文就是中央专案组的指挥武汉军政府和武汉保皇派办专案组,一共四年,为什么他们不算四人帮派体系呢。
    天下并无真理,何处去找评理的地方。
    
    三、从十一年的二派反复斗争来概述
    
    第一次: 疯狂镇压、红色恐怖、扫四旧,      6年8—10月
全市扫四旧、整“三家村”、红卫兵和工矿企业红卫兵大抄家,逼死不少人。
    第二次: 反驳、怀疑一切大辩论             6年10—12月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扫四旧整错了方向,革与保大辩论。
    第三次: 反抗、白色恐怖、夺权              67年1—3月
     造反派在毛的支持下夺刘少奇文官政府的权,军人乘机静悄悄进行渐进式军事政变,代替文官政府,造反派被利用,刘少奇文官政府倒台。
    第四次: 再镇压、二月逆流、三大血案        67年3—7月
军政府上台,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简称抓指代替文官政府,对梦想夺权的造反派镇压,对造反派第一次大逮捕,准备组织由保皇派联合的三结合革委会。
    第五次: 7·20事件 全面再夺权,            67年7月—68年9月
军政府换由曾思玉、刘丰主政,陈再道倒台。
    第六次: 第三次镇压、整治、清队             68年10月—69年2月
     军政府对进入—革委会造反派成员大清理。
    第七次: 反抗、反复运动                     69年3月—6月  
军政府借造反派抢枪罪名、利用被夺权的支保当权派和保皇派,来对造反派捅马蜂窝,以混入红色政团的阶级异己分子名义,在全市范围内关押几万造反派,引起造反派反抗。
    第八次: 血腥镇压,借5.16北决杨罪名整治     69年10月—73年6月 共四年 对造反派第二次大逮捕,揪5·16、北决扬运动。
    第九次:高抬贵手、落实政策、共合作,71年6月—75年6月
9·13事件发生,一年后造反派才得解放。
    第十次: 反抗、反潮流运动75年6—8月
    基层造反派要求落实政策。对军政府时期军队所犯罪行声讨,声讨刘丰、方铭罪行。
第十一次:第五次镇压、流放 75年8月—76年3月
    邓小平上台,将造反派调离。
    第十二次:再次落实政策 75年5月—10月
       邓小平下台,被流放的人,回原单位。
    第十三次:全面镇压、一网打尽 76年9月—83年3月 共7年
由军队组建的保皇派“党委”对造反派第三次大逮捕,判刑劳改。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毛泽东逝世。
    
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功与过
    
    文化大革命有二句名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就凭这二句话,就能证明它有很大的功劳。
    按哲学理论来讲,利和敝、成与败、生与死、功与过都应相对立而存在,缺一无二,一个东西只有好没有坏是不正确的,只有新没有旧也是不正确的,只有“过”没有“功”也是不正确的。
    现在人们提起文化大革命,都众口一词,“错误的”“不该搞的”,“使中国倒退了二十年”、“使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简直是一场灾难”。
    这些话听起来好象很对,仔细琢磨又好像不对,再仔细一琢磨,好像说这些话的人本身错了,而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既有“功”又有“过”,只是功与过的比例多少,不能说是“好得很”,也不能说是“坏得很”,奇怪的是,说“坏得很”的人,正是当年自己说“好得很”的一些人,说“好得很”的人也正是当年说“坏得很”的一些人,只是这些人记性太差,把自己说过的话忘了罢了。
    例如,现在说文化大革命“坏得很”的一些人,当年却是这样说的。
    “扫四旧时,我是猛先锋”,“我亲自将那个资本家抓上台去,斗得这王八蛋腿发抖,我们把他家的四旧砸得稀巴烂,我们好开心”。
    又例如,“二月逆流”“围攻造反派时”,又例如,“清队”抓“5.16”、“北决杨”、“一打三反”时,最后又如,毛泽东死后,斗“四人帮”的帮派骨干份子时,哪一个不是拍手叫好,商店酒都卖空了,哪一个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搞得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们再看一组镜头:
    “一月风暴夺权时”、“斗走资派(当权派)时”一些八不相干的人从阴暗角落里冒出来,日夜不睡,像发疯似的,整天整夜在六渡桥听小道消息,谈笑风声,好不开心,“现在再没有积极份子监督自己了,老子自由了”,个个都说文化大革命好,“我厂当权派(走资派)爱整人”,“扣我工资”,“动不动训人”,“这次运动让这些王八蛋吃点亏”,“不整一下不行,大嚣张了”,“欺人太甚了”,毛主席真英明伟大,共产党真好。又如,7.20后,保皇派后台倒了,他们老实得不得了(指当权派),过去威风一点也没有了,弄得不好还要挨打,真叫人开心,被这些被保皇派(党的积极份子)整过的人都说文化大革命好。
    例如,扫四旧时,五类份子就如当年希特勒整犹太人一样,被整得死去活来,文化大革命简直是灭绝人寰的运动,三家村、四家店,历史上有问题的当权派(走资派)如李达、陈一新,心惊肉跳,好似天塌下来一样,如陷深渊,文革中“扫四旧”揪“三家村”简直是一场天灾。
    又例如,“一月风暴”时,当权派们莫明其妙地被斗,好像国民党已经攻陷大陆一般,天变了,人变了,许多人看自己都弯路走,文革中一月风暴简直是疯人世界。
    又例如,7.20后,保皇派遇上灭顶之灾,解放后一直以斗人为专职的人,竟敢有人在太岁头上动土,造反派就像45年在武汉街头打投降了的日本鬼子兵一样,打他们、骂他们,他们不敢反抗,一提起文化大革命这一段,他们就恨之入骨。
    还有一些人,就是造反派,他们从来不说文化大革命好,也不说文化大革命坏,因为文化大革命虽然他们吃亏最大,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早成了五类份子、成了反革命,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内心的怨恨永远不能暴发,造反派有鹰一般性格,哪怕只活一天,也要随心所欲。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他们发泄的机会,展示才智、胆量、智慧的舞台。
    有些人因为天生是挨整的人,所以习惯了做下人,扫四旧时,他们的父母,亲戚是对象,他当然也要沾光。二月逆流时,军方四处抓人,他们就四处躲藏,清队、一打三反、抓5.16、北决扬时,他们在工厂低头做人,老老实实做事,看军代表和保皇派他们横行,看他们内部跳忠字舞,唱三个样版戏,唱语录歌,他们都跟在后面混,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他们习以为常,有些人他们虽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或者说他们有的人出身本来也好,又是党员,但思想上落后,在党内总是当帮教对象。这帮人就是造反派。
    毛泽东死后,他们又成了“四人帮”的体系,再次挨整,但他们不难过,因为他们习以为常,他们本来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受害者,但他们另有理解,他们说:解放后多次运动,哪一次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习以为常,和积极份子的要求不同,这次文革,我们感谢毛泽东他能让我们这些几十年来的受害者出了一口气,就凭共产党、毛泽东让我们斗了一次整我们的走资派、保皇派这一点,尽管我们也付出大的代价,也值,我们感谢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次机会,让那些红得发紫、靠整人为业,光说假话、会打小报告、五心用尽地害人,靠整人升官的人的灵魂,在文革中彻底暴露,让他们再无牛可吹,无人可骗,我们就开心。
    当权派是一言难尽,整人的当权派、没整人的当权派都叫走资派一锅端,他们有说好、有说坏,被造反派斗过的当权派,被保皇派斗过的当权派,都心中不服,他们威风扫地,人格受审,害家庭受牵连,把自己成绩一扫而光,而且许多事是中央和上级叫搞的,最后由他负责,你说冤不冤。他到哪里去伸冤,好在党中央留有余地,文革中都留了让他们报仇的机会,你整我初一,我整你初二……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战争,战争就是“灾难”,说好,说坏的人都是一些疯子,你看解放战争,国民党说是“匪乱”说“坏”,共产党欢庆了几十年,说好,说这场战争是伟大的战争,胜利者的口气和老百姓就是不一样,有一本书叫“战争的艺术”,杀人也有艺术性,老百姓真不可理瑜。老百姓只希望和平。
    总之,文化大革命各派,有都说好的也有说不好,都是各说各一段。
    例如,百万雄师一方说,文革是应该搞的,就是“一月夺权”,“7.20事件”二个冤案不该搞的。
    又例如,高级领导干部说,文革肯定应该搞,只可惜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把方向搞错了,让坏人整了好人。(意思是,历次运动都是好人整的坏人)。
    我们再看一组镜头:
    一个身残志坚的由青年人变成的老头吴焱金说:
    我复员后分配到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进厂不久就因为我在部队老立功,又是共青团员,家庭出身好,厂党委马上将我作培养对象,调到四清工作队,成为一名以工代干的干部,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怎么会落到如今下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妻子自杀身亡)、身体残疾,他一提起文化大革命他就恨,愤愤不平,无限感慨。
    请看,他在文革中当上武汉市付市长(付主任)他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保皇派”市委却硬要说他“追随四人帮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说他十几年来一直吹捧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还有一些人,乘文革之机,入了党、升了官、私自瓜分了国家财产,他们也莫明其妙地骂文化大革命,叫人不可理解。
    文革中,有人提了干、有人升了官、有人入了党、有人分到了好房子、有人找到了好老婆、也有不少人倒了楣,因此,评价文化大革命只用骂,只说好是不完整的。
    笔者经过十几年来研究,发现文化大革命有七大功劳,十二分错误,说出来供大家批判。
    
文化大革命的七大功劳

(1)史无前例
    自古以来,世界上哪有国家首脑(皇帝)能带头要老百姓造州官、县官的反,让老百姓出气,还定出“十六条”法律来保障斗官的人,只要大方向正确决不治罪(当然毛死后走资派们找斗过他们的老百姓报仇哪是另一回事)。
(2)触及灵魂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反反复复,把那些社会上所有人的灵魂都照得通亮,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现,世界上最“伟大”的是“人”、最“卑鄙”的也应是“人”,到关键时刻为了保自己,什么卑鄙的手段都使得出。毛泽东好像看透了他们那些战友的内心,解放后,涛涛不绝的讲述自己的功劳,讲述自己如何发现了马列主义真理、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如何为人类解放事业献身……这些鬼话,你糊弄老百姓还可以,七糊八糊你当真起来,要拿这些找党要价评理,好像党亏待了你一样,不知自己多大功劳,多大本领。这次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你脱光衣服亮亮相。
    “皇帝、宰相、泥瓦匠,脱光了衣服都一样”。
    美脸、丑脸、迷魂脸,脱光了衣服都爱“眼”。
    文革中,堂堂大干部、省长、县长、厂长、张书记、李书记、李将军、陈将军官架子大得不得了,不可一世,前呼后拥,后来关进牛棚后,哭天哭地的有之、求情的有之,、下跪的有之、把一切罪过推到别人头上有之、为立功说假话有之、墙倒众人堆有之、向专案组告密有之……一付付斋相。总之,“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有时被逼狠了,说过几次硬话,那也是被迫的,不是主要的,不要把这几句硬话扩大成全部,到处瞎吹。
    别看那报纸上说××同志坚强、正直、刚毅不阿,实际上到了关键时刻,什么丑态都露出来,毛泽东看了好笑,最有名的是陈再道将军到京西宾馆后,又是哭、又是求情、又是认罪、又是承认自己有种种不是、又是向林副“总统”检讨……可后来又怎么变成了“将军从四十年代就敢和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把自己生死付之度外”,看看,多好听,78年上海的陈丕显到湖北任省委书记,特地召开一千八百万人广播大会,为7.20事件平反,特地的为这位久经战场,几十年来一直同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钢铁英雄伸冤平反时,陈再道一句话都不说,他能说什么呢。能说我不是你们吹捧的那种人吗,中国的干部都被毛泽东的照妖镜照穿了灵魂,都暴露了,何必再吹自己呢,那几两骨头渣子,都被老百姓看透了,少说为佳。就连邓小平先生,几次检讨,几次向英明领袖华主席写报告,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誓要打倒资本主义,后来他也被毛泽东搞得很尴尬,毛泽东真利害,他知道你们任何人上台都要打他的牌子,举他的旗子,因为他把你们灵魂都触及了,他死后的一切,他都估计了,他才称得上“伟人”。
    明明是全党举手打倒了刘少奇,自己举了手不认帐,硬说自己是被四人帮及帮派体系逼的。又说“党内当时不正常(整别人正常,整你就不正常了)”你的骨头怎么这么软,你的丑态,造反派心中有数,但不会说出去。
    造反派也好、保皇派也好、支造干部也好、支保干部也好,在挨整时的可怜相,都被专案组(中央文革)看见了,所以中央大干部都恨“中央文革”,地方造反派恨由保皇派组成的“专案组”,因为专案组看到了他们的丑相,造反派为了不戴上反革命帽子,不谴送农村,对专案组一点一滴的交待,使造反派在他们面前总抬不起头来。
    保皇派更差,因为自解放以来,一直整人为业,这次不知怎么了,自己成了专政对象,吓得要死,向党(实际上是支造干部和造反派组成的专案组)表忠心,检举他的战友。7。20后,百万雄师互相揭发,毛泽东死后,造反派成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又互相揭发……可以说当代中国从党内到党外人人口和心不和,互有积怨、互相防范、互相猜疑、互不信任、互有仇恨,因为这一代人的灵魂都被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试验污染了。
(3)文革证实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
    “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是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真理,而马克思认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公无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才是真理,无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
    又说,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当家作主,资产阶级的一些最腐朽、最自私、最落后的东西才会消除。
    毛泽东用文化大革命做了试验,毛明确规定文化大革命只许无产阶级参加,不许六类份子(地、富、反、坏、右、资)参加,因为无产阶级才最可靠、最无私、最有远大理想。
    结果却出呼毛泽东意外,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一些蝇头小利、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可以不惜一切的置对方于死地,其手段的残酷远远超过了资产阶级,毛泽东甚至没有想到。他总认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二大派组织”。
    毛泽东信仰马列主义,他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判断出的这句话,恰恰错了,最后他自己差一点回不了北京,他在东湖讲的四条,陈再道并不接受,因为这触及了陈再道的尊严、威信、权威、利益,无产阶级又怎么样,触犯了老子的利益谁都不认。世界上若让这些“无产阶级当权”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7.24日,毛表态第六天,武汉市委组织部部长辛甫还在市委召开大会,遵求百万雄师意见,是把民兵枪枝拿出来对抗,还是承认这四条,结果下面队员不愿冒风险,反对用民兵枪枝对抗,才算解除了这场危机。辛甫就是最优秀的无产阶级。差一点弄出一场血战来。(据《疯狂年代》百万雄师负责人回忆录)。
    再请看,工人总部,7个头头、6个共产党员,百万雄师13个头头、9个共产党员,二个都是无产阶级。7.20后,这6个共产党员(工总)将那9个共产党员抓起来,关起来,打得死去活来,算保了一条命,共关了4年零8个月,至71年才放出。毛泽东死后,这放出来的9个共产党员(百万雄师)又以“四人帮”派体系之名将这6个共产党员全部抓起来,判刑,时至今日也未平反,可见,工人阶级的血海深仇都不过是为了一些利益,和资产阶级没有二样。
    因此,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
    从理论上来说,马教授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由价值产生的价格必须以劳动为先决条件,一个物品值多少钱,决定他花了多少劳动,因此,劳动是最可贵的,是一切财富的根本,劳动人民是最伟大的,他反对物品商品化,他提倡产品的计划分配,按劳付酬,按需分配,他提倡计划经济,我们一直遵守这一规则,五年计划、十·一五计划,这正是我们和资本主义经济(或称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的区别。
    马克思教授的计划经济,劳动创造价值正好被毛泽东采用,马教授害了信徒毛泽东,也害了全中国人民。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经济者)看来,物品的价值、价格并不决定于劳动强度和付出劳动的时间多少,而是决定于人们的需要或市场的需要,把一个烟斗送给一个女孩子是一分钱价值都没有,把一个红口唇膏送给一个老者也不值钱,他(她)们所需要的不是这些东西,尽管这东西花了很多劳力,但却没有价值,价格是价值的金钱表现形式,人饿了,需要食品,渴了需要饮水,强盗追来时,开车逃跑,车没有油,找到个加油站加油,加油站趁机涨价,每公斤30元,市物价局规定每公斤2元,高十多倍,但为了活命,这30元汽油也得加,而且值。
    天下雨了,几个人被雨淋湿,找到一个卖伞的,每个伞要价值20元,而市面上一般只要不得5元,这太不合理了,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劳动创造价值,国家物价局价格有规定,这不法商贩真可恨,有位坚持马列原则,不买,回家后,由于淋雨时间及长,病了,到医院一看,花了500元,结果亏了,这位马列主义者要是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里生活也不会亏,因为,那个社会一定是全额报销的,可惜他还未到马列所预期的那个社会,他只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所以他亏了。而且马教授想的那个社会,会不会实现得了,谁也不知道,他没有”实践”经验,因此他不应当是真理,他只能是太平天国洪秀全所想的“天国”。——“太平天国”。
(4)文革证明了无产阶级不是最先进的阶级
    陈再道先生过去是无产阶级,他反压迫、反剥削、反政府,但他一旦成为统治者,就变成和具有过去压迫他的人的一样的个性,他为了保护统治者利益,又用过去曾镇压过他的人同样方法镇压别人。解放后,共产党执政,高官厚禄养出一批新的资产阶级,陈再道本人就是,他的战友们也是,文革中造反派们斗了这些当权派,引起了陈再道不满,扫四旧时,当权派斗老百姓时他不同情,却只同情当官的,二月逆流时他抓人并组织保皇派去武斗、杀人,他不制止,还说自己没有武斗,中央文革把责任推给自己和百万雄师,武汉若没有7.20事件,陈再道这个太上皇还不知会镇压多少人。
    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并非马克思发明,在马克思之前,阶级观念即存在,中国古时即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阶级认识论。马克思的观点只是无产阶级通过团结,用暴力去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达到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目的,因为多数人(即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由他来统治这世界,那些资产阶级(即少数人)的腐朽、没落、压迫人的本性就改变了,人类就不再有压迫、剥削和不平等事了。
其实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永远存在的,不可消失的,二个阶级永远互存,只有互变,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根本不可能,金字塔永远是这世界上最完备的秩序,这个“阶级的生态平衡”促进了社会的进步,阶级不可消灭,斗争永远存在,这才是社会的本质。文革中的造反派就是陈再道将军过去的缩影和再现,但镇压造反派的却是陈再道将军和他一起过了江、吃了糠、后又当了官的“老干部”,因此证明,无产阶级并不是最先进的阶级,它和资产阶级一样,各自守护着自己的本性,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无产阶级是天生就有的,天生的,自然的,一个不做事,不努力,不动脑筋,只睡觉,就自然而然地是个无产阶级,而资产阶级不同,他们不是天生的,他们最初都来自无产阶级,但“玉不琢,不成器”他们后天努力,动脑筋去创造,去设法剥削那些不努力的人,骗他们为自己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就努力读书,并拼命竞争,他们中不少人死于非命,他们也有牺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至于那些拿刀杀人、抢人家钱财的人,虽然一时富有,但最终当不了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不爱读书,不进取,只吃老本,最后又回到原来位置,要想长期当资产阶级除非天天拿着刀子,守在路口,这些人谈不上最先进。“无产阶级”一旦变成统治者,也就不应再叫“无产阶级”,而应叫“资产阶级”,他已具备资产阶级的属性,而抛弃了无产阶级的属性。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他们都有各自的先进一面、落后一面,适者生存,无产阶级至所以能看出资产阶级那么多的罪恶,是因为他只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所以他产生了偏见,“可怜之人,自有可恶之处”,无产阶级看不到自己罪恶和可恶的一面,陈再道将军在文革中看到了他所控诉的造反派的罪行。到处打、砸、抢,而这正是陈再道曾经犯过的罪恶,这也正是无产阶级的罪恶一面,也就是陈再道将军过去的写照,而现在陈再道将军所作所为,制造几大血案,后又将责任推给对方,正是当年蒋介石先生常用的抄、抓、杀的手段,陈再道先生自己看不到,如果陈再道将军认为自己没有错,因为“军政府”认为要求工厂复工、学生复课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正确的,那么当年蒋介石也应没有错,陈将军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由“土匪”变成了将军。
(5)文革证明了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
      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中国必须进行改革。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试验,这场试验结果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我们的目的不能达到,这就给后来邓小平先生改革开放提供了契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宣布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我们的目的随着毛的逝世而消失。四人帮上台也一样,他们照样要改革开放,说不定他们的改革开放比邓小平先生来得更彻底一些,效果更好一些。不信我们可以从过去对四人帮的批判材料中找到答案。江青喜欢坐“沙发马桶”王洪文“成天看美国影片”“造反派们都是些崇拜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人组成”,那么,这些人一但掌权,不比那些“土八路们”的所谓的改革更快,以下的话决不会出自造反派之口,,“只要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要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的”真是荒唐言论(只要你的配方,不要你的工艺,要知道,工艺和配方是配套的,要资本主义就会有腐朽,要社会主义就会有独裁)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改革开放漫漫走了二十几年,邓丽君的歌到底是靡靡之音,还是大众歌曲至今还没有定论。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先生为了证实“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他用阶级斗争的强大威慑力,用原始的军事制度管理国家,全国在军人的统治下,按军队的制度去管理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方式。计划经济由小队核算,进入大队核算,再进入公社核算,陈永贵同志还提出三年内山西昔阳县即可实现县级核算,也就是说,一个县只需要用记账方式进行交换,代表资产阶级的货币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全县人民吃、喝、穿、用、教育、医疗、建房都只记个账即可,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试验模式,社会主义中的最后阶段。
    那时,工厂生产不计成本,由一个县来统一核算盈亏,购买物品只用支票,要什么尽管拿,支票今天不拿明天送来也行,实在没功夫,就不要了,反正每月只写一次报表向上级报告就行了,一个月到底是生产成本超过耗费,是盈是亏,只有全县统计局、财政局核算之后才知道,物品的流通不过是甲单位到乙单位的数字游戏。
    在工厂、军队把工厂改变成军事编制,什么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区“营级”、车间“连级”、县团级的工厂,厂部叫团部,车间叫连部,或排部(二车间叫二连)班,组长一律叫“班长”,科长叫“排长”,车间叫“连长”。这一切都是按“共产主义”制度要求的试验,工人们下班之后连走路都不能自由走,在街上一走路,自有“保皇派积极份子”喊口号,一下子排成了队形,打电话,首先不能喊“喂”,要先读一段语录或高呼“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好”、“毛主席万岁”……
    全国公路、铁路不计成本,读书不要钱,教师低工资、教学低质量,诊病不要钱,除了红药水,就是阿西比林。
    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好”的特微,但后来毛发现,他为了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在全世界建X共(马列)派,大力支持世界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宣传毛的理论,“枪杆子出政权的“武装斗争”,每次亚、非、拉(马列)共产党到中国来要武器,要物资援助时,中央却力不从心,一次比一次少,坦赞铁路物资供应老跟不上,国内老百姓的计划物资越来越少,过年一人才半斤肉、半斤油……
    毛泽东先生终于发现,原来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反而能解燃眉之急,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时结果闯了大祸,全国粮荒,老百姓饿死不少人,后来是刘少奇先生的“三自一包”分田,到户的改革,家庭核算,才解了围,现在若让刘再出来解围,那自己不全错了,那文化大革命不全错了,这样吧,刘、邓二人,一个死,一个活,让邓小平上台再试一下。看他有什么新招,那知邓小平一上台就急急忙忙全盘否定了文革中的“试验”,使毛不好下台,邓小平先生早就看出,“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试验更加证明了他的判断。他要改革,但他是共产党员,他不能搞资本主义,《共产党宣言》上不是说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吗,那些社会主义照样不能救中国,他要搞一个不叫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将这个主义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就和《共产党宣言》没有矛盾吗,让少数人富起来,特别是让吃过糠的,过过江的共产党先富起来,就是有一天国民党真回来执政,也不怕,若过过江的、吃过糠的高干子弟和少数共产党员掌握了国家70%的财富,谁执政无所谓,别人执政要依法治国,可惜毛只懂马列主义,不懂邓小平理论,将他再次弄下台。
(6)文革让老百姓第一次尝到了民主的滋味
    百万雄师一个姓余的头头说了一句名言,解放后所有运动都好,都正确,唯独文化大革命不该搞,文化大革命是党历次运动的败笔。
    一个姓龙的造反派头头说,解放后,什么运动都不该搞,唯独文化大革命应该搞。
    姓余的又说,文革搞可以,要在党的领导下搞,文革前半部搞得很好,(在党委领导下)很有秩序,可四人帮硬要搞夺权,一下搞乱了,你看文革中死了多少人。姓龙的又说,历次运动死的人比文革都多,只是内部不公布,例如武汉市肃反运动高潮时,每天都杀,高潮时每天杀30—40人,最多一天杀130人,(当时还在民众乐园办了展览)到底杀了多少,有无冤案,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组专案组的领导下秘密进行,逼死了多少人内部处理,老百姓不知道,而文革是公开的,解放后的第一次民主运动,第一次是57年党整风运动,前半部是民主运动,言论自由,后半部变成“反右运动”,仅管民主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57年党整风运动时没有这样提法,可能是怕出现第二次“反右运动”,所以一开始就划定了范围,免得又要搞“反右”,没想到后来还是来了“反右”运动。但老百姓总算有一次民主的机会。
(7)文革开创了人人平等的社会风尚
    文革时,个个干部都被整得像乖乖儿子,自觉劳动,扫马路、扫厕所,见了群众满脸笑容,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一点驾子,老百姓看到当官的也不肃然起敬,不十分惧怕(五类分子除外)。武汉市随便一个市民可到市政府,或省政府去找市长、省长谈问题,没有当兵的阻拦,这一点,恐怕是文革的功劳。(以后变了那是另一回事。)
    
文革中十一大过错

(1)扫四旧,破坏了文物。
    解放后,破坏文物由来已久,许多有价值的文物都以封、资、修名义破坏掉,文革扫四旧时,又一次,最大规模的破坏,许多文物已无法挽回。
(2)毁灭了一切优秀民族文化。
    解放后,历次运动中也以各种名义破坏过民族文化,但文革中破坏最大,例如,解放后即不许修家谱,认为那是地主阶级的行为,无产阶级只能承认党史。这就将中华大地上所有已存的民族根本都拔掉,可查的历史原始记录都消灭,又例如戏剧,京剧、汉剧等,解放后只许唱进步的戏剧,不许唱封、资、修的剧目,许多好剧目都消失,文革中更严格,不准唱,后来干脆改为现代京剧,只准唱歌颂党的八个样板戏。
(3)限制文艺创作。
    解放后,文艺创作必须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要求来创作,必须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写小说、剧本(文艺变成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文革中更进一步严格,使大家不敢写,老百姓看的小说、报纸、相声……全部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中国人人懂马列,个个会喊口号,动不动就开斗争会。
(4)让军队支左,介入文革,实际上建立了军政府,破坏了军民关系,败坏了军队名声,文革中军队和军政府内出现二派,军队对亲自己的一派大力支持,不亲自己的拼命打压,将军队介入二派的仇杀之中,被压的一派恨军队,军民关系紧张。
(5)公开杀人、公开抢枪
    关人、抓人、抄家、斗争会、写大字报这在解放后各次运动中都有,非常流行、非常正常,并不是文革才有。
    文革有二条是历次运动没有的,一是允许一个组织去杀另一个组织的人,而且杀人后不治罪,不但不治罪,还有功。对打人者,杀人者其中一派追究法律责任,对另一派却不加追究。
    枪,是一个国家维护政权的武器,除武装人员外,任何人不准持有抢枝,可文革中,造反派竟敢找理由抢枪,破坏武器,一个价值几十元的子弹像放鞭炮一样乱打,人民的血汗钱就这样被挥霍一光,这些人一个都未追究责任。
(6)庞大的外调队伍,和庞大的被关压的人以及千万座牛棚
    文革中和历次运动不同,由于关压对象太多,因此专案组人员也多,历次运动都一样,有大量专案人员,但文革最多,全国宾馆、旅社、公路、铁路都被这些人包揽,80%的宾馆都被外调专案组人员占住,生产采购员少得很,脱产搞外调的专案组人员是生产采购人员的几倍、几十倍,脱产人员太多,外调住费太高。工厂、学校、机关、仓库都建有“牛棚”,弄得人人自危。
(7)冤、假、错案太多,逼供、体罚超出想象
    历次运动中,都有冤、假、错案,但和文革不同,文革是一派报复另一派,为了整死对手,尽量搞假材料,日夜逼供,有时被整对象十天十夜不让睡觉,白天到各单位参加斗争会,晚上三班轮流审讯、逼供……比小说《红岩》中所描述的“渣滓洞”更加残酷,本文不便多叙。
(8)破坏了生产
    历次运动阶级斗争都是促进生产,而文革却是都破坏了生产,二派互不上班,谁管不了谁,成无政府状况,有“七上八下九走光,下午二点来领酸梅汤”(一种解署饮料)之谣,所有人工资照发,公费医疗。
(9)反革命案件太多
    和历次运动中不同,文革中,“五字反标”(即打倒×××)就会被枪毙、杀头,对偷听敌台广播,唱黄色歌曲(即老流行歌)即会被斗,有的会定为五类分子,监督劳动,有些人为了立功,制造一些反革命案,例如,有人走路不小心,踩上一张旧报纸,而报纸上印有毛主席的相,这人若是红五类可被认定为无意识,若出身不好就认定有意识,对这人轻者挨斗,重者坐牢,在公安局审讯时若不小心将心中想的话说出来,就变成了恶意仇恨毛主席、攻击共产党,最后枪毙,文革中人们生活真难,每日提心吊胆,特别是专案人员,党的积级份子,人人见了他们都敬而远之,他们之间也只会互相说假话,表现积极和思想进步。
(10)学生不上课,荒废了一代人
(11)周、朱、毛三人不该一年死的
    文革十一年,毛泽东三次想收尾,都未收掉,最后一个烂摊子让别人收,所以别人干脆就说这个运动是不该搞的,他们把一切罪过强加到毛头上,支持过毛的造反派都倒了楣,毛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应该早宣布运动结束,做个结论。结果他快要死了还骗人,说文革还要每七、八年再搞一次,自己活不了七、八年,谁给你搞,最后自己搞臭了,周恩来要后死还可以打个圆场,结果三个人都开溜了。一个烂摊子,让别人好钻空子,由别人瞎说,瞎编故事。
    “害多少人杰丧生,血沾吴王旧地”
    罪过!
    
六、谁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赢家和胜利者

    说文化大革命没有胜利者和大赢家是不符合事实的,世界上的事都一分为二,对立统一,毛逝世后,武汉大批造反派捕入狱,全市各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院校的私办“牛棚”中关了十几万与“四人帮”有牵联的人和事的“学习班”,被开除党籍、团籍、公职、判刑劳改、劳教的人应列为失败者,而整治他们的人应该就是胜利者,“一切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当然,就是有实之词,如贪污、强奸、打人、抄家、杀人……(如汤忠云杀戴朋一案)等也乘机推倒)这些人也应算胜利者、赢家,但仔细一想,又未必是这样。
    例如,俞文斌先生被造反派关了4年,除补了一点钱外,只由一个局机关武装部干事,提升为市经委付主任职务,刘敬胜先生,为满足军政府复工、复课要撤据点要求,领着上万武斗人员南征北战,围攻据点,扫除障碍,消灭了造反派这些反动份子,为军方出生入死,立了大功,最后只安排了一个江汉区手管局局长一职,比起当初他是江汉区手管局帆布厂工人一职虽高了不少,但和湖大红卫兵头头钱运禄先生相比,就低得多,钱任省委书记,任功劳比不上刘先生,不过刘和他的得力打手“翻江龙”武斗队头头彭爱洲比起来,他又幸运得多,像彭爱洲这样,7·20后,被造反派打得要死,身负重伤,文革后,什么都未得到,得到的只是一身病,像彭这样失业下岗的人还多得很,难道他们能算文化大革命的大赢家,胜利者吗。
    彭爱洲(一冶工人)说得好,“老子们一言难尽,7.20前,为了保卫党的江山不被牛鬼蛇神夺跑,我们出生入死,四处冲杀,武汉市所有的武斗我都参加过,(但他声明没有参加6.24血案)7.20后,被造反派打得吐血,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毛死后,我们保的那些当权派把你们造反派消灭了,自己开始荫妻封子,个个都发了大财,升了大官,可我们这些出生入死的人,他们却撒手不管,现在我身残有病,连医药费都无人解决,这些王八蛋真该千刀万剁,再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老子一定参加造反派,斗死这些忘恩负义的狗东西”,请看,他们能算胜利者、大赢家吗。
    那么谁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者呢。7·20后,以韩宁夫为首的支保派干部们,推翻了毛泽东的一切,想方设法把革干子弟扶上台,从省、市到各级,从金融、商业、房地产到股票市场,利用手中权力,先是借双轨制,将计划物资内拨给亲信倒卖,赚得一桶金,马上又利用股市,将企业的原始股大量赠送,使他们获得第二桶金,再后,又组建各种公司,兼并国营企业,不公不私的将大量国家财产变化私有财产,所谓开发商,其实就是官员,民谣说,“拉开车门看一看,里面坐的一定是个贪污犯,先枪毙,再审判,绝对不会出冤案”。
    至于汉正街那些老板,那只是高干子弟为自己发大财放的烟幕弹,掩人耳目,让老百姓赚点小钱,就像当年毛泽东要夺刘少奇的权,号召革命小将“一月风暴夺权”一样。正当老百姓(造反派)兴高采列地去夺刘少奇和各级政府权时,军队静悄悄地将大权独揽,马上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简称抓指)正式军政府上台,造反派们干跳了几年,一点权的味都未闻到。
    1967年1月23日,中央号召全国“向走资派夺权”,一时间,工人、农民、革命小将,喜上眉梢,全市日夜夺权,好不热闹,同一日,毛泽东又发表命令,让“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群众,七夺、八夺谁的权都没有夺到,毛泽东先生在全国群众的锣鼓声中,烟幕弹下,静悄悄地实行了“渐进式”军事政变,刘少奇文官政府全国各省市的权,表面上被群众夺了,实际上已被军人夺了,可怜的老百姓以为自己是胜利者,为了权和军人发生矛盾,为了说得过去,毛先生又提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三结合还是一结合,军队党委说了算,革委会内的另二派(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又和军代表发生矛盾,蒙在鼓里的造反派们把矛头对准军队,军队找到借口,利用保皇派整造反派,成了文革主线,十年文革,全是军人当家又全是军队和造反派的对立(可一切罪过都归造反派身上)最后,毛又要军队协助组建文官政府和组建文官保皇派党委,等组建完了,保皇派党委成了军队的决墓人,因此军人也不是胜利者,他们成了“林彪”死党,曾思玉、刘丰、张绍剑、方铭全部挨斗,胜利了的保皇派和下级军人,只成了汉正街的小老板,获得点小利。
    真正文革中最大胜利者,就是被毛泽东称之为“走资派”的支保当权派和他们的“高干子弟”百万雄师不过是当年摇旗呐喊去夺走资派权那帮造反派。
    “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资产阶级人物”——走资派和他的子弟(即支保干部和保皇派中的高干子弟)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胜利者,赢家。
    支造干部、军人造反派、保皇派都一样,都是失败者。
    
七、结束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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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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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雄师一个姓余的头头说了一句名言,解放后所有运动都好,都正确,唯独文化大革命不该搞,文化大革命是党历次运动的败笔。
    一个姓龙的造反派头头说,解放后,什么运动都不该搞,唯独文化大革命应该搞。
————————————————————————————————————————
建政之后的历次运动都应该搞,文革更应该搞!

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反毛反文革的,但与一般资产阶级舆论的谩骂比起来,更加阴险,更加恶毒。
表面上虽然是“本书仅献给那些因种种原因而介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武汉市民,各派群众,凡因此运动被枪击,自杀,劳改、劳教、逮捕、拘留、交群众监督劳动、戴上帽子、关进牛棚、五不准学习班,隔离审查,被视为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保皇派坏头头(百万雄师坏头头),造反派坏头头,5.16份子,决派份子,四人帮帮派骨干份子,“三家村”、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代理人,黑后台,篡党夺权分子。 ”但实际上是“献给”新老资产阶级的。
文革恰恰是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当然,我们不指望资产阶级的眼睛看到这一点。只要阶级和阶级对立还存在,不同阶级对同一事物有尖锐对立的评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只要阶级和阶级对立还存在,共产主义尚未实现,“政治独裁”就不可避免,关键在于谁对谁“独裁”。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就是要“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就是要用暴力革命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革命权威,并继续革命,直到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无法产生,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顶端 Posted: 2009-05-29 17:47 | 2 楼
李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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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刀同志说的对!
  
  
  

 
 
顶端 Posted: 2009-05-29 20:32 | 3 楼
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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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也许参加过造反派,但可以肯定他不是为了造"走资派"的反才参加的,而是象历次大革命中都会有的投机分子一样.他是为了某种"投资"才"造反"的.这一点,从楼主对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信口雌黄中不难看出来.

一只河蟹放出来扰乱革命群众视线的巴儿狗,一只企图通过颠倒黑白来迟滞人民觉醒的癞皮狗.
  
  
  

 
 
顶端 Posted: 2009-05-29 20:46 | 4 楼
hgy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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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不是楼主的观点.发文时已有说明:
    转发者按:应作者要求先转发该书的部份章节。该书真实地记录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与转发者无关.
    前言在造反派中颇有争议.后面的文章似又不同。
  
  
  

 
 
顶端 Posted: 2009-05-30 13:35 | 5 楼
hgy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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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三大血案(6•17 6•24 7•15)血案纪实

第八章 三大血案(6•17 6•24 7•15)血案纪实

一、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
1、表象
5•16通知后,文化大革命在四清运动未结束时,突然发动,目的是要否认四清运动中所整治的“走资派”,是真正的走资派,毛多次指出王光美(刘少奇夫人)的“挑源经验”对四清运动中的性质看法错误。因此,所清理下台的干部未必准确,而且由“挑源经验”所扶持上台的接班人(运动的积极份子),未必是可靠的接班人。由于方法的错误(即路线),它所做成的事情,必不可靠,毛认为,真正的正确路线(方法)应该依靠群众,自下而上的揭发、批判,真正的走资派才能被揪出,党今后才没有危险,复辟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实现。
毛认为真正的走资派还在党内、政府内,而且这次还特别提出了军队内。5•16通知第一次将“军队内”突出提出,这是以往运动中未曾提到的,(可惜毛最后输在军队手上(1)大闹怀仁堂,是军队对他的警告,(2)7•20事件,是大鬼操纵小鬼捣蛋,试试毛的钢火,(3)毛死后,叶剑英元帅送他回了老家,毛彻底输了)。
毛这次要亲自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将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还在掌权的走资派揪出来,以保证党的纯洁性、可靠性,对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注)必不可少,这中间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在大风大浪中发现接班人,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路线)被称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不仅仅是从跟领导层或个人关系好、紧密中来发现,来提拔,那种以往几十年来一贯的由党统一领导下的方法(路线)被称为刘少奇的反动路线。
2、内在
事实上这是表面的东西
深层次的东西要从毛在“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失败后自己遭到种种不幸中去找。大跃进失败了,毛在河南7千人干部会上作了检讨,又在武昌会议上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一切问题和积怨都由此开始。他忍气吞声近十年,最后用文化大革命来彻底爆发,毛泽东这个人看到的世界只是“小小环球 几个苍蝇磁壁,嗡嗡叫……”他是个目中无人的人,怎么能做二等公民呢。
大家知道,国家主席就是国家的代表,或称国家的法人代表,世界上只承认国家法人代表,(总统或主席),不承认什么宗教领导,党的主席,毛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到头来落了个“空”官,仅管他再三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但这在法律上没有根据,“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民不知所措”,毛自己写篇文章还要请示政府管宣传的人批准才能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太欺人有甚。
在伊朗,伊斯兰教领袖霍梅尼认为自己才是国家的代表,可是联合国开会不通知他,只通知国王巴列维,而这个巴列维自接替父亲的王位后,就不太尊重霍梅尼这位宗教领袖,更危险的是巴列维在英国读完大学,受异教“天主教“影响极深,自登基后,伊朗国内即发生变化,他竟允许西方天主教国家的一些电影在国内放映,建立电视台,允许青年人跳摇摆舞,开夜总会,更可恶的是他竟然反对伊斯兰教教义所明文规定的,男人可娶四个老婆,女人必须戴面纱的教规,巴列维竟要求国民提倡一夫一妻制,提倡妇女解放。这一切触怒了教会。
最后,霍梅尼发动了圣战,将巴列维赶下了台,伊朗重新回到了伊斯兰世界,尽管这样,霍梅尼还是没有成为国家代表。因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不承认党和教会代表国家。
3、夺权
毛泽东要成为国家代表,他要夺回国家主席的职务,文化大革命是他和林彪先生合作,夺刘少奇主席政权的一场军事政变,后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来自于此。这本是一场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最后演变成一场流血的军事政变,发生在武汉的6•17、6•24、7•15只是这流血政变中的一个小战役。
文化大革命就其主体来说,是一场党和政府官员的夺权斗争,在斗争中,双方都争取老百姓(群众)的支持,于是在老百姓(群众)中引发了红五类中既得利益者(保皇派)同未得利益者(造反派),非红五类群众中被压迫群体(造反派)同压迫群体(保皇派)的冲突,为了显示自已是真正革命派,双方都斗黑五类和资产价级份子,双方都斗当权派,尤其是被压迫群体(造反派)在反抗压迫群体(保皇派)的斗争中,尤于一直处于劣势,所以付出的代价最大,双方的胜负,决定双方后台的胜负,特别是中央二派斗争的胜负,在双方的后台(当权派)的胜败中反复多次。因此,文化大革命最后演变成一场毫无意义,毫无目的的混战,直至毛泽东逝世,才草率收场。
由它制造出的无数冤案,(包括三大血案)就这样不了了之。胜利者将自已挨斗,称为”受到迫害”,都平反昭雪,而把被自已压迫和批斗的对象,一律称为”受到冲击”,不了了之,青年读者只要读懂这词,就能分出当时”革”与”保”的身份.至于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份子,),连这”受到冲击”一词都不够资格用,因为解放后历次运动,他们都是”受到冲击”(迫害)的,
7.20后,不少打人凶手,包括”三大血案”中的杀人凶手,被受害者群众批斗,胜利者都以”受到迫害”,平反昭雪,了而了之.而被杀和被打致残,致伤对象,都以”受到冲击”,不了了之.
本文作者评语及“三大血案“,是为二百年后的武汉子民留下的真实记录。
4、危机
毛泽东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一生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他都能一一排除,去危而安,所以他对刘少奇没有像霍梅尼那样发动圣战,尽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圣战,但并不是公开的宫廷政变或军事政变。毛自有他的一套夺权方法,这一套方法,过去叫“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不可能让人人都能看出他要对刘少奇搞军事政变,因为刘少奇从上至下都有不少支持他的路线的人,上层政变了,下层仍然找不到可靠的接班人,那不是白搭,他要使他的接班人和他一道“提人头上山入伙”,“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一旦有事,大家都跑不了(后来事实证明,他一死,一切跟他跑的人一个个都完蛋。)
毛的战略部署当时谁都看不明白,只提出“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直到三十年后,有人才明白过来,但还有许多人不相信这些明白人说的明白话。
5、方法
毛一生有个最大的政治家的特性,他从不居功自傲,他把一切成功,都说是发动人民群众,连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也说是发动和依靠了群众,是人民群众打倒的,给“人民群众”脸上擦粉,使每个群众都高兴,好像真是有其事似的,其实后来人们发现那只不过是会“利用”人罢了,“利用”这一群人,又“利用”那一群人是毛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毛利用了一派去整另一派,当另一派奄奄一息时,毛又来为这奄奄一息的另一派人喊冤,使这些人对他感恩不尽,对整自己的人产生报复的心理,当这些奄奄一息的另一派人解除危险后,就用十倍疯狂报复对手时,毛又发话了,又为这些被报复的人喊冤,反正毛是公认救世主。
明明是军事政变,毛叫“红卫兵”“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全国上上下下,为这个大肥“饼”抢得死去活来时,毛又叫军队来支持你们。实际上,军事政变就在全国造反派或保皇派斗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在锣鼓声,口号声中、标语游行,集合摇旗呐喊的烟幕下,静悄悄的把刘少奇文官政府的权力全部交到军队手中。军政府只挂个“抓革命,促生产总指挥部”,简称“抓指”,军政府用(保)一些(当权派)、(走资派)一道工作。后来人们才明白,这叫“渐进式军事政变”。
6、误解
可连林彪先生好像也没弄清楚毛的“战略部署”,九大后林想当国家主席和毛发生冲突,,这国家主席是毛千辛万苦、费尽心思的必得之物,这是毛要完成他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要条件。林不明白毛原来也想当“法人代表“,若当初他知道毛有这样要求,他也许不会去争,他是个不太爱权的人,说林彪被利用了不太正确,可毛使他得罪了那么多人,他实在不好下台。所以有当国家主席的要求。
造反派们也没弄明白,以为毛真的要他们去夺权,权就归他们了,他们拼死拼活的夺来了一个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什么官时,毛一个既要当官,又要当老百姓”,的最高指示,一句话把这伙人打发回老地方去,告诉他们,你们的任务已完成,该干什么的就回去干吧,可这些造反派就是不明白,就在毛已完成了夺刘、邓大权之后,还念念不忘毛的教导,去搞“反复旧运动”,实在是因为他们为毛主下了汗马功劳,毛才轻放了他们,不然,下场比林好不了多少。可当时下面人不服,又借清队,抓5。16,北决杨,狠狠地整了他们四年。
保皇派们也没有弄明白,当毛要他们协助把上台的造反派们清查一下时,他们拼死拼活的整,硬说他们是“5.16”、“北决扬”,是混进党内、革委会内的敌人,最后毛又来了一个“请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的“最高指示”,辛辛苦苦的军代表、保皇派专案组,白忙了几年,得罪不少人,被毛一句话一风吹,造反派官复原职,把保皇派放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保皇派一言难尽,有苦说不出,又和造反派们结了仇,他们也没弄明白,他们巴心巴肝的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怎么不把他们当亲生儿子看待。硬要照顾这些“野种”,
毛认为,在长达数年还没有被整死的造反派中,“吹尽黄沙始现金”,就会有真正的接班人,可惜毛死得太早了,这些黄金被叶剑英当废品烧了,
7、教训
造反派、保皇派是用血证明自己没有弄明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其中造反派最惨。6•17、6•24、7•15血案都是一些糊涂人,做的一些糊涂事,死的人更惨,杀人凶手我相信他要有良心,他活着不如死了好。
造反派打倒文官政府后,军政府建立这很自然,一切权力都在军政府,由于毛未说清楚,弄得下面胡斗一阵,更重要的是毛树敌太多,既打倒“政府内的”、“党内的”,又建立了“军政府”,何必又要打倒“军内的”走资派呢。结果阵脚大乱,不好收场,发生内乱。
8、遇阻
二月逆流就是军内走资派搞的,毛胆怯了,让步了,林彪也害怕了,说明中国军队的权并不被毛泽东先生完全控制,林彪在军内有多大份量也由“大闹怀仁堂”看出破绽,林只好让步,马上制定“军委八条”,保护军人,军事机关,规定几种人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几种人不能揪斗……这一来,武汉军政府陈再道也狠起来了,尽仅管二•八声明与他无关,但他要用借口来显示他的存在、他的权力、他的荣誉,所以他要整人,造反派找他讲理,什么理不理,“军委”八条就是理,老子就是理,马上发表了2.18声明、3.21通告,对敢跟老子唱对台戏的造反派大抓特抓,看老子“军政府”的利害。还是你这几个毛毛虫造反派利害,毛一看大事不好,刚刚发力起来的“群众运动”被军政府扑熄了。过几天林也觉得这些军内走资派也太过分了,马上发个“军委十条”纠正,十条出来后,军政府非常被动,造反派、非红五类红卫兵认为时机已到,为工总翻案,要陈再道检讨,毛此时发现,光靠军人组成的军政府并不好管束,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互相监督,此时中央发话了,军政府一方不能单独执政,需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才能执政”。
9、三结合的难题
三结合革委会必须有群众代表参加,军政府此时考虑怎样才能选自己合意的群众代表,那时,武汉市群众由谁代表呢。“工人总部”已被取缔,“工造”又为工总翻案,和军区不合作,而保守组织又没有全市性的组织,原职工联合会已垮台,红卫兵分成三派,(1)三司(2)三司革联(3)乌兰牧骑(华工学生周德武为头)。这三结合的革委会成为军政府的难题,而此时,多数人认为,按党搞运动的一般规律,估计中央要求各地尽快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后,文化大革命即宣布结束。以往运动多半只在一在一年左右
10、机会来了
军内有人提出良策,将原来“职工联合会”的群众,重新组织起来。1967年4月后,中央急于要各地尽快实现大联合,建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3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于部的信》,特别是4月6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贵阳棉纺厂革命派按行政部门搞大联合“,”建立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和统一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新的厂党委建立之前,革命委员会行使全厂党,政,财,文一切大权”,接下来是,“正确对待革命于部”,“复课闹革命”,“保卫四清运动成果”,”谁反对人民解放军谁就是反革命“,对军政府有利,对造反派不利,特别是中央强调要求全国尽快实现归口大联合,工厂业余闹革命、学生复课闹革命,这都是天赐良机,军政府认为,既然工造总司,三新等造反派们不合作,我们就重组新的统一的群众组织。
这样,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去过了近一年,军政府不顾群众反对,在1967年5月16日,军政府亲手组织了“专保陈再道和军政府”的保皇组织“百万雄师”面市。这在当时全国是仅有的,
运动初期,全国出现的保皇派在一月风暴时,都已经士崩瓦解了,(像武汉的红五类红卫兵一司和职工联合会)后来全国出现的二派,和武汉钢新二派一样,分不出谁造谁保。双方都指对方是老保。只是一方左一点,一方右一点罢了。唯独武汉因军政府重建了保皇组织,并经毛泽东定性(7。20事件),因此武汉革与保界线非常分明,所以武汉人写文化大革命比较好写,清清楚楚。外省就不好写,界线不清。所以说武汉文化大革命比较特殊。。
11、保皇军的兴亡
“职工联合会”那里去了呢,“武汉职工联合会”,最早是由一些四清运动积极分子组成的工矿企业红卫兵演变而来,由于这些人过去依靠当权派赌狠惯了,后来当权派挨整,而且是中央叫整的,他们一时也无法,只好忍气吞声,运动初期表现得很温和,一般不和造反派对抗,而且总是遭造反派的打压,由于这些积极分子有个习惯,服从上级,文革初期上级都垮了,没有上级,他们无所适从,他们互相之间又形不成权威,特别是一司(三字兵)垮台后,红五类工矿职工、无学生撑腰,所以一直未形成全市性的组织,后来,随着运动发展,他们不断受到造反派打压才意识到要搞个全市性组织。
武汉职工联合会从1966年在12月11日成立67年2月30日解散,共存在50天,在这50天内,只做过三件大事,没有伤害造反派,到是造反派打压他们占多数,原因是他们的后台全部被斗,他们搞得灰溜溜的,成天垂头丧气,也好像是有罪的人。
职工联合会发起人是武汉重型机床厂技校电工崔景德,(四清工作队队员)和武重工人杨庭峰以及外单位冯正明、何其华、张立华等人组织而成,由崔、杨二人为头,组织全市四清工作队员和红五类职工参加。当时成立群众组织是需党委批准的(造反派也一样)都必须经省、市委文革小组视察员同意(中央公安六条规定,五类分子不能成立组织),职工联合会经市委批准,每月活动经费2000元(工总3000元,工造2000元,后来增加了)66年12月11日,在武汉体育馆举行成立大会,由刘惠农市长授旗,总部设在市总工会内(万松园路)。职工联合会垮台原因也很简单,由于这些人从未挨过整,斗争精神不强,开会、游行都组织不起人(后来军区陈再道支持时就不一样)
职工联合会成立后只办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1967年12月25日成立后13天,汉阳第三色织布厂造反派抢四清工作队封存的材料,四清工作队队员林焕运在阻止抢材料时,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亡,当时情况是第三色织布厂厂内造反派人很少,四清工作队和积极分子人多(中间群众不管)本单位造反派属于“工造总司”,于是就到外单位请同属“工造总司”的人来声援,当时武汉市还没有发生武斗,只互相指责,没有打人现象,本单位人当然好办,外单位人就不守规矩,推推怂怂有些过分,林焕运心脏病突发,送医院后死亡,这事当时轰动全市(当时法院、医院、公安局全出动,人命关天,最后结论是因病死亡,不是被打死),此时职工联合会才成立7天,头头们想借机压一压全市抢黑材料的造反派(当时,提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认为造反派被是有问题的人占多数),所以认定此事算是牛、鬼、蛇、神、闹事,二轻工业局工作组准备抓人,但公安局,法院认为不是打死的,就不敢管,于是,职工联合会就决定在12月25日(毛生日是12月26日)抬尸游行。当时,二派游行时都互不干涉,也不指骂对方,都只拼命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林焕运讨还血债,”,”严惩杀人凶手”,,,,,,.等,最多喊对方是“老保”,当时二派都承认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皇派。
第二件事是由于受工总之压,各单位、四清工作队,或积极份子,成立战斗队,造反派就去捣蛋,抢黑材料,砸对方门窗、板凳,用板凳封对方办公室门,造反派很不讲理(当时不叫造反派,只叫××战斗队,有些战斗队和全市组织挂钩,有的没有挂钩,纯本单位的,由于有积怨,所以后来职工联合会由温和变得凶狠),67年1月19日晚,市职工联合会突然派几百人去武昌红楼(辛亥革命纪念馆”),将“工人总部”砸了一顿,(无非是砸桌、椅,广播器材,当时不打人)。这是武汉市第一次,由一个全市性组织去砸另一个全市性组织(各单位互砸很多)。
第三件事是去广州揪斗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因李一清在对南下造反大队公开说,”武汉联工联合总会是个保守组织,应该解散”,在当时”造反派“三个字是很香的,“保守派”三字很臭,这给他们名声和革命精神,带来很坏影响。当时、工人总部和二司到广州将王任重揪回武汉斗,一炮打响,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名符其实的造反派,而职工联合会头头们想,一定要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李一清,让全市人民都知道,“武汉革命职工联合总会”才是真正的造反派组织,没有一点建树,怎能号召群众呢,为了表示自己也是革命造反派,他们借李一清在广州说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的话,就发誓派人上广州揪李一清‘要揪他回汉回答问题“,由于他们是保守派,战斗力不强,在武昌火车站等车时,大家都溜了,怕得罪李一清首长,。当时,职工联合会的人,都是由各单位积极份子组成,从未挨过压,所以反抗精神不强,他们连本单位的当权派都不敢公开保,所以谁也不敢公开保,既没有公开保省委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也没有公开保市委书记宋侃夫,市长刘惠农,更不会去保刘少奇,邓小平.只是看不惯造反派中的一些人,他们想起来干革命,造反派硬压他们,就内心讲,他们可能同情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和本单位当权派,但公开不敢说,因当时全国局势和党中央毛主席都出面支持斗当权派,所以他们也不敢乱来。
文革期间,当权派不能成立组织,党的积极份子由于扫四旧时整了“三家村”也算犯了错误,不能理直气壮的去保谁。
67年1月5日揪李一清战斗队在省委集合时,人到不齐,后来经研究,由崔景德带
人上广州揪斗李一清,
,杨庭峰带人上北京上访,
崔景德带人到广州后,一部份人上街玩去了,一部份人同崔到中南局找到了李一清,李一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一个“中央六级”大于部能接待他们,几呼让大家受宠若惊,他们向首长介绍了组织情况,同时也指责了李的表态给他们带来的后果,李一清接受了他们的批评,并当众向他们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崔很满意,但有人提出光给我们检讨不行,要回汉向全市“职工联合会的造反派们“检讨,僵持了好一会,崔说,我们也不为难首长,最好首长写个书面检讨,我们带回去。李接受了,就这样,号称几十万战斗队员的“武汉革命职工联合会赴广州揪斗李一清战斗团”就这样胜利完成了任务,试想,毛泽东知道了有不生气的吗,本来毛是要你们这些老百姓唱红脸,来吓吓他的下属的,没想到,你比他还会做人情,他这白脸怎么演。你说职工联合会该不该倒霉。
。更倒霉的杨庭峰到北京后,发现北京有个“全国职工联合会”,他劲头来了,马上联系上,并代表武汉“职工联合总会”集体加入,参加后马上电话告诉武汉,所有职工联合会袖章都改为“全国职工联合会”,好大的牌子,够压倒工总的,哪知不到二个星期,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讲话,中央不同意成立全国性群众组织(要允许不得了,夺全国的权)第二天,取缔28个全国性群众组织,“全国职工联合会”在其列,武汉造反派得到消息,全市猛砸,全砸光,杨庭峰马上回汉,一到汉口,即被武汉市公安局抓捕。
2月20日,杨庭峰在武汉体育馆召开大会(公安局放人条件),宣布解散“武汉职工联合会”,他亲自砸掉公章、旗帜。职工联合会从开始到结束才50天。从此,武汉没有公开的全市性保守组织,但各单位保守派用别的名称继续战斗。杨宣布解散职工联合会后,刘XX、王XX等几个人不服气,密议继续打着牌子活动,从市区转入郊区东西湖额头塆,不久,消息被工造总司获得,工造派铁军在2月28日在东西湖额头塆将XXX、XXX等63人抓获,没收新刻的公章、队旗,将刘XX、王XX等13人游街示众(太不讲道理了)。可见造反派当时也很过份,只准自己革命,不准别人革命。这些人真要当权,也不会比保皇派好多少,反正,都不是些好东西。
从此,“职工联合会”彻底消失。
“市职工联合会”解散后,一部份人参加了工总或工造或其它工人造反组织,一部份自行组织了造反组织,一部份人参加了早就脱离了职工联合会的红武兵组织。 
12、收罗旧部和红武兵的兴起
职工联合会解散后,全市组织虽没有,但各区、各单位战斗队组织照样有,其中力量最大的要算蔡俊善的“红武兵”(百万雄师主力)和罗伟全的“造反大队”、陈文的“二•一八”红星军、刘涛的“中学红卫兵”等7组织,他们改变以往保皇派的面貌,和工总、工造一样,也组织批斗省、市领导人的批斗大会,这样一来,又有不少原来职工联合会的群众聚集起来,因为在当时敢斗当权派才能称“造反派”,才符合中央精神,群众才相信,仅管这是“职工联合会”的变种,但革命不分先后,大家也应该承认他是“造反组织”。(所以,王力因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造反组织,才引起他们的不满。要揪王力,问明王力凭什么说他们不是造反组织,是保守派)。
1967年2月19日,军区2.18发表的第二天,这7个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组织了三万人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王任重、宋侃夫大会”,有三万人参加,一时间,这些新的造反派组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此时,正值批判二人声明期间,这些组织和三新、工造总司等,同属毒草派,所以有些人认定他们是属工造三新一方的造反派组织,他们游行和工造、三新一道,观点基本相同,但二者也有明显分歧。双方一致认为,军区2.18声明是正确的,支持军队,孟夫唐是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派,不能参加三结合,二者分歧在于对待“工总”问题上。工造总司和三新认为,工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头头大多数是好的,但后来少数头头修了,只要换上头头,工总才有前途,继续革命。而红武兵等7个组织认为,工总是由坏人操纵的坏组织,是五类分子,牛、鬼、蛇、神占主要地位的“反动保守组织”,“保刘真、保张华(省委秘书长)、保他们的干爹朱鸿霞”。不是造反组织,是历次运动批斗的对象,决不允许这个组织参加夺权。1967年2月23日,工造三新等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声明,支持军区对二•八声明的批判,坚决站在军区一方。在签发声明时,出现问题,红武兵方面派代表要求在声明上签字,但遭到拒绝,因为有人反映,红武兵并不是纯民兵造反组织,头头是原职工联合会的,是原“职工联合会”的变种,工造总司、三新本来就有点“保”的名声,戴有托派帽子,现在不愿自己沾上“保皇派”臭气,所以拒绝。但同意他们在三新、工造控制的《湖北日报》上,单独以红武兵名义发表批判文章(见附录影印件)
在当时,这7个组织人数总共不到三万人,又没有有名气的带头人,远远比不上“工造总司”(37万),(工造总司由于当时职工联合会和工人总部先后解散,不少中间派职工涌进了工造,使工造成为当时全市最大的工人组织),这七个组织只是几个分散组织,没有多大力量,无法和“工造总司”抗衡,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接近工造、三新,从这之后,他们积极四处活动扩大组织,在当时,群众组织都是互相用滚雪球办法扩大的,由于没签上字,他们深感人力单薄,所以加强了组织联络,以求扩大成全市性统一组织,由于这些组织没有在大风大浪的功绩,不能形成有权威人物领头,所以一直处于联络站松散组织的状态。
13、机会
随着运动的发展,这7个组织机会来了。
3月21日,军区宣布工人总部非法,这一行动惹怒了工造总司和三新。工造总司和三新和军区公开分裂,工造和三新,认为军区无权这样做,这干预了文革运动,违反了中央十六条中”让群众自已教育自已”的规定,把支左变成了支派,要求军区放人,为工总平反,因16条上规定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区逮捕了工总头头、解散了工总,那么工造和三新和谁去辩论。1967年4月2日开始,中央提倡成立“贵阳棉纺厂式三结合革委会”时,军区派员到工造三新做工作,要求工造、三新到军区开会组建省、市革委会,遭到拒绝,三新工造观点很明确,三结合必须有“工总”参加,军区必须为工总平反,释放工总没有问题的头头,换掉“修”了的头头,这是他们的”四大自由”的权力。
此时,二司革命小将拼命为工总翻案,多次到工造、三新总部做工作,示好,这样一来,工造三新等丢弃前嫌,旧怨,又溶于二司一起,为工总翻案,
工造和三新及其它几十个中等造反的工人群众组织,学生组织和军区对立,冲击军区机关,游行,到市、区、公安局静坐,示威,工人组织全力支持学生,工总解散后,一部份人参加了工造,一部份人不参加任何组织,成散兵游勇,同工造、三新一道活动,协助工造、三新游行示威,这些人当时称“钢八司”,(即按时上下班、下班后8小时自由参加运动)。特别是中央十条出来后,“人民日报”配合这个文件发了一篇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
中央十条第二条明确指出:”不准隋意抓人,更不准大批抓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中央十条第三条明确规定: 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能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给中央批准,
按中央军委十条规定,军区抓人显然是错误的,,这样一来,三新工造和几十个工人造反组织开始加强了冲击军区阵式,上万学生静坐。满城口号是,“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陈大麻子你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陈再道弄得焦头烂额,孤立无援时,红武兵等组织借机联络上关系,因红武兵标榜是民兵为主的“造反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和人武部军区关系密切,这样一来,红武兵成了解救陈再道命的唯一稻草。一方坚决拥军,同意解散工总和逮捕工总头头,一方需一个全市性群众组织,按中央要求,建三结合的省、市革委会,二者一拍即合,军区孤注一掷,决定坚决支持这个由民兵为主的群众“造反组织”。
红武兵在军区的支持下发展很快,将全市七十几个保守组织(原职工联合会基层组织变种)纷纷加入。由于有军区支持,即是合法,又肯定是左派,决不会再错,所以有保守思想的群众纷纷加入,不久,大家一致要求成立一个统一名称的全市性组织,因红武兵只是七个组织之一,又是以民兵为主,范围受到限制,大家不想用它的名字,也不愿在他的领导下成为“儿子”组织。所以,一直无法统一。
大家知道,保皇派(或称保守派)有个特点,是当惯了奴才,大事、小事只听上级的,没有上级“红头文件”谁都不服谁,不听谁的,内部极不团结,此时,军区急了,公开派员干预,指定领导人。在市人武部部长巴方亭的全力支持和撮合下,人武部推荐武汉市机械局人武部干事俞文斌为头(俞和原职工联合会无关),经过讨论,一致通过,由于组织多,最后总部由俞文斌、杨道安、孙运东、谢敏华、刘敬胜、汤忠云、孙德州、章迪杰、蔡俊善、李本富、陈德松、耿汉卿、纪登清等十三人组成,至于总的名称,由 “中学红卫兵”头头刘涛提示,应像当年百万雄师进入南京城一样。所以正式名称定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是其宗旨。
至所以叫“联络站”不叫总部,是因为下面山头太多,不服谁为头,除俞文斌外,其它都以实力为本钱。
1967年5月16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有五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一个轰动全世界,制造第二个西安事变的军办群众组织就此诞生,人武部派员祝贺,挂牌营业。人武部派专人到联络站指导工作,军区领导叶明等经常找他们开会,加强联络,联络站按区共分8个分支机构,江岸区陈文,江汉区沈浩然,硚口区马德才,汉阳区张学清,武昌区刘喜春,东西湖罗明发,青山区汪家玉,汉桥区孙运来为各区负责人,为安全起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127部队派张有富、杨爱忠二个连级干部穿便衣到总站协助工作,并保卫俞文斌等负责人安全,有事随时调动部队增援。(以上据章迪杰作,《疯狂岁月》百万雄师回忆录。)
造反派们的死期已经不远,造反派并不知道内幕,工造此时正在三新学生组织的指导下,紧跟党中央为党闹革命、大搞归口大联合,按行业成立战斗队,搞革司、联司,37万人的跨行业全市性组织工造,当时按党中央、归口大联合要求,总司被分解成 长办联司、新一冶、武船联司、汉纸纸联司、三棉革司、汽标联司、铁机联司等……只剩下8万人,而此时,红武兵变成百万雄师后,由3万人猛增到47万人,(后加入15万农民,最高时62万人,工总在3.21前总队员人数已达48万,以上为7.20后统计数),此时一些人头脑不灵的造反派还每天抬着毛主席的相片在军区门口大闹,静坐、绝食大叫……,“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刮你的皮”,“他们真还不知道到底谁要刮谁的皮”。
军区一切准备完毕,任你“造反派、牛、鬼、蛇、神”闹,此时军区机会来了。四月后,中央运动风向大转,《人民日报》几个社论下来,对造反派非常不利,有人认为毛泽东要将运动收尾了,这几个社论是,“要正确对待干部”、“保卫四清运动成果”、“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按行业实现大联合”、“坚决打退反革命逆流”、“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谁就是反革命”,(见附图)。有了这些尚方宝剑,陈再道硬了,“百万雄师”派上用场,什么用场。拔据点,要求全市跨行业山头必须尽快撤掉,占据的办公地点必须限期退出,使用的广播器材必须交还原单位,所有人员必须回单位上班,业余闹革命,学生必须回校上课、复课闹革命,公共场所不准聚众闹事(和当年北京、六•四运动方法相同,采取分而治之的老策略),为了配合拔据点,军队作了充分准备。首先,以训练民兵为名,集中百万雄师(民兵)加强军事训练,另外,加强宣传,说明阶级敌人乘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之机,试图夺权,我们一定要戳穿他们的阴谋,军区连续发表几个公告,(见附图)。刘丰将军用军用飞机于2.18、2.20、3.21日在全市散发三次传单,(因《湖北日报》被工造、三新把持)和几个“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公开信”,“严重声明”等。陈再道、刘丰将军的军政府第一步找到支持自己的群众组织,并挟持起的群众组织支持自己,协助拨据点,第二步加强了宣传,第三步即准备筹建省市三结合革委会,省革委会计划军队由陈再道等,干部由韩宁夫等、群众由俞文斌等担任,市革委会计划军队由蔡炳臣等、干部由辛甫等,群众由杨道安等,为了迎接市三结合委员会建立,辛甫(原市委组织部部长)林立等原市机关于部在市委组织机关干部跑步集体亮相。表示支持新政府,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军区于6月4日发表6.4公告。
6月5日武汉军区邀请“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开会,(以前未公开正式请到军区,这次是第一次),会议在军区二号楼二楼会议室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出席会议的军区负责人(没有陈再道)副政委叶明,副政委杨秀山、姚喆、孔庆德(副司令员)以及夏奎部长、李良、马明副部长,独立师蔡炳臣等;百万雄师方有:俞文斌、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孙浩洲、章迪杰等。我们摘录几段讲话:
叶明讲话:“现在有少数坏人要夺权,你们要提高警惕,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 捍卫无产阶级的政权,维护社会治安,要加强军民团结,坚持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号召起带头作用。”
辛甫讲话(另一次会议)“你们不光是要制止武斗,还有许多事情等你们去做,现在各级领导班子都瘫痪了,你们要争取他们回来抓革命促生产,要维护社会治安,工总、二司也有好人,也有坏人,好人是绝大多数的,要团结大多数”。(暗中把点,只杀坏人,莫杀好人,尽量少杀,那么,谁是坏人呢)。(以上据章迪杰作《疯狂岁月》百万雄师回忆录)。
请看,6.17 6.24 7.15血案就是在这些隐晦的漂亮语言下发生了。要百万雄师这个群众组织拿着大刀,长茅去制止另一个群众组织的武斗,这是制止武斗还是挑起武斗,读者自己去分辨。
与此同时,造反派方面正在步步退缩,孤立无援,被逼得已无路可走,特别是中央一个一个社论,为造反派说话的除了那篇“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一篇之外,再没有一篇为造反派讲话,如果中央真是“四人帮”当家的话,那“四人帮”也是镇压造反派的帮凶,军政府在这些社论支持下毫不退让,为工总翻案的主力除二司和三新的革命小将外,作为武汉工人运动的第二大组织“工造总司(当时已成为第一大工人群众组织),责无旁贷的成为旗手,但在危险时刻,工造的机会主义思想并未散去,满以为自己是“毒草派”,军区矛头不会对准自己,放松了警惕,结果在6.24血案中死得最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分析工造总司几个头头的背景不难看出,吴焱金本人原就是四清工作队骨干队员,扫四旧时,没有受到沉重打击,所以反抗精神不强。工造唯一的一个党员潘洪斌只是一个二百多人的小厂工人,眼界不高,其它二个所谓智囊,如龙梅生(武汉胶管厂工人)彭祖龙(武汉橡胶厂技术员))也只是二个只会夸夸其谈,不能务实,毫无远见的中等工厂的头头,运动初期未受到打击,斗志不强,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特别是在他们心目中,像崇拜“上帝”一样的崇拜“党”,把军区党委看作是党,他们始终认为“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是不会屠杀这些听党的话的革命群众的。他们无法和久经战场,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能左右逢缘,看透了“党”内的阴暗和残忍,对“毛”对“党”百倍警惕,心狠手毒的陈再道、钟汉华、叶明、刘丰等老干部组成的军区党委相较量和抗衡。
关键时刻,工造一切都听令于三新学生头头的指挥,这几篇社论出现后,为了紧跟党中央,华中工学院头头张立国首先要求工人们响应社论中所指“按系统,按行业实现大联合的要求”,而此时,正是军区组建“百万雄师”壮大百万雄师之时,很快,工造总司由一个仅次于工总的第二大组织被分解成许多“独立国家联合体”等,完全失去战斗力,被陈再道看透,从军事学上讲,若二军势均力敌,力量均等,双方反而不敢轻举妄动,血案反而不会发生,这应该是教训。
分而治之是中央收摊子的信号,而军政府不但不收摊子还重新组建壮大“百万雄师”这个摊子,很快被工造铁军摧垮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渐占上风,工造总司已不是其对手,处于劣势,6.24惨案的到来与其有关,尤其在政治观点上工造总司只承认“工总组织”不承认“工总个别头头”这更是荒诞到顶,而此时,二司却相反,他们认为朱鸿霞是一个当代武汉不能替代的工人领袖,工总头头(7个头头,6个党员)是武汉最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在毛泽东最危机时,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坚强战士。为工总翻案在二种思想支配下进行。
6月4日,军政府发布动员会,战斗(武斗)开始升级,《6.4公告》明确指出,谁为工总翻案,谁就是反革命,就要严惩,“百万雄师”凭这一上方宝剑冲在前线,首先冲击静坐学生,进而围攻广播站,再而进攻工厂、机关、学校。(在此之前,武汉并没有什么大型武斗出现,造反派冲军区,学生静坐都遵守制度,决不用武力,)
6.4公告后,“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武力驱赶静坐学生,工造总司和非法工总游民组成的钢八司,为了保卫学生人身安全,保卫静坐现场而和百万雄师发生了小规模武斗,当时,造反派在市内有不少广播站,宣传静坐目的,要求为工总翻案,强烈要求军政府放人,和百万雄师的广播站互相辩论,漫骂。6.4公告后,百万雄师不再辩论,也不漫骂,只用武力驱赶广播站,因而发生武斗连连升级。
6月7日,“工造总司”等发现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武斗事件时时发生,支左的军队坐而不管,就以“文官政府”名义在湖北日报上发表“紧急公告”和.《6.4公告》针锋相对,(见附件①)
“军政府”和“民间政府”二个公告同时出现,更激怒了军政府,因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合法的政府(军政府),你“工造总司”和三新,钢八司等算什么东西,更不幸的是,工造总司发布的命令后面还有大小几十个组织和工造分出去的革司、联司一道签名,这就使得更软弱无力,让陈再道看出内幕,正中陈再道将军之计。使他下定决心清除这些“垃圾政敌”。
军政府驻百万雄师总部参谋人员制定了拨据点作战计划。
第一步,抢占市中心战略要地,民众乐园据点。
6.17血案因而发生。
  
  
  

 
 
顶端 Posted: 2009-05-30 17:14 | 6 楼
曹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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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杂乱无章,毫无起码的常识,什么都不懂却要什么都发表意见。耐着性子看了一些最后还是看不下去了。如果作者真的曾经是造反派的话,那么它迷失方向已经到了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的地步了。

比如一开始什么“共产共妻”这种利来反动派诬蔑共产党的话他也会拿出来,不是连一点起码的常识也不知道了?共产党被骂了几十年。国外在科学共产主义出来以前就被骂了,可是那个国家的共产党上台以后搞过“共妻”,这种文章简直不屑一驳。如果对他的每一个谬误都反驳又太花费时间,没有人能够为他花费时间,只需回答他:“你不配”。
  
  
  

 
 
曹为平 跨千纪恶魔
顶端 Posted: 2009-05-31 00:51 | 7 楼
张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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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东西根本不是作者的,完全是从别处抄来的。
其实你只要写个人的经历就够了,就真实了,别人一看就明白了。
象这样胡编乱造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顶端 Posted: 2009-05-31 12:43 | 8 楼
hgy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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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大血案简述  (一、)六·一七血案

二、三大血案简述  (一、)六·一七血案
    (原作者如是说:谢谢你将孬文上网,引起不同看法而进行批评才最有意义,目的是征求意见,但所述事实确是千真万确,本人可负全部责任。如有个别地方有出入,也可通过批评文中找出答案,于以纠正。商欣仁,彭祖龙。5月30日)



二、三大血案简述



(一、)六·一七血案



时间:1967年6月17日中午开始

地点:汉口六渡桥孙中山铜像周围

死亡人数:当场12人,后经抢救无效死5人,共17人



过程:

6.4公告后,百万雄师“打着”为响应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配合军政府撤据点行动,充当打手,实现军区要工人回厂上班,学生回校上课,业余闹革命的要求,在全市开始撤退驻点行动,

应说明的是,当时“百万雄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办公室”都将市委或区委作为办公地点,在军区看来,“百万雄师”所占据点,不在应撤据点的规定之内,而在三新,工造等造反派观点人看来,要撤都应撤,决不能让一个群众组织去强行撤退另一个群众组织,这纯是军区(陈再道)挑动武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罪行,为保卫党央,保卫毛泽东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就必须用“舍得一身括,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坚决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因此,双方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在军区和百万雄师保守势力一方,首要任务是将在公安局静坐学生驱赶走,将在军区门前示威群众驱赶走,将‘强占’的公共据点(如机关、宾馆、剧院、广播站)驱赶走。

在这个过程中,就和工造铁军和已解散的工人总部散兵游勇(时称“钢八师”)发生了不少小型武斗。从6月5日至15日,十天中,武汉小型武斗不断升级,规模越来越大,军政府在百万雄师占上风时,袖手旁观,占下风时,支左部队的军队宣传车,马上上前解围,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双方相互配合,经十天驱赶,汉阳全部(除汉阳轧钢厂外)、汉口大部都被百万雄师广播站占领,只有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柴油机厂、国棉三厂、省新华印刷厂、武汉橡胶厂、长江航务局(长航),中原无线电厂(710厂)、国务院长江流域划办公室(长办)、工造总司、民众乐园,等十个据点,由于人多势众,一时拿不下,特别是市中心区“民从乐园”和“南洋大楼“(南洋烟草公司,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所在地),被“钢八师”占领,这些乌合之众没有头头(临时建了个火线指挥部),凡武汉市造反派观点的人都可以去,男男女女,混乱不堪,是资产阶级的藏污纳垢场所,若不拿下,影响极坏,同时对其它九个大据点无法清除,(所谓九个大据点,其实都是本单位职工广播站和造反派组织办公点,都符合“十六条”规定,是合法的,其中,只有“工造总司”是挎行业,在市文化局大楼办公,也是经省,市委和军区批准的成立的,是合法的)。

经军方和百万雄师总部研究决定,先派人员进驻江汉区政府“财贸办公室”,(即财贸大楼,此大楼是江汉区政府办公地,内设江汉区商业局,手管局,供销合作社,轻工局等机关)作为宣传点,理由是:响应中央号召,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请问,这些下级单位工人进驻上级办公室内促什么生产,纯是借口),然后再派人员进驻在汉口工艺大楼(即民生路口工艺美术大楼,此时大楼已被百万雄师秘秘占领),这样一来,堵住“民众乐园”二边出口,再由二方一夹攻,就能迫使这些牛、鬼、蛇、神滚蛋,

(以上据7。20后审判百万雄师作战部长刘敬胜等的交待材料摘录)

,当初,谁也未想到最后闹成大血案的,据百万雄师作战部部长刘敬胜05年6月7日同笔者一次谈话说:“按当时实力,武汉市那个点我要拿下,真不费吹灰之力,说实在的,现在只要中央给我二个军,我拿下台湾决无问题,当时(指67年6月),主要是军区胆子小,怕出问题,结果我们吃了大亏,死了二个队员”。

当时,汉口方面大部份被百万雄师占下,造反派工人不敢上班,而在这十大据点中,保皇派的工人也不敢回厂上班,当时,市委、各区区委都被百万雄师占领,军区各区都设有支左办公室,这样一来,百万雄师和各区支左办联合办公,(按原中共武汉市委架构形式),江汉区委、区政府为百万雄师占领,旁边的江汉公园为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汽车、战备物资供应。文革前,江汉区政府办公地点不够,将汉口清芬路上一座大楼作为财政、轻工,手管,商业,贸易部门办公点,所以叫“财贸大楼”,财贸大楼内有区财政局、商业局、手管局、饮食服务公司等办公地点,文革期间,大楼内办公照常进行,二派干部,群众都照常在此上班。

6月15日方案已定,军方和百万雄师先已侦查完毕,内部非武装人员已经陆续秘密进入,17日中午,全付武装的(手持长矛、大刀、匕首,头戴柳条帽)的230余名百万雄师“保卫人员”由汽车送入清芬路口,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民众乐园并不知道这边有武装人员进驻,所以,未遇到抵抗,但不知怎么的,二边楼房上的一些群众,自发的揭下瓦片砸下来,如大雨一般,“很快,我们队员有人受伤,打人丢瓦片的都是些群众,我们不好下手,只好下车持长矛驱赶”,“我们驱赶时,他们跑,我们退回时,他们又丢石块和我们挑衅,弄得我们不好办”,”此时形势对我们不利,我们的队员有不少混入群众中告诉我们快点撤,不然“民众乐园”内“钢八师”武装人员会出来助阵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赶快撤到楼内,并呼叫总部派人来增援,要军队派人来解围,不一会“民众乐园”果然出动不少手拿长矛、大刀的敢死队员冲进来围住财贸大厦,半小时后援兵到来,二方在铜人像前展开肉博“ “约40 分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赶到,从中间一档,宣传车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尽管部队出面,但石头、瓦片照砸下来。部队不少人也挨了打”

“实在无法,我们在当天夜晚撤出了财贸大楼,6.17我们损失很大,伤了不少战斗队员(党的好儿女),幸亏解放军来得早,晚一点还不知道成什么样”。

(以上扰据百万雄师武斗队长彭爱洲,一冶工人,07年6月25日接受作者采访所谈)

民众乐园当时情况是人多势众,但是都是些散兵游勇,未经训练,当中也有不少复员退伍军人,但指挥不力,和由部队训练的民兵肉博时并不占上风,但百万雄师人员必定少,处于劣势,后来增援几百人,由于六渡桥是造反派天下,群众支持造反派人数占多数,所以保皇派占了下风,好在部队也很快赶到,给百万雄师解了围。

6.17造反派共死17人、重伤121人,后医治无效死7人,共24人,百万雄师死2人,造反派人多为什么死这些人呢,原因是外援武装人员赶来时,因不了解战场局势,有二部汽车满载保卫人员赶到时,误入铜人像百万雄师“军力”区,汽车倒车时被百万雄师逼停,车上人员未下车,即被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持长矛乱戳,死伤十分严重,,另有七名百万雄师武斗人员被抓进民众乐园,二人被当场打死,二人重伤,当时双方死伤人员拖进民众乐后,由造反派中医生自已救治,七手八脚,人多手杂,非常混乱,死和伤者已分不清,尸首已分不清是那一方的,最后,由民众乐园指挥部,将抓进来另几个已投降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共5人,二人重伤)找来,要他们指认那是他们一方的死者,要他们将这打死的二人用板车送回“江汉公园”百万雄师江汉联络站(主要是怕担负打死人的责任),拖尸首时,误认为是三人,所以拖出三具尸体,当时这五个人不敢拖,怕造反派路上杀他们,当时民众乐园指挥部向他们保证,决不会有人再杀他们,为让他们放心,指挥部派保卫人员伴同这活着的5个武斗人员安全离开民众乐园,明白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护送到铜人像民族路口,我们人就撒回,他们就可回到他们总部去,决不会伤害他们,因为那边是百万雄师阵地,这五个人当时很听话,快到中山铜象时,我方人员很快撒转,我方人员刚撒,,他们不知是怕被杀,还是什么原因,丢下尸体撒腿就跑,全跑了,所以三个尸首就将三首尸体留在街上展放示众,放了几天,每天都有全市好奇的人参观,,,

三首尸体是:+++, (长航。造反派队员)。(忘其名)

陈怀兴,(长江航道局 工人,保皇派)

陈惠选,(关山鼓风机厂 工人,保皇派)

当时被杀死的造反派能记起名字的还有:(共17人)

杨文学(桥房)  

乔长远(汉阳枕木防腐厂)  

余望生(一冶一公司,46年生)  

胡双全(一冶技校学生)  

余成章(单位不详)  胡++祥(不详)

希望知情读者补充完整数,以祥历史史料,
  
  
  

 
 
顶端 Posted: 2009-05-31 18:58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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